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道衡：文革紀事
文革紀事
© 曹道衡／文
一
嚴格地說，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春天就開始了，我還在江西農村，知道得很少。我從江西回到北京已經是1966年的6月4日，那天上午，據說哲學社會科學部開了大會，有的造反派跑上台去搶學部領導手裏的話筒，鬧的很凶。但那時我還在火車上。我坐的火車是天黑以後到北京的，到京以後所裏還有同誌來接我們，卻沒有講上午的事。我下了火車，匆匆回家洗了一個澡吃些晚飯就睡了。因為當時出差，坐的都是硬座車，從江西轉道上海到北京、已經兩個晚上沒好好睡了。回到家，凡是遇見的家裏人或鄰居都說這次回來好受不了。我聽了不懂，心想我又沒有寫過關於“三家村”和《海瑞罷官》的文章，這事與我何幹？所以也沒有在意。
第二天到所裏，也看不出什麽不同，隻是“學部大樓”（即現在社會科學院主樓後麵那座舊樓）裏貼了許多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主要針對學部黨委，其中尤其對楊述同誌的意見最激烈。我那時真不知楊述同誌是誰，他大約是我去江西或安徽時來學部的，而且這些領導同誌我一般接觸不到。下午，所裏開會，我隻見有些人對何其芳先生的態度很粗暴，講到學部黨委書記關山複同誌時，直呼其名，好像把他也當做敵人對待。那時我更覺得糊塗，到底是為什麽，一點不清楚。接著，形勢變得越來越怪，所裏開大會把所領導都“罷了官”，推舉幾個行政工作幹部來領導運動。不久又說他們也是“官”，叫靠邊站。後來群眾中又分成了兩派，互相貼大字報攻擊。那時群眾既然分了兩派，就更亂了。我開始時因為自己寫過一些論古典文學的文章，怕被說成“宣揚封資修”，所以很緊張。後來經過一個時期，覺得開會時什麽事都要表態，總得支持一種意見，那時學部的兩派中有一派似乎跟“中央文革”有聯係。我那時以為“中央文革”大約不會錯，就支持了一派。結果這一派錯了。我又支持另一派，但那一派當時要反謝富治，我不敢表態，後來他們也被認為錯了。我幹脆什麽事都不問，連學部也很少去，整天在家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練毛筆字。這樣一直到1968年冬天，工軍宣隊進駐學部。
第一批進駐學部的工軍宣隊在我印象裏還不錯，至少文學所幾位工人師傅和解放軍同誌對人較和氣。他們進駐學部後，首先是組織學習，消除派性。然後是組織“大批判”和“清理階級隊伍”。那時所謂的“大批判”，在現在看來當然有不少是錯誤的，但我想這些也很難叫那些宣傳隊員負責。“清理階級隊伍”的第一階段，是查曆史問題，也觸動和誤傷過一些同誌。這個問題現在看來比較複雜。因為審查的事大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當時我們還小，不清楚；工軍宣隊同誌年紀也不比我大多少。這樣的運動一直搞到1969年的11月，我們才到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去。
二
我們下幹校是1969年的11月，當時我愛人早已到醫學科學院的江西幹校去了。她是7月動身的。我們學部決定去幹校時，盛傳著中蘇要開戰的話，為了避免打起仗來一家人失散，所以可以調在一起。那時宣傳隊曾考慮過調我去江西，後來又改為調我愛人去河南。我那時還是願去河南，因為河南離北方近，又沒有水田，勞動較能習慣。於是經過聯係，我愛人返回北京，和我同去河南。因為那時說要打仗，所以連我嶽母和我女兒也去了河南，永安南裏的宿舍退回學部。這可苦了我，因為我的書多，隻許存放一部分在學部，多數的不叫放，隻好處理掉。結果弄得我重新開展業務時卻無書可用。
