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尼拉的華人-十六七世紀》中文版序言
請我向中國讀者講講出版本書的原因。在乎情理之中，故欣然命筆。預先提示一下：為避免無謂的重複，在這個簡短序言裏，當必須對一些事件進行闡述時，我盡力使用一些新穎的例子。
對於中國，很多世紀以來，在西方流行著非常含混的認知；曾以為是一個碩大地區，那裏居住著sinas或seres(‘製絲人’)，一個常年生活幸福與和平的人民（“躲避跟其他人的交往，但是希望跟他們做生意”， 這是公元一世紀，老普利尼奧的判斷）；那種雲遮霧障的想法就是希臘羅馬傳遞給新生歐洲的傳統概念。盡管如此，十三世紀始，由於馬可波羅和傳教士們（一般是方濟可會徒）的旅行，忽必烈的中國變得立體和更加清晰。1375年，一份世界地圖在加泰羅尼亞麵世，一個半真實半虛擬的世界，已經在其中得到反應，那圖後來飲譽全球；圖上繪製的城市人（Chambalech, Zayton），以及對大汗（Magni Canis）的提及，向我們還原的是一個停滯在時空裏，還在蒙古人統治之下的中國。
盡管如此，這種與事實有著巨大差異的落伍觀念繼續維持了上百年。1492年，西班牙欲與葡萄牙競爭遠東的航路；葡萄牙走的是好望角，西班牙尋找從西方到達東方的線路。天主教費爾南多國王，故此下令準備一些國書交由克裏斯多瓦爾.哥倫布帶給早已不複存在的大汗， 因為在很久之前，元朝已經在曆史上消失了；更有甚者，當時在整個歐洲通行拉丁語，這些信件都是用拉丁文寫的，就好像在北京帝國朝廷上也必須使用這種語言似的。
哥倫布就是這樣相信，1492年他在中國海一帶航行過並且感到已經接近契丹（Catay），盡管在他的道路上橫亙著一個莫名的新大陸---阿美利加---，從而致使他的夢想落空。葡萄牙，要更加幸運，在此之前到達了熱望的目的地：印度（1498年），馬六甲（1511年）隨後中國（1513）。盡管如此，對西班牙人來講，意想不到的大陸阻隔並非無法逾越的障礙。其古老的願望終於在1519年，如願以償，那一年，一支艦隊從塞維利亞啟航，目的地就是香料群島（摩鹿加），1521年最終奇跡般地登臨該島。在這相同的1519年，科爾特斯( Hernán Cortés)踏上了韋拉克魯斯(Veracruz)的土地，到1526年，已經從墨西哥的西海岸，派出了一支小艦隊，去救援駐紮在蒂多雷（Tidori, 在今印尼馬魯古群島） 的西班牙人：剛拿下該國就開始行政管理, 這是一支前奏曲。
爭奪對香料丁香的壟斷，致使伊比利亞的兩個強國之間鬥智鬥勇，陷入戰事，結局是1529年西班牙，將所有的香料權利都讓渡給葡萄牙。但並未因此而喪失在亞細亞擴張的熱望。幾經失敗之後，1564年西班牙人最終踏上了宿務，不久後在呂宋建起永久定居點：終於得以進入東南亞，故此，為感恩費利佩親王（未來的費利佩二世國王），將這些島嶼命名為菲律賓。但是葡萄牙人，盡管已經占先，繼續構成[西班牙]同中國貿易的勁敵，雖說從1581年到164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就是澳門和馬尼拉）屬於同一個王室（費利佩二世和他的繼任者）；在本書中能夠見到這種競爭殘酷性的明顯證據。
從在菲律賓群島定居伊始，西班牙人就經常遇到中國商人的船隻。雙方全都發現了這個不期而遇所帶來的黃金機緣。盡管如此，最終結局卻是雲泥之別。西班牙人打算仿效葡萄牙人建立的澳門，雖說為之做了好幾次努力，終未能在天朝帝國土地上紮下營盤。相反，1572年起，“桑格利”紛紛來到馬尼拉經商，數年之後，他們所建立的生意[在各門類]都占了相當大份額，無論是外貿還是內貿，令土著人和西班牙人都無法與之競爭。1596年，航海家佩德羅.費爾南德斯.德.基羅斯（Pedro Fernández de Quirós），抵達菲律賓首府，在那裏生活的中國手工藝人和商人數量和種類令其震驚，為慶賀新總督（Francisco Tello）的到來，心靈手巧的手工匠人準備著煙花，對此他為我們留下了精彩絕倫的描述。1600年11月7日，荷蘭海盜奧利維多.範.諾爾特（Olivier van Noort）靠近馬尼拉附近時，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條中國船；接著他在日誌上奮筆疾書：“這些(菲律賓)島嶼什麽財富也沒有，但最值得一提的則是華人來此進行的貿易，那是些最精明的商人”。
