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聊奴性文化——朱皇帝——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自明清以降， 奴性就成了中國主流文化的底色。
這種認定差不多可以說是百年來絕大多數革命者和文化大師們的共識，——從孫中山、嚴複到魯迅、胡適、劉半農、林語堂……，也包括建立中共新政的毛澤東。深刻而激憤的魯迅甚至斷言中華數千年不過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坐穩了奴隸的兩種社會形態不斷重複的曆史。
一、
雖然如此·，奴隸畢竟不等於奴性， 懦弱冷漠、諂媚事大的奴性文化之集大成， 我覺得應該主要還是明清之後的事。
春秋時代不必說， 那時候高傲而莊嚴的貴族文化在社會上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俠客行義， 武士鬥勇，大家都非常在意人格的平等與獨立，講究的是士可殺不可辱， 常常為一句諾言、為一個信念生死相許、重義輕生。
“孟嚐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 這是那時候士人對尊嚴和平等的態度。
豫讓刺殺趙襄子，吞炭漆身，易形自殘，原因無他， 隻為了“士為知己者死”。
孔子周遊列國 ，不戀高祿，不屈威權，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他一生汲汲， 隻為了伸張心中的大誌！( 這裏我們且不論正是他的“大誌”到頭來奠定了中國奴性馴服文化的基石)。
被儒家稱為亞聖的孟子，崇尚和葆養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移的大丈夫浩氣，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千古名言，就出自這位亞聖的口裏。 想一想今天大陸的名句卻是“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
春秋文化， “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而民皆處危爭死”。那時候的中國人， 不論男女，以崇義尚仁為誌， 以 剛健雄武為譽， 以高大健碩為美！那時候粉麵而妖嬈的吳亦凡等一幹男娘肯定沒什麽市場，也不會受到推崇，因為《詩經》言莊薑之美，讚的是“碩人其頎”；稱魯莊公之帥，讚的是“猗嗟昌兮”。
春秋文化代表了中華文化的高貴，春秋時代有奴隸而無奴氣，漫品春秋的流風餘韻， 心中總會不自主的升起深沉的敬意， 就連對以“不鼓不成陣”而遺笑千古的宋襄公， 其讓賢人、重然諾、崇仁義的言行也能激起我懷有複雜情緒的感喟! —— 宋襄公敗績誤國毫無疑問是迂腐而愚蠢的， 對國事而言， 說他是犯罪也不為過，他成為曆史的笑柄稱得上名至實歸。然而宋襄公的言行真的僅僅是笑柄嗎？！
二、
中國奴性文化開始向主流進發的轉折點， 大概始於漢武帝，他用獨尊儒術統一了中國的輿論和教育，從此，春秋和戰國時代勃發澎湃的思想和文化的活力和爭鳴漸成過去。
但從漢至宋， 士人雖不得不從公權力的秩序上崇儒尊禮， 但精神和人格上卻也並沒有因此完全迷失，所以我們仍能有幸讀到司馬遷揶揄漢武帝的《漢武帝本紀》，在飽受屈辱的司馬遷的筆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一落千丈地成了一個不務正業、愚昧而可笑的昏君—— 我就這麽寫了， 咋地？！你閹得了我的雞雞， 但閹不了我的意誌！
魯迅曾讚漢風樸茂大氣， 這句話無論前漢後漢，都當得起。 漢景帝一代英主，周亞夫在他麵前能做到令行禁止， 不滿意了還敢鬧意氣， 雖然最終不免絕食而死。 麵對漢武帝這樣的一代雄主，東方朔敢有恃無恐地抖機靈，司馬遷也敢為李陵公開做仗義之鳴。 可見君王神聖的奴性教育，那時候還沒有讓士人把卑躬屈膝當成天經地義。
