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明：論“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曆史的回顧與反思

曉明：論“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曆史的回顧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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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1, 2016  廣西大屠殺, 文革, 曉明

引言

“文革”是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一場大災難、大悲劇，是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公民的命的曆史大慘劇，這是早已為中國朝野上下所公認的事實，也為世界上正義的人們所認可。但，“文革”中的重災區廣西，發生在一九六八年的那場大屠殺，尤其是幕後策劃者、指揮者韋國清及其他在各地的代理人、那些許許多多殺人凶手們的滔天罪行則是許多人（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人）至今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雖然經過了1983至1984年“文革”的“處遺”工作，懲處了一些“文革”中的殺人凶手和違法犯罪分子，比此前有所進步；然而受到法律懲處的人太少了，更多的犯罪分子僅用黨紀、政紀的處分來代替法律的懲處，使受難者家屬多有不滿。特別是至今為止韋國清等人的滔天罪行仍未得到徹底的清算，流毒遠未肅清，使今日之廣西仍有像岑國榮、蘇禮峨一類的“文革”餘孽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為他們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行辯護，也為自己在“文革處遺”中受到的懲處翻案，企圖否定“文革處遺”工作，妄圖回到“文革”他們胡作非為的那個年代，這是當今社會現實中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因此，當年大屠殺的幸存者、當今的“文革”史研究者、以及一切關注當年廣西大屠殺的人們，都有責任、有義務來回顧和反思“文革”中廣西所發生的一切，還曆史的本來麵目，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反擊“文革”回潮的逆流，批駁岑國榮等人的謬論，以教育當今的人們和後人，使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永遠不致再發生類似“文革”之類的慘劇；肅清“文革”的餘毒，這對當今的肅貪反腐、對經濟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特別有現實意義的大事。

1968年廣西的大屠殺是令人震驚、令人發指的。不但殺人數量眾多，僅據官方統計數字就達八萬九千餘人（民間估計應在十萬以上），是全國其他地區少有的（僅湖南的道縣和邵陽地區有與廣西類似的殺人慘案）；而且殺人手段特別殘忍，槍殺，石頭砸死，木棒打死，用刀捅死，推下河溺死，繩索勒死、在地上拖死，捆上手榴彈、炸藥包炸死，殺人後剖腹取肝、割肉煮食，甚至用刀活割活人取肝，殺夫後奸妊妻女，有的婦女先被強奸、輪奸後被殺，更有老人、嬰兒被殺，乃至全家殺絕的，真是無其不有，艮古罕見。

大屠殺事件發生之後，當年韋國清及廣西的各級執政者們不但長期不予處理，倒反視那些殺人凶手和幕後指揮者們為“文革”中的“有功之臣”，給這些人加官晉爵；那些吹鼓手們則大肆吹捧韋國清，胡說什麽“‘文革’中在韋國清領導下廣西執行的始終是一條正確路線”；同時千方百計地壓製和鎮壓敢於揭露大屠殺事件真相的人們。這一切無不使廣西人民、特別是受難者家屬們無比的憤恨而又無可奈何。人們會問：人類社會早已進入了文明時代，但在韋國清當政下的廣西，卻發生了一場反人類的大屠殺，這是為什麽呢？這是一個何等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的公理、王法何在？

要弄清楚這些問題，必須從“文革”在廣西的發展演變入手，從韋國清在“文革”中的一係列醜惡表演入手。認真回顧和深入反思這些，人們就會明白個中的一切。

廣西大屠殺產生的時代背景

廣西大屠殺之所以會產生，與“文革”這種大背景是分不開的。透過“文革”在廣西發展演變的分析，人們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廣西大屠殺產生的時代背景。

1、“文革”初期引發的“造反派”與“保守派”之爭

在“文革”運動之初，全國所有的地方都無一例外的會形成“造反派”與“保守派”兩派之鬥爭。這是因為“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要利用群眾的力量來達到他搞掉政敵劉少奇等人的目的，為此，他除了鼓吹“反修防修”、“反對資本主義複辟”、“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等之外，更是扶持和重用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等“文革”派人物，通過他們來煽動群眾（特別是大、中學生）起來造劉少奇和他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而劉少奇和各地的當權者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權力，也必然要組織力量來保護自己。在這種背景下，出現兩派之鬥爭就是在所難免之事。

由於毛澤東支持“造反派”，並為在運動初期被工作組和單位黨委打成“反革命”、“反黨”、“右派”的人平反；特別是在他主持下製定“文革”運動的“十六”條，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全國各地大、中學生和紅衛兵，開展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等等，至1967年1月發生了“奪黨政財文大權”的所謂“上海一月革命”，此時全囯各地的“造反派”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而“保守派”組織則相繼垮台。無須多言，在“文革”運動之初期，廣西所發生的一切與全國是大致相似的，期間社會雖混亂不穩定，大批判，破“四舊”，學校停課，學生全國大串連，乃至有的工廠停工鬧革命，甚至連農村農民也受到影響，使農業生產受損——等等情況的發生，但那時仍隻是大字報與口頭辯論的文鬥形式而已，並未有刀光劍影的血腥場麵出現。縱觀此時的廣西，與全國各地相比是沒有什麽特殊之處的。

2.保守派重新集結後的廣西兩派鬥爭

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後，首先是桂林的“造反派”一馬當先，於1月19日連續三天在市體育場召開幾萬人大會，批鬥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和桂林市委領導人黃雲等一大批領導幹部。緊接著1月22日，南寧市的26個造反派組織成立“廣西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23日正式奪權。1月24日，廣西軍區遵照上級指示參加“三支兩軍”工作，支持左派。1月25日，廣西造反大軍圍抄南寧市的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和“盾牌紅衛兵總部”，南寧的保守派徹底垮台。

1月26日，桂林地、市造反大軍奪權，駐桂部隊、桂林軍分區、桂林步校等均表示支持，祝賀奪權的成功。

1月29日，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在區黨委大院內貼出“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的大字報，表明他參加“文革”運動的決心。

1月31日，廣西軍區舉行駐邕機關、部隊“接受軍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誓師大會”。

此種形勢的出現，標誌著桂林、南寧等地的造反派取得了勝利。特別是在桂林，駐桂林的6955部隊全力支持造反派，並派出部隊指戰員到市內各大、中學校開展軍訓工作，幫助學校進行複課鬧革命。桂林市革命委員會也在積極籌建之中。客觀的說，經過半年來的社會動亂，現在桂林市的形勢確是穩定的，人民是滿意的，光明日報和新華社對此都曾作過相關的報導。

然而在此時的南寧，形勢卻發生了變化。

首先是1967年2月19日，區黨委領導人賀希明、霍泛等12名領導幹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站出來亮相，聯名發表“革命造反聲明”（習稱“2·19聲明”），表明態度支持革命造反派，但軍區沒有表態支持他們，反而在群眾中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這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因為此時的韋國清並沒有表明態度支持造反派，也未徹底檢查自己的錯誤並獲得群眾的諒解）。

其次，廣西軍區認為南寧造反派“工總”的組織不純，於1967年3月1日砸了“工總”總部，並逮捕了總部宣傳委員熊一軍。這是公然侵犯人權的違法之舉。同時，在3月間軍區對南寧造反派中的學生組織又強調班級聯合，解散了原來的組織。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滿和反對。

南寧的造反派反對廣西軍區的做法，桂林的造反派更是一馬當先，公開反對軍區的做法，並於3月19日公開發表“嚴正聲明”，最先提出“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的口號。

在此種情況下，3月21日，廣西軍區召開座談會，討論區黨委領導誰能站出來的問題。會上，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紅傳達中央對韋國清的看法，說“韋國清是有功的，是好同誌，要支持他站出來”。

3月25日晚上，廣西的造反派召開“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革命複辟逆流誓師大會”，提出“打倒韋國清”，“反對砸‘工總’”等口號。造反派的負責人對軍區表態說：“韋國清是硬抬出來的，是違背人民意願的”，“即使要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現在也不是時候，請軍區慎重考慮”。

