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聽說天津現在也是一個很有情調的現代大都市，從照片上看，海河竟是一片金黃色的燈光，波浪閃爍，在深藍色的夜裏。意大利風情區更是燈火輝煌，人群熙攘。聽說意大利風情區主要由若幹棟歐式洋房構成，大部分是民國名人故居，尤其是北洋時代，政局變亂頻仍，失意官僚、下野軍閥以及北方豪門很多在天津租界蓋豪宅當寓公。
我大半生在國外，雖然經過很多次卻沒有真正到過天津，隻是小時候偶爾聽母親講起她在那裏度過的少年時光：園林、大宅子、狗、鋼琴，但是具體時代背景卻語焉不詳。事實上，母親從未完整敘述她的祖先和早年經曆，起初是故意不說，晚年是不想說。我記事時，文革剛剛開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到處傳誦，我記得清楚卻是橫批：“基本如此”。一個人的家庭出身、社會身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或她的命運。我很小就知道，外祖父是個律師，算是自由職業者，這種成分不算好也不算壞，所以父母對外時不時強調，在文革時卻多少有些保護作用吧。1966年8月，北京有一陣抄家之風，出身不好之家大多被抄，不少人被驅逐回原籍。究竟有多少戶被影響、多少人死去如今還不清楚，但已被命名“紅八月”。我家在此之前就因為父親的緣故被抄，但幸運的是沒有因為家庭出身再被抄。也許是由於關於抄家的經曆見聞吧，我十一歲讀《紅樓夢》就很有感覺。
我也知道，母親在填寫戶口時，寫的是家庭婦女，沒有工作單位，歸街道管。記憶裏，也曾經跟著母親去街道居委會開會。她說話不多，保持微笑。母親很瘦，長年隻穿一件洗得褪色的外衣，卻自有一種氣度，足夠顯得與眾不同。居委會主任是一位胖大媽，好像姓李，對母親十分客氣，一口一個“於老師”。母親也十分客氣低調，全無鋒芒，雖然目光仍然明亮犀利。進入七十年代，文革氣氛最緊張的幾年過去，人們私下裏開始恢複交往。在和張之洞曾孫張遵騮先生走動頻繁後，母親才告訴我，她的曾祖父在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是湖北巡撫。不過，至少當時她並沒有告訴張先生這一層淵源。此後的歲月裏，母親的家世像擠牙膏一樣一點一點擠出來些，但仍然很零碎，她依舊不曾細說。她為什麽不想說這件事本身，大約就是有原因的吧。在向前看的時代裏，她自己不說，別人也顧不上問。我自己就走過近四十年的匆匆，而且本乏紹述祖先的願望，直到人已黃昏，母親遠行數年後，在一個霧霾的淩晨，回到老宅，檢點母親遺物，看到一張二十年前和她在芝加哥市中心湖濱噴泉前的合影，竟然一點印象都沒有。我忽然感到，關於母親，我其實所知不多，而且隨歲月流逝，她在和我自己的生命一道走向遺忘。雖然並沒有打撈曆史的雄心，而且悠久的曆史反複證明，我們缺乏對曆史的尊重與珍惜，湮沒遠多於保存，我還是想留下一點記憶，追尋關於家族的隻鱗片甲。畢竟，有時那些故事的斷片，比鴻篇巨製的史書更接近曆史。
二
十一月中旬的北京，竟日灰霧茫茫。世界並不太平，總有令人悲傷的事情發生。巴黎在十三日星期五遭遇恐怖分子襲擊，依稀仿佛十四年前的“9.11”，令人唏噓不已。在疑似太平盛世時，人們容易忘卻苦難，其實玫瑰色的回憶大多不乏自欺欺人的一麵。隨著時勢變遷，河東轉到河西，當年諱莫如深的出身，大多成為炫耀的本錢或至少是津津樂道的談資，坊間常見民國世家子弟或權貴後人對舊日好時光的懷念。母親也喜歡讀這些懷舊文章，但自己並不多說，倒是很冷靜地告訴過我，大家族裏的人情冷暖，和《紅樓夢》裏差不多。大概是1993年，母親在國際長途電話上說起，她在一部電視連續劇裏看見天津舊宅了。那時我已經知道，母親早年喪母，她父親續弦後，每年暑假寄居天津外祖父家。她的外祖父齊耀珊，二十五歲中進士，民國時曆任浙江、山東省長，內務、農商總長，下野後定居天津，任農商銀行總裁。據說齊家有多處府邸，一是在民生路的中式院落，現已拆遷，另一處位於河北區光明道，是一棟居住麵積一千四百多平米的洋房，現在是重點文物保護建築，意風區景點之一。我在網上見過照片，即使以現在的標準也算豪宅。母親的生母是長女，齊耀珊對留下的幾個外孫女一直寵愛。母親從童年到高中，雖然貌似是錦衣玉食，卻流寓蘇州、上海、北京和天津。
