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前和陶三有過一次辯論，他用了小區裏開車限速做例子。我記得他的觀點是（不是原話），“把限速要定的低一些，哪怕不太實際“。
為什麽要這麽做呢？因為這樣可以保證居民的生命安全。
聽起來挺有道理的，但我就想起了十幾年前我回國時，出租車司機給我講的道理（北京老司機最貧了）：
「那次我要去的小區裏，這兒不讓停，那兒不許穿行，司機也不管，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都徑直開。我納悶就問他，師傅您怎麽違章啊。
司機跟我說，不這麽開根本到不了，反正警察也不抓。
我說，警察那麽好啊，那立這些牌子幹啥用的？
司機說，好個鬼。就因為這些規則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每個人都是實際在違章的。警察平時不抓，但有監控錄像，想抓誰就抓誰，一抓一個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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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了幾年後聽到更係統的講解，才醒悟到這個司機其實無意中說出了‘好的’法律，應該具備的幾個性質：
- 法律如果立了，就是要被執行的，不能是為了表示立場道德的擺設；
- 法律的定義應該清晰，邊界應該準確，執行應該統一（不能選擇性執法）；
- 最重要的，法律應該是 遵守容易違法難。easy to comply, hard to violate。
所有這些，都是在試圖限製 “執法者” 的權力，不要讓更多的人活在‘恐懼’之中。
回到北京司機的話：如果法律定義模糊，底線不合理，警察平時不抓，但想抓誰就抓誰，一抓一個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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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麽是‘不好的’法律？比如現在英國的speech law，“offensive, indecent” 的言論都有可能導致逮捕；德國的speech law，“insult, gossip”的言論都有可能導致逮捕。
支持這些 speech law 的人常說，可是警察並不總抓啊，隻有你說的太過分時才抓。
回到北京司機的思路，什麽是太過分？它們明顯不滿足：
- 應該清晰，邊界應該準確，執行應該統一；
- 應該是 遵守容易違法難。（連定義都不清：offensive/indecent/insult/gossip）
這又是給了執法者太大的隨意執法的權力。
我記得我在走廊裏發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 悲劇。（說鐵鏈女的）。就是試圖在說，政府作惡，遠比惡人作惡要糟糕一萬倍不止。因為很大程度上，政府是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所以對執法者的權力限製，是製定法律時必須考慮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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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規範大眾行為，我們主要有兩類方法：
- 反向懲處：你不應該做壞事，如果做了就要受到懲處；
- 正向引導：你應該做好事，做了好事可以得到獎勵。
我一直認為，第一類主要應該由法律/製度/規則管，而第二類，主要應該是社會/文化/風俗的範疇。比如日本的‘恥文化’。這個需要長時間潛移默化的引導，所以經常被進步派希望跳過。
如果用法律/製度/規則來正向引導道德規範，很難不陷入
- 法律如果立了，就是要被執行的，不能是為了表示立場道德的擺設；
- 法律的定義應該清晰，邊界應該準確，執行應該統一（不能選擇性執法）；
- 最重要的，法律應該是 遵守容易違法難。easy to comply, hard to violate。
的陷阱。也就是我在回前文時的意思：即使不是反人性的東西，即使是出於善意，人為強製推廣，也很容易通向獨裁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