即刻開始，從馬尼拉，華人擴散到西班牙帝國的全部邊境。舉兩個早期的例子足矣。1599年3月15日，“生於中國廣東”的埃斯特板.德.卡布雷拉（Esteban de Cabrera，受過洗禮的華人改用其教父名字）在塞維利亞立了遺囑。 1605年，佩德羅.費爾南德斯.德.基羅斯的艦隊離開卡亞俄（Callao），船員中有兩名中國水手，航行中他們辨認出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的一種水果，與他們家鄉的是相同的。故此，塞萬提斯，1615年詼諧地想像“中國皇帝”要將《堂吉訶德》當成該國的一本必讀書，而極有可能的則是，在現實生活中，他見到過原籍天朝帝國的某個人，漫步在馬德裏或是塞維利亞的街道上（順便請注意，對遠東的認知是如何提升的：大汗的形象已然逐漸消散，如今談論的僅僅都是皇帝）；這種場景---一個中國人在西班牙定居---過去曾經異乎尋常，而如今由於全球化，在伊比利亞半島最幽深的地方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而在當地，“華人”（“日用品”店主，就是說，那些售賣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店商）已經幾乎成了必備的和不可或缺的形象。不過，咱們還是回到菲律賓題目上來吧。
由於人口增長毫無節製，桑格利的人潮在馬尼拉持續不斷地湧動，那裏成了歐洲的第一條唐人街（Chinatown）。1596年，基羅斯估計，定居在菲律賓首都的華人數有20000人，而西班牙居民僅有千人。在這個失衡上，還疊加了另外的一些衝突，從而惡化了兩個社群的關係：如果說西班牙人可以極其強硬和高傲地發號施令，而華人，表麵上如此恭順，並不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輕易地聽命服從。本可以在兩方麵之間擔任中間人的修士們，卻願意按照自己的形象教育那些新入教者，從沒想到他們自己應該化為中國人（耶穌教會曾經試驗過的方法，在傳教實踐中，相較於重大的結果，取得了更多社會成就）。很清楚，存在著一個極其強大的理由，讓宗教人士們懷有這種壓倒性的緊迫感，要去傳播福音：在他們看來，未受洗禮的死者將直接下地獄，永遠遭受烈火燒灼，除了基督信念，沒有其它拯救方法。轉變這些所謂非教徒的急迫性由此而來。
但是中國人，特別是跟日本人相比，是些叛逆的新入教者，作為深思熟慮而非一時衝動的一類人，極小可能輕易皈依，而又忠貞不渝。傳教士們的失望是巨大的：一般的規律，中國人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社群，幾乎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其它的移民社會也遇到相同的圍牆。
[雙方]關係開始惡化。第一次撞擊聲在1593年隆隆響起。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裏尼亞斯總督在公海為中國漿手所殺，這在西班牙人當中引發深深的不安。如此多次被引用的基羅斯遺囑向我們指出，兩年後，在馬尼拉采取措施，預防可能的桑格利暴動。預料之中的造反在1603年爆發。中國人應該是陷入到深深的失望之中，遂投入到一場殊死戰爭，西班牙人驚恐萬狀，肆無忌憚地進行鎮壓。恐怖的暴動，其結局便是血流成河，滿目瘡痍。
但悲劇之後，再度麵臨嚴酷現實。在日常生活中，殖民社會不能舍棄華人的高效率和勤勞。因而，為了避免經濟破產，必須要緊急召回昔日之敵。這是千百例子之一。1607年，由於缺少高質量的勞力，方陣長埃斯基維爾（Esquivel）不得不中止在特爾納特(Ternate)的城防工程；在這些災難的重壓之下，他向國王上書懇求：“殿下，請頒旨提供更大數量的桑格利，盡可能多的各種行業都要”。 這是工程竣工之所需，跟經濟總體良性運行緊密相連，而這不僅僅是特爾納特的，也是呂宋的局勢。馬尼拉再度充滿華人，慘劇亦再度重演。
盡管對進入甲米地的船隻，海關手續要求繁多，馬尼拉的當權者不知道或是不願意限製這股人潮，所以，西班牙人一貫就是非常積極地立規矩，然後並不遵守。另一方麵，有利可圖便會不可避免地滋生從事地下移民的黑幫，幾個華人的頭麵人物應當是卷入其中的。已經證實，有幾位桑格利頭麵人物殘酷無情地壓榨自己的同胞，並賄賂殖民當局，以便得以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從另方麵，西班牙人也從未放棄犧牲他人利益而致富的機會: 華人的稅收是菲律賓財政的主要來源，而他們私底下的支付收買著全部管理階層的皇家官員。為了撐起群島的經濟，有些總督采用極不正當的加稅措施，意味著對桑格利真實的強取豪奪：亦是暴動的豐富營養液。
