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麵對著年輕的女人，隻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幹這幹那，一刻也不能得閑，幹完了又說她幹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
現在的年輕人去過這種生活，一天也熬不下來。但是傳統社會裏的女人都得這麽熬。直到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這女人也變得和過去的婆婆一樣刁。張愛玲對這種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地道。但說句良心話，我不喜歡。
我總覺得小說可以寫痛苦，寫絕望，不能寫讓人心煩的事，理由很簡單：看了以後不煩也要煩，煩了更要煩，而心煩這件事，正是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苦難。也有些人煩到一定程度就不煩了——他也“熬成婆”了。
像這種人給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國有，外國也有。我在一些描寫航海生活的故事裏看到過這類事，這個折磨人的家夥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長。
有個故事好像是馬克·吐溫寫的：有這麽個千刁萬惡的水手長，整天督著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講衛生雖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過分。有一天，水手們報告說，一切都洗幹淨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一塵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說：好吧，讓他們把船錨洗洗吧。整天這樣洗東西，水手們有多心煩，也就不必再說了，但也無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辭活不幹，也得等到船靠碼頭。
實際上，中國的舊式家庭，對女人來說也是一條海船，而且永遠也靠不了碼頭。你要是煩得不行，就隻有跳海一途。這倒不是亂講的，舊式女人對自殺這件事，似乎比較熟練。由此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這種故事發生的場景，總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人們在那裏浪費著生命。這種故事也就帶點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談張愛玲，也不是談航海小說，而是在談小說裏幽閉、壓抑的情調。家庭也好，海船也罷，對個人來說，是太小的囚籠，對人類來說，是太小的噩夢。更大的噩夢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人文生存環境。
假如一個社會長時間不進步，生活不發展，也沒有什麽新思想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一種噩夢。這種噩夢會在文學上表現出來。這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生活中感到煩躁時，就帶有最深刻的虛無感。
這方麵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筆記小說，張愛玲的小說也帶有這種味道：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我初次讀張愛玲，是在美國，覺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國看當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這麽股味。這時才想到：也許不是別人怪，是我怪。
所謂幽閉類型的小說，有這麽個特征：那就是把囚籠和噩夢當做一切來寫。或者當媳婦，被人煩；或者當婆婆，去煩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顧影自憐。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這種想法我很難同意。我原是學理科的，學理科的不承認有牢不可破的囚籠，更不信有擺不脫的噩夢。
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舉例來說，對數學家來說，隻要他能證明費爾馬定理，就可以獲得全球數學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極大的快感，問題在於你證不出來。物理學家發明了常溫核聚變的方法，也可馬上體驗幸福的感覺，但你也發明不出來。由此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努力去做事，拚命地想問題，這才是自己的救星。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投身於文學事業。我總覺得一門心思寫單位裏那些爛事，或者寫些不愉快的人際衝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舉例來說，可以寫《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樣的作品，或者，像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那樣的小說。
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當然，這很可能是個餿主意。我自己就寫了這樣一批小說，其中既沒有海船，也沒有囚籠，隻有在它們之外的一些事情。遺憾的是，這些小說現在還在主編手裏壓著出不來，他還用一種本體論的口吻說道：他從哪裏來？他是誰？他到底寫了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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