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用特殊手段、不同於常規的手段上台，他心裏都有一個要證明自己的許諾，必須說服自己和同僚，我這麽做是因為“我能做到”某些大事兒、偉大事業。隻有這樣，他的特殊手段才能被“合理化”，他才能在台上呆著。
比如毛澤東，45年後，好容易打敗日本，從中央到地方大家要過太平日子了，大家都要憲政民國了，你還堅持打，那就必須給人、給己一個理由，你武裝割據大打出手，為啥呢，你有啥特殊的理由，非要自己上台？所以他49年上台後必須搞個大的，才能證明當初這個選擇的優越性，證明我原來打仗死那麽多中國人是值得的。然後他才有了趕美超英、大躍進等等一係列運動。結果使勁跳，掉坑裏了。別人還不能說的。要說他不想大躍進成功，當然想成功，想到糧食豐收，都高興睡不著，發愁糧食吃不完怎麽辦。
其實馬克思這一派都這樣，他如果不能證明自己有優越性、而且是“極大的優越性”，他那個暴力革命就直接失去倫理基礎。上台後搞的東西，跟別人成績一樣都不行。如果成績一樣，幹嘛搞暴力革命那麽大的動靜，死那麽多人？所以他必須證明，死那麽多人後，搞得東西有極大的優越性。現在才想起來，為什麽那些年一直說“社會主義的極大優越性”。
普京，也是被當年的許諾弄瘋了，他天天跟麥德維傑夫搞二人轉，就是不下台，他也必定是要給自己和同僚有許諾的，“給我20年，我還給你一個偉大的俄羅斯”。20年過去了，俄羅斯仍然看不見偉大的跡象，他就下不來台，要被內心的小聲音逼瘋了。烏克蘭戰爭之前，設身處地想，讓他下台他下的來麽？他真下不來，他已經沒辦法像個路人甲一樣回複普通人的生活了。必須弄點大動靜啊，結果烏克蘭倒黴了。克裏米亞還不夠，還要搞烏克蘭。
習現在已經用非常規手段連任，那他就必須搞個“偉大的事業”，不弄台灣他是下不來台，無法交差的。所以看來他一定要搞台灣。不然他沒法回答：你非要連任到底想幹啥？
這些人不是沒本事，但麻煩就是把自己的本事擴大了，一下子看不清楚了，想逆天。不知道老天爺是老大，自己是小二。
其實林肯說的是對的，我不希望上帝站在我這一邊，我隻考慮自己是否站在上帝一邊。他是一直試圖做對的事兒的。是有謙卑心的。
人一旦被“曆史的名聲”折騰瘋狂，就會“忍不住妄想”上帝站在自己一邊，希望為他出現大奇跡（那可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妄圖“挾上帝以令天下”，要遮天了）。大躍進，烏克蘭戰爭，以及以後如果打台灣要遇到的。都有這個盼望奇跡的特征。而且想把那個功勞歸到自己身上。
其實，對於國家來講，我還是欣賞美國建國者的心態和思路，隻是建立一個合理、有法的國家，然後大家安心生活，也不說什麽要屹立在世界強國之林啥的，真正屬於“但問耕耘，不問收獲”。（問清楚怎麽種地是對的就怎麽種，至於最後打多少糧食，交給老天爺管。盡人事聽天命，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況且，一個國家最後成什麽樣子，你能管幾年? 幾十年，幾百年，就怎麽了? 1000年後，1萬年後，10萬年後，1億年（一萬個一萬年）後，還不是該咋樣就咋樣，你誰能操過來那個心。
一個問題：
麵對步步緊逼的死亡之神，人人“似乎”要湮滅在無盡的曆史長河中，不盼望奇跡的普通日子怎麽過，是個什麽樣子？為什麽總有人按耐不住要跳起來？
我個人的初步感覺：出路就是宗教修行，突破生死之謎，從而獲得安心。達摩，將心來，與汝安。否則一定會有人麵對看不見的死神，忍不住跳起來折騰、搞事兒，妄圖通過留下曆史名聲而獲得不朽。有人燒掉希臘神廟，就是為了留下自己的名字，不管搞什麽，他就想把名字留下來。
莊子說的：“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最好是解脫者當領袖，或柏拉圖的哲人當王，才是正途，聖人、至人以仁為本，不會為名聲而瘋狂。不過，對於地球人還是有難點：“解脫者、聖人不好確認，不好選舉”。萬一是假的聖人呢。故而，隻好政教分離。
最後，還是想理解什麽是正確的人生觀。不能太把功勞歸到自己身上，那樣也就沒有太大的心理負擔和匆忙的責任。有點基督教的人生觀，我做自己能做的，成不成，那還要看上帝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