軍區要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而造反派則極力反對，支持和反對韋國清站出來的兩派鬥爭開始出現。

4月11日，一些造反派組織聲稱廣西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希望他們改正錯誤。

4月16日，南寧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開大會，《新工總》的旗號重新打出來，造反派並要求軍管小組撤出廣西日報。

此時，在“一月革命”已經垮台的保組織在軍區“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的旗幟下，重新集結，六萬多人在朝陽廣場召開大會，支持韋國清站出來，聲援軍管廣西日報。

4月19日，區黨委、政府領導人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三人聯名發表聲明（習稱“4·19聲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動。

4月20日，造反派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車站廣場集會。支持伍晉南等人的“4·19聲明”，表示要堅決砸爛廣西日報。

同日，支韋派4萬多人召開大會，鬥爭的矛頭直指伍晉南等人的“4·19聲明”。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4·22”火線指揮部，到廣西日報前靜坐示威。

4月26日，廣西軍區黨委堅決撤銷賀希明的“抓促指揮部”副主任職務。

晚上，廣西大學等一千多學生到軍區靜坐示威。反對軍區的決定，高呼揪出軍區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

5月11日，支持韋國精的一派決定成立“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即後來的“廣西聯指”）。自此，南寧的兩派圍繞“支韋還是支伍”、“打韋還是打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廣西軍區站在“支韋”的立場上，使“支韋”派的力量迅速擴大，並影響到全廣西。

5月29日，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公開發出致“新工總”、“倒海翻江”（均屬“4·22”派）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公開指責“4·22”派，給社會震動極大。

6月2日，“4·22”派在南寧召開“聲討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鎮壓造反派的罪行大會”：“聯指”派也同時召開大會，擁護警司的決定。

6月6日，南寧警司又發出《致“4·22”火線指揮部的通告書》，再次公開指責“4·22”派。

6月4日，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對廣西軍區作指示，支持廣西軍區，要軍區穩住陣腳。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使南寧兩派鬥爭逐步升級，導致武鬥的出現。自6月13日起兩派終於在南寧發生武鬥。由於“聯指”派得到廣西軍區的支持，他們可以調動工廠的工人和郊區的農民進城來圍攻“4·22”，所以武鬥中受進攻的往往是“4·22”一派，他們經常處於受壓製和打擊的境況。

南寧兩派之爭很快影響到全廣西，各地區、市、縣也相繼出現“4·22”和“聯指”兩派之鬥爭。由於各軍分區、各縣人武部大多數是支持“聯指”派的，所以受壓製和打擊的多是“4·22”一派。

就是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原來的保守派組織在“一月革命”的風暴中垮掉了；隨著南寧兩派鬥爭的影響，到了1967年的5月底，桂林的保守派又重新集結起來成立“桂林聯指”，在鹿寨、陽朔、荔浦、柳州“聯指”的支持下，公然敢於在桂林挑動武鬥，使桂林的形勢一度緊張。

為了穩定廣西的局勢，促進廣西兩派的大聯合，中央從1967年5月初開始就組織廣西兩派代表和黨政領導幹部、軍隊幹部到北京學習，周恩來總理從6月1日開始至11月中旬，先後八次接見廣西的兩派代表、黨政領導幹部和軍隊幹部，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在接見中，周恩來總理對“4·22”派，特別是“桂林老多”有所讚揚，對“聯指”一派和廣西軍區則有所批評。在周總理耐心工作的基礎上，廣西軍區和韋國清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砸“工總”，逮捕“工總”宣傳委員熊一軍，給“造反派”發忠告、警告書，施加政治壓力，對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沒有做好工作，這些都是錯誤的。表示向造反派賠禮道歉，向毛主席請罪，決心改正錯誤。伍晉南和安平生兩位領導也同時交出了檢討。

在廣西軍區和韋國清檢討的基礎上，廣西兩派赴京代表經過多次談判，在中央的主持下，達成了《關於廣西兩派促進大聯合的十條協議》，並同時達成停止武鬥，拆除武鬥工事，上交武器的協議。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韋國清、伍晉南以及廣西軍區的檢討，決定成立由韋國清、歐治富、魏佑鑄、孫鳳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同誌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廣西兩派的鬥爭，到此時理應結束了；然而，後來所發生的一切則是出乎人們的預料，在韋國清這個土皇帝、報複狂、一個鼠肚雞腸、無德無能之輩主政下的廣西，在這塊貧窮落後的邊陲之地，在“文革”這種大背景下，人世間的一切壞事、醜事、凶殺都出現了，最終給廣西人民帶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大災難。

1968年廣西大屠殺慘案的發生及發展演變過程

1967年的11月，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下達後，兩派達成了大聯合和停止武鬥的協議，廣西的形勢本應好了，原來受壓製和打擊的各地“4·22”派的人們盼望安定和不再受打壓的願望也可以實現了，他們的內心是高興的。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他們的意料，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越來越糟。在1967年的冬天至1968年的春天，廣西各地就不斷傳來“4·22”派受打擊迫害的消息，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亂殺人（殺地富及他們的子女，殺“4·22”派的人員）的現象。就是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市，“聯指”派中的一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於挑起事端，隨意抓人、打人，恐嚇廣大的群眾。桂林尚且如此，在廣西其他地方“4·22”派受壓製和打擊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說在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下達前廣西一些地方的武鬥主要是用木棍、鋼叉、彈弓等冷兵器而外（個別地方也有動槍的），殺人也僅是個別人的行為的話；此時的武鬥則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用槍用炮了，殺人也成了公開的行為。此時的區革籌已經成立，它就是當時執掌大權的政府，韋國清就是這個政府的最高長官；而各地的軍管會都是廣西軍區、各軍分區、縣人武部在掌握大權，對於各地的武鬥和亂殺人現象他們為什麽不能堅決製止和依法查處呢？

大屠殺早在1967年的10月就開始了。首先是在桂北地區，出現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一類的非法組織，亂抓地富分子及他們的子女加以殺害。如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民兵營長黃天輝10月2日至4日，兩天之內在他的指揮下就集體坑殺了76人，拉開了“文革”以來廣西亂殺人的序幕。

類似這樣的殺人慘案在廣西還可舉出很多，下麵略舉數例，如：

1967年的11月，容縣“聯指”就殺害地富分子和一般群眾及“4·22”派成員69人。12月5日，在武裝部的支持下，容縣“聯指”400多武裝人員攻打黎村“4·22”派“支多陳線”，打死“4·22”派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聯指”進攻福棉公社“4·22”派據點，曆時4天，“4·22”派多人被殺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聯指”圍剿修仁“農總”（即“4·22”派），當場打死“農總”多人。7日下午，“聯指”在修仁烈士塔召開所謂“荔浦修仁鎮壓反革命奪權勝利大會”，會上當眾殺害“農總”成員14人，成為廣西又一起公開殺人的典型慘案。

從1967年的11月起，廣西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聯指”進攻“4·22”和亂抓人、殺人的慘劇。不但殺地富分子，也殺他們的子女、一般群眾及“4·22”派成員。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縣“4·22”派成立“反屠殺控訴團”赴邕，到廣西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製止武鬥，嚴懲殺人凶手。同時，各縣“4·22”“反屠殺委員會”向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發出公開信，嚴正提出五點要求：1、立即製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解除各地武裝民兵和“聯指”對“4·22”的圍攻；2、立即派野戰軍到武鬥地區製止武鬥，收繳武器；3、立即下令取締“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等非法組織；4、立即解決各地因受迫害而到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難的“4·22”派人員的生活問題；5、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要立即到群眾中公開檢討改正錯誤。

12月26日下午一時，各縣“4·22”“反屠殺委員會”組織兩千多人到廣西軍區禮堂門前開大會，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製止各地的大屠殺。

12月29日，南寧“4·22”在軍區院內召開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萬人大會。

到了1968年，各地“聯指”進攻“4·22”和亂殺人之事仍在繼續，並有發展和增加之勢。為此，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鬥爭也仍在繼續。

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數百人到玉林軍分區門口召開“反圍剿、反迫害、反屠殺”大會，靜坐6天6夜，請求軍分區解決他們受迫害的問題。