我去幹校時，先到信陽，到信陽那天下著大雪，天晴後才從信陽出發到羅山。那裏有一個基地，據說原是勞改農場，設備較現成。不過軍宣隊和學部同誌考慮了一下，覺得不合適，因為都是水田，又分散，不如到息縣較好，雖然設備不全，但都是旱田，較易耕種。於是搬到了息縣。在息縣分了兩個點，家屬住在苞信集的一個中學裏，我們幹校都在東嶽集，因為家屬工作需要人，所以把我愛人留在苞信集。我勞動在東嶽，放假日回苞信住一天。從東嶽到苞信大約二十華裏。那時我身體好，不太怕走路。幹部的主要勞動是為蓋房子備磚，由連部派人去聯係買磚，買好後，叫我們拉架子車去運回來。一般在距東嶽二十五華裏的一個叫張陶的地方，一早去，中午回來吃午飯。下午還要出一次車，稍近，有時去苞信拉高粱稈，也是蓋房子用的。有一次到苞信集拉高粱稈，下午出發，到了苞信又餓又累，我到家取了幾塊白薯吃了，也給一起拉車的同誌帶幾塊，然後再拉，直到晚上九點左右到東嶽。這些勞動雖然累，也還勝任。晚上沒事，有時和陳毓羆先生住一屋，談談唐詩，很有興趣。可惜談不了幾次，有人去向連裏和宣傳隊打了小報告，宣傳隊在會上批評我們，弄得我們不敢談了。
在幹校勞動，最難辦的不是勞動本身，而是一些奇怪的製度。例如：夏天鋤高粱地，農民是一早出工，上午十點以後就休息，下午三四點才下地，搞到七八點以後回家休息。我們則不然，上午八點下地，十二點休息吃飯，下午一點到五點再下地。到了冬天，又製造土坯，把泥和了水，加上麥秸草放一宿，第二天早上，叫我們赤了腳去踩，踩勻了，放在模子裏，然後曬幹，用來蓋房。冬天天冷，泥水結了一層冰，赤了腳踩下去，凍得發抖，連裏給一茶缸白酒，踩一陣子，就給口酒喝。可是喝幾口酒，根本頂不住這寒冷。那時我們的房子還未蓋好，我住在一個農民家裏。那位農民老哥是好心人，對我說：“老曹，你還不逃回北京去，這麽幹連我們吃慣苦的也受不了。這樣要累死的！”我隻好苦笑，說：“沒處去了，北京的家連房子也收回了！”他也隻能同情地望著我。
平心而論，在幹校時，工軍宣隊還是通情達理的。但文學所有些人當上連幹部後，有時就不是這樣。1970年夏天，曾經到一個離東嶽稍遠的空地上為幹校蓋汽車房，工具都放在那裏，叫我和另一位同誌住在工地上看管。但白天和別人一樣勞動。我們累了一天，晚上就睡著了，丟了一副架子車的輪子。第二天，有一個副連長就大發脾氣，要整我們。幸虧一位工人師傅知道了，就說：“這不對！白天累一天，晚上還守夜，誰受得了？”這樣才免去半天勞動。可已經熬了一個月左右，我就病了，發高燒，回苞信集家裏，由一位公社大夫診治，打了幾天青黴素、鏈黴素才痊愈。
這時，“爆發戰爭”的說法已經過去，我覺得讓嶽母和女兒留在河南不是辦法，因為醫療條件差，嶽母已快八十歲。所以由我愛人送她們去青島住，我們兩人留在幹校勞動。這時已是1970年底。我愛人從青島回幹校不久，幹校就遷到明港一個兵營裏，集中精力搞運動，清查“5.16”。那時幹校的工宣隊已撤走，留下的隻有軍宣隊。在北京和東嶽，我對軍宣隊的印象是很好的，那時的負責人老薛同誌，我到現在還想念他。可到了明港，似乎一切都變了。文學所的軍宣隊來了幾個新人，其中有一個冀東口音的人，他大約級別稍高，所以做宣傳隊的指導員。他這個人很特別，喜歡聲色俱厲地訓人。由他來領導清查“5.16”，就主要靠“逼供信”，他動不動說：“看我把你關起來！”的確，他常用的手法是限製自由活動，拆閱檢查審查對象的信件。這些其實也沒什麽可怕，不許自由活動，好在明港也沒處可去；拆我的信件，也無非幾封家信，沒有不可告人的內容。我因為文化大革命初期參加過一個派，對我審查，我沒有意見。文學所給我辦學習班的同誌，我也沒意見，他們是想幫助我。在那種曆史條件下，辦學習班完全可以理解。可那個冀東人，我沒法想通。
