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政治軍事製度
匈奴屬於遊牧軍事政權，單於是匈奴的最高首領，匈奴語稱為“撐犁孤塗單於”，相當於漢語“天子”的意思。單於總攬一切大權，單於以下設左右賢、左右穀蠡王、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輔理政務，官皆世襲。太子為左賢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24長，號稱“萬騎”。24長亦各置千戶長、百戶長、什戶長。左方王將居東方，右方王將居西方，單於衙庭位於中央。匈奴男子平常遊牧於部落，戰時即按部落變為軍隊。同時各級官員都是大大小小的軍事首長，戰時統領自己的部落作戰。與其它遊牧民族一樣，匈奴貴壯賤老，崇尚武力。斬敵首級者賜酒一杯，並獲得敵人全部財產，俘虜皆為其奴隸，故打起仗來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匈奴人善於引誘迷惑敵人時機有力則進，不利則退。進如飛鳥雲集，頃刻而至；退如煙消雲散，無影無蹤，頗有點現代遊擊戰和運動戰的味道。
秦末、漢初與匈奴的關係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大將蒙恬領重兵抗擊匈奴，頗有成效。秦末中國戰亂不已，內亂不平自難禦外侮。匈奴乘機興兵南下，重占被蒙恬所奪取的土地，即秦九原郡(今包頭和和套地區)，勢力到達朝那(今甘肅平涼)、膚地(今山西榆林)一線。西漢初年，匈奴領兵攻太原，一直打倒晉陽。漢高祖劉邦欲借滅楚的餘威北擊匈奴，親自領兵出征。匈奴冒頓單於詐敗，高祖追擊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被匈奴40萬精兵圍於白登山上。匈奴騎兵四麵圍困，西邊盡白馬，東邊盡青馬，北邊盡黑馬，南邊盡黃馬，聲勢浩大。劉邦被圍七日七夜無法脫困，無奈之下派人厚禮行賄冒頓之妻閼氏，閼氏勸說冒頓放劉邦一條生路，劉邦才乘隙突圍而去。白登之圍是劉邦戎馬一生中最凶險的經歷之一。後來劉邦採劉敬之議，每年贈與匈奴大量物資，開放關市貿易，還與匈奴約為兄弟，嫁女和親。但匈奴仍時常越界騷撓掠奪，漢朝多隱忍退讓。劉邦臨死前幾年作“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前兩句抒發了草莽英雄馬上得天下的豪氣幹雲， 最後一句卻是憂慮邊關不靖呼喚精兵猛將的喟嘆。
劉邦對匈奴採取隱忍、和親政策也是由當時的國力所決定的。由於連年戰爭，西漢初年國庫空虛，百廢待興，百業待舉. 史載當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史記-平淮書”) 是說當時天子出巡都找不到四匹同樣顏色的馬，而將相則隻能乘牛車。自劉邦，歷呂後、文、景諸帝，都崇尚“黃老無為”。老子認為國家不安定是統治者瞎折騰造成的，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與民休息”。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說治理國家就像烹調小魚一樣不能老翻動，翻動太多的話魚兒就會支離破碎，老百姓也一樣：“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後，是以輕死。”(老子“道德經”)這種無為而治的思想在飽經戰亂之苦的西漢初年成為統治者的指導思想。在內政上表現為輕徭薄賦，獎勵農耕，推崇節儉；在對邊疆民族問題上則採取和親與安撫的政策。
歷史證明漢民族具有很強的復興能力。隻要統治者政策適當，用不了多少年經濟就會迅速恢復，再度輝煌。中國每朝每代之初統治者大都比較謹慎，也不會亂來，對老百姓也比較體惜，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 都是這樣出現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的迅猛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但可悲的是中國的動亂往往發生在經濟最繁榮，國力最強盛的時候，如“安史之亂”。
漢初“與民休息”政策的結果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史稱“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前87年)，西漢王朝國力達到鼎盛。憑藉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漢武帝對匈奴的侵撓不再隱忍退讓而是主動出擊，攻擊匈奴。漢王朝與匈奴力量的消長出現了轉折點。
(範琦勇原創，10/3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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