1968年1月18日，靈山縣“革聯”（即“4·22”派）控訴團兩百多人逃到首府南寧，到廣西軍區控訴靈山縣“聯指”亂殺人的罪行，控訴團在廣西軍區政治部大樓前靜坐數天不走，廣西軍區負責人就是不出麵解決問題。

1968年1月20日，廣西“4·22”河池地區“工總”四百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縣“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群眾的罪行，抗議並譴責廣西軍區負責人繼續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壓一派之實，破壞廣西大聯合的大好局麵。

盡管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鬥爭在不斷進行，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表麵上也假惺惺地發出通知要“製止武鬥”，嚴禁“亂抓人、殺人”，但他們僅是口頭上談談而已，並未采取什麽強有力的措施。實際上他們的所謂“製止”、“禁止”隻是表麵文章，對“聯指”派是在“小罵大幫忙”，因為各地“聯指”進攻“4·22”就是在一些軍分區和縣人武部支持下所為的，亂殺人也是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的。

1968年1月28日欽州“聯指”進攻“4·22”派據點，調動各公社武裝民兵進城武鬥。29日，“4·22”據點由於沒有什麽武器而被攻破。支持“4·22”派的縣委書記王劍東，縣總工會主席馮懷忠，副縣長周中權，農業局長張石英，百貨公司領導幹部蔣斌等人，在“4·22”派據點被攻破後，手拿白旗出來“投降”，當即被“聯指”武鬥人員槍殺，一批“4·22”人員也被槍殺。圍攻“4·22”的武鬥結束後，“聯指”召開慶功會，武裝部和縣領導人劉玉柱、盧壽凱、董義、任勇憲等人親自參加會議，以示對“聯指”派的全力支持。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兩千多人全付武裝攻打玉林“4·22”州配據點，包圍兩天後，據點被攻破，抓獲“4·22”派13人，全部槍殺。

2月11日至20日，靈山縣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公開槍殺“4·22”派成員3人，並陳屍示眾。大會號召要對階級敵人實行鎮壓，布置會後各公社、大隊回去立即進行。會後，新圩公社即按會議的布置殺了5人。四海公社則把全公社的“四類分子”數百人幾乎全部殺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殺人的事件發生。

2月16日，在柳州“聯指”的支持下，融安縣“聯指”攻打融安“4·22”派據點，攻破據點後，“4·22”派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就有15人被槍殺。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召開各公社、大隊“抓促”領導及廠礦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縣人武部部長周永山、政委韓奇主持會議，傳達區革籌領導人的講話，研究布置做好成立縣革委會的準備工作。周永山在會議閉幕時講話指出：“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後各地代表回到本地，立即按照會議的布置，大搞所謂“群眾專政”，在十七天的時間裏全縣就屠殺了439人。

從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市、平桂礦務局、巴馬、宜山、鳳山、天等、崇左、北海市、上思、寧明、臨桂、羅城、武鳴、陸川……等等，幾乎廣西所有的縣、市都有“聯指”進攻“4·22”的武鬥和亂殺人的慘案發生。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在此期間被殺的地富分子、他們的子女、“4·22”派人員總數竟有近3萬人左右。

由於各地“4·22”派遭到“聯指派”的圍剿，都相繼被圍殲了，許多人為了逃命，有的下鄉上山躲藏，有的則逃到“4·22”力量強大的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此時的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不但不能有效地製止各地的武鬥，反而大肆宣傳支持“4·22”派的幾名領導幹部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付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人是什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包括各地那些支持“四二二”派的領導幹部，被他們誣稱為“伍修集團”，並把南寧、柳州、桂林這三座城市視為“伍修集團”的最後堡壘，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設法徹底鏟除而後快。為此他們不擇手段地製造事端，大造輿論，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聯指”）要狠抓階級鬥爭，清查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托派、反革命”。廣西日報則在輿論上大加配合，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刮十二級台風，報導各地群眾專政亂殺人的經驗。“聯指”派的頭頭們更是得意忘形，加緊了對“4·22”派的最後圍剿。由此，在南寧、桂林、柳州“造反派”占優勢的地方，“聯指”派首先搶占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企圖挑動這三座城市的武鬥，以便尋找借口最後在全廣西消滅“4·22”派和“桂林老多”，達到他們獨霸廣西的狼子野心。

麵對此種嚴重的局勢，南寧、柳州“4·22”派和“桂林老多”派為了自身的生存，也迅即行動起來抗爭，發表嚴正聲明，指出廣西各地武鬥和大屠殺的嚴重性，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在繼續犯錯誤，並動用一切宣傳機器揭露“聯指派”的陰謀；同時也學習“聯指派”的方法，被迫占領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以便挫敗“聯指派”的進攻，保衛自己的生存，這一切都是被韋國淸和“聯指派”逼出來的。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南寧、桂林、柳州這三座城市終於暴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武鬥。最後，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央謊報軍情，誣指“四二二派”和“桂林老多”是“受壞人操控，殺人、放火，破壞交通，搞反革命爆亂”的“反動組織”；出於政治目的又編造“反共救國團”冤案，誣指這個“反共救國團”就隱藏在“四二二派”中——等等，以此欺騙中央下達“七三布告”。韋國清就利用“反共救國團”和“七三布吿”、再加之他們編造的所謂“伍修集團”、廣西地下黨“叛徒集團”和“國民黨桂係殘渣餘孽”這五把刀子來實施瘋狂地報複殺人。為此他們調動民兵進城，並動用正規部隊進城圍殲“四二二”派，最後把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一舉殲滅。最為慘重的是南寧市，但見街頭血雨腥風，屍橫遍野，血水染紅了邕江。緊隨而來的是在全廣西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一場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慘絕人寰大屠殺終於發生，使近9萬廣西兒女慘遭殺害。這是20世紀反人類大屠殺最為慘重的事件之一。

廣西大屠殺產生的原因探析

從以上所述，人們可以清楚地看，“文革”中廣西之所以會發生反人類的大屠殺，其原因當然與“文革”運動這種背景有關，與那時鼓吹的“無產階級專政”、“群眾專政”、“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等錯誤理論有關，與我們民族中存在的“劣根性”有關；但其根本原因是韋國清，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是廣西大屠殺的真正禍首，一切都是因他而生。概括起來，韋國清瘋狂報複殺人主要是用下麵這“五把刀子”，這是大屠殺產生的根本原因。：

1、《6·17公告》是大屠殺的第一把刀子

1968年6月17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全廣西人民公布了《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下稱《6·17公告》），這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有意製造假案、冤案，向造反派及人民群眾舉起屠刀大開殺戒的動員令。

所謂的《6·17公告》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這是韋國清出於政治目的，將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破獲結案、審判處理過的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組織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為主體，和浦北縣六萬山區的“羅平黨”案等，拚湊成1968年4月“破獲”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集團案件”；另外，1968年2月間，廣西公安機關破獲了一起“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國民黨時代的“老反團”）的反革命集團案，緝拿了以梁漢忠為首的罪犯63人歸案，隻有3名主犯漏網，也不存在繼續追查偵破這個組織的問題。但廣西區革籌領導人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為了鎮壓造反派，就利用這一事件來移花接木，借題發揮，傾注全力號召全區人民起來追查“反共救國團”，導致全廣西追查“新反共救國團”冤案的發生，終至出現亂打亂殺人慘劇。

1968年5月17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報告《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的報告》，韋國清親自簽發這一報告。報告中除了說明破獲這一反革命案件外，還特別指出“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玉林、欽州、柳州、南寧四個地區，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破案時認定實為491人），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鳳街即原醒漢街（”4·22“派控製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係……”

1968年5月20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又向各地、市革委會和軍分區黨委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市、軍分區指定專人負責，建立專案組，充分發動廣大群眾偵破此案，要深入追組織、追聯係，務必緝拿一切“反團”分子。