清查“5.16”大約主要搞了一個夏天。這時，我女兒有病，我內兄來信叫我愛人回青島去。其實我女兒是在河南被蚊子叮咬，染上了瘧疾。這種病本來不難治，但在青島這地方，從來不是瘧疾的流行區，醫生們沒有從這方麵考慮，隻當感冒治，用了許多青黴素，一點不見效，病情越來越重。所以隻能叫我們回去。那時軍宣隊不讓我去，隻許我愛人一人去青島。我愛人到青島後，看著孩子病這樣重，沒有辦法隻好回北京，沒有錢治病，隻好向她姐姐借了錢上北京。一到北京，連個住的地方也沒有，隻有去找一位我愛人的同事，在他家借住。這時，我嶽母膝蓋骨得了骨癌，也隻能到京。到北京後，協和醫院一看我女兒的病情，就把她留下住院治療。但我嶽母住不了院，長期借住人家也不是辦法，就找醫科院的軍代表，借了一間房子，兩頭照顧，晚上要陪床，搭起兩張椅子和衣而睡。這在夏天還可勉強，轉眼到了秋天。這時林彪已經死了，我們這些“5.16”其實也已解脫，大家已稱我“同誌”了。但那個冀東口音的軍宣隊還是放不過我，他說我愛人“超假”，把工資扣發（當時我愛人的工資是按月由醫科院轉到學部再由會計發的）。這樣幾個月，我一家的生活就隻能靠我一人工資生活，孩子又有病，實在無法支持。這時，文學所有兩位女同誌回京探親，順便到協和醫院看看我愛人和孩子，見到了這個窘狀很同情，就向軍宣隊反映。這就觸犯了那冀東口音的人的尊嚴，開大會斥責這兩位同誌，還罵我是“5.16”，我也隻能聽著。他還提出要扣發我愛人的糧票，幸虧那時軍宣隊的王同誌堅決反對，才沒有扣成。這時我們實在生活不下去了，我愛人隻能再去找醫科院軍代表，軍代表很同情，他就發函把我愛人調回醫科院，工資不由學部幹校發，也就無法扣了。但好幾個月的工資還扣在文學所不發。這時文學所不少同誌都替我說話，軍宣隊其他同誌也主持公道，他才好不容易補發了給我，那已是1972年的春天了。補發的工資，我全部用來還債，還沒有還清，一直拖欠了好幾年。
1972年上半年我仍在明港，無事可做，既沒有“運動”，也沒有勞動，隻是呆著。那時文學所下幹校時帶去過一批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這時拿出來叫我管理，可以借閱，我就整天讀書，把《資本論》第一卷通讀完畢，又接著讀第二卷，沒讀完，學部就遷回北京了。回北京的時間大約是1972年的7月。
三
回到北京以後，我們不少人的宿舍都在下幹校時退了，沒處住，住在所裏。我則因為我嶽母從青島回來治病時，醫科院軍代表給了一間房子，在大雅寶胡同，一家四口就住在那裏。這地方離學部很近，所裏那時確實很困難，有位同誌去我家看看，見我們四人住在一間房裏，還認為比不少人強多了。這是實話，因為學部不少宿舍都被人占去了。
到了北京，其實和在明港一樣，無事可做，不過和家人團聚，總是好的。這時那個冀東口音的人調走了，來了一位比較和氣的同誌，所以我覺得比過去好過多了。
1972年秋天，我家從大雅寶胡同遷到了東交民巷西口，我家的西窗正對著天安門廣場。
大約是1973年的春節過後不久，就開展了“批林批孔”，說林彪那套篡黨奪權的陰謀，是從孔子那兒來的。我當時的思想上對孔子倒也不大崇拜，因為多少受過一些“五四”運動的影響。不過要把林彪和孔子聯係起來，總覺得不大像。在我思想上最難接受的是孔子殺少正卯問題和《莊子·盜蹠篇》的問題。那時發了一本小冊子，說少正卯是進步的，孔子殺少正卯是反動的。江青在一次大會上表揚這本書，要大家學習。我看了一下，覺得根本不能接受。因為書中說“少正”是官名，大約是一個部門的副手，用今天的話說，是個副局長。既是副局長，就可能是管商業的副局長，所以少正卯是個商人，在當時有進步性。我覺得這根本不通。“少正”是否官名，可以討論，即使是“副局長”，也未必是“商業局副局長”。再說“商業局副局長”就一定是商人嗎？杜甫是“杜工部”，他不是搞建築的；阮籍是“阮步兵”，他不是軍人。為什麽少正卯一定是商人？我更不服氣的是：孔子是壞人的話，他反對的人也不一定就好。文化大革命時北大的聶元梓和學部的吳傳啟簡直不共戴天，又有哪個是好的？但是這些話我根本不敢說，說出來後果不堪設想。關於《莊子·盜蹠篇》，也有人寫了文章，要我們學習。《莊子》中這一篇本屬寓言，因為文中提到的柳下惠和孔子並非同時人，相去一百年以上。這些事實，唐人成玄英《莊子疏》說過。但有些雜誌上竟有人寫文章大罵成玄英，說明代某個人就說過不是寓言，成玄英卻棄而不顧。我看了真覺得哭笑不得，且不論《莊子·盜蹠篇》究竟可信與否，唐朝的成玄英怎麽能知道明朝人怎樣說的？還有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也被說成好書，發給每個人一本。