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安南裏
1970年10月14日是一個晴朗的秋日，我坐在一輛解放牌卡車敞開的後鬥裏，吹著風搬到了新家。在我的記憶裏，七十年代就這樣明亮地開始。
其實，搬家是不得已的。此前住房，是五十年代中期遷入的。六十年代初，父親調到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社科院前身），卻拖延著沒搬，一直住在原單位的房子裏。拖到文革，各單位造反派就住房問題“摻沙子”（強製住房麵積較大的家庭交出一部分供重新分配）時，由於我家是外單位的，這“沙子”該哪個單位的人來“摻“就不甚分明。拖了兩年，終於頂不住，必須把房子限期交還。這時學部已集體去河南“五七”幹校，包括父親在內的“牛鬼蛇神”們都被轟出北京。大哥同學的母親，在學部留守處，眼看我們即將被掃地出門，又打聽到她家樓下空出來一套原先用來關押“五一六”份子的房子，於是鼎力相助，竟讓我們揀了個大漏。
據說，學部留守處之所以同意把這套房子分給我家，是因為有人從這兒跳樓，死沒死人不清楚，但總之沒有人要搬進這套窗戶都用鉄柵欄封住的房子。雖然已經革命了二十年，但人們骨子裏的意識其實不曾改變，私下裏都說這房子不吉利。倒是母親頗有大無畏的唯物主義精神，寧和小鬼做伴也不肯低聲下氣地與革命群眾在一個屋簷下。於是，盡管是遷入“凶宅”，母親卻很高興，覺得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已去插隊的大哥回來鋸掉鉄柵欄、用大白刷了牆、用煤油洗淨了地上厚厚的汙垢，讓水磨石地板閃閃發亮。那個秋天，喬遷之喜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多少家都給拆得七零八落，原來的房子裏住進了陌生人。我們雖一家六口分布四地，卻居然保存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我還不滿十歲，無比開心地走進新家，在空空蕩蕩的屋裏唱起歌來，記不清是“山楂樹”還是“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隻記得從未見過那麽雪白的牆。我從此戒掉了在牆上畫字的習慣，隻糟蹋橫格練習本。不知不覺，畫字變成寫字，童年走入少年。
建國門本來沒有城門，隻是城牆一道豁口。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一條路，到抗戰結束後，豁口就有了這麽個高大的名字。五十年代長安街向東拓寬，從建國門外兩裏左右起向東沿街蓋了兩片樓群，估計是當時的麵子工程。是為永安西裏和東裏，據說永安裏這個名字，還是周恩來起的。這種說法不乏後人貼金的可能，姑且存而待考。後來市建築公司在西裏南邊蓋了六棟簡易樓作為工人宿舍，到1964年學部在簡易樓南麵興建了四棟宿舍樓，合稱永安南裏。事實上，剛搬到永安裏還覺得頗為冷清，一望就有近郊的感覺，居民們去東單、王府井也會說是進城。學部宿舍南麵農田參差，西麵是頭道街和二道街兩條胡同，多為坯磚房，平時就看去危顫，唐山地震後倒也安然無恙。二道街小賣部是離家最近的商店，我常穿過一條僅容兩人側身而過的窄巷去那兒打醬油。胡同中央是一道明晃晃的陽溝，夏日惡臭，冬季汙冰。