1968年6月17日，《6·17公告》正式向全廣西人民公布。公告在介紹了案情之後，進一步指出：“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混入了某些群眾組織，有的還當了頭頭，打著造反的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這個反革命組織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組織，緝拿漏網主犯歸案”。號召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麵的、猛烈的進攻，徹底摧毀這個反共救國團”。

1968年6月18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就《6·17公告》的貫徹執行向全區各地、市、縣革委會、軍分區和縣人武部發出通知，要求統一認識，結合本地區情況進行布置，廣泛深入宣傳《公告》，要召開各種會議，檢舉揭發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於是，一個借本來已經查清了的老案件來追查所謂“反共救國團”的特大冤案在廣西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由於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發出的《公告》和《通知》都說“這個‘反共救國團’已經混入了‘4·22’群眾組織中，有的還當了頭頭，總部設在‘4·22’控製區”，並布置全區各地“加緊偵破”，“追組織”、“追聯係”，因此，各地的“4·22”組織和群眾就成了追查的主要對象。

對於區革籌、廣西軍區的《公告》和《通知》，“聯指”派及那些支持“聯指”、反對“4·22”的各級幹部就如獲似寶，到處廣為宣傳，到處散布“反共救國團”就在“4·22”組織中。於是，全區各地到處亂抓、亂打、搞逼、供、信的事件就頻頻發生了，緊接著就是非法關押、亂殺人。

僅據官方的統計資料，由於追查“反共救國團”，玉林地區刑訊逼供達5213人，僅北流縣就達804人，非法殺害275人，打傷414人，打致殘廢139人。

南寧市有3543人（全為“4·22”派人員）列為“反共救國團”成員，鬥爭1772人，關押957人，37人被殺，34人被逼自殺，4人下落不明。園藝場職工黃輸孟（貧農出身，單位革委會成員）一家三口人，妻子有孕在身，都被逼致死。

百色地區批鬥了9396人，打死1074人，打致傷殘2135人。

南寧地區因此案而打死、逼死4943人，僅武鳴縣就達1546人。

都安縣因“反共救國團”案非法殺害441人；蒙山縣在十天內就殺害了“反共救國團”及四類分子457人；臨桂縣委副書記李瑾科，隻因是支持“4·22”的領導幹部，被殺害後以“反共救國團第一方麵軍軍長”的罪名公諸於眾，其妻子周英麗（縣民政科科長）也慘遭殺害。在廣西的所有縣、市都有因“反共救國團”一案而亂抓、亂殺的事件發生。

當時廣西軍區支左幹部董坤（後被韋國清提為區黨委辦公廳主任）於1968年7月16日從北京打長途電話回南寧市，稱在北京的廣西幾位領導人研究，“擬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國團’成員名單及罪惡”，大有猛打窮追之勢。

從1967年冬以來，至1968年6月中旬，全廣西各地到處都在圍剿“4·22”派，到處都在亂抓人、亂殺人，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不但不出麵製止和依法處理，反而製造“反共救國團”這一無中生有的冤案，使圍剿“4·22”及亂殺人之風迅即加劇，遍及廣西各地，多少人頭落地，屍橫遍野。韋國清的用心何其毒也。

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全廣西因“反共救國團”案被害人員為37400人，5000人以上的有玉林、河池、百色、桂林等地區和南寧市。是一起驚天地泣鬼神的大冤案。

2、《7·3布告》成了韋國清殺人的“第二把刀子”

1968年7月3日，經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布告（習稱《7·3布告》）公布了，這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繼製造《6·17公告》之後，又騙得的尚方寶劍，使大鎮壓、大屠殺之事“合法”化，他們可以毫無顧忌的大幹一場了，把大圍剿、大屠殺推向了新的高潮。

《7·3布告》的形成，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的結果，是他們為使鎮壓“4·22”合法化而玩弄的陰謀鬼計，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是令人觸目驚心的。

從1967年冬以來，廣西的一些地方就不斷出現圍剿“4·22”和亂殺人的事件；到了1968年的春天，這種圍剿和屠殺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後果越來越嚴重。而這種圍剿和屠殺往往是由各地、縣、軍分區和人武部的負責人指揮“聯指”武鬥人員，以“剿匪”的形式進行的。“4·22”派被他們稱之為“匪”，消滅“4·22”建立革委會是他們早就定下的方針。最典型的“剿匪”事例，如：

1968年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就內定“四二二”為反動組織。根據這樣的定性，到4、5月間，廣西軍區、南寧軍分區、寧明縣人武部、崇左駐軍部隊、寧明駐軍部隊各一個連，憑祥邊防軍四個連，和寧明縣夏石公社“聯指”共1千多人圍剿“4·22”派上石“農總”；6、7月間梧州軍分區和梧州地區各縣人武部策劃指揮，集中富川、賀縣、鍾山、昭平四縣“聯指”武鬥人員和梧州專、市“聯指”武鬥人員近萬人，在梧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李錢榮、副參謀長李玉濤的指揮下，圍剿平桂礦務局“井崗山兵團”（“4·22”派）；與此相呼應的，梧州“聯指”也加緊了對“4·22”派的圍剿，南寧、柳州、桂林三座城市的“聯指”也搶先占據點，搶奪武器，以圖刺激“4·22”和“桂林老多”，挑動武鬥，達到最後消滅“4·22”和“桂林老多”的目的。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4·22”及“桂林老多”一麵動用宣傳機器，揭露韋國清和“聯指”派的陰謀，發表嚴正聲明指出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的錯誤；一麵被迫也占據點、奪武器用以自衛。

5月21日，柳州“4·22”和柳州鐵路“工機聯”聯合搶奪了9257次列車八輛援越的1700多萬發子彈；5月23日，“桂林老多”也搶奪了蘇聯援越的50噸黃色炸藥。與此同時，在桂林和南寧也有個別“聯指”派人員被“桂林老多”和南寧“4·22”下屬組織和人員所殺害的偶然事件發生。

6月19日至20日，南寧“聯指”攻打“4·22”“火種兵團”據點（區水電設計院），殺害了“4·22”62人，屍體全部丟入邕江之中。

對於上述的所有事件（包括自去年冬天以來所有“聯指”圍剿“4·22”和屠殺事件），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對“聯指”的胡作非為隻字不提，而對“4·22”和“桂林老多”的所謂“事件”則片麵指責，誣稱“4·22”和“桂林老多”“製造反革命”事件，並多次向中央報告。在《7·3布告》下達前的半年多時間裏，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央上報了有關廣西“文革”問題的電報80多份，絕大部分都是指責“4·22”派的，把“4·22”派說成是被“階級敵人”“操縱盡做壞事的‘反動組織’”。如1968年5月14日，由韋國清簽發的《關於廣西階級鬥爭形勢的情況報告》中，明確指責新“4·22”（老“4·22”派個別領導人被韋國清拉過去了）是由“壞人操縱的壞組織”，“在政治上有反動綱領”，“在行動上，他們搞了很多破壞活動”，“在他們控製的據點，大搞打、砸、搶、抄、抓、殺事件等罪惡活動，並派專人到各專區、縣挑動武鬥”。

這真是賊喊捉賊的可恥伎倆。對於“聯指”派圍剿“4·22”、搶槍、殺人等一係列罪大惡極的事件他們是從不上報，並千方百計的縱容、袒護。就是對於6月19日“聯指”攻打“4·22”“火種兵團”殺害62人沉屍邕江的大慘案，在6月22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仍在袒護“聯指”。

更有甚者，廣西軍區的支左幹部王生江，竟授意從“4·22”派分化出來的羅振龍、曾學文（南寧八中教師）胡編亂造許多虛假案情；再加上前已述及的“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與“‘四二二派’有牽連”，把上述編造的假材料上報中央，蒙騙群眾，欺騙中央，終於騙得了中央下達“‘7·3’布告”。

《7·3布告》就是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欺騙中央所得出的結果。聽信韋國清的謊報，偏聽偏信，未經調查核實，這也再次證明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絕非“一貫正確”的。

事實證明，《7·3布告》是一個錯誤的布告，它是給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及“聯指”指揮者們作為鎮壓、屠殺“4·22”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一把尚方寶劍，起到了極其惡劣的作用。