這部書我隻看了幾頁，見書中把東晉人偽造的《古文尚書》也當真實史料加以引用。我覺得這種書實在不值得看。但是不敢說，開會時要討論，隻能跟著瞎說幾句，靠說假話蒙混。我看當時參加討論的同誌，大約信以為真的很少。好在那時也不是完全無書可讀，當時除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所裏還發了一些所謂“法家著作”，如《荀子》《論衡》《鹽鐵論》等。這些書，我過去曾讀過，也不妨再讀。即如《鹽鐵論》，說霍光和“賢良”、“文學”很反動，我不相信，但這場爭論還是可以研究的。我至今認為：桑弘羊有不少地方是對的，但“賢良”、“文學”的話，也可具體分析，不必一概斥為“反動”。
“批林批孔”在文學所其實是不了了之，批了一陣，也就過去了。這時，又說要給清查“5.16”的運動結案，給受審查的人解脫。當時軍宣隊要把所有受審查的人都解脫。這大約是根據中央的政策，那時我們都不清楚。有一次開了大會，說要全部解脫，那時連我這樣受審查的人也不理解。我想：搞了這麽久的運動，觸及了這麽多人，是不是連一個壞人也沒有？我覺得沒把握，所以不敢隨便表態。這時，學部也有不少同誌想不通，和軍宣隊爭起來。接著又出現了兩派，一派讚成軍宣隊的主張；一派反對。我當時就認為落實政策當然是對的，但一些人想不通，也可以理解。兩派人都不冷靜，甚至把對方視為“敵人”，互相貼大字報謾罵。對這些我感到很厭倦，不願參加。有時兩派在會上吵起來。弄到最後，成了爭論軍宣隊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與落實政策很少有關係了。我當時想：軍宣隊是上麵派來的，反對他們沒有根據；那部分同誌不願馬上把所有受審查的人解脫，可能有其根據。但是既然到所，雙方爭執不下，動不動要其他人表態，很不好辦。惟一的辦法就是躲在家裏不去所裏，好在那時連會也開不起來，沒人管。
學部和文學所又都陷入兩派爭執不下，於是上麵又派了工宣隊進駐學部。這次是遲群帶隊，把不同意見壓下去。這時軍宣隊雖然沒走，但好像不太管事，一切都是工宣隊做主。工宣隊進駐後，一方麵把我這樣被審查過的人解脫了，但又對當時那些和軍宣隊持不同意見的幹部和群眾進行批判，要他們“交心”。那時也是天天開會，我不敢不去，不過我看不但是我，所有的同誌也都不大感興趣。
四
工宣隊進駐後大約兩三個月，文化部有一個“錄音組”，專門選一些宋詞，叫一些演員用昆曲的聲調演唱，然後錄音，後來聽說是送給毛主席聽的。不過這工作被江青、於會詠插了手。這個錄音組向學部、文學所借調人員，先是去了幾位同誌，後來人手不夠，又再借調一批。我是第二批去的。當接到借調命令後，我很不願去。這是因為我對宋詞不感興趣，還想搞我的漢魏六朝；同時我也確有困難，嶽母和女兒都身體不好，還得幫我愛人照看一下家。於是我去找工宣隊管古代室的一位師傅，講了我不想去的理由。他完全不考慮我的申述，他說：“你說對宋詞不熟，×××的水平低，也在幹，你還能幹不了？”“你再強調家庭困難，就把你下放勞動！”我看不能硬頂，就先答應下來再說。一經答應，工宣隊就叫我回家準備準備，明天一早到東四頭條餘冠英師的宿舍，跟餘先生一起上汽車去。直到那時，我才知連餘先生都被調去搞宋詞注了。我想“幸虧沒硬頂，這事頂得住嗎”？第二天拿了牙具和內衣，一早到了餘先生家。我私下對餘先生說，我沒搞過宋詞，也不想搞宋詞，我還想搞我原來的專業。餘先生表示他也不願去錄音組，但沒辦法。看來1974年的工宣隊和1969年下幹校前的工宣隊完全是兩回事。這樣我就坐上汽車去錄音組了，那時我連錄音組在哪裏也不清楚。到了那裏才知道就在現在市委黨校裏麵的一座樓裏。
