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至1969年，張愛玲來到美國的頭14年中，她在紐約、新罕布什爾州的彼得堡、華盛頓、俄亥俄州的牛津鎮和麻省的劍橋不斷輾轉。在這段時間裏，她邂逅了第二位丈夫、德裔美國人費迪南德·賴雅，既收獲了最愛她的人，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她帶著打開英語世界小說市場的期望和抱負來到美國，最終卻不得不放棄寫英文小說的計劃，定居紐約的願望最終亦未能實現。他鄉何處是故鄉？盡管加入了美國國籍，但在美國東部，她始終未能建立起自己穩固的根基。
文 | 蒲實
攝影｜蔡小川
紐約：依稀美國夢
我們的巴士在深夜駛進紐約，這座城依舊晝夜不分地熙攘熱鬧著。人行道縫隙裏的汙水倒映著它的燈火通明，如汙穢的地獄，也如豔異的天堂。半個世紀前，這座都會就已步入它的黃金時代。“二戰”後，紐約成為世界的金融與文化中心。出版社高度集中於此，磁鐵般吸引著作家。紐約是張愛玲美國生活真正的起點。1955年10月，她乘坐“克利夫蘭號”到達檀香山，辦理了移民手續，隨輪船駛到舊金山，短暫停留，就乘火車來到了這裏。
1954 年，張愛玲在香港英皇道蘭心照相館拍攝了這張經典照片。
她帶著期待和抱負來到紐約。初到紐約，盡管不像狄更斯第一次到訪紐約那樣，受到紐約作家圈的盛大歡迎，但她作為一個知名的中國作家，也受到了美國主流媒體的相當關注。那時，她的《秧歌》剛在美國出版，好評如潮。1955年4月3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兩篇書評《無水的根》（Roots Without Water）和《時報推薦好書》（Book of the Times）。此外，美國《紐約前鋒論壇》、《時代雜誌》、《圖書館雜誌》、《耶魯評論》等刊物都發表了書評，公認她的小說寫得不錯。其中《紐約前鋒論壇》的書評寫道：“這本動人而謙實的小書是她首部英語作品，文筆精練，或會令我們許多英文母語讀者大為歆羨。”
張愛玲很早就希望作品能被母語是英語的讀者所接受。早在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她就為英文《二十世紀》（The Twentieth Century）寫散文和影評，甚至在小時候她已說“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且一向希望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宋以朗評價她的大多數作品，都喜歡“處於一個抽離的位置，從旁觀察”，“可能是她的本性，也可能跟她因‘市場需要’而刻意‘用洋人眼光來看中國’的習慣有關”。上世紀50年代，在香港的時候，張愛玲已開始借鑒林語堂、韓素音這些在美國用英文寫作獲得成功的中國人了。她相信自己的寫作事業該在美國發展，於是便開始用英文寫作。1955年2月20日致胡適的信中，她寫道：“當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
張愛玲在紐約下榻在哈德遜河畔的一個“職業女宿舍”，是一個基督教會提供給單身女性的容身之所。那是她在上海時的女友、已經在紐約定居的炎櫻介紹給她的。她在《憶胡適之》一文中揶揄地寫道：“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裏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製，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裏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裏（The 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我們來到紐約時，卻發現紐約的“救世軍”住所不計其數，即使在哈德遜河畔也有很多。曾有記錄說她離開紐約時“結清了第87街女子宿舍的賬目”。但如今的紐約地圖上，已找不到第87街上的“救世軍”。