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先知書店
在中國教育史上，“西南聯大”就像一座豐碑，這不僅是因為它承載著中華民族最傷痛的記憶與最頑強的意誌，更是因為其本身的教育思想與遺產，至今仍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頂峰。
七七事變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北平、天津相繼淪陷。為保存文化火種，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開啟了艱難的南遷，他們先到長沙，不久因戰火再次被迫遷往昆明。
三所大學兵分三路，水陸並進，第一路經海路過越南，第二路由廣西過越南，第三路則有剩下的男同學組成步行團，翻山越嶺，徒步三千二百公裏，橫穿湘黔滇三省。
為了躲避空襲，他們忍饑挨餓，每天步行幾十公裏，即使生病，即使腳上磨出的水泡相繼破裂滲血也不敢有半點停留。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長征。終於，曆經兩個多月的跋涉，師生們盡數抵達昆明。
全麵抗戰八年，西南聯大也屹立了八年。但就是這短短的八載辦學，弦歌不輟，為中國乃至世界所輸送的人才超過迄今任何一所大學幾十年的成果：
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4位兩院院士、數百位人文學科領域大師。楊振寧、鄧稼先、朱光亞、李政道、何兆武、鄒承魯、汪曾祺、許淵衝，等等……
與教育史上所取得的豐饒成就相對照的，是當時學校物質的極端匱乏。用瓦片和茅草遮擋雨水的教室，晚上到處都是蟲子的宿舍，還有日軍不分晝夜發起的空襲......
然而，就是在這簡陋汙穢的校舍，大師們的身影隨處可見：陳寅恪、聞一多、錢鍾書、朱光潛、朱自清、周培源、傅斯年、吳晗、馮友蘭、費孝通、陳省身、趙忠堯、吳有訓、趙九章、湯用彤……
這些西南聯大的教師，在艱苦的環境中越發顯示出剛毅堅卓、不受拘束的文人風骨。並且，他們做學術有著極大的自由，上課講什麽、怎麽講，全由自己決定：
學生和老師之間互相爭論是家常便飯的事，老師和老師之間，也常各開同一門課，憑學識搶奪學生，如錢穆和吳晗同台講授《中國通史》，聞一多和羅庸同台講《楚辭》；陳寅恪既教曆史又教文學；華羅庚住在牛棚裏批改作業到深夜，順手攻克了10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費孝通上課教授社會學，沒課的時候上街賣大碗茶賺錢建設學校......
這些大師們的風骨與學識，給學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翻譯大師許淵衝，70多年後仍念念不忘自己在西南聯大的經曆，他說：“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庸…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國文課。”
著名作家馬識途，在百歲高齡時仍不忘恩師唐蘭上課時的情景，更以107歲的高齡，在2021年撰寫出版了紀念唐蘭先生古文字課的《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文筆記》一書，他說：“這或許可算是對七十多年前，西南聯大諸位大師諄諄教誨的厚愛吧！”
如今，隨著曆史的遠去，這些大師們都已不在，他們的學生、新一代的大師也在近些年慢慢離去。然而，一個時代的遠去，不隻是人的離去，更是一代思想與精神的遠去。
如今，我們擁有了更好的校舍，更便利的教育資源，但卻再難複刻西南聯大的輝煌。我們今天的大學與教育，又該如何反思？
西南聯大的成功，在於大師，更在於獨特且自由的學術環境。今天，大師不在，曆史環境也早已變遷，西南聯大留給今天的遺產，隻有那些蘊藏在課堂記憶中的思想和精神，而我們今人，隻能通過這些課程的講義與後人追述的筆記，走進曆史，走進“西南聯大的課堂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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