剛到錄音組，我很不適應。因為和許多文藝工作者住在一層樓裏，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我不一樣，深夜還在聊天，有的還練樂器，影響鄰室睡不好覺。第二天起來一點精神也沒有。不過也有好處，在“錄音組”，幾乎不開會批這批那，不用挖空心思去發言。再一個好處是有些必備的書，“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還有一些類書和工具書都齊備。這些大部分是從文化部各下屬單位調來的，也有一部分是文學所第一批來的同誌從文學所借來的。初到“錄音組”，我對注釋不敢馬虎，分給我一首宋詞，我就盡意查書，把典故出處注清楚。這樣做，花的工夫不少，然而心裏很著急，心想這借調工作要搞到什麽時候？我要多久才能搞我的漢魏六朝？心裏不安心。時間一久，我就找到“竅門”了。原來“錄音組”的那些書中，還有好多種宋詞選注本，有胡雲翼的、俞平伯先生的、夏承燾的等等。我靈機一動，何不改頭換麵地抄襲一下交賬，省下時間讀漢魏六朝的史書？其實那時候給我的任務並不很重，每星期平均隻注二到三首詞。我幹脆來個“千古文章一大抄”，不過要講究點“策略”，意思是別人的，文字要自己編；其次是不專抄一本，這一篇抄了俞平伯，下次就抄胡雲翼，湊合著交上去就算。這樣，我有了很多時間讀書，每星期在“錄音組”六天，注宋詞隻用一天多一些時間，剩下差不多五天，全是看自己要讀的書。我把《通鑒》重讀一遍後，又從《三國誌》讀起，一直讀完晉、宋、南齊、梁、陳諸史，隻有《北齊書》《周書》《隋書》和《南史》《北史》是離開“錄音組”後才讀的。其中讀《南齊書》時，正好遇上唐山大地震，我嶽母那時八十多了，住地震棚不合適，我就請假送她去青島暫住。我還私自把他們的《南齊書》帶到青島去讀了幾天，返京時才還。好在那時地震，人心惶惶，誰有空去管一部書？
在“錄音組”，有時比在文學所還自由。因為二人住一間，工作就在臥室裏，誰也不管誰。再說“錄音組”的頭頭是個搞音樂的，對文學是外行，我在幹什麽，他有時也弄不清。有一天，許多人去看演出，我沒有去，卻在屋裏讀《宋書》，他忽然走了進來，見我在看書，還當是在注釋宋詞，連聲稱讚“好同誌，真勤奮”！我心裏暗笑。
不過，“錄音組”也有“錄音組”的麻煩。因為注釋的稿子交上去，他們會送給江青去看。江青這人雖然不學無術，忌諱卻很多。你作注時注錯幾條倒不要緊，她肯定看不出來；但你犯了忌諱，卻要挨批，而且很凶。有一次，“錄音組”的頭頭通知我們要為明代高啟一首關於嶽墳的七律作注。其中有一句叫“惆悵高廟自藏弓”。這“藏弓”二字，當然是用“飛鳥盡，良弓藏”的典故。但這一句話，古書是兩見。一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一見《淮陰侯列傳》。我和一些同誌商量，盡管《越王勾踐世家》較早，但和“高廟”聯係不起來，如果用《淮陰侯列傳》，可以用“高廟”喻宋高宗，更貼切。我還查了清人金檀作的注，他用的是《漢書·韓信傳》，其實是同一出處。我想這大約不會錯。但交上去以後，他們送給江青看了，江青看了大怒，有一次在釣魚台召見“兩校”和“錄音組”的一些人，她忽然發脾氣大罵“錄音組”作注釋的人，說：“為什麽提韓信！”“韓信是呂後殺的！殺的對！”這時我真不懂她為什麽發脾氣。我認為對韓信這個人如何評價，跟這條注無幹。那時我隻是從學術上考慮問題，經過粉碎“四人幫”之後，就覺得這一切很容易解釋了。還有一件事，也弄得我們哭笑不得，那就是關於張元幹的《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這首詞末二句是“舉大白，聽金縷”。那時忽然說經過改動，變成了“君且去，休回顧”。到底是怎麽回事，我弄不清。那時於會詠是文化部長，他根本不懂古典文學，硬說是一個特別的版本，要我們去查。我們從未聽說有這版本，但也沒專門研究過宋詞，就去北京各大圖書館查了各本《蘆川詞》，還查了許多選本，都沒有這樣的本子。隻好對“錄音組”頭頭去說查不到，他微微一笑，說：“是查不到，這是改的。”我們幾個同誌一連忙了幾天，原來是於會詠和他自己沒弄清，叫我們白費了幾天勁，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那時，我對江青還不大認識，挨了罵，也隻是覺得她也許不懂古典文學，還沒有想到政治上去。