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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赫伯特·唐納德(David Herbert Donald)
[作家簡介] 戴維·赫伯特·唐納德為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美國史專業的查爾斯·沃倫授銜教授(Charles Warren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美國文明史榮譽退休教授。
唐納德的家鄉在密西西比州。他一生大部份時間從事美國內戰史的寫作與教學，除在哈佛大學任教職外，還曾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兩度獲普利策傳記文學獎，獲獎作品為《查爾斯·薩姆納與內戰的爆發》[Charles Sumn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1960)]和《望鄉：托瑪斯·沃爾夫的一生》[Look Homeward: A Life of Thomas Wolfe, (1987)]。最為人們熟知的作品為《林肯傳》[Lincoln, (1995)]，曾連續14個星期保持《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暢銷書的地位。
唐納德還發表了《林肯與赫恩登》(Lincoln's Herndon, 1948；修訂版，1989)、《離心離德的戰鬥：1861-1865戰爭史圖鑒》[Divided We Fought: 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War,1861-1865，(1952)]、《林肯內閣：薩蒙·蔡斯的內戰日記》[Inside Lincoln's Cabinet:The Civil War Diaries of Salmon P.Chase, (1954)]、《再評林肯：內戰史文集》[Lincoln Reconsidered: Essays on the Civil War Era, (2001)]、《內戰與重建》[(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與瓊·哈維·貝克(Jean Harvey Baker)和邁克·霍爾特(Michael F. Holt)合著，(2000年)]、《重建的政治：1863-1867》[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1965)]、《查爾斯·薩姆納與人權》[Charles Sumner and the Rights of Man,(1970)]、《生活中的林肯》[Lincoln at Home, (1999)]。
唐納德於1920年10月1日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古德曼(Goodman)鎮。父親艾拉·昂格爾·唐納德(Ira Unger Donald)從事棉花種植，母親蘇·埃拉(貝爾福特)·唐納德[Sue Ella(Belford) Donald]曾任教師。唐納德在當地就學，後進入位於同一個市鎮的霍姆斯初級學院(Holmes Junior College)，再轉入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Jackson)米爾薩普斯學院(Millsaps College)，194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他在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和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攻讀研究生，分別於1942年和1945年獲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他在伊利諾伊大學就讀時，曾為著名的林肯學者蘭德爾(J.G. Randall)擔任研究助理。他接受過一係列教職，後前往哈佛大學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
唐納德的夫人艾達·迪培斯博士(Aida DiPace Donald)原為哈佛大學出版社主編，現已退休。唐納德居住在馬薩諸塞州的林肯郡(Lincoln, Massachusetts)。
當我寫的亞伯拉罕·林肯傳記即將脫稿時，我的文學經紀人與幾位英國出版商接觸，希望能出英國版，但一家家出版社都興趣闕如。最後倫敦一家名聞遐爾的老字號出版社同意接受書稿，但顯然熱情不高。出版社總編來函告知，我不能指望此書在英倫三島能有多大的銷量。他還告誡我，評介亞伯拉罕·林肯的作品在英國的銷量可能與講述茨伯裏勳爵(Lord Shaftesbury)生平的書籍在美國的銷量不相上下。
我勃然不悅。我寫的這本書不是介紹19世紀某個有些貢獻但稱不上光彩照人的美國人物，不是托馬斯·哈特·本頓(Thomas Hart Benton)，也不是本傑明·哈裏森(Benjamin Harrison)。我寫的是亞伯拉罕·林肯，稱得上是美國最偉大的一位總統。林肯率領北軍贏得內戰的勝利，一舉廢除奴隸製，還能使美國在內戰期間與歐洲列強和平相處，不僅成為美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國際上也明明赫赫。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和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人都對林肯推崇倍至。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也稱林肯為"基督的化身，人類的聖者"。