時有馬車經過留下幾堆馬糞，門口小孩閑坐嬉耍，三伏天時偶爾可見中年大媽上身幾乎不穿衣服，笑語豪爽。買醬油回來，常在樓下遇見馮至先生，在任何季節穿著都一絲不苟，身軀健碩，步履穩緩。馮先生神態溫和，但並不與人多言，隻自顧自地踱步，表情始終如一，以至長大後讀他的熱情詩句，竟覺得幾分怪異。在七十年代初，學部宿舍多少與周圍不甚協調，無論是環境還是那裏的人們。尤其是7號樓和8號樓之間，雖然失修，仍保留著花園。樓下孫毓棠先生家，索性圈起了自己的小花園，花草繁茂。藤蘿自一樓攀附而上，布滿我家陽台。穿過七十年代，無數青藤掩映的時光，構成回憶的暖色。
搬進不久，樓邊挖出一副白骨。黃昏時分，人群嘩然，我也心驚肉跳地跑去看，卻沒看真切。流言越來越邪乎，最終誰也說不清那究竟是年代已遠的遺骸，還是新死的冤鬼。聽老住戶講，四棟樓蓋起來之前，這裏本是一片墳場。若是太平歲月，這個說法不免讓人毛骨悚然，不過1970年是一個死亡率相當高的年份，尤其在用當時“工宣隊”語言來說頗為準確的、以“池淺王八多”著稱的學部。老一輩身體不行的在幹校倒下，年輕的在清查“五一六”份子和“一打三反”運動中也有的扛不過去。近來常被提起的北大才子沈元，則是把臉塗黑闖馬裏大使館未遂，以叛國罪被槍斃。在動蕩年代，死者被遺忘得更快。我沒能忘記的是父親說的數字：從文革開始到幹校解散回京，一個二百人左右的研究所死了快二十人。
日子依然進行，吸引我的是大院裏的種種遊戲。五十年代後半起是生育高峰，在學部宿舍我這一茬小孩也是人數眾多，分成好幾撥，此起彼伏。然而，由於先天嚴重缺鈣又趕上三年饑荒，我兩歲多才會走路，長到十多歲還不大會跑步，跑起來象隻螃蟹。“官兵捉賊”我第一個被逮著，“攻城”我第一個被俘虜，彈球隻會毫無準頭與力道的擠豆，拍煙盒拍得生疼三角也不翻個。唉，此刻我寫這些還能感到當時的沮喪。由於父親被打成“黑幫”，我在用左手寫了幾天“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後，就輟學在家直至1977年。我那麽笨，又沒有同學，盡管脾氣隨和，經常乖乖跟在別人後麵玩，但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就落了單。漸漸地，我除了打撲克不再玩別的，那是我的長項——少年時，豆苗般細長的身子頂著一個戴42號帽子的大頭，兜裏常揣著一副撲克到處找人玩。直到1973年的一天，小牌友耍賴，我們打起來，我從家裏抄起打氣筒衝出去，牌友們四散奔逃。我回到家，了然無趣，從此很少打牌。
與同齡人交往的斷絕，一方麵使我有了望著天花板發呆和偶爾會突然歎口氣一類與年齡極不相稱的習慣，另一方麵使我不得不獨自打發大把大把的漫長時間、咀嚼無邊無際的無聊感覺、出聲或者默默地自言自語。長大以後，我與人群總是若即若離、對生活總覺空曠平淡、在話癆與失語之間急劇搖擺，大概並非事出無因吧？其實，我本性是快樂合群的，既有往人堆裏紮的衝動也不乏表現欲，然而，除了當父兄的小尾巴我別無選擇，結果就這樣出於偶然走在了大人世界的邊上。三十多年後，妻子和我都開始喜歡回憶小時候，我知道，那是我們一起走入中老年的症狀。妻子驚訝於貌似萬金油的我，對古今中外的童話故事竟然非常無知；而我在初次讀到友人周澤雄的一段詩時，忍不住拾起忘卻多年的習慣，歎了一口氣：“我來到這個世界/就已經老了”。
