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決定遼東戰場部署和形勢變化的，不是前方軍情，而是朝堂之上看不見的刀光劍影。
中朝有黨，邊臣何以自立哉！
三、萬裏雲間戍，立馬寧遠關
袁崇煥單騎巡視遼東，回到京城，放言：“予我軍馬錢糧，我一人足守此”。
要知道，遼東事務，上麵有遼東經略、巡撫、山海總兵、薊遼總督，就是在兵部，除了兵部尚書，還有左右侍郎，各司郎中、員外郎，當時袁崇煥不過一個小小的主事，六品官員，說這樣的大話，照常理是不會有好果子的。
但是，袁崇煥的豪氣贏得了新任兵部尚書孫承宗的讚賞與認可。而孫承宗可以說是袁崇煥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
孫承宗是東林黨的少壯派，在東林點將錄裏被封綽號“地短星出林龍”，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第二名（榜眼），在翰林院任職十多年。萬曆四十七年，有幸成為皇太子朱常洛的老師，深得朱常洛的信任。朱常洛繼位後，孫承宗就榮升了帝師。朱常洛命喪紅丸後，孫承宗又擔任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師。
因此，天啟初年，憑借著兩朝帝師的地位，孫承宗就成了東林黨在政治權力中心的風雲人物。
天啟二年，廣寧之戰後，大明遼西土地盡失，熊廷弼和王化貞革職聽勘。東林黨人方震孺上疏舉薦孫承宗為兵部尚書。明熹宗欲留孫承宗在身邊，不想他離開講席，但遼東又委實乏人可用。最後諭令孫承宗“授兵部尚書，即日到任，不得例辭，仍舊供事經筵，凡有重大機宐，許其麵奏請。”這樣，孫承宗先是館閣大拜，而後又身兼兵樞要職，可謂出為將、入為相，權傾一時。
孫承宗到兵部，立即嚴肅法紀，重用武將，選用精敏有為之材，募練精兵十萬。袁崇煥趕上了東林用人之際，因此，才幾個月就被破格提拔，由職方司主事升為僉事，正六品升為正五品，負責助守山海關。
袁崇煥到山海關之後，立刻就與遼東經略王在晉發生了矛盾。
王在晉並非東林黨人，而是齊楚浙黨，而薊遼總督王象乾也是齊楚浙黨。
明史中說王象乾“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以老解職而已”，對王象乾進行醜化。實際並非如此。為何？
王象乾是1546年出生，天啟二年也就是1622年，他已經76歲高齡了，明朝官員的退休年齡是70歲，他怎麽還會“冀得以老解職”呢？而且明熹宗實錄第23卷明確記載：天啟二年六月，“薊遼總督王象乾引疾請告不允”。已經稱病要告老還鄉了，是皇上不允，哪裏來的“冀以老解職而已”呢？這其實是《明史》的故意誤導和偏向東林黨人的一種說法。
清朝編寫的《明史》很多地方並不可信，尤其是涉及晚明人物的評價。換個角度看，清朝的文字獄是最為殘酷暴虐的，尤其是明史，嚴格禁止私人編寫，官修《明史》又在莊廷鑨明史案等一係列文字獄之後，其對明末人物的評價甚至史實都是很值得懷疑的。
王象乾出身新城王氏世家，是名門望族。祖父王重光是嘉靖二十年進士，官至戶部員外郎，父親王之垣也是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贈尚書、太師，兩個叔叔也是進士，分別是浙江按察使和開封府知府，到了王象乾這一代，包括他在內，堂兄弟八人皆是進士，都在朝中或地方任官。可以想象，王象乾身後是多麽龐大的一個家族。
王象乾自萬曆三十六年起就總督薊遼，治軍有方，威震九邊。若是沒有功績和能力，朝廷何以會執意啟用一個76歲的老人？ 而且到了崇禎元年（1628年），83歲的王象乾還被啟用為宣大總督，屢次加封少傅、少師、太子太師，以這樣地位和官職，在《明史》中竟然沒有列傳。而主修明史的張廷玉的二大爺張秉文，不過是山東左布政使，明史也有列傳。可見，清朝所修的《明史》很可能是故意回避這個人，回避不了的地方就橫加汙蔑。
蒲鬆齡的《聊齋誌異》裏有個小故事叫《王司馬》，寫的就是王象乾，因為王象乾的號就是霽宇：
這個小故事寫得很詼諧，說王象乾耍假大刀，蘆葦草席三戲蠻夷，臥司馬嚇跪北人，看起來很有抗日神劇的味道。雖然故事未必真實，但蒲鬆齡的故事往往有其來源，至少反映了民間對他的基本評價。王象乾絕非昏聵之人、泛泛之輩，而是很有本事的鎮邊功臣，素有威望。
王在晉也是如此。很多後來的著作都把王在晉說成是無能之輩，其實未必如此。
早在朝廷議論熊廷弼一案時，戶科王繼昌就提出：“廷弼掛眾議者三。以謾罵為氣魄，將帥不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驛騷，叛者淫劫，不能成功三。”所謂將帥不為用，講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貞，經撫不和。所謂不能用遼人，講的和後來袁崇煥提出的“用遼人守遼土”是一樣的，這也說明袁崇煥的觀點並不新鮮。所謂動天下兵，耗費巨大，說的是當時從各地調兵守遼東費用高昂。據統計，平均調一個兵要花費25金，而且“至遼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