我為自己叫屈，連續幾個星期心情鬱悶。後來我很不情願地承認── 隻對我自己 ── 那位自以為是的編輯不無道理。此書在英國的銷量可憐兮兮，不幸被他言中。按照這位編輯的思維，在我動手寫這本書的時候，吸引大量的外國讀者對介紹林肯的書發生興趣並不在我的考慮之列。我以美國讀者為主要對象，不言而喻會談到一些美國曆史上一些熟知的重大事件，如"密蘇裏妥協案"(The Missouri Compromise)和"德萊特·斯科特判決案"(The Dred Scott Decision)。我至少有意對諸如《解放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第十三條修正案》(Thirteenth Amendment)等問題的種種細節進行探究。事實證明這些期望並不現實。
以前我總以為，我作為史學家已經發表過探討這些問題的著述，而且我也是國際史學界的一員。我們與世界各國的科學家一樣，誌趣相投，治學之道大同小異。但後來我覺得情況並非如此，因為我以美國史學家的身份提筆寫作。毫無疑問，我發現我寫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由美國史學家撰寫的美國式作品。
至於什麽原因造就了我獨特的美國式寫作風格，似乎很難一言蔽之。最顯而易見的是，這些作品的選題幾乎毫不例外都離不開美國：美國19世紀的國家主義與地方主義之爭、美國內戰和戰後重建等。我所有的傳記作品介紹的都是美國的人物，其中一些隻在當地有影響，很難想像能吸引美國以外的讀者。例如作家維廉·赫恩登(William H. Herndon)原為亞伯拉罕·林肯律師事務的著名合夥人，也是最早的林肯傳記撰寫人，但他的影響不大。薩蒙·蔡斯(Salmon P. Chase)作為俄亥俄州一名主張廢奴的政治家沒有什麽名氣，直至他成為林肯的財政部長後才有些聲望。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曾在美國內戰期間出任駐英公使，比較為人熟知，現在人們如果還記得他的話，也隻知道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擔任過美國總統。實力強大的廢奴派人物，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熱衷於效仿英國貴族，但今天連知道他名字的英國人也廖廖無幾。
當然，選題本身不一定能反映一個曆史學家的國籍。事實上林肯傳記早年的佳作之一就出自英國人查恩伍德勳爵(Lord Charnwood)之手，迄今仍頗有價值。巴茲爾·利德爾·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科林·巴拉德(Colin Ballard)和亨德森(G.F.R. Henderson)也發表過一些研究美國內戰的高水平著述，他們都是英國人。意大利曆史學家雷蒙多·盧拉吉(Raimondo Luraghi)洋洋灑灑寫下的美國內戰史通論也成為同類著作的佼佼者。
或許我使用的語言能更恰當地表明，我不僅以美國為寫作的選題，而且我本人也是美國人。我希望在一般情況下使用標準英語，但遇到適當的機會，我還是喜歡選用具有特色的美式詞匯和短語。例如，林肯在一封致國會的信函中談到，脫離聯邦實屬"rebellion sugar-coated(裹著糖衣的叛亂)"。他還寫道，南部同盟的部隊在一次戰役中"turned the tail and ran(夾著尾巴逃之夭夭)"。參議員薩姆納曾對他大張撻伐，指責他損害了英語的尊嚴。我卻興致勃勃地引用他那些不落俗套的話語。我還對美式英語中的某些新詞情有獨鍾。赫恩登以The Marriage Embrigglement(好事多磨的婚戀期)為題單辟一章，描繪林肯追求瑪麗·托德(Mary Todd)的波折起伏和婚事的跌跌撞撞。我始終覺得"embrigglement"一詞比"imbroglio"更恰當，美國味也更濃，所以我也屢屢照用不誤。隻要有機會，我都會借用美國目不識丁的美國人使用的家常俗語。這些用語往往表達有力，語意明了，如果硬要服從英語語法，則味同嚼蠟。林肯在自己的家鄉有一位遠房兄弟，名叫丹尼斯·漢克斯(Dennis Hanks)。我發現此人對赫恩登說的一段話頗為率真，令人忍俊不禁。當時他對赫恩登指手劃腳，要他在林肯傳記裏添上一筆。"Now William Be Sure and have My Name very Conspikus and the work will gaw [go] of well.(嘿，維廉，千萬加上我的大名，要寫得好大好大，你的書才會有人看。"
II
從另一方麵來說，我的美國背景也影響了我撰寫曆史著作的方法。重新評價我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發表的諸多作品不是一件令人欣羨的工作，但如果有人以不偏不倚的眼光逐一審讀的話，可能會合理地發現，我曆年發表的專著並沒有明顯的內在規律。在我成為曆史學家的早期階段，我熱衷於本專業與社會學相互交叉的可能性。我以《再評林肯》為題發表的文集試圖探求19世紀美國改革運動和南方維護奴隸製立場的社會根源。後來我又對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法產生濃厚的興趣，結果有一位評論家稱我撰寫的查爾斯·薩姆納傳記為他見到的最徹底的弗洛伊德式人物傳記。就在那個時候，我又被計量曆史學的新動向所吸引。於是，我寫的《重建的政治》一書試圖采用一連串圖表描述這段時期的曆史。此後，我又開始閱讀文學評論，撰寫了20世紀南方小說家托瑪斯·沃爾夫的傳記。我的一些同事覺得，我頻頻轉換學科，思維方式千變萬化，顯得雜亂無章，甚至令人不可思議。我有一位親密老友亞瑟·林克(Arther S.Link)，畢生研究伍羅·維爾遜(Woodrow Wilson)的生平，享有崇高的學術聲望。他曾對我輕易更換思路頗有煩言。他曾以輕責的口吻對我說："戴維，你的問題在於，你不是一名守本份的曆史學家。"
