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Why We Must Keep the Memory of D-Day Alive
June 4, 2024
By Garrett M. Graff
每過一天，“最偉大的一代”都更走近終結。 1944 年 6 月 6 日諾曼底登陸日，超過 200 萬盟軍人員參加了代號“霸王行動”的那次登陸，如今在世的大約隻剩下幾千名退伍軍人了。
2021 年，哈裏·帕若姆 (Harry Parham) 去世，享年 99 歲。他被認為是最後一位參與諾曼底登陸的黑人退伍軍人（當天約有 2,000 名黑人士兵登陸）。去年七月，諾曼底登陸最後一名幸存的法國突擊隊員萊昂·戈蒂埃（Leon Gautie）去世。 12 月，愛爾蘭氣象觀察員莫琳·斯威尼 (Maureen Sweeney)去世，她對大西洋上空風暴的報告改變了諾曼底登陸的進程。 4 月，比爾·格拉登 (Bill Gladden) 去世，他是當天用滑翔機著陸的英國第六空降師的一員，他曾希望能活到100 歲高齡，好此刻返回法國諾曼底，參加周四（2024年6月6日）的 80 周年紀念活動。
當我們紀念那場戰爭參與者中這些最後逝去的人們的時候，我們很容易陷入虛幻的浪漫主義之中，而忽視是當年軸心國的行為讓自由世界聯合起來去對抗它，而在過程中向世界突顯美國人的潛在能力。
每一位前往諾曼底的軍人都收到了一本《法國袖珍指南》，其中部分內容是：“當曆史變得艱難時，我們民主國家不僅僅在鬥爭中相互提供幫助，我們也在同一條船上。當你去到法國後環顧四周，你就會看到納粹對民主做了什麽。”
在今年這個選舉年，值得一問的是，我們此刻在如何處理“最偉大的一代”捍衛並遺贈給我們的遺產。美國的自由始終不是完美的——我們是一個一代又一代地尋求變得更好、更平等、更包容、同時更自由的國家。這是一個關於每一代美國人為下一代的權利而奮鬥並用奉獻來捍衛自由的故事，也是一個每一代美國人都將在過去的基礎上不斷進步的願景。
我們現在麵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美國是否會接受一個比以前更不自由、更不民主、更分裂和更不平等的國家的願景。這將是美國曆史上幾乎無例可循的一種倒退。
我們可以享用曆史的餘蔭，提醒我們自己關於美國及其盟友曾經取得的成就。諾曼底登陸是一次巨大的戰役，也許是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最複雜的一次——派遣一支超過 100 萬人的部隊，使用 3,000 多架飛機和 7,000 多艘艦艇橫渡英吉利海峽；並且有條不紊地運送了整個的浮動港口---這是一個名為“桑樹”（Mulberries）的艱巨秘密項目---以及 300,500 加侖飲用水和 800,000 品脫的血漿，白人和黑人捐贈者的血漿要分開庫存---這是按照當時的規定操作的。
這一天的戰鬥橫跨五個海灘和大約 60 英裏寬的戰線，其規模太大而難以平敘，從這個意義上說，最好從個人層麵來理解。以阿爾伯特·莫米尼 (Albert Mominee) 在第 16 步兵團服役的故事為例。他來自馬薩諸塞州紹斯布裏奇（Southbridge），當年 28 歲，身材瘦小，比陸軍規定的 5 英尺最低身高僅高出一英寸。入伍隻有兩年，諾曼底登陸已經是他的第三次攻入外國作戰。
他是當時部隊中年齡較大的人之一。諾曼底登陸日的許多“老兵”士官隻有20歲出頭，而他們指揮的傘兵和登陸士兵往往隻有十幾歲。 LCT-589 號的舵手愛德華·巴卡利亞（Edward Bacalia），人稱“巴格斯”，17 歲。 “那天，我們的成功要歸功於巴格斯的航海技術，”他的船員夥伴馬丁·瓦爾維克（Martin Waarvick）回憶道。 “牛不牛？17 歲在諾曼底登陸日駕駛登陸艇登陸奧馬哈海灘？不隻是一次，而是兩次。”
列兵，第 101 空降師第 506 傘兵團的弗蘭克·帕利斯 (Frank Palys) 回憶道：“我當時隻是個孩子，和其他人一樣，試圖解放世界出納粹的苦海（506團的E連，就是後來被電視劇“Band of Brothers”呈給世人的那個傳奇連）。” 或者，作為列兵，第 18 步兵團的歐內斯特·希爾伯格 (Ernest Hilberg) 表示：“我就是在做一項必須完成的工作，我們要除掉希特勒這個混蛋。”