《7·3布告》一下達，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及“聯指”頭頭們如獲至寶，他們當即翻印了一千多萬份，在全區各地廣為散發，為了造聲勢並以此誣陷“4·22”和“老多”“反對”這個《布告》，他們幾次派出飛機從憑祥至南寧、柳州、桂林等地空投《布告》。

為貫徹落實《7·3布告》，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指令各地、市、縣召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狠抓階級鬥爭，加緊清查“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共救國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對“階級敵人”實行“群眾專政”。各地、市、縣又層層加碼，發布“通告”和“命令”，有的地方則成立“剿匪指揮部”，派武裝民兵四處搜捕“4·22”人員（被他們誣稱為“匪”）。

《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積極配合，為貫徹落實《7·3布告》，連續發表9篇社論和52篇文章，大肆煽動派性，鼓吹群眾專政、鼓吹向“階級敵人刮12級台風”，為鎮壓造反派和廣大群眾大造輿論，使廣西各地的大鎮壓、大屠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瘋狂地步。

如果說在《7·3布告》下達前，一些軍分區和縣人武部就在支持那裏的“聯指”圍剿“4·22”和屠殺人民群眾，但在南寧、柳州、桂林這樣的城市，韋國清和廣西軍區也僅是暗中支持“聯指”胡作非為的話；但在《7·3布告》下達後，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則是公開出麵了，派正規部隊打前鋒，全力圍剿南寧、柳州的“4·22”派，把“4·22”一舉殲滅。僅在南寧市，部隊和“聯指”圍剿“4·22”解放路等據點就殺死“4·22”1558人（《7·3布告》下達前殺害“四二二”派的人數隻有261人）

賓陽縣僅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十多天時間裏就殺害3681人；桂林地區在《7·3布告》前殺害了2831人，《7·3布告》下達後就殺害了9087人。

全廣西各市、地、縣都有類似的情況，《7·3布告》下達後都在公開的殺人，7、8、9三個月是殺人最多的時期，據官方統計資料，“文革”期間全廣西打死、逼死共89810人，其中5萬多人是在《7·3布告》下達後殺害的。這些受難者都是在縣人武部、軍分區負責人、以至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指揮或縱容下由“聯指”派非法抓人加以殺害的，是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是在非武鬥的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

3、“伍修集團”是韋國清大屠殺的“第三把刀子”

所謂的“伍修集團”，完全是韋國清趁“文革”之機肆意製造的冤案。那時凡是站出來支持“四二二”和“桂林老多”，反對過韋國清的各級領導幹部，如自治區級的黨政領導幹部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區直機關領導幹部段遠鍾、尚持、李殷丹、張青棟、江平秋、程曙天、李德觀、呂集義、王漢昭、林克武、鍾侖、莫一帆、農康、楊德華、吳洪寧、楊明、謝東來、吳啟增、駱明、葉培、嶽平、滿謙子、李任仁，以及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袁家柯（南寧市委書記）、甘懷勳（南寧地委書記）、鄭少東（百色地委書記）、吳騰芳（桂林地區專員）、韋樹輝（玉林地委書記）、黃夢醒（南寧副市長）、張炎（柳州鐵路局黨委書記）、王同連（桂林市委書記），以及一批縣、處級的幹部，都被韋國清誣之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或者是“叛徒”、“特務”，把他們統歸於“伍修集團”之列，以此為借口，把這些黨政領導幹部支持的“四二二”派定為“反動組織，用武力公開的進行圍剿、殲滅，最後對這些領導幹部進行殘酷的鬥爭，長期關押，使一些人被迫害致殘、致死（如李任仁、吳騰芳等領導幹部的慘死）。

4、製造“廣西地下黨冤案”是大屠殺的“第四把刀子”

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年代裏，在廣西的東蘭、巴馬、鳳山、百色、桂北、桂中、桂南——等許多地方，都曾有過共黨領導下的“地下黨”和遊擊隊組織，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為共產黨奪權建政都作出過積極貢獻，是有功之臣。但，在“文革”中有的人支持“四二二”派，反對韋國清；有的則直接參加了“四二二”派組織，成了造反派的成員。為此，韋國清對這些人恨得要死，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就在廣西的許多地方，製造出“地下黨冤案”，把這些人打成“假黨員”、“叛徒”、“特務”、“土匪”而加以圍剿、迫害，一些人被判刑入獄，一些人則被迫害致殘、致死。如：

在老革命地區的東蘭、巴馬、鳳山及右江地區，一批老紅軍、老幹部、老赤衛隊員慘遭迫害。東蘭縣有249人被打成所謂“變節分子”、“叛徒”；巴馬縣有321人被定為“叛徒”，31人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大部分地下黨員、老紅軍戰士、遊擊隊員受到迫害，東、巴、鳳老區有100多名老斿擊隊員被殺害；右江地區的百色、田陽、田東、平果等縣很多老幹部、老赤衛隊員及其家屬都慘遭迫害。

在桂北地區，靈川縣有433名老遊擊隊員被審查，其中51人被迫害致死，家屬受株連致死6人，175人被戴上各種政治帽子；興安縣的357名老遊擊隊員，就有217人被列為叛徒、特務、曆史反革命進行審查，被定為叛徒63人，曆史反革命23人，在大屠殺中有4人被槍殺，7人被迫自殺；永福、資源、灌陽、全州等縣均有與之類似的情況。

在桂南地區，東興各族自治縣有1500多名（其中國家幹部295人）老遊擊隊員、老黨員被審查，被定為“階級敵人”452人，定為“叛徒”42人，均遭到殘酷鬥爭；上思縣也有一批老黨員、老斿擊隊員被審查，有211人被誣為叛徒，使他們深受迫害和摧殘；玉林地區被定為叛徒的有140多人，一個浦北縣竟有5293人被作為各種“階級敵人”來清查，其中被定為“叛徒”的就有477人，一個平馬大隊就定了“叛徒”、“特務”140多人；博白縣被定為“叛徒”、“特務”、“曆史反革命”的有50人，其中17人被迫害致死；欽州縣有137名地下黨員被打成“叛徒”、“特務”，有3人被迫害致死。

在桂中地區，武宣縣有219名地下黨員和老遊擊隊員被定為“叛徒”、“變節分子”而長期慘遭迫害；賓陽縣有345人被作為“叛徒”、“特務”、“曆史反革命”、“假黨員”來審查，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一些人被迫害致死。

——類似上述情況的事例還有不少，在此無須贅述。事實證明，這些全都是冤假錯案。

5、“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渣餘孽”企圖“反攻倒算”是大屠殺的“第五把刀子”

“地、富、反、壞”這四頂帽子是自土改、肅反、反右以來給一些人強加的罪名；而廣西又是國民黨桂係的發祥地，因此“國民黨桂係殘渣餘孽”又成了那些“極左”派打擊的對象。以上這兩類人長期被打入另冊而遭到迫害，每次政治運動到來，這些人首當其衝的都會成為受害者，文革期間更是不會例外。

在“文革”運動中，上述的兩類人在思想上多數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們從不敢亂說亂動，特別是在廣西兩派鬥爭激烈之時，這些人更是安守本分，遠離是非。即或一些人心中有什麽想法、看法，他們也絕不敢有絲毫的流露。然而正是這些安分守紀、守法的人，卻遭到了滅頂之災，慘遭殺戮。

自1967年冬至1968年春以來，首先是在桂北農村中刮起了一股“紅色風暴”，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煽動說：“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渣餘孽”及其他們的子女要起來造反，殺幹部，殺貧下中農；現在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貧下中農應立即行動起來，先下手為強。於是在農村中就就成立什麽“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和“鎮反委員會”一類的非法組織，在“聯指”派頭目當權的大隊、公社，就公開抓捕“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渣餘孽”以及他們的子女，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各種殘忍的手段公開處死。如全州、灌陽、資源、興安等縣均有類似的凶殺案發生。