《紅燈記》那句著名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其實並不全對，我認識一些經濟很拮據的家庭的獨子，照樣白白嫩嫩、什麽活都不會做。倒是亂世的的孩子早當家，剛搬到永安裏時，家裏大部分時間隻有母親和我兩人，母親經常臥病，父親工資扣了一半多，於是我在十歲上記賬管家，出沒在菜市場排隊或加塞兒。從二道溝而齊家園，到東單菜市場、再到西單菜市場，不久開始滿北京城遊蕩。那時北京市內有28條公共汽車和13條無軌電車路線，我都坐過不止一次並且背下了所有站名。有一陣子，背站名比背古詩詞還起勁，把所有長途汽車的站名也都記住了，甚至知道在往延慶的路上，有一站叫臭泥溝。
1996年初冬那個夜晚，我終於回到闊別八年多的故居，立馬意識到在北京我已注定是個異鄉人。我沒有讓家人來接我，而是自己打車回家。到地方下車，兩邊飯館林立、人聲熙攘，卻看不見熟悉的樓。我轉了三百六十度，才發現原來樓就在身後，自己正好站在當年挖出白骨的位置。馬路對麵，是一家不知是真是假的永和豆漿店。故居被一道牆圍起，走鉄柵欄門進去，左麵隔牆是一棟蓋了一半的樓，有幾點鬼火般燈光閃爍。後來聽說，原1至6號樓拆建後，成爛尾樓多年，時而有流民出沒。右麵的社科院宿舍，則已老舊疲憊、黝黑不語。樓道也是黝黑的，我不知道如今國內樓道多用感應燈，使勁一跺腳一咳嗽就會亮。我早已擅長控製自己情緒，但走在一階階閉著眼也不會絆到的樓梯上，我突然在黑暗中一陣感慨，不得不停下來閉上眼睛。靜了一會後，我敲門，微笑著和家人相見。
2005年秋，我最後一次走進永安南裏，天空也晴朗，但不複記憶裏的蔚藍。人已去，屋未空，堆著舊家具和什物，蓋著各色各樣的布，落滿塵土。三十五年未曾粉刷的牆早已斑駁，地板失去了光澤、看不出紋路。這一帶如今是超黃金地段，社科院宿舍象文物一樣陷落在玻璃反光的寫字樓與嶄新的高級公寓之間，樓前樓後則停滿了轎車——世紀初年的北京市區，就象一個大停車場。當年的住戶，有些搬走了，很多已經故世，房子留給遺孀或子女。斜陽裏，人已不惑，用鈍化換來幾分定力。去國四分之一世紀，搬了近二十次家，早就習慣在哪一個屋頂下都沒感覺。我坐下，點起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重溫吐煙圈的感覺，也重溫1970年那個遙遠的下午。原來，還是童年的牆最白。
二、孤島乾坤
老了以後，母親常說，從搬到永安南裏後，運氣就開始轉好了。這話對不對其實都無所謂。不過，我想我的好運是，在一個蒙昧時代，我曾經見到那些在夾縫裏默默生存的老一代知識分子。1972年，幹校解散，學部從河南明港回京，永安南裏頓然熱鬧起來。當時就有人說，“一下子冒出好多遺老”。一個瘦小的老者踽踽獨行，母親告我，那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住10號樓5單元，好像是為取牛奶，我才常看到他毫不起眼的身影。後來讀有關他的回憶文章，方知那時老先生時常在家和朋友唱昆曲，自得其樂。暴風驟雨過後，是高壓下的沉悶。外麵的革命世界表麵上如火如荼，永安南裏卻多少有些孤島氣息。在家偷著樂的，不止俞先生，我的麻將技藝也在那兩年突飛猛進。由於看病的關係，母親結識了住在9號樓的陳紱先生。陳紱先生是清流名臣陳寶琛之孫，當時還不過四十多歲，長身俊朗、玉樹臨風。經過文革和幹校的折騰，學部的舊知識分子大半病病歪歪、灰頭土臉。陳先生其實也是生過多年病的人，所以才久病成醫、自學岐黃，但他一直衣著考究、談吐優雅。他十分健談，往往是開過方子後清茶一杯、煙不離手，侃上兩三小時方翩然而去。不久，陳先生便成了我家麻將桌上常客，他牌打得極好，還拉一手胡琴。