當時，朝廷內部基本都接受治遼方略應當“以守為攻，築城以守”，這也是熊廷弼一貫主張並最早實施的策略。但怎麽守？在哪裏築城守？不同派係的人主張並不一致。
袁崇煥和王在晉的矛盾就在於在哪裏築城守。
王在晉主張守山海關。他對形勢的分析是：“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沈，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於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
王象乾也認為：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
王象乾和王在晉主張退守山海關，主要是基於遼西走廊這個狹長地帶，守的代價過於高昂，獲益卻極少。
按孫承宗的做法，募練精兵十萬，平均每個士兵年費30兩銀子，一年的兵餉就需至少300萬兩。如果算上軍糧米豆武器軍馬盔甲戰車器械輜重。一年至少400萬白銀起。
但明朝的財政收入是很低的，根本不足以常年支撐這麽大的消耗。
張居正改革初年，明朝一年財政收入大概隻有200萬兩，東林黨拚命反對礦稅，實際上明朝的商業稅也是非常低的，有人統計，礦稅從萬曆二十四年到萬曆四十四年，20年時間所征收的礦稅和商稅，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千多萬兩，平均每年不過50多萬兩。而正是這筆稅收大大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危機。
天啟初年，東林黨全麵執政，廢了礦稅，但當家方知材米貴，不到一年光遼餉就花了200多萬兩銀子。內閣首輔葉向高感慨：神宗皇帝當年大力征收礦稅，我們都大力反對，覺得天下的財富都是皇帝的，還收那麽多銀子幹嘛？這幾年遼東用兵，才知道遼東戰爭就是財政的無底洞。
但孫承宗和袁崇煥都認為，要收複遼東，防守就要前置，以山海關為後盾、寧遠為中堅、錦州為先鋒，構築一條“關寧錦防線”，修築寧遠等城池堡壘，拓地以守。
但是，這條防線最大的問題就是花費太大，不算軍餉，都要花500萬兩，加上軍餉，一年要800萬兩銀子。而且這道防線的最大缺點是，清軍一旦繞道，所謂“固若金湯”的防線就成了擺設。
而王在晉主張退守山海關，在山海關外的八裏鋪築長約三十裏的邊城，靠著高山高齡、重關天險，隻需現有的4萬精兵即可。王在晉的意見是，當今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
袁崇煥說服不了王在晉，就直接上書給內閣首輔葉向高。葉向高也拿不定主意，於是交給孫承宗定奪。
孫承宗親赴遼東，與王在晉溝通。兩人的對話是曆史上經典的一幕。但在不同史料中的記載卻完全不同。
明史記載：
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裏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三裏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設，北山南水既無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於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於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雲，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複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之氣，臣遂無以應。”
首先，孫承宗奏疏原文的“自己無以應”到了明史裏成了王在晉“無以難”。
其次，王在晉的辯駁被刪的一幹二淨，王在晉的理由是：邊兵善走。善走就是經常逃跑，一旦逃跑，殺人也攔不住，況且打了敗仗，哪裏還有人去殺這些逃兵？所以，築兩城就是置之死地而激勵將士的必死之氣。
這場爭論誰對誰錯，已經不重要，曆史已成定局。但至少王在晉的方案並非全然沒有道理，他的觀點是“必有複全遼之力量，而後可複廣寧，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後可複全遼。不然啟無巳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不可不慮”。