我第一次對江青有懷疑是在1975年秋天在大寨參觀。那次她在大寨，簡直太不像話，住在大寨一所房子裏，白天要睡覺，派人封鎖附近通道，不許人走動，說是“妨害首長休息”。更不像話的，是她舉行了一次宴會，在會上發脾氣，大罵電影《創業》的作者張天民同誌，罵得十分難聽。她捋起了袖子，做出一副打架的樣子，嘴裏更粗野，說：“他媽的，你告了老娘的刁狀！”那時我吃了一驚，心想：她那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有特殊的地位，怎麽能在大庭廣眾說粗話罵人，還做出流氓樣子來？她不學無術，我還不太計較，露出流氓相來，我實在看不下去。從此對她印象很壞，隻是不敢說。
從大寨還京後，“錄音組”就搬到了西苑旅社。在西苑旅社，還是照常注宋詞，我仍在讀我的六朝史籍。但正在這時，周總理去世了。消息傳來的那天是1976年1月9日早晨，我住在西苑旅社，從廣播中聽到的。那天是陰曆的“臘八”，早上喝“臘八粥”。這碗粥真不知道怎麽喝下去的。一邊喝，一邊哭。喝完粥，“錄音組”也組織過一次會，但很草率，我們文學所的同誌誰也沒有發言，隻是哭。那天“四人幫”的凶殘麵目真是暴露無遺。散會後，我們文學所的同誌都去找黑紗佩帶，可已找不到，是許德政先生趕回文學所要來的黑紗。他趕回西苑旅社，把黑紗給我，兩人相對無言，放聲大哭。但“錄音組”在於會詠控製下，連黑紗也不叫帶，什麽動靜也沒有。這時文學所的同誌還是比較有自由的，黑紗照樣帶，要哭也敢放聲。文化部係統的同誌就不同了，在於會詠控製下，隻能在心裏難受，躲在自己房間裏哭。有一件事給我印象很深，那就是許德政從所裏帶來黑紗，卻沒有別針，我們都隻能套在衣袖上。陳祖美先生當時還沒有調到所裏，在文化部係統，她見後偷偷地遞給我一個別針。我看她眼紅腫著，剛在屋裏偷偷地哭。我當時就想：我們這些人的處境還算好，心裏難受還有哭的自由；那些同誌更苦，連哭的自由也被江青、於會詠剝奪了。這真是暗無天日的年代。
最令人氣憤的是在追悼總理的會上，江青連帽子也不摘。我們是在西苑旅社的一台電視機裏親眼見到的。當時看的人很多，有的叫“江青，摘帽子”！有的就罵開了。我不敢當場發作，隻是和許德政先生借晚飯後散步的機會，從西苑旅社走到甘家口，一邊走，一邊低聲地罵，罵個痛快，發發胸中的抑鬱，憋著是受不了的。盡管這樣，宋詞還得注，而且注的都是些寫男女之情的作品。平心論之，現在看那些宋詞，藝術上還是不錯的，不過我那時怎麽也讀不下去。相反地，天安門廣場的革命詩，像“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那樣的詩，倒很能打動我。我是研究古典文學的，那首詩在藝術上不能說很成熟，這我知道。但那首詩確實寫出了廣大人民的心聲，凡是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都不會否認，我現在經常想，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要求，為什麽總有點狹隘。五十年代當我剛接觸研究工作時，人們都講“人民性”、“現實主義”，對山水詩、情詩評價甚低，甚至否定。那時我其實最喜歡讀王維、孟浩然的詩，卻不能公開說。六十年代，又批判一些人偏愛“大、洋、古”，那時我私地裏也喜歡“大、洋、古”。這幾年，人們強調藝術性，這當然是對的。但有些人又否定起某些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甚至偏激到說杜甫的《石壕吏》也是粗糙的作品。這些我很想不通。人們為什麽這樣狹隘？人的生活和需求都是多方麵的，而且人在各個年齡段，有不同要求；在不同處境下，又有不同的要求。為什麽非要認定寫某種作品才算好的，其他都不行呢？要講藝術性，那麽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價值總是很高的了。記得我念初一的時候，有一部電影叫《鑄情》，是根據《羅密歐與朱麗葉》改編的。許多人都愛看，我就是不想看。這好像很簡單，是小孩子不懂藝術。不過，小孩子就不能有自己喜愛的藝術嗎？可見文藝這東西不論在什麽時候，總還是講點多樣性好。
