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文革中第一個自殺的“筆杆子”鄧拓
作者： 王友群
1949-1958年，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近十年。這十年，毛發動了一係列整人的政治運動，包括批《武訓傳》，批《紅樓夢》，批胡適，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批“饒潘揚反黨集團”，批右派等，《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作為《人民日報》負責人，鄧拓也是這個整人機器中的一環。文革爆發前後，鄧拓成為挨整對象。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這標誌著禍害中國人民達十年之久的文革正式開始。
就在這一天，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全國各大報紙同時轉載戚本禹發表在《紅旗》雜誌第7期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章點名說：“鄧拓是一個什麽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
鄧拓當時是分管文教的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少數幾個省部級的中共“筆杆子”之一。
戚本禹何許人也？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秘書是也。對中共高層政治敏感的鄧拓馬上意識到，戚本禹的文章，是代表毛澤東的。毛已經把他劃到“敵人”一邊去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頭了。
1966年5月17日深夜，鄧拓在家中自縊身亡，時年54歲。
臨死前，他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寫給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寫給妻子丁一嵐。
在給妻子的信中，他寫道：“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
鄧拓為什麽自殺？
第一，鄧拓認為，他不僅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而且一直對黨忠心耿耿，更不是什麽叛徒，但現在黨這麽定性他，他感到沒有活路了。
鄧拓在寫給北京市委的遺書中，用了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時的背景與不足，竭力表白自己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鄧拓還以較長篇幅詳細敘述了他曆史上兩次被捕和出獄的情況，並總結說：我不認為自己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我認為自己一直是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事業而不顧一切地在努力奮鬥。
最後，他寫到：“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囯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第二，毛澤東批他“書生辦報”，“死人辦報”。
鄧拓，生於1912年，福建閩侯人，曾在上海光華大學、上海法政學院、河南大學學習過；1930年加入中共；1938年開始新聞生涯，主辦《晉察冀日報》十年。1949年後，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10年。
早在1942年，鄧拓執筆撰寫的《晉察冀日報》社論中，就提出了“毛澤東主義”這個說法，之後，他一直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宣傳者。1944年，他主編出版了中共史上第一套五卷本的《毛澤東選集》。他還寫了不少宣傳毛思想的理論文章、散文和詩歌等。
但是，中共建政後，毛的思想越來越左，鄧拓越來越跟不上毛的步調了。
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希望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
毛的真實意圖是，“引蛇出洞”，把對中共有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的人都引出來，然後，一網打盡。
毛講話後，民主黨派辦的報紙紛紛響應毛的號召，刊登給黨和政府提意見的文章，《人民日報》的表現卻很“保守”。
鄧拓特別規定，對來稿要嚴格把關，在保持作者原意不變的前提下，刪改激烈語言再發表，並且要加編者按語以緩和火氣。
1957年4月開始，《文匯報》、《光明日報》大量發表大鳴大放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毛多次公開表揚這兩張報紙，指示鳴放要“加溫再加溫”。對於《人民日報》的不溫不火，毛很生氣。
1957年4月10日，毛在他的臥室召見《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和副總編輯胡績偉等，嚴厲批評說：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會議已經開過一個月，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讚成中央的方針。
胡績偉回憶說：“談話中，毛澤東對鄧拓的批評，簡直是‘破口大罵’，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毛罵鄧拓：“你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中央開了很多會，你參加了，不寫，隻使板凳增加了折舊費。”“你養尊處優，隻知道汽車進汽車出。我看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鄧拓幾次想解釋都被頂回，最後他說：“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漢元帝，不過我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難以勝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職務。我幾次誠心誠意提出過這個請求。”毛說他是“假辭職”。