所以，在孫承宗和袁崇煥一個勁兒要募兵征兵時，王在晉卻是在搞裁軍，淘汰冗兵冗員，僅天啟二年六月，一次就報請汰兵9171人，裁革冗員200多人，還有家丁雜流，總計一年可以省下四十萬兩白銀的開支。
結果是，孫承宗回京後趁著給皇上講課之時麵奏一本，說王在晉不足任，說他“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意思是雖然王在晉折子寫的不錯，也挺能說，但是他沒有雄心抱負不大氣。的確，像王在晉這種天天算小賬的，確實顯得不夠沉雄博大。
很快，王在晉就被調任南京兵部尚書。一個閑差。
實際上，王在晉被拿掉是東林黨與齊楚浙黨纏鬥幾十年的必然結果。雙方恩怨已深，東林黨全麵執政，必然逐步清洗打壓齊楚浙黨人。曆朝曆代的黨爭發展到一定程度，結局必然是隻問派係，不問是非。遼東作為當時政局的核心議題，不可能由不信任的人來主導。孫承宗主動要求出關巡邊，就是要麽把王在晉拉倒自己這一邊，要麽就把他踢開。
所以史書記載兩人談了幾天幾夜，恐怕也未必盡是軍事布防。
同一封奏折裏，孫承宗還評論了其他遼東官員，說王象乾是“有大臣之概，而曉暢夷情，即眼以老昏而精神尚自矍鑠”，這其實是隱約點出了他身體的硬傷。說袁崇煥是“英發有擔當，臣取其誌，尚欲煉其氣”，說遼東巡撫閻鳴泰是“沉雄博大有之，端謹精詳亦有之”。然而實際上閻鳴泰怎樣呢？一年多後就被撤掉了，到了魏忠賢掌權時，此人攀附魏忠賢，為魏修生祠達七處，拍馬屁的話讓人聽了為之乍舌。崇禎初，附閹黨逆案，遣戍死。
自此，孫承宗以遼東經略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而自請兼任：“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眾疑而概棄遼人；西虜可撫，決不以眾信而遂憑西虜。”
同時，上奏請調一批親信隨行，鹿善繼和王則古管兵馬錢糧，杜應芳和孫元化管軍器火藥築城，袁崇煥和萬有孚分別任寧前兵備僉事和廣寧道僉事。孫承宗一並還奏請發帑50萬兩白銀，為撫賞之用，發30萬兩白銀，為練兵之用。上悉從之。
而此前，王在晉上報的方案，在山海關外八裏鋪一帶修築30餘裏長城，共上報經費90萬兩，而朝廷隻發了20萬兩。
初到遼東，袁崇煥實際上擔當了東林黨打壓齊楚浙黨的先鋒角色。他與王在晉的衝突，恰恰最後成為，東林黨全麵控製遼東局勢的一個突破口。這當然離不開東林黨人在朝中的後援支持。
王在晉辭職一個月後，薊遼總督王象乾也找了個理由請辭乞罷，但明熹宗沒有批準，而是寬慰勉勵他繼續幹下去。
四、關山萬重，誰之榮光？
從天啟二年到天啟五年，孫承宗主事遼東，袁崇煥在孫承宗手下經營寧遠城。
這幾年時間，遼東局勢平穩，基本上沒有打仗。這倒不並不是因為孫承宗和袁崇煥有多厲害，而是努爾哈赤打下遼陽和沈陽後，先是於1621年定都遼陽，後又在距遼陽城八裏處修建一座新城，名為“東京城”，1622年又將都城遷往東京城。到了1625年，又決定遷都沈陽。對努爾哈赤而言，這段時間是一個休整期，主要的心思和精力在鞏固已經占領的地盤，同時試圖收服東邊的朝鮮和西邊的蒙古，以及鞏固自己的後方。
說起後金定都，當時，遼陽是遼東最大的城市，自戰國時期，遼陽就是遼東郡的首府所在地，遼金兩代均在此建設了都城，在明朝，遼陽也是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是由於後金在攻占遼沈之後，對漢族人民采取了殘酷的施政手段，當地百姓經常組織起來對後金發起各種形式的反抗。有曆史記載，一天之內就發生過22人往井裏投毒的事件。所以，內部平定更為迫在眉睫。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文龍的牽製。
毛文龍是浙江人，父親毛偉棄商從儒，母親沈氏是杭州望族，舅舅沈光祚是杭州名宦，萬曆乙末科進士，曆任開封府推官、山東布政使、順天府府尹等職。從籍貫上推斷，沈光祚很可能是浙黨，萬曆後期，浙黨領袖是內閣首輔沈一貫。當時，李成梁是遼東總兵，李成梁主掌遼事共30餘年。萬曆十九年，李成梁曾被言官彈劾，是沈一貫力薦，才得以在萬曆二十九年複起遼東。李成梁在遼東勢力既廣且深，子侄遍據要職，大小將官一半以上都是李成梁的家奴或幕客，以至當時“遼廣之人，知有李大爺，而不知有他人”。毛文龍就是在舅舅沈光祚的推薦下，到了李成梁的帳下，開始了在遼東的軍事生涯。所以，從根源上，毛文龍應屬浙黨一脈。
但是，毛文龍在李成梁時代一直沒有得到重用，因為他“不肯妄殺一人，妄報一功”。到了熊廷弼經略遼東時，毛文龍才以戰功升為都司，袁應泰時期，又以造辦火藥有功，加遊擊銜。後金攻打遼陽、沈陽時，毛文龍的家屬100多人被後金殺害。所以，毛文龍與後金是家仇國恨集於一身。天啟元年，毛文龍取得鎮江大捷，這裏的鎮江是指今天遼寧的丹東，震動全遼，朝廷破格升毛文龍為副總兵。當時的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評論說：“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萃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為空穀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