介紹陳先生到我家的，是南皮後人張遵騮先生。張先生多病蒼白，溫和的神情裏夾幾分驚弓之鳥的惶恐。他不愛打牌而話癆，容易激動而麵泛紅潮。他表麵上談舊事、曆史或理論，其實最關注時局。他與陳寅恪先生是忘年交，也最重明末史事。後來，我從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裏知道他年輕時性格慷慨熱情，迥異於我熟悉的樣子。歲月與世變的刻痕，令我震動。張先生無後，待我如子，我卻要到這兩年，在自覺地斷子絕孫，養了一隻小狗後，才領會他的愛心。張先生是我的啟蒙人，他家裏幾箱櫃的線裝集著，大半都在我家呆過一陣，如今不知散落何處。我少年頑劣，從張先生未曾學得多少，倒給他偷偷起了個“多嘴老爺爺”的外號。不過我畢竟學會了讀豎版書、寫繁體字。因為張先生，我在讀《說嶽》前，就記住了“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知道了李卓吾為思想而死，王船山束發終生。不過，我想張先生讓我看的詩書，我大多其實沒讀懂，但他以另一種方式發生了久遠的影響。張先生家中，常年整潔，家具古舊，燈光柔黃，有一種故紙般氛圍，久而久之，浸入我的身體記憶。許多年後我才明白，那是文化遺民的氣息。
雖偶爾在詩裏以“盛世遺民”自況，我心裏還是清楚，所謂遺民，是有傳承的，而我和我的同代人卻無所傳承。我長大後，一直懷有逃避的願望、全無進取的雄心，到頭來發現其實逃避也不容易。這逃避的願望，似乎可追溯到七十年代。也許，真正的好運是，我陰差陽錯逃避了學校與小社會，由於無聊而漸漸養成讀書的習慣。我家好看的書不多，但恰夠啟蒙：比如《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唐宋名家詞選》、《白香詞譜》；比如各種通史、相當多的《文史資料選輯》和其他史料。最珍貴的則是一些內部書，其中有兩本深深影響了我：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節譯本，應該是很少見的，雖非全本，文筆卻極具節製之美；另一本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在1975年，這兩本書啟蒙了我對於文學、知識分子、社會與時代的基本認識。尤其是《日瓦戈醫生》，到中年重讀，有了人生的體會，竟然更為感動。那種對內心的堅守，是中國小說裏最缺少的，或許，也是現實生活裏最缺少的。
1972年，父親恢複工作，又可以從研究所圖書室借書。當時沒有多少人借書，借出的書拖很久還也沒有人過問。五卷本的《全唐詩》就這樣在家裏被我讀了兩年多。由於沒有注解，天知道這五萬多首詩歌究竟讀明白多少，但就這樣學會平仄、韻腳、對仗等，開始照貓畫虎。我還分別自編了七絕與七律詩選，把挑出的詩，工整地抄錄在作文本上。費時數月，唯一成果是從左撇子改用右手寫字。同樣被悄悄留在家裏很久的是民國時期雜誌合訂本，尤其是《東方》，從照片到內容我都無比熱愛。蓋博嘉寶費雯麗、金焰胡蝶王人美，張恨水的言情、勒布朗的偵探，等等，描述出一個遙遠而迷人的世俗世界。似乎也是來自這個小小的圖書室，“三言二拍”居然在1973年左右偷偷來到我家，被我偷偷讀了。其時我正在從唱“千年的鐵樹開了花”急劇降往“我愛這藍色的海洋”，那些“以下刪去xxx字”的括弧讓我屏住聲息，雖然後來的事情證明我其實什麽都沒明白。