對於如此的凶殺案，如果韋國清及他領導下的“區革籌”和各級政權機關能及時的真正製止，並依法查處，對殺人凶手和幕後指揮者能用刑法懲處，類似事件就絕不可能再發生，更不會發展擴大。但韋國清這些當權者們對此類事件僅是表麵上的叫喊“不準亂抓人、亂殺人”，實際上不聞不問，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以縱容的態度讓事件漫延、擴大，終於導致全廣西大屠殺事件的發生，這正是他們自己所需要的。

這是大屠殺中遇害最多的人群，幾乎各市、縣都有，尤以農村中最為慘重。有的村地主全被殺光，有的全家（包括老人、小孩）被殺絕，真是艮古少見，慘絕人寰哪！具體的案例太多，不勝枚舉。限於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大屠殺之事為什麽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雖是在“文革”的特定時期所發生的事，但，事後依法進行處理，對殺人的組織者、策劃者和殺人凶手依法懲處，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國家和政府所應該做的事。然而在廣西，這些殺人的策劃者、指揮者及殺人凶手們不但未受到法律懲處，反而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衛紅色政權”、“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幹部韋國清”、“鎮壓階級敵人”的積極分子而入黨、提幹，或者參軍、升學，一些人並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權的領導幹部。這實在是一件叫人無法理解和無法容忍的怪事。

如南寧“聯指”的頭目廖煒雄、顏景堂、潘玉臣，因指揮武鬥、指揮殺人、迫害幹部有功，廖、顏都當上區革委副主任，廖並當上了區黨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九大代表，潘也當上了區革委常委、公安廳副廳長；柳鋼“聯指”派頭目岑國榮當上了中共第9、10、11屆代表，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自治區工交政治部主任，廣西總工會主席；憑祥“聯指”頭目黃日南當上了市委副書記、市長；來賓縣“聯指”頭目唐彪當上縣委書記；興安縣“聯指”頭目唐廷國當上了縣委書記；桂林“聯指”頭目曹鐵軍、李年生成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領導幹部；其他許多地方的“聯指”頭目和殺人凶手如臨桂的胥明德、韋英豪、淩雲的王德堂，賓陽的王建勳、韋善強，陽朔的呂明忠、蔣彬，上思的段振邦，羅城的段誌英等等，因鎮壓群眾或殺人有功，都得到了重用或者提拔；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桂林開槍連殺5人的興安中學生蔣孝生（時年20歲）事後也參軍、入黨、當上了大隊黨支書和大隊長。像這樣的人和事。在廣西是太多了，這真乃天大的怪事和奇聞。

原來這一切皆因有韋國清的關係，“文革”中韋國清是唯一未被打倒的省委書記，一直是廣西的一把手，他大權在握，背後又有黃永勝和林彪在支持，毛澤東又看重他，說他“打仗勇敢”。廣西各地、各級的當權者又都是他的親信、黨羽，無怪乎他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翻雲覆雨，誰能奈何了他呢。

另一方麵，韋國清所控製的輿論陣地廣西日報，更是成了韋國清的喉舌，一直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搖旗呐喊；鼓吹“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為韋國清塗脂抹粉。

在“文革”中的任何一個階段，廣西日報都成了韋國清發號施令、胡作非為的傳聲筒和吹鼓手。“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大動亂期間，1968年的大屠殺期間，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世人皆知無須重複了；就是在其後的清查”5·16“運動、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係列的所謂運動中，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極不光彩、令人作嘔的。對報上的語言，那種低能的水平，筆者當年（1968”1978年）讀廣西日報，往往會發出會心的嗤笑。

如1971年的春、夏季，廣西開始全麵清查“5·16”運動，廣西日報勁頭十足，一馬當先，把在1968年鎮壓“4·22”和“桂林老多”所說厭了的話又搬出來鼓噪一番。什麽“廣西有一條‘5·16’黑線”，他們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黨亂軍”、“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全是以大帽子壓人的空話、廢話。筆者當年是一個單位“老多”派的負責人之一，對廣西的問題十分清楚，廣西根本就不存在什麽“5·16”集團。可是韋國清之流仍在拉大旗作虎皮，還是通過廣西日報在拚命的喧嚷，在裝腔作勢的在搞清查，隻不過是把“4·22”和“桂林老多”的各級大小負責人（大屠殺的幸存者）又抓來軟禁明曰辦“學習班”交代問題。實在是可笑而又可惡之舉。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桂林老多”中有一批人站出來揭露1968年桂林“8·20”行動鎮壓“老多”和人民群眾之事。“8·20”行動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近萬人喪命，是一起驚天的大慘案。這些人站出來揭露“8·20”，揭露韋國清、陳秉德之流的滔天罪行，桂林人民無不拍手稱快。但此舉卻惹惱了韋國清等殺人的幕後策劃者，他們當即布署鎮壓，把敢於揭露殺人之事的張雄飛、許瑞林、龔誌明、李新等20多人非法逮捕並以“反革命”罪從嚴判刑，同時在全市各單位強製群眾必須人人“表態”，要按市革委的口徑說“‘8·20’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這是地地道道地法西斯行為，是典型的強盜邏輯。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配合，說什麽“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企圖翻天”，以此壓製人民起來揭露韋國清等人的罪行而在製造歪理邪說。

到了1976年春、夏時節，“四人幫”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韋國清又通過廣西日報把桂林1974年抓捕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和依靠力量”；但，到了1976年冬“四人幫”倒台後，他們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此時則把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組成部分，是“四人幫”的別動隊。1977年廣西區黨委發出的3號文件中說：“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發生在桂林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幫’插手廣西的嚴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廣西日報上連續刊登批判文章。對於韋國清和廣西日報這種“翻雲覆雨”的卑劣伎倆，筆者當年就覺得可笑、可恥。韋國清和廣西日報所做的一切，全是欲蓋彌彰的可恥伎倆。

1968年廣西大屠殺之事，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原因就是因為韋國清和他的黨羽一直在把持著廣西的黨、政大權。大屠殺、大鎮壓本來就是他們一手製造的，他們怎麽能自己起來清查自己、處理自己呢？他們千方百計地壓製群眾，不準談論“文革”中廣西殺人之事，更不準揭露；誰敢於揭露，他們就會利用權力來封鎖、鎮壓，免使他們受到法律的追究和製裁，用心何其毒也。

1975年韋國清調到廣州，其後又調到北京升遷，可謂“一路順風”。雖然“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了，但安平生、喬曉光依次在廣西執政，執行的仍是一條沒有韋國清的韋國清路線，他的餘黨仍在把持廣西各地的大權。當全國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平反冤假錯案時，廣西卻依然不動，使廣西的“處遺”工作比全國晚了六年多，其源皆在於韋國清的緣故。

廣西的“文革處遺”及其給世人留下的遺憾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在韋國清當政時期不可能得到任何處理，這是在人們意料之中的。因為事情本來就是韋國清及各地的當權者們策劃、指揮的，他們不可能自己處理自己。但，在韋國清調離廣西後，特別是在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後也仍然長期得不到處理這就使人不可理解了。“四人幫”的垮台，“文革”的結束，全國到處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到處都在平反冤假錯案，追究“文革”中的壞人壞事，特別是那些作惡多端的殺人凶手，對他們依法嚴懲，這是廣大人民正義的要求，是時代的呼聲。然而在廣西，卻是景物依舊，人事依然；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可急壞了無數受難者的家屬們和無數受迫害的人們。他（她）們無不心急如焚，對那些殺人凶手和現在仍在保護殺人凶手的執政者充滿了無比的憤恨。

對於廣西的大屠殺，廣西人民一直都在不停頓地進行揭露的。“四人幫”倒台後，許許多多受難者家屬及受迫害的人們更是勇敢地站出來揭露韋國清及那些殺人指揮者和殺人凶手們的滔天罪行。到了1982年，在全國各地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名曰“處遺”）基本結束多年之後，在全國形勢的影響之下，在廣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之下，廣西的“文革”處遺工作也終將開始了。