有特立獨行的人格， 才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化佳話傳世， 如嚴光之富春江釣魚， 陶淵明之南山賦詩，竹林七賢， 建安七子， 風流魏晉， 燦爛盛唐，以至於瀟灑風流的前宋， 慷慨悲壯的後宋， 都稱得上中華文化之盛。
當然， 不言而喻， 隨著這些曆史進程的延宕， 中國的奴性教育也益臻深致，以至於宋， 奴性文化意識已經逐漸漫延至社會的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層次， 而與之相應， 越到後來，那些卓識英才以及一幹文化大師的命運， 也就變得越來越多舛和扭曲， 一如他們越來越沙啞而扭曲的聲音。
但無論如何， 直到唐宋時代，中國文化還是一直在展示著她蓬勃的生命力的。那些或雄渾壯大， 或高昂明朗，或清水出芙蓉的唐詩；那些另辟新天，或豪放或婉約的瀟灑而不失細膩的宋詞 ，足以彪炳中華文化獨樹一幟的輝煌魅力。 而所有這些， 都說明奴性那時候還沒有成為文化的底色和主流， 因為缺乏獨立思想、缺乏平等意識，把對權力頂禮膜拜、 把對主子忠誠作為最高行為準則的奴性文化，是不可能滋生和 勃發全社會範疇的浩大弘肆的思想和藝術創造力的。
三、
中國奴性文化成為主流並盛行不衰， 是明清之後才有的事。 明清以降， 上流社會的文化主流， 差不多就都以雕琢、依循為業了。 他們汲汲營營， 或蒼其首於青燈古卷做瑣碎無為的考證， 或附風雅而為文詩，而凡所吟賦， 除了頌聖歌德的應景濫辭，所餘也多是賣弄辭典循人陳跡的庸品， 少了令人感動的真心和激情，多了平庸、匠氣和賣弄的奴性。
曆史所以走到這一天， 必然的因素是因為越來越強大的政府強權和附庸於強權的嚴重變形的儒學教育， 偶然的因素則是因為中國不幸迎來了老辣而歹毒的朱元璋皇帝。
朱元璋與劉邦，是中國曆史上僅有的兩位平民出身的帝王， 但二人性情上卻大大不同， 劉邦秉承了戰國文化的基因， 性格上率真自信而豁達大度，總能如實的認識社會紛亂的人事， 稱得上真正的英雄。 而朱元璋的性格則來自於從漢武帝後幾百年奴性等級教育的沉積， 因此深以自己的平民身份和出家為僧的經曆為恥， 骨子裏充滿嚴重的自卑。而這種自卑又讓他的自尊心變得極為敏感而扭曲，因此， 他雖然成功登頂， 卻算不上英雄，終其一生都不過是一個聰明而得誌的歹毒小人。 他絕少君子所具備的寬恕之德，扭曲而自卑的心理和慘烈的爭鬥的經曆， 養成了他極端冷血和狠毒的性格，他在攬權、暴虐和毒辣各方麵與曆史上的皇帝相比都達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 ——也許隻有如此才能平衡他變態的心理。
朱元璋讓集中的皇權達到了頂峰，他是第一個廢除相權的皇帝， 是空前絕後對功臣大開殺戒的皇帝（皇帝殺功臣是極權政治的必然， 屬於曆史常態， 但其他皇帝遠沒有達到朱皇帝變態的程度）。而這個準文盲製造的文字獄的荒唐和可怕， 更在曆史上首屈一指。 茲舉幾例：
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這些句子裏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此解，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小偷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本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 於是許無處斬。這一批人都是地方學校教師，隻不過代地方官員撰寫奏章，竟招來殺身之禍。
……
這樣一個蛇蠍性格而又超級變態而自私的人， 獨掌了絕對的權力， 自然要把專製極權主導的奴性文化，推上一個新的緯度。 先秦以至於宋， 國君對大臣仍能保持基本的尊重， 鮮有在大庭廣眾之下用刑的，即所謂“刑不上大夫”。而 變態的朱皇帝， 卻對侮辱臣下異常癡迷， 他創造性的發明了廷杖之刑， 從此朝堂上打臣下的屁股竟漸漸成為時尚，至明武宗時， 行刑廷杖 甚至還要先扒掉臣下的褲子，以便 直接擊打白晃晃的屁股，而隨著這最後一層底褲的剝離，士人名流們也失去了最後一絲殘存的尊嚴和平等。 到了後來，大臣們竟然還把被打屁股當成政治榮耀而誇世和自詡。___ 與變態的奴性文化並行的，永遠都是變態的無恥!