我向與張愛玲有過多次通信的司馬新詢問地址，他與賴雅子女關係甚好，探尋過張愛玲在美國的生活，也拜訪過張愛玲在美國所有關係密切的人。他告訴我一個準確的地址：340 West 85th Street，臨近河畔大道。20年前他曾去探訪過，那裏已經變成了美國誌願者組織辦的“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YWCA），但張與胡適博士見麵的那個空曠的客廳仍然在那裏。我們尋地址前往，樓仍是一棟8層高的棕色大樓，卻已不再是YWCA，而變成了“布蘭頓女子宿舍”。依舊是一個以便宜價格為女性提供棲身的地方，很多初來紐約，還沒有固定居所的人暫居於此，雖然住宿的條件相對簡陋——房間裏沒有獨立的衛生間，隻樓道裏有兩個公用的，但房內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書桌，頗像大學宿舍，也不失為體麵的居住。
紐約340 West 第85街現在是布藍頓女子宿舍，1955年張愛玲來時這裏是救世軍辦的“職業女子宿舍”。胡適曾來這裏看望張愛玲
還有一個公用的有兩架鋼琴的琴房，占據的是上西區不錯的地段。張愛玲曾提到的那個大廳仍在。站在走廊上，沿著墨綠色的地毯的指引往裏看，便是那個寬闊的廳了，這看到的還不夠，進了大門，它還向左右兩翼無拘束地鋪開，乃至有點空曠。當年張愛玲就是在這裏與胡適見第二麵的。胡適來看她，她請他到客廳去坐，裏麵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麽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放著些舊沙發，張愛玲看著“隻好無可奈何的笑”。如今這個客廳，已不再是黑洞洞，夜晚，廳中央極簡風格的球形掛燈散發著奶黃色的光，有幾分暖意，還有宿舍女子正在舉辦活動。不過無論當年這裏有多麽不堪，有中國人涵養的胡適還是“直讚這地方很好”。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麵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
初到紐約，她不免傷感。10月，她寫信給鄺文美：“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後一刹那我並沒有覺得難過，隻覺得忙亂和抱歉。直到你們一轉背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塌下來一樣，腦子還是很冷靜和超脫，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別後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相反，現在寫到這裏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但在她的美東生活樂章裏，紐約的序曲其實是最帶著生機與暖意的。她見到了胡適，《秧歌》大受他的讚賞，認為它“平淡而近自然”。她也見到了女友炎櫻，兩人還像在上海時那樣在紐約逛街，一起去參加炎櫻美國女友的感恩節鴨宴。那時張愛玲寫紐約：“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幹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想必那時，她是心懷喜悅的，並想要在紐約宣告自己的才華。在紐約，她開始改寫《十八春》下半部，易名《半生緣》。隻是她開始察覺，與炎櫻的友情漸漸淡漠。“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說話。”
我們從女子宿舍出來，沿街漫步。20世紀50年代的紐約，臨近河畔大道的這一帶，聚集著多少紐約文學的靈魂人物。