1981和1983年，中央兩次派出工作組進駐廣西。中央領導人批評了廣西當時的執政者喬曉光，指出他在處理“文革”遺留這個問題犯了錯誤，其後喬對錯誤進行了檢查。經中央的督促，此時廣西區黨委才成立了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領導小組，區黨委先後發出了[1983]54、55、59號文件，以指導廣西各地的“處遺”工作。文件中所規定的“處遺”方針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究”，“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對打死人問題和對殺人凶手的處理，要本著“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的原則行事。某些領導人甚至說“文革”中殺人問題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幹，石頭不能現”，“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要看當時的曆史情況”，現在如果“再殺一批人怎麽了得”。

根據區黨委和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廣西各地、市、縣都成立了“文革處遺”領導小組，抽調一批幹部從事“處遺”工作。首先是調查核實各地的冤假錯案和打死人的情況，然後進行處理。在此基礎上，否定了中央的《7·3布告》，特別否定了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對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反共救國團”、“暗殺團”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複名譽；對被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的人一律給予平反昭雪，強加於他們頭上的一切不實這詞一律推倒。對農村中被殺害的人，每個受難者發給喪葬費100元，撫恤費120元；如果是國家幹部和單位職工被殺害的，除單位給予喪葬費和撫恤費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單位撫養至18歲，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業，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難者給予定期的生活補助。這樣的處理無疑是一大進步，也是最起碼應該做到之事。

然而，對那些嚴重的違法亂紀者，特別是那些殘殺無辜的殺人凶手和它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們的處理，就不能令人滿意了。在1983年至1985年的“文革處遺”中，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全廣西87個縣、市、柳州鐵路局被非法殺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計89810人（民間估計應超過十萬），而在“處遺”中受到判處死刑的僅12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14人，判處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竟達47617人。這樣的處理結果就不能不令人質疑了。受難者家屬無法接受，社會輿論也普遍不滿。

人們的不滿，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殺中殺了89810人，現在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了，卻隻有12名凶手被判死刑，14名凶手被判死緩，判有期徒刑的也隻有1841人，這怎麽能令人滿意呢？

當然，當年殺了近9萬人，現在不可能再殺這麽多人，這是人們的常識所能理解的。雖然當年的亂殺人是在“文革”的特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事，但，特定的曆史條件並不等於可以亂殺人，而殺了人並不等於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少殺是對的，但那些殺人手段殘忍、殺人數量多的凶手（連小孩也殺，全家殺絕）每個縣、市至少應有數名被判死刑處死，全廣西至少也應有一百至數百名凶手被處死，才能足以平民憤，才能還法律的尊嚴與公正。

其次，人們的不滿是以黨紀、政紀的處分來代替法律的懲處。黨紀、政紀處分怎麽能與法律的懲處混為一談呢？“文革”中的殺人狂、迫害狂，甚至吃人肉、吃人肝，全廣西有47671人隻受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太叫人難以接受了。這近5萬名殺人凶手（或與殺人有關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才是令人滿意的結果。

另外，一些幕後指揮者或者負有領導責任人的一些人，他們根本未受到任何處分。如韋國清就調離提升了；賓陽縣殺了三千多人，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賓陽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勳調到廣州升官去了；平樂縣武裝部負責人李嵋山對平樂縣的亂殺人也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也調到南寧軍分區升官了。類似這樣有罪（起碼是過錯）未受到任何處分就調到異地升官的還大有人在，這怎麽能使人信服呢？

大屠殺本身就是一種政府行為，當時的革委會、武裝部、軍分區以至區革籌、廣西軍區，都是當時執掌大權的領導機關，他們發《通告》，鼓吹殺人理論，鼓動殺人，帶隊圍剿造反派，這不是政府行為又是什麽？個別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為的結果；麵對亂殺人他們看到了、聽到了，都不出麵製止（或製止不力），都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政府不能保護人民，這個政府又有何用呢？有的就是政府出麵做的，政府的負責人站到了殺人凶手一邊。直到處遺的時候，也未見哪一級政府和哪一位負責人站出向受難者家屬和受迫害的人說一句道歉的話，他們哪裏還有一點人性和自責之心呢？

特別是在那個瘋狂與荒唐的年代裏，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命”的名義殺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至今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殘存，未得到很好的批判。一些人在談論“文革”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暴露出許多認識上的錯誤，這是十分令人憂慮的。一些人當年雖未參與殺人、打人，但他們在傍邊圍觀，有的還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內心有愧和自責，認識沒有提高，更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

“文革處遺”是一大進步，但它的不足，它留給世人的遺憾也是永存人間的，值得深思的。

結束語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已是世人所公認的了。“文革”在廣西，更是一場反人類、反文明、滅絕人性的獸性猖狂大表演。在“文革”之初期（1966年至1967年初）廣西的“文革”與全國各地大致是相同的，隻是受毛路線的挑動而產生的派性之爭而已。但從1967年的夏季以後，特別在1968年及以後的漫長時間，廣西的“文革”就有它的特殊性了。今天我們反思廣西的“文革”，至少有下麵兩個方麵是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

一是關於韋國清的問題。“文革”的罪責當然應由“文革”的發動者來承擔。然而在廣西，主要的是應追究韋國清的罪責。因為廣西的幾乎一切問題和事件，都是因為韋國清而引發的。正是他利用職權，指揮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支一派、壓一派；製造《6·17公告》把“4·22”派打成“反共救國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向中央謊報軍情騙取中央下達《7·3布告》；公開動用軍隊鎮壓“4·22”和“桂林老多”及廣大人民群眾，終於導至廣西大屠殺的發生，十多萬的生靈死於非命。那種種殘酷的殺人手段，那種殺人如麻的驚天慘案，乃是曆史罕見的。這是一場滅絕人性、反人類的大屠殺，比起當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國法西斯的大屠殺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就是現代的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反人類的大屠殺、南聯盟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反人類的大屠殺，與韋國清的大屠殺相比也是遠遠不及的。

就是這麽一個韋國清，大屠殺發生之後，他一直壓製廣西人民，不準人們談論和揭露大屠殺之事，誰要敢於揭露他就要利用權勢來鎮壓誰，把人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判刑。桂林的張雄飛、李新等二十多人的遭遇就足以說明韋國清的霸道和獨裁者的本質。

1976年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了，全國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都在平反冤假錯案。然而在廣西，大屠殺這人命關天的大事卻是仍在被壓製不準揭露，受難者及受迫害的人更談不上平反昭雪，這一切皆因韋國清及他的勢力仍在控製著廣西的緣故。

“文革”中韋國清對廣西人民是犯了罪的，不論從什麽角度來看，在廣西人民麵前他都是一個罪人，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審判。然而大屠殺之後十多年了，從未見他對廣西人民有一絲一毫的檢討，從未見他對受難者和受迫害的人們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全國各地“文革處遺”結束6年之後，在廣西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在中央的督促下，廣西才開始了“文革處遺”。而直到此時，韋國清才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言說，“對錯誤認識不足，思想轉不過彎來”，仍未見他有一句對廣西人民的檢討和道歉的話。所謂“思想轉不過彎來”，是他一直認為“‘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他自己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代表，他是一貫“正確”的，這種錯誤的思想一直在阻礙著廣西處遺工作的開展。

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絕非一般的錯誤），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清算和處理，反而一路升遷，實在是叫人無法理解的。更有甚者，到了上世紀的90年代以至本世紀的初期，乃至今日，仍有人在睜著眼睛說瞎話，還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這說明韋國清的餘毒、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和思考。

如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廣西新四軍人物》一書，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代英才億人景仰》是專門寫韋國清的；2000年6月，《南寧晚報》連續刊載了何紹榜寫的《韋國清上將主政廣西二十年》（下稱《兩篇文章》）。《兩篇文章》都是極盡能事吹棒和美化韋國清的，看了使人覺得肉麻，空話、套話使人生厭。

