王友琴《文革受難者》英文版出版
Hu Ping胡平
極權統治者都是無師自通的心理學大師，希特勒如是，斯大林如是，毛澤東亦如是。
斯大林說：“殺死一個人是謀殺，殺死一百萬人隻是一個統計數字。”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殺死了沙皇一家，這筆帳被世人牢牢記住，直到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總統還親自主持一項儀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澤東留下一個末代皇帝溥儀做活口做人證，就在毛撒手西歸，毛昔日的罪惡再也不是秘密之時，這段故事還激起意大利導演的靈感，拍了一部電影《末代皇帝》，贏得奧斯卡獎。觀眾津津樂道溥儀被思想改造，從皇帝變成公民。在有意無意之間，人們得到一個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對政敵不象俄國共產黨那麽凶狠。至於說中共殺害了好幾百萬舊政權的中下層官員，由於這些人無名無姓，遠遠沒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樣富於戲劇性，不會有人把他們的遭遇寫成書拍成電影，就是有人寫了拍了也不會有多少人看，所以不會給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在《文革受難者》一書裏，王友琴寫道：“1980年前後的一段時期，是對文革受害者的大規模平反時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從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報道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內部’存在一些‘規則’：比如關於劉少奇和陶鑄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長。關於級別比他們低的人的文章則比較短，也不占明顯的位置。級別再低的人，一般僅僅提到名字，沒有故事。級別更低的受難者，名字和故事都不會見報。”王友琴提到了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該書“記載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然而僅僅限於正教授和高級黨政幹部，連副教授都沒資格列入。”王友琴寫道：“這種‘規則’施行的結果之一，是可能給人造成一種錯誤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級幹部和社會名人。”
但是，王友琴斬釘截鐵地指出：“千萬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觀的中心。”“百姓之死的被隱瞞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圖景因此而改變。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長期不被記載，文革的罪惡在曆史記載中因此變得輕淺”。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王友琴給自己規定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盡力查訪那些文革中普通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2000年10月，她創立了網站《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今年5月，她出版了這本書《文革受難者》。
王友琴博士做的是一件很少有人願意做和敢於做的事，她這本《文革受難者》記錄的死難者，其中也有高官顯宦和社會名流，但絕大多數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在這些普通的受難者中，由於查訪的困難，隻有極少數人的遭遇能寫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絕大多數隻有寥寥數語，少的隻有二十幾個字。
據王友琴說，她當初曾與一所大學聯係，該大學對文革研究頗為關注，出版過好幾本有關文革的著作。王友琴希望能得到該大學的支持，但對方回絕了。其理由是：象這樣一本按姓名漢語拚音順序排列寫成的受難者記錄缺乏可讀性。
不能說這個回複毫無道理。可是，想想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吧：那無非是一排低矮的牆，上麵刻寫下每一個死在越南戰場上的美軍士兵的姓名。再有，在紐約市紀念911兩周年的儀式上，最重要的一項儀式就是按照英文字母表順序大聲念出每一個死難者的姓名。這樣的紀念碑，這樣的紀念儀式是不是太單調，太冗長，太沉悶，太乏味呢？除了死難者的親友熟人，對於其他人，一個名字不就隻是幾個排列的字母或一串空洞的聲音嗎？或許有很多人是這樣認為的，然而我堅信，無論是誰，隻要當他走到越戰紀念碑前或目睹911紀念儀式時，他都會感到一種震撼。他會領悟到一條真理，那就是：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得到尊重。
當然，一部《文革受難者》可以有多種寫法；但是換成其他任何一種寫法，都不可能把這659位死難者全部囊括，被省略掉的隻能是那些無名的小人物，而這一點恰恰是作者最要避免的。王友琴質問道：“為什麽對默默無聲地倒下的受難者就不可以作傳呢？”她的答案是：沒有任何反對的理由，“除非采取那種價值觀念認為普通人的苦難和死亡無關緊要，或者沒有毅力來做這樣一件耗時耗力的工作。”王友琴寫道：“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沒有一種心願比這更謙卑，同時又比這更宏偉的了。於是，王友琴便以一人之力，象精衛填海一樣，承負起這件不可能的使命。
五百多頁厚厚的一本，記錄下六百多位受難者。文革期間一共有多少受難者？缺少可靠的統計。據保守的估計也在一百七十二萬人以上。這就是說，如果一厚本書記錄六百人，那麽要把文革受難者全數記錄，我們需要三千本！
這當然不是王友琴一個人所能完成的工作。其實，要完成這件工作並不困難，如果每個大點的單位，每個縣，每個區都有人出來承擔的話。中共隻消拿出它用在打壓民運，監控網絡和迫害法輪功上的人力財力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少，這件工作也早就完成了。但是中共不會這麽做。它不但自己不這麽做，而且還要妨礙別人這麽做。三十八年過去，昔日的見證者大部分都已經步入晚年乃至離開人世，多少記憶正在可怕地消失。
這裏，我願意向大家呼籲：讓我們都拿起筆來，記錄下我們身邊的文革受難者，不論他或她是我們的親人、鄰居、朋友、師長、同學、同事，或者是我們知道的任何什麽人；能寫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當然最好，如果還能附上一些相關資料如照片之類更好，哪怕隻有一兩行字、甚至一點線索也行。寫下來後，就送到王友琴的網站“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拯救記憶，拯救曆史，同時也是拯救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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