她已經翻譯過華盛頓·歐文的小說，他是美國獨立之後紐約的第一個作家。這是張愛玲與紐約文學人物的一次交匯。不過她覺得：“譯華盛頓·歐文的小說，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回過頭再望女子宿舍樓，夜色中，我仿佛看到張愛玲送胡適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風從哈德遜河上吹來，胡適裹嚴了圍巾，將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張愛玲隻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有點瑟瑟。兩人都向街口露出的一角望去，帶著些微笑，張愛玲記憶中看得見的哈德遜河的一角灰色河麵，卻在一個街區之外，未見蹤影。我們走向一個街區之隔的河畔大道，哈德遜河迎麵橫陳。河水滿滿的，中心漂著許多錨定的帆船，一艘大拖船在夜幕下緩慢滑行。華燈初上，被秋雨打濕的河邊小道上，跑步者、騎行者從身邊穿行，另一旁的公路上傳來汽車呼嘯而過的沉沉的聲音。
對岸，燈火星星點點；雲低垂著向河麵壓去，遠處，氤氳薄霧。那時的張愛玲，大概無暇顧盼紐約的意趣，隻覺“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想到她這一句，悲涼似也穿透半個多世紀的時空，從雲霧深處滲出來。閃耀著的都市叢林蒼穹下，兩柱幽藍的光從布魯克林大橋後升騰，在夜幕相交，如哥特式教堂刺向天空的尖頂，提醒我當下的所在。
曼哈頓東城81街公寓。1955年張愛玲來紐約後不久就拜訪了居住在這裏的胡適
剛到紐約不久，張愛玲就先去拜訪了胡適。胡適住在曼哈頓東城81街的公寓，如今是暗紅色的磚牆，與張愛玲所描寫的“一排白色水泥方塊的房子”有些出入。樓外麵有紐約公寓典型的那種鐵製安全爬梯，總令人想到《蒂芙尼早餐》沿這爬梯破窗進入同一樓作家房間的奧黛麗·赫本。入口處像遮陽篷似的罩著一個綠色的冠，像門洞裏伸出的鴨舌帽的帽簷。在這幢上西區地段金貴卻很普通的寓所裏，他早已從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來，賦閑在家。大陸正大規模開展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那是他一生“黯淡中苦行”的時光。
張愛玲的《秧歌》在這個時候進入了他的視野，而張則帶著一種“如對神明”的仰視，執意來拜訪“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的胡適。向樓道裏望，仿佛正看見張愛玲和與她同去的炎櫻上樓，樓上便隨之傳來開門的聲音——港式公寓的樓道、胡適太太的安徽口音、房間熟悉的陳設、杯中的綠茶，都曾讓張愛玲產生了一種時空交疊的感覺。她後來又來過一次，坐在書房裏，看著整個一道牆上的一溜書架，高齊屋頂，端坐而少言。胡適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張愛玲頓了頓，沒有回答，她永遠是超然在外的，即使對胡適，也不隨聲附和。胡適立刻換個話題，建議她去哥倫比亞圖書館看書，張愛玲卻笑了，她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胡適馬上又說到別處去了。後來，胡適邀請張愛玲感恩節去參加唐人街的聚會，但她剛從炎櫻朋友家吃飯回來，路上吹了風，回到家吐了，隻好作罷。胡適之後去救世軍宿舍探訪張愛玲，那是他們的最後一麵。
1956年3月，張愛玲離開紐約，搬到新罕布什爾州的“麥道偉文藝營”。後來她還曾兩次寫信給胡適，請求為其申請寫作基金做擔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請古根海姆基金，一次是1958年間，申請南加州亨廷頓·哈特福基金，胡適都欣然同意。在尚未見到胡適前，張愛玲曾從香港寫信告訴他：“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12年後，張愛玲終於開始在麻省劍橋翻譯《海上花》，一翻就是幾年——在美國的生活印記裏，胡適是她寫作中一種必然的目光投射，是“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張愛玲在劍橋Brattle Street 83號的公寓。賴雅在這裏去世後，她開始翻譯《海上花》和修改《十八春》