胡績偉講，毛對鄧拓的責難毫無道理。第一，鄧拓是按中央定的規矩辦事，沒有錯；第二，鄧拓的頂頭上司是毛的大秘、替毛管《人民日報》的胡喬木。即便有錯，責任在胡喬木，不在鄧拓。
之後，鄧拓再次提出辭職。不久，毛派吳冷西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任社長。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舊事重提，以尖刻的語言，當著所有與會者的麵，再次批評鄧拓。當鄧拓走進會場時，毛說：“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聞風不動……我給你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麽又不辭職？……鄧拓就是無能。我說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他是死人辦報。”
毛再次批評鄧拓兩年前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冒進情緒》“是反馬列主義的。社論的提法同魏忠賢的辦法一樣：‘東林雖有君子，然亦有小人。’這是魏忠賢的筆法，其實是說東林皆小人……形式上兩麵反，實為反左”。
這篇社論是當時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授意發表的。劉的本意是想反左傾反冒進，但顧慮毛的左傾態度，就在標題中既講了反右，也講了反左。社論送毛審閱時，毛批示“我不看了”。鄧拓發了這篇社論，毛一直記恨在心。
南寧會議後，鄧拓再次提出辭職。1958年8月，他被調到北京市委當管文教的書記。
第三，鄧拓是毛忌恨的文化人。
鄧拓文革遭難，首先源於他寫《燕山夜話》，以及他與吳晗、廖沫沙輪流寫《三家村劄記》。
1961年3月9日，鄧拓受邀在《北京晚報》副刊《五色土》開辟“燕山夜話”專欄。到1962年，共寫149篇。
“三家村劄記”是1961年9月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開辟的一個專欄，由鄧拓、吳晗、廖沫沙輪流寫稿，共寫了60多篇。
鄧拓寫的這些文章，就日常所見的各種問題，旁征博引，借古喻今，文筆生動，吸引了不少讀者。
總的來說，這些短文都是在中共黨文化的框框內寫的，但一些文章也講了一些真話，對毛發動的大躍進做了含蓄的批評，迂回地為當時被打倒的中共元帥彭德懷辯護。
比如，在《為李三才辯護》一文中，他描述明朝大臣李三才，在朝廷上勇敢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上親自審問，但被拒絕。這個情節被認為是影射毛拒絕聽彭德懷的真話而罷了彭的官。
鄧拓還以古代直言進諫的學者自詡，稱讚“雜家”，屢次舉明末的清流東林黨人積極參政的例子。他還幾次在舊體詩中稱讚東林黨人是“東林一代好男兒，力抗權奸誌不移，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文革後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胡績偉後來寫道：“我讀了鄧拓作品以後，使我比較大徹大悟的是，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要革掉的是整個中國的優秀文化。毛澤東那樣忌恨鄧拓，早就下決心要‘革他的命‘”。
第四，毛要抓鄧拓背後的人——彭真、劉少奇、鄧小平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在杭州同他的妻子江青等作了三次談話，指責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要解散。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說吳晗、翦伯讚是學閥，上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毛還點名批評《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北京市委組織了對鄧拓的第一次批判會。從這天起，鄧拓被停止工作，專事檢查。
此後，全國各大黨報等對鄧拓的批判逐步升級。最後，鄧拓的問題被上升到“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大進攻”，必須挖出“最深的根子”。
“最深的根子”是誰呢？鄧拓在北京市委的頂頭上司，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彭真還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與中共第二把手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關係很密切。
毛拿鄧拓開刀，就是要砸爛北京市委，鬥倒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最後摧毀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修正主義的反革命司令部”。
結語
1949-1958年，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近十年。這十年，毛發動了一係列整人的政治運動，包括批《武訓傳》，批《紅樓夢》，批胡適，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批“饒潘揚反黨集團”，批右派等，《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作為《人民日報》負責人，鄧拓也是這個整人機器中的一環。
文革爆發前後，鄧拓成為挨整對象。
鄧拓至死都不明白，他一生忠心耿耿為黨，最後為什麽竟然被黨定性為“叛徒”。
2004年*****發表的係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揭開了謎底：中共本質上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
鄧拓在《燕山夜話》中有一篇《不怕天》，強調“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勝天”。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敬畏天地神明，順天而行。
鄧拓提倡不敬天，不畏天，還要戰勝天，這還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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