毛文龍開鎮東江，對遼東局勢影響很大，等於在後金政權的背後釘了一個釘子，使得努爾哈赤不敢輕易長驅，因此被譽為“海外長城”。
例如，天啟三年，在探知努爾哈赤有攻明意圖後，毛文龍從鎮江一路進擊，搞的後金境內狼煙四起，不得不放棄南下企圖。
天啟三年到天啟五年，毛文龍先後收複金州、旅順、複州、永寧，一度直搗後金老巢赫圖阿拉，取得牛毛寨大捷等戰役的勝利，明熹宗也曾讚揚毛文龍；“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
所以，正是有毛文龍的牽製，孫承宗和袁崇煥才能夠三年無戰事，一心隻築城。
現在有很多人把修築寧遠城的功勞全記在袁崇煥一人身上，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實際上寧遠築城，技術上的功臣是孫元化，主持修建者是祖大壽。
孫元化是徐光啟的弟子，後來兩人也是兒女親家。徐光啟是中國西學第一人，也是所謂“聖教三柱石”之首。在明朝中後期，天主教和西方文明通過澳門傳入內地，特別是利瑪竇在京城上層遊走，影響了一大批明朝高官。連內閣首輔沈一貫、李之藻也都是天主教徒，葉向高也深受影響。孫元化跟隨徐光啟加入天主教。當時，天主教已經在明朝形成了一個以宗教為核心的關係網。比如兩次赴澳門采購西洋火炮的張燾和孫學詩，都是通過徐光啟的關係交織在一起。張燾和孫學詩都是“聖教三柱石”之一李之藻的學生，協助孫元化築城的韓雲、韓霖也都是徐光啟的學生。而孫承宗、袁崇煥、甚至葉向高也均與徐光啟關係密切。
1622年，徐光啟被急召入京，孫元化也隨之進入京城，先是上疏《防守京城揭》和《防邊關揭》，大力推銷西洋築城術和火炮守城術。後來又參加科舉考試，但不幸落第。好在徐光啟把他直接推薦給孫承宗，授以經略衙門讚畫軍需一職，孫元化得以進入兵部。孫承宗原來打算請他做幕僚，但孫元化執意前往前線。
孫元化其實是徐光啟軍事變革思想的執行者。
在薩爾滸戰役後，徐光啟就提出要使用歐洲更為先進的築城方法，打造“萬年敵台”，將舊製敵台改造為“三角三層空心式樣”，內置大炮，就是防禦上所謂的“棱堡式防禦體係”，即“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nne)”。同為天主教徒的李之藻也提出“製勝務須西銃疏”，主張從澳門調集西銃和銃師，傳習炮術。
明朝軍隊對火器的使用並不陌生，據說戚繼光之所以所向無敵，就是因為手下有一支訓練有素的火槍兵。孫元化所接觸的西學軍事知識更為先進，他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叫《西法神機》。
袁崇煥築城寧遠，技術上主要得益於孫元化。孫元化雖然在開始時意氣風發，但很快就與孫承宗意見不合。他主張遼東布防應“先修實備，後勤遠略”，但孫承宗卻“專征布置廣遠”。因此，孫元化不久後離開孫承宗，回到兵部，負責引進西方火器，並監督訓練。
後來，在袁崇煥成名之戰寧遠大捷中，發揮威力的正是按孫元化的辦法布置的十一門大炮，其中威力最強的，就是李之藻派張燾從澳門第一次購買的四門大炮之一。天啟六年，此炮還因功被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實際上，天啟三年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令張燾第二次從澳門購買了25門大炮，並招募了葡萄牙士兵隨行。但由於李之藻隨後在鬥爭中被免職，朝廷找了個借口，又把這些西洋炮師送回澳門去了。
孫承宗經略遼東，數年間，趁著後金無暇南下，陸陸續續在遼西走廊修建了較為完整“關寧錦防線”。但是，另一方麵，孫承宗花的錢實在太多了，又看不到戰功，朝中受東林黨排擠的人，以及一些政治相對獨立的官員，便開始上疏。
天啟三年七月，工科給事中方有度上疏稱：
方有度還是東林黨一員，但看到遼東這麽個花錢法，也知道不是長久之計。
天啟三年九月，刑科給事中解學龍上疏言：
所謂豊財，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國家各邊軍有定製，餉有定額，即如遼東一鎮，舊額兵九萬四千有奇，歲餉不過四十餘萬，今關門之兵亦止十餘萬耳，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關內月糧已議至一兩八錢，遞至寧前則又量增，而薊密新募之兵月糧亦倍於舊...舊兵餉薄而新兵餉厚，故舊兵亦逃而竄入於新兵之內，甚至新兵日增而舊額如故，...議者曰軍餉不維當汰兵以就餉，與其汰兵不如汰將，各邊將原有定額，...若合天下而講求之，亦有可得而言者。高皇帝時天下文官五千四百有奇，軍職二萬八千有奇。神宗朝文官增至一萬六千餘矣，軍職增至八萬一千餘矣。今日又不知增幾倍，不聞所以安天下定太平者，較高皇帝時何若？