此後，張愛玲又曾幾次回到紐約。第一次是1956年4月，她提出延長在麥道偉文藝營逗留的期限，被拒絕後，她的營友允許她暫住紐約第99街空著的公寓。那段時間裏，她發現自己懷了孩子——她在麥道偉文藝營遇到了德裔美國作家費迪南德·賴雅，相互投契，並去他的房中有了同房之好。她從紐約寫信告訴了賴雅這個消息，但賴雅堅持不要孩子。在紐約，張愛玲在醫院裏做了人工流產手術。
也是在紐約，賴雅從紐約附近的薩拉托卡泉鎮趕來，去她暫住的公寓探望她，並與她很快舉行了婚禮。那段時間的張愛玲，是以什麽樣的心情寓居在紐約的？她真的如她所說，懷了孩子，並做了人工流產手術嗎？她曾想過要孩子嗎？當我在紐約熙攘的街頭遊走，這些疑問就升騰出來，縈繞不去，卻在張愛玲的文字中尋不到答案的蹤影。她曾經在《小團圓》裏詳細描寫墮胎，做完手術，“翻江倒海的吐”，“看著抽水馬桶裏十英寸高的男嬰，恐怖到極點，就衝下去”。但即使寫墮胎，也沒有寫過墮胎之前女人的心理掙紮。
研究張愛玲的專家、著有《張愛玲學》和《張愛玲學續篇》的高全之告訴我，“在宋以朗出版的書信中，有一封鄺文美給張愛玲的信，說‘我記得你曾經給我講過墮胎這件事’，所以，張愛玲的墮胎，目前已是不被懷疑的一件事”。另一個佐證，就是張愛玲在麥道偉文藝營的兩位營友曾寫信給麥道偉在紐約的秘書毛萊爾·愛琳太太，信中提到，張愛玲“在紐約病得很重”。司馬新為了考證這件事，曾花過極大的精力，也從賴雅的女兒霏絲（Faith）那裏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在他的《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一書中，我找到了這句話：“7月14日，他們（賴雅與張）又在電話中通了一次話，賴雅得知懷孕一事是肯定的。他不久即前赴紐約。”高全之說，目前已出版的張愛玲的書信或其他資料中，“還沒有記錄表明，張愛玲就墮胎這件事與賴雅發生過爭執，也沒有張愛玲因為墮胎而後悔的文字記錄”。張愛玲對於要孩子的態度，有一篇散文《造人》，或可作為佐證。“《造人》裏有幾句話：她認為一個孩子的成長，父母親要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否則孩子會很苦。所以，她對於要不要孩子，是有現實麵的考量的，包括經濟條件，看得很清楚。”
麥道偉文藝營大廳一角
與賴雅結婚後，他們一起在紐約待了兩個月，一起觀光了紐約市容。賴雅對紐約了如指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波士頓郵報》工作，去歐洲報道“一戰”。回到美國，他便住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開始作為自由撰稿人。在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他曾遇見過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和許多美國著名的文人。他多姿多彩的個性、淵博的知識和才華橫溢的談吐，讓他成為很有魅力的人物。1926年，他的第一次婚姻結束後，他又在紐約布魯克林住了很長時間。有了賴雅的陪伴，又在她所喜歡的紐約，可以想象，張愛玲的心境是曾歡愉過的，即使那時她也因將剛完成的《粉淚》（Pink Tears）書稿寄給了出版公司，結果未卜，焦躁而患得患失；即使賴雅在走樓梯時中了風，有了暮年的力不從心之感。1956年10月下旬，他們回到了新罕布什爾，不久卻又再次回到紐約，約見張愛玲的出版公司，訪問炎櫻，與廣播公司簽約，在餐廳吃美味的晚餐，挑選約翰·華德的皮鞋和伍爾華斯的漂亮手套。至此後，紐約卻成了張愛玲不可及的念想。