四、
奴性文化的養成，是主流意識的輿論與明晃晃的鋼刀利刃相輔相成、默契運作的係統工程，其中最關鍵的一環， 就是舉一切之力人為塑造出不可置疑的獨尊的神聖。在中國， 這個神聖的招牌是孔子， 而真正的主子則是皇帝—— 盡管我們知道帝宮是中國文化最齷齪、汙穢而邪惡的所在。
在這些神聖之下，再容不得任何平等而獨立的人格， 奴才是最妥帖的自稱， 而平庸則是奴性最基本的底色。因此， 異聲永遠是奴性的大敵，甚至連諂媚跪舔的異聲， 有時也難討主子的歡喜，所以奴才們所能做的隻能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也許大家會問，人而如此， 豈不是太過痛苦了嗎？
事實倒也並非如此，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效應告訴世人， 當麵對絕難匹敵的強盜的欺淩， 人總能在屈辱的人生中找到自洽的幸福和意義，而且這個自洽的邏輯還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成功建立。 可想而知，千年以來在強權威壓下的奴性文化洗腦， 不僅早已馴服了弱者的意誌，更讓他們自洽自欺地找到了他們靈魂的價值， —— 雖然這種價值在崇尚自由而尊嚴的人類看來無比荒謬而愚昧， 但這毫不影響奴才們視之為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天經地義， 所以， 那些痛遭廷杖、爛著屁股的忠臣， 才會因為主子幾句話的撫慰， 由衷的說出“謝主隆恩”，並流出感恩的眼淚。
這種真誠的感恩是如此流行而普及， 以至於我們今天還能常常親臨其境， 比如有人戲虐誇張地諷刺幾句社會的弊端和不幸，如編排出新時代四大喜之類， 就有不少義士憤然而起， 很動感情地嚴斥所言不實，並熱烈地頌揚公仆們給時代帶來的偉大功績， 他們自作多情地把那些當事者的偉大公仆們當成親密無間到親人， 而實際上在這些公仆麵前他們往往不過是大氣都不敢出、可以被隨便予取予奪的韭菜和工具。---沒什麽奇怪，賤而自欺當然是奴性最貼切的注解。
無疑， 這種激發出變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情結的奴性文化是強大的， 當結合上今天無比強大的現代武器的時候， 尤其如此，所以我們才可以看到，奴隸轉化成奴才紛紛如過江之鯽。
但強大的奴性文化也並非無懈可擊。
民國時期第一任北大校長嚴複曾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華風之弊， 八字盡之： 始於作偽， 終於無恥。這句話非常犀利準確地畫出了奴性文化的具像， 也一語道斷了奴性文化的死穴：這種文化本身 無藥可解地限製了社會的活力，其邏輯就在於， 要 人為製造神聖和獨尊，就必須為作偽付出抹殺置疑和追問精神的代價， 因為後者背離了奴化社會的基本前提。而沒有置疑和追問精神的奴才，雖可以放膽無恥，但一個聽不到真話的社會， 卻是無論如何不能強國的。曆史的事實已經一再證明，慌言遍地的極權奴性之國最終的命運，都無一例外地走向了滅敗。
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麽朱元璋開創的明朝， 讓本來一直領先世界的中華文明， 走向了真正的衰落。而中國與西方文明逐漸拉開距離，正是從那時開始的。
小結：
可堪歎息， 一百多年來， 睜開眼看世界的萬千仁人誌士， 用鮮血和淚水無數次嚐試過打破奴性文化的魔幻， 多少悲壯慘烈、多少山河喋血! 一朝放眼， 卻穿越回舊日風煙。
時光再回到1905年， 一代職業革命家孫中山來倫敦拉大秀才嚴複鬧革命， 嚴複用一段話拒絕了： “以中國民品之劣， 民智之卑， 即有改革， 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說白了就是： 憑中國人這臭德性， 搞屁的革命啊， 都特麽是按倒葫蘆瓢起來的無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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