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知道兮甲盤是如何重現人間的，隻知道最早的記錄是在南宋初年。從漢代到宋代，一千多年裏，有過記載的出土青銅器那麽多，隻有它忽隱忽現，流傳至今。
兮甲盤。 高11.7厘米，直徑47厘米。
銘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玁狁於(餘吾)。兮/甲從王，折手執訊，休，亡敃./王易（賜）兮甲馬四匹，駒車，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入闌宄賈，則亦/刑。兮白吉父乍般，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寳用。
圖上的“甲”看上去象“田”，所以它也叫“兮田盤”；另外，還叫過“兮伯盤”、“兮伯吉父盤”。
銘文首句——王五年征伐獫狁，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宣王。隻是《六月》裏明明白白寫著六月出征，這盤上卻記著三月，季節不一樣。不過，這兩個日期可能都對，因為《六月》裏還寫了——“整居焦獲”。
設想：獫狁打進鎬京，宣王領兵在三月反攻，打回焦獲澤。尹吉甫研究新戰術，接下來兩到三個月馴馬，六月份從焦獲附近發起反攻。那麽其實是打了兩場，而親曆者回顧時大概會從頭講起。
後來宣王有點窮兵黷武，史官們不怎麽寫他的勝績。《史記》幹脆不提這事，《竹書紀年》裏寫“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也略過了宣王。或許這是有理由的：宣王在召公的保護下長大，多半沒機會在軍中曆練；他即位後又一直在鬧旱災，祭祀還忙不過來，哪有時間去管軍隊；所以三月出征時他可能是名義上的領袖，領軍者另有其人；而六月大勝出自尹吉甫的新戰法，不提他又怎樣？
史書是後人寫的，而兮甲盤是親曆者的器物，《六月》這首詩甚至可能寫在得勝當年。慶功時當然要寫領導啦，兩廂對應，宣王大概在戰場。
那麽，這從王的兮甲是誰？專家認為他不是別人，正是《六月》裏頌揚的“吉甫”——尹吉甫。
“尹”的本義是治理，也可以指“握事者”——掌權的人。
《尚書 虞書 益稷》裏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這裏的“尹”就指“衆正官之長”。
同時，它也是姓氏，現在大概有三百萬人姓“尹”。或許，“尹吉甫”本人姓“尹”；又或許，象“史佚”的“史”一樣，他隻是官職為“尹”。
鑒於“甫”通“父”，“尹吉甫”也許是個尊稱。可能指某位叫尹吉的男性長者，也可能指一個職位為“尹”，名字是“吉”的尊長。除了“尹吉甫”之外，他還可以有很多別的稱呼。
現在國人一般不改名，但古人的稱呼經常變來變去。《禮記 檀弓》說“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通常情況下，周朝人小時候稱名，冠禮之後用字，五十歲後加上“伯”、“仲”之類的排行，死後用諡號。宣王就是個諡號，死後才定的，他活著的時候肯定不叫宣王。
這規矩是可以變通的： 《禮記 曲禮》裏說過“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長輩和上級會直接叫對方小時候用的名（大概想享受高人一等的感覺）。與之對應，也許有特為仰視的時候。《六月》的末句——“張仲孝友”，可能說明此人姓張、名孝，排行老二，是眾人的朋友。可能他太年輕，不能用“甫”字（作為男子美稱，“二十之時曰某甫”），所以用“友”替代；那照理更不該寫“仲”，但作者就這麽寫了，誰讓人家拿了第一呀。
傷腦筋啊，青銅器上的金文是給祖先看的，而史書寫給後人瞧，這就難免同人不同名。比如山西的晉侯墓地群裏一共葬了九位晉侯，隨葬的青銅器也都有名字，但隻有8號墓地的晉侯穌可以讓專家們拐彎抹角聯係到晉獻侯。等他的墓地定下來，專家們才能依照墓葬中的青銅器順序，一個一個推測其他墓主。
兮甲盤上的名字也不見經傳，但兮甲本人會不會很有名呢？猜猜看吧。也許專家是這麽想的：銘文裏有王，有獫狁，那麽大概在西周時期。打完獫狁就去找淮夷的，查下來隻有宣王。於是把宣王的大臣們找出來，一個一個去對。一般來說，古人的名（幼時）和字（冠禮後）會有關聯。“甲”按順序是第一，而“吉”可以指代每月的初一，對上了。
還有旁證：銘文後麵寫了“兮白吉父乍般”（兮白吉父作盤），“兮甲”和“兮吉”估計是同一個人，他名“甲”，字“吉”。