11年後，當已四處輾轉過的張愛玲悄悄離開邁阿密大學，再次回到曼哈頓暫住兩個月時，她帶著的是病重已久的賴雅。疾病也已纏繞著張愛玲，她的眼睛開始出血。因“有些小毛小病要找醫生，短期的公寓難找”，她就在71街Broadway（百老匯）找了一個公寓式旅館，一邊看病，一邊寫作，天天從下午忙到天亮，雖然想聽唱片，也想去拜訪在紐約的友人，都隻好擱下來。夏誌清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中批注道：“看樣子她並無長期的醫藥保險，每有病痛必要到公家醫院去找醫生治療，花費的時間特別多。情形已同後來在洛杉磯的那幾年相仿：不斷為了去醫院、上診所而浪費時間、消耗體力，身上那些病痛也就跟著變得更頑劣難治了。”但張愛玲依舊眷戀紐約，也未因任何原因鬆懈寫作。於梨華的回憶中，張愛玲曾對她說：“不在意百老匯的紛遝嘈雜，在高樓上，望下來是車水馬龍，熙攘的人間，各種氣味，一點不妨礙她的寫作。”她在上海，就愛在公寓陽台上聽小販的叫賣聲和看電車叮叮當當地駛過，也喜歡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強烈氣味。都市中的公寓，是她“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定居紐約的渴望，就如複調，回旋在張愛玲早期的美東生活之中。她曾因此與想在英格蘭小鎮安定下來的賴雅爭論。也成為她第一次在舊金山居住時離開賴雅，前往香港寫劇本的部分動因，那一次旅行，打破了她與賴雅在舊金山所建的安穩之家的平靜，後來他們又在美東相聚。後來住在華盛頓，她隻認為那是個偶然的落腳，在那裏過新年，她從電視上看的是紐約時代廣場的午夜，華盛頓同時也鳴炮一響。直到賴雅1967年11月在麻省的劍橋去世，她在劍橋又待了兩年，結束了賴德克裏夫（Radcliffe）女子學院的研究，她才徹底離開了美國東部，飛往加州伯克利。
張愛玲與賴雅在華盛頓的第二個居所肯塔基庭院是政府提供給低收入退休者和殘疾人的住房
彼得堡：歸宿與逃離
臨近新罕布什爾的基恩（Keene），紐約的繁華已退卻於環繞著這座新英格蘭小鎮的山巒之外。眼前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天際線變得開敞，把遠處的莫納特諾克山巒與蔥蔥的樹林吸納進視野來。街上偶爾稀稀拉拉冒出幾個人來，不像紐約人見過世麵而世故的冷漠，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倒更提醒我們是異鄉人了。向賓館前台問去鎮中心的路，不過二十來分鍾步行，卻千萬叮囑，“6點半天就黑了，真的沒什麽可看的。要早點回來！”住宅區小道邊一棟棟稀疏的木頭房子，到了黑夜，竟隻有零星的幾家透出一點光來，到處半人高的草叢裏傳來神秘的窸窸窣窣聲，有點心悸。
坐落在新罕布什爾州基恩鎮的圖書館。居住在彼得堡時，張愛玲與賴雅常到基恩購物
這寂寥讓我想起張愛玲寫舊金山衛星城，人都“大白天也像是自知犯了宵禁，鬼頭鬼腦匆匆往裏一鑽”。大概因無事發生，又門可羅雀，走進一個書店，在這裏住了70多年的店員老太太以隨時可攀談的姿態侃起小鎮的故事。20世紀50年代，“這是個清一色的盎格魯－薩克遜新教白人聚居地，對黑人很歧視。我想，一位亞洲人在這裏會生活得很不愉快”。她盡量讓自己像僅僅是在無意間提起曾去過巴黎，不過最後提到波士頓時，她又不假思索地讚歎道：“哦！那可是個大城市！”
1956年2月，張愛玲填寫了寄往麥道偉文藝營（McDowell Colony）的申請書。申請書上她寫道：“除了寫作所得之外，我別無其他收入來源。目前的經濟壓力逼使我向文藝營申請免費棲身，俾能讓我完成已經動手在寫的小說。”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說《秧歌》雖獲如潮好評，卻銷路平平，未經再版，也沒有為她帶來很多的收入。不得已，她向基金會請求資助。麥道偉文藝營所在的彼得堡，離基恩40分鍾車程，是以基恩為中心更邊緣的小鎮。我們駕車在柏樹夾道的鄉間公路上行駛，想到張愛玲不開車，來這裏便頗費周折。她從紐約乘火車到波士頓，再轉乘長途巴士到彼得堡市區，又雇了一輛計程車，七八個小時，才到市中心外數英裏的麥道偉。
坐落在新罕布什爾州彼得堡的麥道偉文藝營，1956年張愛玲離開紐約後搬到這個作家和藝術家匯集的地方
我們穿過一片木頭小別墅站立兩旁的居住區，峰回路轉處，一片樹林的綠意撲麵而來。向那林中繼續行駛，就是麥道偉文藝營了。迎接我們的是停車道邊兩排參天的樺樹，文藝營寬闊的營地就在眼前了。張愛玲來的時候，是冬末，地上還處處殘雪，寒風凜凜。文藝營的喬納森·戈雷（Jonathan Gourlay）在營地活動與辦公樓的大廳裏等我們。