“最偉大的一代”在諾曼底登陸日的目標是崇高的——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從英國跨海峽入侵歐洲大陸，不是為了征服或掠奪，而是為了解放這片被獨裁主義籠罩的大陸。正如盟軍最高指揮官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Dwight Eisenhower）在 1964 年返回諾曼底慶祝 20 周年紀念日時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的沃爾特·克朗凱特 (Walter Cronkite) 所說，“這些人來到這裏——有英國人與我們的其他盟友——和美國人——為了一個單一目的攻占這些海灘， 這個目的，不是為了給自己謀取任何利益，也不是為了實現美國的征服野心，而是為了維護自由。”
又過了 20 年，後來被稱為“最偉大的一代”的英雄主義才被恰當地推崇。之前的幾十年來，很少有人公開吹噓二戰的戰爭經驗。退伍軍人在開戰後被從二戰前的大蕭條期間和平但艱苦的童年生活中拉開，再在1945年戰後回到美國，帶著來之不易的經驗、年輕的活力和政府補貼的退伍金。他們開始積極追求自己的日常生活，用自己的勞動推出了美國的經濟繁榮，正如政客們經常頌揚的那樣，創造了世界曆史上最強大的中產階級。
成年後，他們在冷戰中堅決反對共產黨和蘇聯，再次捍衛自由免受獨裁統治。第一士官長，第二遊騎兵營的倫納德·G·洛梅爾 (Leonard G. Lomell) 曾爬上諾曼底的 Pointe du Hoc 懸崖，摧毀了德軍的炮台，他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50 年來，我一直保持低調，就像大多數袍澤一樣。我們沒有寫文章、出書、發表演講或宣傳我們在戰場上的事情。我們知道我們在戰場上的經曆，作為職業軍人我們履行了我們的職責。我們不是英雄；我們隻優秀的遊騎兵。”
1984 年，羅納德·裏根總統（Ronald Reagan）在 Pointe du Hoc 發表演講，慶祝洛梅爾及其戰友的功績，開始適當地頌揚和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事跡。斯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Ambrose）、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和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等作家的後續作品永遠改變了曆史對二戰中生者和死者的奉獻的看法。
布羅考先生發現自己在 40 周年紀念日的旅程改變了自己，他穿過諾曼底的咖啡館和村莊，與那些回來參觀他們曾奮力奪取的海灘的退伍軍人交談。 “我深受感動，並對他們所做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敬意。我意識到，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他們一直在我身邊，而我卻未能欣賞他們所經曆的一切和所取得的成就，”布羅考先生在他 1998 年出版的新書“最偉大的一代”的序言中寫道。
現在，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稱為“正義之戰 ”似乎有些陳詞濫調，但從很多方麵來說，尤其是對美國，這可以說是美國打的最後一場以明確勝利為結果的戰爭。二戰中的敵人使美國更加團結而不是分裂我們，這場戰爭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理想的過程中讓正義與邪惡鮮明對立。而在今天的美國，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變得更加難以捉摸，無奈的充滿爭議，而且往往讓它（自由與民主）可以分度或外加條件。
美國在二戰中的角色遠非完美——近年來，人們對日裔美國人的拘留營問題進行了遲來的清算，僅舉其中黑暗的一例。但這是一場我們理解的戰爭，也是一場賦予參戰者意義的戰爭。這是一場為了理想的戰爭，我們的領導人和政治家明確而自信地提出了為崇高的理由而做出犧牲。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我們將聽到很多關於美國是什麽、不是什麽的爭論。這個問題有一個比許多人願意承認的更簡單的答案：我們為之奮鬥的是我們是誰。而且，展望未來，我們必須決定今天我們是否仍然像 80 年前攻占諾曼底的那一代人一樣願意為民主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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