不過對抗並非全部曆史。所幸，還有長長的和平時期，其間，中國的手工藝人在馬尼拉百花齊放，通常他們都沒有留下名姓。正是他們辦起印刷所，出版了大量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精致圖書；正是他們擔任著諸如Boxer codex, 如此精美手稿的書寫員和畫師；正是他們用象牙或是木料雕刻出珍貴的塑像；正是他們發揮聰明才智用牡蠣貝殼代替玻璃創造出了半透明的窗扇；正是他們建起了諸如湯都和岷倫洛教堂那樣的基督教堂。他們強勁創造力的最高表現形式則是八連（parián），市場，那裏可以買到一切：從奢侈至極的絲綢到最珍貴的香料；可是這宏偉的建築，集萬千財富於一體，卻同時也是一個聚居點（ghetto）：華人住在一側，西班牙人住在另一側，中間豎起一道牆。
不能說這是最好的相互理解方式。但是麵對這股密集而封閉的人潮，如此必要而在數量上又如此難以管控，這堵牆---可同如今美國或是歐盟在其邊境上豎起的，或是中國在其古代建起的牆相提並論---，殖民社會把它當作唯一的措施；他們結夥蜂擁而至，故此，更加難以吸收。其責任不僅僅是由於西班牙人的固執。菲律賓所遇到的問題，隨後也發生在荷蘭人的巴塔維亞（Batavia）；而在世界上的一些城市裏，至今存有一個華人專屬區域，Chinatown的事實, 歸納起來，表明在融合一場失控的移民時，遇到了相同的失敗。
盡管如此，華人留下的烙印卻是難以磨滅。經馬尼拉出口的各種奢侈品，洪水般湧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Los Austrias）全境的各處市場，其中有一件物品，剛一運抵阿卡布爾科和隨後的塞維利亞，就令女性喜出望外：所說的就是“馬尼拉大披巾（Mantón de Manila）”或“中國大披巾(Mantón de China)”， 西班牙女人學會了使用這些大圍巾。在一部光彩奪目的小說，《福爾圖娜塔和哈辛塔》中，貝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向我們提供了那些大披巾貿易漲跌的信息，非常有意思，十九世紀中葉和末期，是從上海直接運送到西班牙；作家以一種優美的語句總結承認對源頭的欠債：“這件物品，這個民族級的藝術品，如此是我們的，就如同鈴鼓和鬥牛一般，實際上除了用法，那不是我們的；我們虧欠著出生在世界另一側的一位藝術家，一位阿雍（Ayún），他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其作坊令我們典雅”。 對加爾多斯來講，阿雍是那個從上海開始向西班牙出口貨物的中國人；但是在他之前，從十六世紀起，已有很多其他手工藝人，將他們的刺繡品運送到伊比利亞半島，甚至將大披巾轉化為西班牙的獨特符號。扇子是另一項立刻融入到伊比利亞文化和魂靈的創造。
如同五百年前的西班牙人一樣，我剛一開始學習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擴張史，就對中國人和他們的行跡產生了濃厚興趣。這種興趣，加上先天的好奇心，導引著我懷抱一個也許過於雄心勃勃的規劃：這曾是一場如此迥然不同的兩大文明的獨特相遇，寫一部有關的著作，殫精竭慮，將那些消逝於淡忘之中的主角們發掘出來。多年之後，這個意圖化為讀者您手中的這部書。我對這本著作的眾多缺陷非常有自知之明。最大的一個便是我對中文的無知，這阻礙我將書裏的西班牙文描述的名字還原出來，也妨礙我參閱未譯成歐洲語言的書籍和文獻。聊以自慰的就是，為了克服這個缺陷，嘔心瀝血，我集中了所有與此題目有關的文檔，它們通常反映的也是西班牙人的觀點； 如今期盼有人將中國人的源頭資料和觀點收集全，並作出一個總體分析。 在任何時候，我都力爭不使自己的判斷陷於片麵，盡管不確定是否一直都做到了這點。總之，一件事善始而數度未得善終，無須為之惋惜，實非易事。
幾年前，我的好友錢江教授就建議我將這本書譯成中文。即刻欣然從命。隨後，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葉農教授立項支持，借此表達深深敬意。最後情理之中，深深感謝譯者安大力先生付出的巨大努力，將如此寬泛，複雜和晦澀的書籍譯成漢字。真心非常感謝所有這些人。
胡安.希爾
2020年10月17日，於聖盧卡爾.德.巴拉梅達（麥哲倫船隊始發港，屬加迪斯Cádiz）。
（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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