韋國清何許人也，他主政廣西到底幹了些什麽，廣西人民是最清楚不過的，任何歌功頌德和吹棒的不實之詞都是廣西人民所絕不能接受的。

1913年9月2日韋國清出生在廣西東蘭縣東院區板梅鄉弄英屯一個壯族農家。1925年夏天，韋國清的父親韋宗典因參加共產革命反對地主和國民黨的地方政府，1926年7月17日遭到團防局的伏擊而喪命；翌年春祖父韋廷繁也因參加共產革命而遭殺害。父親及祖父的死，給了韋國清巨大的打擊與影響，他決心為父親和祖父報仇，對國民黨和地主豪紳充滿了仇恨。1929年韋國清終於跟隨韋拔群參加農民運動，參加共產革命了。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百色起義，而後轉戰到了井崗山，成為正式中共黨員。在其後的漫長歲月中，韋國清從井崗山的反圍剿、到轉戰至延安、然後參加八年抗戰、到國共3年內戰向國民黨奪權，近二十年的時間從一個普通戰士而成為共產黨的將軍，就他的人個奮鬥來說是收獲頗豐的。他作戰勇敢，是深得共產黨領導人稱讚的。

客觀來說，韋國清參加了八年抗戰打日本，是為中國人民做了好事的。至於他參加共產革命，參加了兩次國共內戰，為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立下戰功，這些似可肯定的。

就算他過去有功，也隻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將來。韋國清從1955年至1975年主政廣西20年究竟幹了什麽呢？

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此時的韋國清雖是廣西的第二把手（區黨委書記劉建勳是第一把手），這些胡作非為、殘害人民的所謂運動，韋國清也是負有責任的。1960年的反瞞產，1960年至1962年的大饑荒廣西有數十萬人餓死；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整幹部、整群眾、割資本主義尾巴，此時的韋國清是廣西的一把手了，他該負什麽責任不是很清楚的嗎？至於十年“文革”給廣西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是人所共知的，就無須再重複了。

而所有這些韋國清所犯下的罪行，《兩篇文章》皆隻字不提，不知這是無心還是有意。作者的用意人民是會看得很清楚的。

更有甚者，《兩篇文章》最後都說：“1989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對製止動亂和平息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極為關注，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赤誠之心，他的不朽功績將永載史冊”。至死都不忘獨裁專製，至死都不忘壓製人民、鎮壓民主運動；和他在廣西的一係列胡作非為，和他在廣西所製造的大屠殺一樣，他的罪行才是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的。

《兩篇文章》都在不顧事實的吹捧和美化韋國清，其目的在於掩蓋和抹去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實現的今天，還有人把韋國清這個獨裁者和儈子手搬出來胡吹；直到今天，甚至還有像岑國榮、蘇禮峨、高延、鄧文光、馮德載之類的文革餘孽在企圖為“文革”唱讚歌，為韋國清評功擺好，企圖否定廣西的“‘文革’處遺”工作，為他們自已在“文革”中的罪責翻案，這一切隻能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人們更應該反思“文革”，更應該深入總結“文革”的曆史經驗教訓。

其次，廣西的造反派與民主運動問題也是值得反思的。“文革”中廣西兩派的基本群眾都是在毛澤東思想和路線的指引下參加運動的，誰都標榜自己要“保衛毛的思想和路線”，“保衛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兩派之間的派性之爭，全都冠以“革命”的名義在進行鬥爭。這是“文革”初期那個特殊年代的普通現象。

然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人們會發現，最初參加所謂“保守派”的人，多是“老實、本分、聽話”的人，多是一些平時表現“積極”和“先進”的人；而參加“造反派”的人，多是一些所謂“不太聽話”、“思想活躍”、“調皮”的人。筆者當年參加“桂林老多”這個“老造反派”組織，就是筆者一個人帶著幾名學生在毛路線的推動下，經過數月的鬥爭，最後全校90%以上的教師和學生都參加我們的組織中來了。其實我們當時敢於站起來“造反”，正是平時我們對領導們的官僚主義和獨裁、不民主的不滿，我們這些人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毛澤東號召“造反”的言論指導下，很巧合的與我們要求民主的思想相結合的結果。後來的發展，社會上的一般群眾，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他們也是同情和支持我們的觀點，這與他們長期受壓製、受迫害、沒有民主、連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是有關係的。

全國造反派的先進典型，東北的張誌新，湖南的劉鳳翔、楊小愷，江西的李久蓮、鍾海媛，上海的林昭、劉文輝等人，他（她）們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是令人敬佩的，他們最終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我們廣西的造反派“4·22”和“桂林老多”，也是因為反政治歧視，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而受到殘酷鎮壓和屠殺，而且是集體的屠殺。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夏的那場大屠殺，正是這種屠殺和反屠殺鬥爭的集中表現。

在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反獨裁、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一方是失敗了。這是因為獨裁者一方他們動用國家機器，動用了暴力手段，蒙蔽和欺騙那些愚昧無知的人，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謊言，以“革命”的命義挑動起一些人的凶殘和獸性，草菅人命、大開殺戒而上演了一場20世紀人世間的大慘劇、大醜劇的結果。

其實，廣西造反派返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之所以遭到失敗，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我們這個社會製度的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民族劣根性的問題。

我們這個國家的社會製度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獨裁專製的製度。過去的封建統治者如此，其後的北洋軍閥政府如此，國民黨的政府如此，到了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更是如此。毛的獨裁專製更是要遠遠超過了曆代的政府。毛氏的共產理論深深地毒害了幾代的中國人民，他教導人們一切隻為黨、一切隻為領袖而存在，從不給人民以人權、民主和自由。他信奉暴力，視人權、民主為異端。1900年的拳匪暴亂、殺人放火被他視為“反帝反封建”的“偉大農民運動”：“文革”之初在北京這樣的文明城市就出現了“紅色恐怖”大屠殺，一千多人喪命，毛氏卻在鼓吹殺人凶手們是“勇敢的闖將”，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要把“彬彬”的名字改為“要武”。這種毛氏的狼奶喂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一代又一代的狼群在中國產生，他們在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領袖”、“主義”等等的名義下，不吃人、不施暴那才是怪事呢。廣西“文革”中的殺人凶手們正是這樣的狼群，在儈子手韋國清指揮下一群凶惡的狼群。

中華民族有5千年的文明史，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人類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但，我們這個民族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一些人的劣根性，使他們愚昧無知、凶狠殘忍，這在每個時代都是存在的，隻不過到了“文革”這個荒唐與瘋狂的年代，在狼奶哺育下的一些人，表現得更為遇昧和凶殘罷了。

假如沒有獨裁者們鼓吹的“階級鬥爭”、“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假如沒有那些具有劣根性的愚民受這些邪說的鼓動，大屠殺之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文革”中要反思的問題是很多的，要總結的經驗教訓也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體製要進行徹底的改革。這就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要取消一黨的獨裁專製，開放黨禁、報禁；真正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給人民以真正的人權、民主和自由。惟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真正憲政民主的國家，才能與世界接軌。否則，“文革”之類的大災難說不定哪天還會在中國再現。

今年是“文革”運動暴發的50周年紀念日，也是廣西大屠殺48周年紀念日。在此時刻，我們一定不要使無數的受難者再被隱瞞、不要再被遺忘這段悲慘的曆史。要牢記“文革”的慘痛教訓，牢記“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要使“文革”中的慘痛教訓、要使那種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成為世人永久的警示。惟有這樣，才能使仁愛、友善、不害人、抵製暴力、尊重人、保護家庭、講禮儀道德、重知識等等這些社會生存的基礎得以實現，才能促進這個社會真正的和諧，建立憲政民主的社會，這才是今天的人們所要追求和實現的根本目標。

作於2016年5月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和資料來源：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

廣西區直機關批鬥伍修集團大會領導小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伍修集團的反革命滔天罪行》1968年12月，南寧，

黃家南編著《壯鄉悲歌·廣西文革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2009年11月，

曉明著《廣西文革痛史鉤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2006年11月

晏樂斌著《廣西“文化大革命”運動》，2015年10月，北京

徐勇《韋國清與廣西“四二二”——文革鮮為人知的屠殺》，網上文章，

此外，若幹大屠殺的幸存者、受難者家屬、“文革”親曆者的口述曆史資料，也是本文的重要資料來源，在此不一一列舉，敬請見諒。並對所有提供資料的朋友們深為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