大廳仍是幾十年前的樣子，像一個豪華大別墅的客廳，散發著上了年頭的硬木的香氣，複式的二樓裝飾著有些古舊的木製柱子。進門處左側一架鋼琴，那是後來新添的，後側靠窗處有一圈沙發。廳中央的那張台球桌，張愛玲來的時候便在了，正對大門的壁爐前，還有一圈棕色皮沙發，想必是個討論藝術、聚會的好地方。大廳與飯廳是相通的，三張餐桌，食物就放在正中間的桌上。幾人正坐在一張桌前聊天，大概在討論各自的創作。科雷告訴我，20世紀50年代，這裏的早餐頗受文藝家們稱道，提供極豐盛的新鮮水果與蔬菜，“把他們都慣壞了”。想必正是在這個客廳與飯廳裏，張愛玲認識了賴雅，也認識了後來曾經給她在紐約的生活提供過幫助的營友羅絲·安德遜和伊芙琳·伊頓。
文藝營是一個閉門寫作的庇護所和隱居之地。戈雷告訴我：“營地的目的，是為了讓文藝家遠離世俗、人際與日常瑣事的幹擾，專心創作。為了做到這一點，文藝營為他們提供三餐與各種服務，為了不打擾他們的創作，午餐還會由服務人員特地送到每位營員的門前。”盡管張愛玲在申請信中提到經濟壓力的逼迫，但文藝營並不是個救濟所。“來這裏的人，有些已是知名作家，有些還未確立自己的名聲。一些從事寫作或藝術創作的大學教授，假期也會到這裏來，避世一段時間，完成作品。”他專門為我們找了一份1956至1957年張愛玲在這裏的那兩期文藝營所有營員的長名單，名單裏有很多美國文化史裏的知名人物：20世紀著名的古典音樂作曲家、指揮家阿隆·科普蘭（Aeron Copland），美國作家與劇作家赫伯特·庫伯萊（Herbert Kubly），美國詩人瑪格麗特·魏德瑪（Margaret Widdemer）等等。也許，在某次聚會或早晚餐時，張愛玲也曾與他們相識並交談過，與他們討論自己計劃在這裏寫的第二本英文小說《粉淚》（Pink Tears）。
穿過飯廳的門，是一個麵朝200多畝大草坪的白色柱廊，草坪一小角落辟出一片菜園子，種菜、養雞、取新鮮的雞蛋。戈雷帶我們從草坪間的小徑穿過，草坪上兩個電樁之間的場地，是用來舉行文藝營的頒獎聚會，通常有250～300人來。今年獲獎的藝術家是著名的德國裔作曲家岡瑟·舒勒（Guenther Schuller），但他卻在宣布獲獎後不久便去世了，頒獎典禮也就邀請了一些他的朋友來參加。
穿過草坪，便是圖書館了。老圖書館還保留著，隻是在側翼添了新館。老圖書館並不大，有一個小型的演講廳，廳裏擺著約20張椅子，朝向講台，作家與詩人們常會在這裏向營員朗誦自己的作品。張愛玲或許並未在這裏朗誦過，但賴雅應該有。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能按照他嚴格的德裔家庭傳統，在生日或結婚儀式上即興賦詩了。在他與張愛玲在這裏相遇的42年前，他的作品就曾在這個文藝營這裏上演過。1912年秋，他進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憑借一部《青春欲舞》（Youth Will Dance）的稿件，被喬治·貝克教授吸收到著名的戲劇研究組中去。在1914年召開的麥道偉戲劇節中，《青春欲舞》被選中上演。那時，張愛玲還未出生。
戈雷拿來兩本張愛玲後來寄來的簽名書：一本是《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年的第一版，倫敦Butler& Tancer出的；還有一本《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1955年Charles Sribner’s Sons出的。有些泛黃的扉頁，她用清秀的小字向文藝營表達感謝，用的應是綠色墨水的簽字筆。賴雅也送了一本《水手：戴維·法拉格特》（David Farragut：Sailor）（美國內戰時期的海軍聯合艦隊司令）。1956年，張愛玲居留文藝營期間，就在專心寫小型長篇《北地胭脂》，這篇英文小說脫胎於《金鎖記》，原題《粉淚》。1957年初，《粉淚》完稿，可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說《秧歌》的Scribner’s公司，卻不準備選用她的第二部小說。這個消息對她是個不小的打擊。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淚》拋在一旁，從事其他的翻譯寫作計劃。從香港回到美國後，她決定把《粉淚》改寫成《北地胭脂》，1967年終於在倫敦出版，但卻沒有引起什麽反響。