“白”通“伯”，應該是排行，作器者年過五十歲了。
“兮白吉父”這四個字去掉排行，然後用通假字“甫”代替“父”，得到“兮吉甫”，跟尹吉甫很象，又是一個相似點。再考慮到銘文上的功績，多半就是他了。那麽，尹吉甫本人姓“兮”，排行老大。
盤中的“兮甲”是寫給祖先看的，通名報姓，恭恭敬敬；後麵的“兮白吉父”是在對子孫講，要好好保存此盤啊，長宜子孫；要是晉侯們也這麽體貼就好了，專家們能省多少腦細胞啊。
宣王五年，兮甲一鳴驚人，過了幾十年，出征日尚且記得清清楚楚，他又怎會忘了帥師時的忐忑和風光？隻是，壓過宣王的高光時刻，不方便講。銘文記了宣王的出征日，強調兮甲從王，而且自己半途工傷，抓捕訊問時把手弄折了，後來就去休息，沒奮戰到底。不過，宣王的賞賜總歸要寫，當時的人們大概看一眼就知道他立過特等功。這番謹慎沒有白費，尹吉甫安安穩穩得當著太師。功高震主，又全身而退的，能有幾人？
宣王六年還是大旱，祭祀無果，收成是不用指望了，另辟蹊徑吧，正好方叔研發了尹吉甫戰法的南方版，於是，召穆公、宣王、皇父、休父都往東南跑。《竹書紀年》寫著“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它的意思可能是召穆公和宣王分頭去收保護費，然後在淮河附近會合。
以前宗周自顧不暇，沒空過來，現在戰術革新，可以立規矩了。尹吉甫的手大概已經長好，正好派他去收稅，有時還是武裝收稅。
周人講究師出有名，“淮夷舊我帛畮（賄）人”就是收稅的理由。講好了要出絲織品的，不能賴啊。這十幾年舊賬一日收，多過癮。後來大概把人家庫房裏的絲織品都搜光了，存糧、勞力也拿來折價。再後來，給當地商人定規矩，要到他們的市場上販賣，不聽就打；到了最後，連周人地盤上的市場也管起來了，遠來商賈不得與本地人私下買賣，否則要用刑罰。這一步步越收越緊，可能意味著稅收越來越少，但總部的要求不少；底下人隻好不停地想新花樣。
如此看來，真不怪淮夷造反。周人大軍過來，開口就要，不給就打，哪有雙贏呢？尹吉甫威風八麵，把東西全搜走了不算，還逼著商人去特定的市場買賣，不用說，肯定要抽成。就算這些商人去周人的地盤，也免不了交抽成費。交易稅一加，姬姓地盤的百姓買不了便宜貨，扣他一頂與民爭利的帽子不冤吧？史書上卻不罵他，反而表揚宣王中興，這讓背著罵名的榮夷公情何以堪。
也許尹吉甫的幸運光環也籠罩了他的器物，講講兮甲盤的經曆吧。
它曾經是南宋宮廷的舊藏，後來兵荒馬亂的，不知去了哪裏。到了元代，大書法家鮮於樞在撩屬李順父的家中發現了它，當時它正在廚房裏發光發熱呢。為烙餅，他們把礙事的圈足去了，從此兮甲盤成了平底鍋。這口鍋畢竟來曆不凡，也許鮮大人發覺餅上印有金文痕跡，特意去主人家的廚房查看，才把它認了出來。清代時它入了保定管庫，到了清末被陳介祺收藏，後來它又不見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有傳聞說日本書道博物館裏藏著兮甲盤，不過專家認為那是民國做的贗品：不但盤子有圈足，而且文字跟流傳的拓本也對不上。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又傳說香港中文大學有兮甲盤。專家鑒定後認為那確實是周代的青銅盤，不過銘文卻是後人偽造的。造假者參考了《三代吉金文存》中的拓本，跟陳介祺的拓本合不上。那銘文是用強酸腐蝕出來的，想來不好做，可惜底稿不對，辛苦白費。2010年，有華人在海外買到了兮甲盤。這次金文完全對上了，專家們從各個角度都認定它是真品，在2017年拍出了兩億一千多萬人民幣。
注：
專家大概是這麽鑒定的：
大多數西周青銅器的銘文跟器物一起成型。
青銅器製作示意圖
如圖所示，將銅液注入外範和內範之間的空腔中，等冷卻後，一件青銅器就鑄好了。這個範可以用石頭，也可能用金屬，不過最常用的是陶範。
先用細土做出模子，燒好了，把土團敷在外麵，成形以後分割，然後添加紋飾，陰幹，燒成陶範。再把陶範重新拚成一個整體，就可以鑄造了。
直接把銘文跟紋飾一起刻到範上多省力呀？所以大多數青銅器都是這麽做出來的。當銅液倒入，填滿了刻著銘文的空隙，鑄好的筆畫肯定比邊上厚，銘文是凸出來的。要是器物造好了再加銘文，直接刻上去比較容易，這樣寫出來的字是凹進去的。兮甲盤的造假者用強酸刻字，銘文當然也是凹的。這一看就已經不太對了，真品還給他另外加了個難度：凸出的文字不好拓，容易變形，按一個變形的版本造假，怎能成功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