遼餉壓垮財政，朝廷隻能往下攤派，而地方官員雁過拔毛，故民益困苦。天啟三年十月，查勘兵餉的欽差勘奏原登萊巡撫陶朗先，貪汙餉銀40萬餘兩。朝廷的攤派成了地方官員發財的機會，往往是“半飽士腹、半落奸囊”。
天啟四年秋，東林黨與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鬥爭已趨白熱化。工部郎中萬燝，因為批魏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隻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被廷杖100下，活活打死。禦史林汝翥、中書舍人汪文言亦遭廷杖、削籍。七月，葉向高引退回籍，臨走前給皇上辭疏一本：
藎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社稷之憂。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葑菲之採。昔有至逆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為之灑掃庭戶以謝主人。況臣受恩三朝，至隆至渥，無可養酬，今歸伏田裏，遠隔天顏，永無杼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一吐於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稱以瀆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於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誌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皇上禦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奏煩多，致幹聖怒雷霆屢震，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於旬日之間。萬燝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聞之且複生心。昔符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皇上當多難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聖意。若有論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禍釁之門。
至於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卻一人。如必至憤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於悠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於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多起於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為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為災數十年所僅見，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馮夷之窟，山東地方複苦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複陳請，誠得早沛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國家財力半竭於邊疆，往臣在政府，封疆無儆計，臣猶蹙額攢眉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複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止於脫巾鼓噪而已者。皇上為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皇上計，萬不可不急圖也。