麥道偉文藝營給每位作家和藝術家提供一棟密林裏的小木屋以便創作
文藝營占地很廣，每位營員都有一個工作室，工作室是一棟獨立的小木房子，40多棟，分散在森林中，相距很遠，孤零零的，幽靜私密，就像梭羅寫《瓦爾登湖》的那座小木屋。有兩座小木屋作為曆史建築被保存下來：一座是為愛德華·麥道偉（Edward MacDowell）所建，他是第一位受到歐洲和世界承認的古典音樂家；另一座則是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曾經住過的小木屋，他的名劇《我們的小鎮》（Our Town）很可能就是在這裏寫成的。這些樸素的房子裏，隻有滿足生活最基本需求的一張床與一張書桌，有時有一台鋼琴，有一種修道院般的純淨和虔誠。這樣與世隔絕的隱居於大自然，卻又少了張愛玲所愛的“市聲”。
1956年3月13日，張愛玲在文藝營第一次遇見賴雅。第二天，兩人有幾分鍾的小談。賴雅覺得她莊重大方，又和藹可親。據司馬新的考證，那次邂逅後的兩天，猛烈的暴風雪襲擊了這一地區，大家都擠縮在大廳中。張愛玲與賴雅在回廊上、營地成員互訪時間以及晚餐桌旁聊天，彼此談話逐漸深入。然後，他們開始互訪對方的工作室，並肩坐在大廳中共享複活節正餐。
張愛玲將她的小說《秧歌》給他看，而賴雅則講他生活中的奇聞異遇。那時的賴雅已65歲，且已數次中風，創作的生命力正走向衰竭。但我卻不難想象，賴雅仍是非常有魅力的。他曾有過豐盈而自由的年輕歲月：哈佛的高材生，報道過“一戰”，在巴黎、柏林、英國和土耳其旅居過，在好萊塢寫過很多電影劇本；拜訪過很多文學界的重要人物，例如詹姆斯·喬伊斯和歐查·龐德；曾為捷克記者和德國舞台導演移民到美國做保證人，其中包括貝托脫·布萊希特。他出生於富裕家庭，年輕時也從未缺過錢，稿酬優厚，豐衣足食，生活奢華，但他也因此被縱容，揮霍無度，以致老年居無定所。
在好萊塢時，他就將他才華橫溢侃侃而談的天賦在眾多雞尾酒會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風采與幽默讓他到處受到歡迎。後來張愛玲告訴炎櫻，與賴雅的婚姻“雖不明智，但卻不乏激情”。又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提道：“我不看他寫的東西，他總是說：‘I am good company’（我是一個好伴侶）。因為Joyce（喬伊斯）等我也不看。他是粗線條的人，愛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們很接近，一句話還沒說完，已經覺得多餘。”
從文藝營出來，立即就到了彼得堡鎮上。幾乎是巴掌大的小鎮，穿過一覽無餘的幾條街，過一條河，就出了鎮中心，到沿山路而建的住宅區了。張愛玲與賴雅結婚後，又回到文藝營，享受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光，其間，賴雅的病不斷發作，令張愛玲驚懼和崩潰。離開文藝營後，賴雅在鬆樹街（Pine Street）25號找到了一家公寓。我們找到那家公寓，一棟三層的白色小樓，既然叫公寓，裏麵應該有幾家住。前去敲門，無人應答，門上的蜘蛛網有種人去樓空的破敗感，不過樓背麵正在修建樓梯，也許是在修葺中。
張愛玲與賴雅在彼得堡鬆樹街（Pine Street）25號的公寓
在這所公寓裏，賴雅與張愛玲過著簡單的生活。賴雅習慣早起，張愛玲習慣夜間工作，早上起得晚。不寫作時，賴雅去雜貨店購物，去銀行、郵局或做家務，張愛玲則協助他做些簡單的飯菜。兩人平時主要的消遣就是閱讀，有時也會在林中散步。
離他們10分鍾步行路程的鎮中心，就是彼得堡的圖書館，規模很小，大多是通俗小說與兒童讀物，分類基本就是“虛構”與“非虛構”兩類。他們有時向州府康考特（Concord）轉借圖書，其實那也是個密度稀鬆甚至有點荒涼的寂寥小城。不過，張愛玲應該不會太介意，她愛看被賴雅戲稱為“垃圾讀物”的通俗書。鎮圖書館的管理員翻給我看當地唯一的一份雙周刊報紙，用一整版介紹了新開張的一家新餐廳“太陽花”，這是一件大事，意味著鎮上的寥寥幾家餐廳又多了一個。