在“錄音組”的最後一個時期，其實沒有多少事要做，我的精力全部用在自己的業務上，注宋詞隻是應付而已。隻是怕找麻煩，不敢提回所的要求。這時，發生了唐山大地震。那天正好一位內侄從青島來北京玩，我就請假回家。那天很悶熱，晚上睡不著，直到後半夜才入睡，天快亮的時候，覺得床搖晃得厲害，不知是什麽事。我嶽母還誤以為是睡得不老實晃動了床。後來發覺不對，是地震，大家趕快起來，準備逃出門去。這時屋子晃的很厲害，一個熱水瓶從桌上掉下來砸爛了。我們趕快逃出去，呆在天安門廣場上。好在天不冷，就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水泥地上。天忽然下起大雨來，好在我們還帶了些雨具，嶽母、女兒和我三個人合用一件我女兒的雨衣；我愛人和內侄合用一把傘，都是能遮住頭部。我們實在支持不了，就逃到住的宿舍大門口一間平房裏躲雨，那本是傳達室，隻住一位年老退休的老同誌在那裏管收發。這裏已擠滿了人，因為雨太大了，沒法再在天安門廣場上呆下去。直到下午，醫科院有位同誌坐一輛吉普車來看宿舍裏的人。他見我們太狼狽了，就把我們帶到協和醫院。那時大家都認為協和醫院的房子好，能抗震。我們就在醫科院圖書館裏住下。第一天晚上還好，我還睡著了。第二天也還勉強挨過。到第三天，又預報有大震要發生，醫科院圖書館的牆也發現有些裂縫。圖書館的一位姓楊的書記急了，召集大家開會。他說：“我們本想這房子能抗震，讓職工和家屬來避一下。不想又要大震，我們自身難保，再無辦法。在這裏很不安全，大家逃命去吧！”我們無法，隻能回到東交民巷，住在醫科院招待所的院子裏，那裏有醫科院給蓋的帳篷。我們考慮嶽母年紀太大，住帳篷不妥，不如送她回青島較安全。於是我向“錄音組”打了個電話請假，就買了火車票去青島。不過，我和愛人都是幹部，女兒是小學生，在青島不能多住，隻能讓嶽母留在青島，我們三人又返回北京。那時已是8月中旬，天氣漸涼，地震也稍平息，就都回屋裏住了。到家一看，牆上裂縫很明顯，我們也知道不安全，卻沒處住，還是住那裏，反正鄰居們也都這樣。
回到北京後，地震雖然過去，餘震卻時有發生，我們也顧不得了。這時，我還得去“錄音組”，不久，毛主席逝世，要在天安門廣場上蓋紀念堂，我住的房子在拆遷範圍內。醫科院宿舍遷到永定門東街天壇南門附近，我們也搬到那裏。剛去時，那裏很荒涼。
五
毛主席逝世後，我們在“錄音組”就毫無必要了，所以我們都自動回所。好在是借調，不用轉關係，一走了之。那時“錄音組”一反往常，不予追究。我當時也不知是怎麽回事。後來才知道“四人幫”被粉碎了，於會詠再沒有這威風了。回到所裏以後，光是參加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此文由何其芳先生組織，參加者有陳毓羆、喬象鍾二先生，還有我。我記得寫的是關於“四人幫”搞“評法批儒”的問題，此文後來在《文史哲》上發表。文章寫完後，就轉入《唐詩選注》的修改工作。早在我還沒有回所時，所裏一些同誌和北京維尼綸廠的同誌合作，搞了一部《唐詩選注》，篇幅比餘先生主持編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選》少一半。這部《唐詩選注》實際上是文學所的人選注的。由於當時強調集體寫書，參加的人很多，水平參差不齊，其中特別是幾首李賀的詩，注得實在太差。於是何其芳先生就把修訂的任務交給了幾位同誌，其中有王俊年、吳庚舜二先生，還有我。我看了初稿，覺得問題不少。就專門到何其芳先生家去談此事。我建議李賀部分和還有幾首詩的注，隻能推翻重注。何其芳先生同意了。那時，我手頭無書，查資料很困難，好在那時有科學院圖書館。這個圖書館的閱覽室裏放著“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和各種工具書，可以隨便翻閱，所以很方便。我開始時是在那裏做修訂工作的。後來我嶽母從青島回北京，不久膝蓋骨折，隻能臥床，我為了照顧她，不能去圖書館，就在所裏借些書，在科學院圖書館借些書，帶回家裏工作。後來嶽母病重，在協和醫院住院，我一邊陪床，一邊修改，直到1977年底，才搞完。