三代以來，天子親衛之兵，皆列於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健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於外廷。古稱軍容不入國，況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皇上既許謁陵，後罷之臣何敢複言？但謁陵之期，遠近未卜，宜權時，免其操閱，候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為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而實則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係於此。臣自度衰老，力不能為，恐負誤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為一身，群臣亦皆以皇上為身，宮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痾癢，無不相通，關節脈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為耳。西南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製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拮據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效一籌，私心所憂，內甚於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從這封奏疏來看，葉向高主要還是勸誡天啟帝要善待文臣，避免內廷宦官與外朝文臣的惡鬥，內憂大於外患，同時指出明朝財政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但從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出，他所提的許多建議，恰恰是天啟帝的意願是相悖的。
同時，朝中也有人參劾孫承宗部下馬世龍貪汙軍餉。對此，孫承宗在奏折中說：臣願用袁崇煥劉詔之殫力瘁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誦經之孱瞻；臣願用博大強毅之馬世龍、少年英銳之尤世祿王世欽，不願用孰愞通脫之奸猾。
應當說，孫承宗啟用的將領，絕大多數是有為之人，像尤世祿、馬世龍、王世欽都是一流戰將，袁崇煥、孫元化、茅元儀、鹿善繼也都是後來為大明立下卓著功勳的人。但是，在朝廷大局發生極大變動之下，孫承宗麵臨的形勢已經急轉直下，十分危急。
繼葉向高之後，天啟四年十月，左都禦史高攀龍罷，吏部尚書趙南星乞休，許之，大學士韓爌乞休，許之，一大批東林黨人被革職削籍。
所以，天啟五年正月，孫承宗亦乞骸骨歸，但明熹宗依然溫旨慰留。但這一時期，據《明熹宗實錄》所載，出現了大量的官員調動。
孫承宗不是沒有看到危險，他在一份奏折中說：每念臣入閣有七人，而去者故者六人矣。其在地方則三總督、十巡撫、二十餘道臣，相繼以去矣。感歎自己是“冒以病身為天下塞責”。但對他的感歎，明熹宗並沒有正麵回應，而是批複：知卿已出視事，朕心嘉悅，還須振起精神，鼓舞將士，矢圖恢複，早奏成功。
這其實是在催他打仗了。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孫承宗力薦的山海總兵馬世龍發起柳河之役，誤信情報，損兵折將，造成潰敗，死傷四百多人。
柳河之役讓明熹宗極為不滿，浙黨和閹黨也找到了最好的借口，不僅攻擊馬世龍，也將矛頭指向孫承宗。不久，孫承宗亦去職，代替孫承宗的是軍中朝中口碑甚佳的高第。明熹宗親賜蟒衣玉帶，令其以兵部尚書經略薊遼。
孫承宗的去職也是東林黨政治鬥爭失敗的必然。袁崇煥看到東林黨人頻遭貶斥迫害，義憤填膺，恨不得自己也名列《東林點將錄》的名單之中。他寫了一首詩，叫《東林黨人榜中無名書此誌感》：
忍將一網盡清流，不絕根株總不休。
巧造禍胎偏點將，欲憑毒手取封侯。
曾知道學宜常講，早識機關動隱憂。
愧我榜中無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這首詩足以說明袁崇煥與東林黨的關係。
高第上任後，全盤否定孫承宗的策略，而采用王在晉以守山海關為主的戰略，下令將孫承宗調到關外的主力，調回山海關。
這樣一來，寧遠城就成為一座孤城，暴露在後金的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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