我曾經在1985年陪她尋訪兒時蘇州舊居，記憶裏，那是1985年夏，我回國探親，陪父母去了蘇州。母親是離開蘇州半個世紀後第一次回來，我還是好事的年齡，便鼓動她去尋找舊居。她隻記得從觀前街進一條小巷，離原蘇州監獄不遠。抱著撞撞運氣的心情，我陪著母親慢慢散步，一邊問問行人，一邊由她回想兒時街景。問了幾個人，都不知道原蘇州監獄在哪兒。走著走著，母親往前方一看，大門就在幾十米外，外觀並沒有太大改變，隻是掛的牌子不一樣，估計早就不是監獄了。記憶在似曾相識的巷陌裏複蘇，過了大門，左轉右拐，入一條青石板小巷裏，驀然間，母親的舊居出現在眼前。母親說，門廳還是依稀可辨的，隻是舊得不成樣子了。走進去，裏麵已明顯成了一個大雜院，東一間西一間加出來的簡易房把頭兩重院子改得麵目全非。庭院深深深幾許，我們走到最裏麵一重，出來一個相貌清秀的年青人，問我們找哪一位。母親說明緣由後，那年青人很熱情，說他家就是這裏的老住戶，邀我們進去喝盃茶。坐了片刻，年青人的媽媽回來了，和母親一聊，竟是遠親。兩人說起許多久已雲散的舊親戚，都不勝感慨。年青人一直微笑著坐在旁邊，不時為我們續茶。臨走時，說到交換地址，便讓兩個小輩寫。我一向覺得自己的鋼筆字寫得尚可，雖然不合章法，但至少還精於勤，不料拿過年青人寫的地址一看，那一筆字直教我慚愧不已。同輩學子中佼佼者我見識過許多，若論書法，至今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歸路上，我還不住稱歎江南真是人文薈萃，一不留神就碰上個書法家一流的人物。母親卻感慨於那些小巷，盡管過了五十多年，仔細看看其實未曾天翻地覆，不象她的一生那樣屢經變故，回首已恍如隔世，覺著兒時如此陌生，實際上是記憶的凋零。我看見路邊牆上有一條關於計劃生育的標語，便很老成地對母親說，其實隻是換了幾茬人和好些口號罷了。
三
人更願意回憶美好時光，母親亦然。毋須守口如瓶後，她會告訴我讀教會學校的一些記憶。從貝滿女中而匯文高中再被保送燕京大學，母親一路在北京最負盛名的教會學校接受美式英語教育。這其實是她畢生引以為自豪的經曆，也確確實實影響了她的一生，遍及她的觀念、禮儀、審美乃至所謂思維方式、人生態度這些大的東東。九十歲時，母親依然衣冠整齊、挺拔端正。我從小走路東倒西歪，一想事就咬手指，直到留學後探親時仍被她批評“坐沒坐樣，站沒站樣”。我隻能推諉：第一，小時候有軟骨病，雖說後來證明隻是由於繈褓期吃不飽營養不良缺鈣；第二，我自幼輟學根本就沒受過教育。最後我會告訴她，我能這樣您就知足吧。
另一方麵，在革命年代，母親的家世與教育都是不僅完全被否定，而且隨時可能被追究的。即使僅為了自保，也不得不學習隱藏與遺忘。幾近半個世紀，她不再說英語，也極少讀任何英語書報。1995年，七十五歲高齡的母親到芝加哥看我，一開始和那些不識英語的老人似乎並無二致，對周圍的英語聲音沒有反應。過一段時間，雖然還不能聽懂完整的句子，卻時常問她看到或聽到的詞語的意思，開始恢複塵封的記憶。讓我驚訝的是，原來她曾經學過不少一點也不生活化的單詞，比如尊嚴、判決、保守主義等等。
好像是前年，北大為靜園改建的事引發不少校友的異議。當時有年青校友私下問我，靜園在哪裏？靜園位於圖書館西，兩排小院，一邊三個，中間夾著長長一片草坪。我進北大時，那裏是文科幾個係辦公室所在地。很少有人知道，靜園是燕京大學時代的名字，靜園一院到四院是女生宿舍。母親上燕京大學後住二院，門口有工友把門，她會笑著回憶男生來訪時恭謹有禮地向工友求見的情景。北大取而代之後，二院成了曆史係辦公室。我入校時，一間宿舍住七八人，又不巧在水房之濱，過道經常泥濘。去係裏寬大的辦公室時，我不禁想四十多年前母親住得舒服多了。母親住過的房間，是係裏的儲藏室，掛一把鐵鎖，從窗外看去，堆著廢置不用的家什，落滿塵土。我不曾在1980年從那裏幻化出幾個穿陰丹士林布旗袍少女的倩影，母親年青時照片，絕大部分在文革付之一炬。我最初見到的母親，已經兩鬢飛霜，因此我從來想象不出她年青時的容顏，更想象不出她在話劇《日出》飾演陳白露的樣子。