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指責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心服口服，因為我對什麽感興趣，就隨心所欲下筆成言，而且我寫的都是我喜歡寫的，不是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認為應該寫的。我想，這就是獨特的美國風格。在我身上，這種風格來源於我以往攻讀研究生時期乘大客車長途旅行的經曆。當年我以東海岸為起點登車遠行，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接著一天，聽憑車輪帶著我和我的旅伴風塵仆仆爬越阿帕拉契亞山脈，穿過一座座中西部工業城市，領略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風光，又進入美不勝收的山鄉之地，最後到達加利福尼亞州。我的山河探勝之旅使我對多姿多彩的美國大地充滿愛戀。經過這次長途旅行，我認識到我國大地無比廣袤。每天與來自全國各地不同種族的男女旅伴同行，也讓我體會到美國生活環境的無限多樣性。
這種多樣性也延伸到我的身上，當然也延伸到許許多多其他美國作家的身上，為尋求題材，探索主題和方法論提供了無窮盡的空間。任何單一的曆史研究學派都不可能淩駕天下，所有專心治學的曆史學家也不必都走同一條路。我的作品具備的多樣性最典型地說明，我是美國人，我的曆史學研究因此受到了哪些影響。
III
但是，我發現在多樣性的範疇內，還隱藏著某種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也呈現出獨特的美國風格，至少帶有我出生和成長的美國南方具備的色彩。不論我采用什麽方法，也不論我的選題如何 ── 以定量分析法研究重構之國會也好，以文學評論的形式解構托瑪斯·沃爾夫的小說也好 ── 我一貫試圖讓讀者覺得我講述的故事引人如勝，故事中的人物真實可信。
這種講故事的傳統在美國南方曆來十分盛行。在我的家鄉密西西比河一帶，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能講故事，一個個仿佛都是各家各戶舊聞逸事的收藏家。故事能手往往是上了年紀的婦女，記得很久以前的事情，幾乎可上溯到混沌初開的年代。他們熟知家族的點點滴滴：曾祖父拖著妻子和三個孩子橫跨阿帕拉契亞山脈，進入密西西比河穀，途中遇印地安人搶劫，僥幸脫險；此後曾祖父被南部聯邦軍隊征募參加作戰，直至在奇克莫加(Chickamauga)戰役中負傷為止；祖父迎娶一揚基(Yankee)女子為妻，全家為之震驚，因為她的出生地位於梅森-狄克森線(Mason-Dixon line)以北。我聽著這些傳說長大，說故事的人在你耳邊用同樣的話語，不厭其煩地講述各種細枝末節，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你，故事中的每一個人物當時穿的是什麽，各自說了些什麽，又做了些什麽。
這些講故事的人堪稱早期的口述曆史工作者，但他們始終默默無聞，為自己講述的故事傾注了驚人的才華和熱情。他們並非簡單地羅列種種事件。他們講的故事構思巧妙，常常在結尾出現戲劇性的高潮。正是這種影響巨大的口述曆史傳統，為現代美國南方文學如此眾多的優秀作品開創了先聲，為維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最膾炙人口的小說奠定了基本框架。也正是這種傳統造就了優朵拉·衛爾提(Eudora Welty)短篇小說佳作中真實感人的特質。
這種傳統熏陶了美國南方不少最優秀的曆史學家，也不可避免地對我研究曆史的方法有潛移默化之功。我在曆史研究方麵接受過最"科學"的訓練，學會了如何處理大量不具備人格特徵的概念，如"階級"、"種性"、"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等。然而我發現，當我坐下來動筆寫作的時候，我的思緒仍然追隨古老的敘事套路，設法讓讀者看見和理解過去的真實人物。
我還發現，美國獨特的敘事方式，或者說美國南方特有的說故事傳統，甚至也影響到我寫作的操作過程。我習慣趴在電腦鍵盤上進行構思，每寫完一個句子就停下來大聲朗讀一番，考慮句子的音韻和意思是否符合我的要求。如果詞不達意，我就刪除這個含有敗筆的句子，重新構思。有時為了一個短語或句子，我需要讀上十幾遍才得到滿意的結果。間或這種習慣還能產生饒有趣味的效果。有一次我在書房寫托瑪斯·沃爾夫的傳記，兩位好心腸的木匠在相鄰的一間屋子修理物件。過了一會，他們在後院喝杯咖啡歇息歇息。我剛好看不見他們，但依稀可以聽見他們之間的談話。
一位年紀稍長的木匠憂心忡忡地問道："你覺得他沒什麽問題吧？"
那位年輕的回答說： "我想沒什麽問題，不過他坐在那台機器前自言自語，已經好幾個小時了。"
我可能並不是"沒什麽問題"，但是我總希望我講述的故事繼承一個悠久的傳統。這就是獨特的美國傳統。
譯注：
茨伯裏勳爵(Lord Shaftesbury)，1671～1713，英國政治家
托馬斯·哈特·本頓(Thomas Hart Benton)，1782～1858，美國前參議員
本傑明·哈裏森(Benjamin Harrison)，1833～1901，美國第23位總統(1889～1893)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國前首相(1940～1955)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美國民權活動家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俄國作家
揚基(Yankee)， 指美國北方諸州居民
梅森-狄克森線(Mason-Dixon line), 美國馬裏蘭州與賓夕法尼亞州之間的分界線，即曆史上美國南方與北方諸州的分界線
維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小說家
優朵拉·衛爾提(Eudora Welty)，1909～2001，美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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