彼得堡小鎮圖書館的一角。張愛玲與賴雅曾來這裏借書
彼得堡雖是保守的罕布什爾州中的“多元文化綠洲”，但因缺乏規模與密度，時間也就鬆弛，仍舊是令人迅速乏味的。鎮上隻有一家電影院，依舊是張愛玲與賴雅愛去的那家，可見小鎮半個多世紀來並未有過擴張的衝動。我們到的晚上，不大的電影院正在播放一部討論畜牧業環境倫理的紀錄片，鎮上的人似乎都在這兒冒了出來，紅沙發的電影廳裏一大半座位有人。當年，張愛玲與賴雅在這裏看了很多部電影。他們當時看過的電影包括：《甜姐兒》（Funny Face）、《林白征空記》（The Spirit of ST Louis）、《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成功之甜妹》（Sweet Smell of Success）、《卡拉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迷魂記》（Vertigo）、《環遊世界八十天》和《恐懼突圍》。張愛玲很愛看《恐懼突圍》。從電影院出來，經過鎮上僅有的兩家酒吧，裏麵人聲鼎沸，仿佛所有晚上沒什麽事可做的人都擠到這裏來消磨時光了。
小鎮彼得堡唯一的一家電影院。張愛玲與賴雅在這裏看了很多部電影
張愛玲當時的心境，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當她得知《北地胭脂》不能出版時，很沮喪，病倒在床數天。退稿信裏最激憤的一封，來自Knopf出版社的編輯。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悲慘。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麽說。”後來她又對這部自己也不滿意的小說大改特改，並分析小說失敗的原因說：“與從前的環境距離太遠，影響很壞，不像在大城市裏蹲在家裏，住在哪裏也沒多大分別。”
她不甘困於這個枯寂小鎮的無名。有一次睡覺，她夢見一個有名的作家取得了極大成功，而自己卻很丟人，醒後大哭起來。但賴雅喜歡他可愛的彼得堡。1958年春，張愛玲與他計劃未來遷居的事，賴雅更傾向於在能遠離城市的喧鬧與擁擠的彼得堡居住，他甚至覺得彼得堡清靜的村落，遠勝波士頓。而張愛玲更習慣城市的熱鬧。她理想的定居地是紐約或至少其他的大城市，認為那裏的機會比這個偏遠的小鎮要好得多。司馬新記錄道：“有一個夜晚，文藝營主管的妻子肯特爾太太來訪。在談話中這位太太也承認她恨透了彼得堡，她覺得運氣不佳，陷在這裏拔不出來。張愛玲馬上同情這位太太，並發泄自己對此地的厭棄之情，這使賴雅很懊惱。”但賴雅最終決定遷居。張愛玲比他年輕了近30歲，生命正如日中天，而他，已意識到自己正走向死亡，他必須做出讓步。
新罕布什爾州小鎮彼得堡的夜景。張愛玲不喜歡這裏枯寂的小鎮生活，但賴雅想在這裏安定下來
然而，彼得堡的確給了張愛玲美國生活中難得的一段歲月靜好與現世安穩。1958年她的生日，早晨下著雨。一位聯邦調查局的人員來訪，查核賴雅的債務問題，但這並未影響心緒。下午，天放晴了，兩人一起去郵局寄了幾封信。回來小睡片刻後，他們吃了點肉餅、青豆和飯。張愛玲打扮了一下。一起到電影院去看電影，那天上映的是《刻不容緩》（No Time for Sergeants），他們看得開懷大笑，笑出了淚花。在瑟瑟秋夜中，他們步行回家，把剩下的飯菜吃完。晚上，她告訴他，這是她有生以來最快樂的日子。那天，她38歲。
在彼得堡，張愛玲認識了一位“女巫作家”，替她看手相，告訴她“隻能靜等機會，自己發動的事情不會成功”。在給鄺文美的信中，張愛玲說，“似乎靈驗”。她一直對神秘的東西感興趣。她愛卜牙簽牌，也曾說：“我的確有一種才能，近乎巫，能夠預感事情將如何發展。我覺得成功的一定會成功。”不知在那時，張愛玲是否預見過此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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