四
母親應該是先被保送新聞係，因肺結核療養半年後轉入曆史係。在香山療養的記憶，她偶爾會眼含笑意想起。我在剛上大學青春期荷爾蒙高漲的年代，對母親年青時發生好奇，就問：您上大學時戀愛過嗎？她沒有直接回答，沉思著描述療養院的風景，也在那裏療養的一位研究生，溫文爾雅，時常過來聊天，一陣晚風吹過。含蓄的故事，在八十年代聽來已似古代，如今更顯得不可理解。不過，若有若無的傾慕，也許在記憶裏更加久長。
燕京大學的靜好歲月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戛然而止。在動蕩的時代，畢竟誰也不能幸免，大曆史多半是在某個時刻偶然地就嵌入了個人的軌跡。我不知道此後若幹年，母親究竟是怎樣度過。應該還是經常去天津齊府吧？在那裏有她的表兄妹，還有七舅。七舅是齊耀珊的小兒子，比母親隻大八歲，雖然是長輩，但是實際上像兄妹，經常帶著母親玩，是母親為數不多的回憶時最常提到的名字。九十年代初剛剛到芝加哥的時候，想要讀中文書隻有去中國城的圖書館或者郊區的僑教中心去借。僑教中心的書籍都是捐獻的，因為數量有限，反倒什麽都看而且看得仔細。有一天看到一本《談梅蘭芳》，作者的名字是齊崧，眼睛頓時一亮。當晚就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她我看到七舅的名字了！從母親那裏，我聽說七舅書讀得好、風流倜儻、尤其愛看京劇。讀到這本《談梅蘭芳》我才知道他原來是齊如山那樣的京劇研究家。又過了若幹年後，在網上讀到國內出版了他的文集，於是齊崧在熱愛京劇尤其是梅老板的小眾裏，成了一個遙遠的傳說。據我十分有限的考證，他早年在北平任銀行經理，去台灣後又赴美留學密西根大學，返台後好像是郵政總局的負責人。
在國外呆久了，偶爾會感歎自己一生雖然很平常，可是比起許多老外來還是貌似經曆複雜，飄泊流離。在郊區二十多年，住過幾個不同所謂中產階級小區，其實從藍領、職員、小業主到公司高管什麽職業都有。據說美國人民的收入構成是一個胖棗核，“中產階級”是個寬泛得很的概念。另一個特點是，我的鄰居大半是一輩子土生土長，許多人終生不曾離開芝加哥及其郊區。大多數美國人的一生，經曆簡單、歲月平淡，他們自己聊起來也多半竹筒倒豆子，十分坦率。這裏沒有戶籍、檔案，個把罪犯要藏匿還是頗為容易的：換個名字換個州換個社安號就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然而絕大多數人沒有這個必要。我曾經和一位研究現代中國史的美國學者聊天，他告訴我在美國如果想弄清一個人的經曆相對還是可能的，而中國的事情有時讓他真假莫名，一頭霧水。我當然不好說我國國情老外不見得能明白，但也忽然意識到當曆史似萬花筒變幻時，有意無意之間，個人的某些片斷會變得模糊，隨歲月流逝而終不可考。
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使得母親在1946年背叛自己的出身與家庭，離開北京去了解放區。雖然那時青年知識分子普遍左傾，然而每個人其實還是一個個案，有各自獨特的理由。曆史終究在細節裏才是真實的，可惜許多真實已經湮沒。如今我隻知道，那一年父親在軍調處中共代表團，兼職負責鼓動輸送大學生去解放區。那一年父母結婚這一史實對我非常重要，後來我因此來到了這個紛紛攘攘的世界。
發表於2015年11月23日《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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