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檢討起來，於人----生理上而言，華人的智力並不低，於文----中國字的意境能力在世界上各種文字的序列裏

也算是強的。我們的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歸結為像今天的“李承鵬”現象，總要把命運寄托在一條“線”上（或一個人的身上），當然，這是曆代的統治者或者說是儒家文化所做的事業。

西方人幸運在能為各種文化的命運去博弈，看著各自的一畝三分地，兢兢業業，總能選擇最佳的方案，把握住最佳的時機，不怕失去，隻怕不能獲得。如此，一個浪潮接一個浪潮地把曆史推到了今天。因為他們總能推陳出新，所以他們的書總會比複印再版的要新鮮要好看了。

我發表的“伯羅奔尼撒”和前兩天發表的“中俄的同盟或不同盟”，從古代到近代再到當代，著重地介紹的就是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與東方人的行事風格之間的不同，這種不同反映的是邏輯文化的不同。如果大家有興趣，我願意繼續為大家做一點東西方文化比較工作，看看差距在哪裏，我們的文化改革的方向有幾多。

世界上曾有過的文化有很多，許多都已經泯滅了，因為其文化的生命力耗盡了----由於先天不足和後天的不爭，而這樣的淘汰還會繼續發生下去。 洋書勝過華文書，實在是社會文化先進與落後的問題。

華文要改變這樣的命運，“李承鵬”歡呼現象實在不應該再出現了，我們要的是百舸爭流百花齊放的多元文化，多一些路線，給自己的文化爭出一線生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