1977年正是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的時候，文學所正可大幹一場。不幸的是何其芳先生突然因賁門癌發作去世。我們失去了一位好所長、好導師，都很悲痛。工作也很難進行。《唐詩選注》完成後，古代室又有人想搞《唐宋詞選》，要我參加，我堅決推辭了。我想：我都快五十的人了，不叫我幹本行，老“打遊擊”怎麽行？那時何其芳師去世，所裏沒了主心骨。還有人說不要搞文學史，而要搞“文學史話”。我下定了決心，如果搞“史話”，我還是堅決不參加。好在“史話”的提議沒人響應，隻能作罷。
當時雖說要寫大文學史，卻還未著手。《唐宋詞選》的工作，我又不願參加。當時我隻是一遍遍地讀南北朝的史書和集子。此時，我嶽母也已去世，我欠了不少債，經濟上很困難，買不起書，我的藏書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損失了，沒有書，我就抄，我在所裏借書，回家抄，一連抄了二十八家的詩集。這些詩集的底本不一定好，不過抄一遍，總有好處。正在這時候，餘冠英師知道我對辭賦有興趣，叫我寫一篇關於漢魏六朝賦的文章。我就著手寫《漢賦與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一文，後來在《文學評論增刊》上發表，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當時我估計了一下所裏和古代室的形勢，編寫大文學史的計劃顯然不可能馬上著手。因為所的領導班子自從何其芳師去世後，沒有人能真正抓得起業務工作的，並且也沒有真懂業務的人。至於古代室的幾個負責人更是文化大革命中留下的班子，連一個稍具業務知識的人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馬上開始大文學史的寫作，隻能靠“單兵作戰”，形成不了完整的集體，肯定寫不好。對古代室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但業務仍然要搞，於是就把自己對大文學史的設想去向餘冠英師請教。餘先生當時也希望大文學史早日開始。當時，我提出了幾個設想：（1）“十六國”時代出現過《拾遺記》、《回文詩》和《肇論》，不是沒有能文的人，又從《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中體會到那時確有不少文人，於是我想作《十六國作家考略》；（2）關於北朝文學，過去的文學史談得都太簡略，我想專門探索一下北朝文學的問題；（3）南朝文學中許多作家雖然過去作過一些研究，但還不深入，我想先從鮑照和江淹二人入手，然後一個個研究。對我這個研究計劃，餘冠英師很支持，他具體地對我的計劃一點一點地推敲，提出意見，幫我修改。這時確實又像回到了五十年代，仍是老師帶徒弟。這也是必要的，因為停了十幾年，要重新開始，多向老師請教，沒有什麽不對。事實上要是沒有餘先生的鼓勵、支持和幫助，我也不可能在荒廢十二年之後，一下子就取得較大進展的。
那時我經常去餘先生家，卻很少去古代室，我覺得跟室裏幾個負責人談不來。這樣，就和當時的一位負責人意見越來越大。他這個人年紀稍大些，總要人尊敬他。自以為做了一室的主任，就要別人像文化大革命前尊重何其芳先生和餘冠英先生那樣去尊重他。我也不示弱，就自己搞起那些計劃來。一時倒像個“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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