父親和黎澍先生是摯友，母親更和黎澍夫人徐濱女士是中學同學。黎澍先生住在靈通觀一號樓八層，當時靈通觀的三棟九層樓，是北京少有的高層建築。在晴朗秋日，從黎澍先生家門前過道遠眺，可以看見西山。黎澍先生酷愛藏書，有一間大約15平米的書房，裏麵是一排排書架，整整齊齊地擺滿幾千冊書，幾乎涵括從文藝複興到十九世紀末的西方文學經典。這些書經曆文革奇跡般保存下來。從薄伽丘一路到雨果，我能背誦卞福汝主教和G代表的對話，還有《歐也妮 葛朗台》最後一段“她既無子女，也無家庭，。。。獨自向天國行進。”天國是什麽樣子，中國人一向漠然。當1988年我聽到黎澍先生一跤摔倒長眠不起時，相信他是我一生中見過的幾位魂靈會去天國的長者之一。黎澍先生麵黑，神情嚴肅，煙不離手，手不釋卷，我在他麵前總感拘謹。然而，我很喜歡聽大人聊天，而他們除了說秘辛和小道消息，大多時不避諱我在場。文革後期的話題，不管怎麽繞彎其實都和時局有關，黎澍先生尤其愛談政治而且敢言。如果我沒記錯，他對《赫魯曉夫回憶錄》有很高評價。他和父親，或用手指天，或稱“老人家”，或如《參考消息》外電報道呼其姓而不名，對斯大林及“肅反”、對個人崇拜直接批判。
這些話自然是關起門來講的，而外部世界用的是另一種語言——牆上的標語年年翻新，與時俱進。人們習慣在單位說一套，回家說一套。這是生活的常態，卻沒有人覺得奇怪。也許因為年幼無知，也許由於遊離在外，我曾經問過這是為什麽，但沒有人告訴我。父親開始抱怨前幾年寫的檢討和外調材料逾百萬字，比他以前寫的文章字數都多。我覺得他有點誇張，但暗暗打定主意自己長大不做這麽沒勁的事。沒想到若幹年後，為了堅持這一點，我不得不遠走他鄉。
有時家裏來客人，我幫著把窗簾拉嚴、大門鎖好。即便如此，大人們仍然不由自主地放低聲音。這種暗室裏的談話，有些細節足以穿透時間。我記得王晶垚先生在我家講述妻子被紅衛兵打死的情形：一個高大的中年男人失聲痛哭。後來，卞仲耘之死經王友琴女士的史筆廣為人知。我前年在《我雖死去》裏又見到王先生，耆耄之年，卻腰板挺直，比當年多了幾分堅毅。這部電影令我重溫記憶裏的那些孤島，而歲月湮沒的，是無數平淡的起居。記憶也大半會走樣，但遠望海上那些孤島，邊際本是不甚分明的。模糊記得，我在1975年竄個到1米72，下巴出了一層軟髭。家裏人開始公開討論我的前途問題，結論之一是最好能去茶葉店當售貨員。夏天我第一次喝白酒，一口氣喝了二兩，然後躺在地上睡著了。我被認為懂事、嘴嚴，忒讓大人放心。然而，我開始變得不愛說話，或者躲在家裏讀書、或者獨自在外流竄，常倚著公共汽車車窗無目的地看風景。冬天，我去天壇散步，公園幾無一人，天色灰白，樹禿草枯。我忽然有自己長大了的感覺。我就帶著這種感覺走進1976年。
三、地動天崩
還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時，好像是張遵騮先生曾經預言：就看誰先走。然而，先走的是當時集人望與期望於一身的周恩來。訃告播罷、哀樂響起，永安南裏的大人們多半兩眼紅腫。我從小淚腺不發達，而且越覺得該哭時就越幹燥，雖然我也明白這是出大事，而且心情激動地上了長安街。我自覺思想成熟，實際上和大院裏喜歡起哄架秧子的同齡人差不多，由於無聊，有事情發生難免一驚一咋。在長安街百萬人群中目睹靈車緩緩駛過，集體悲情是如此震撼，於我與其說是悲傷，不如說是茫然。
四月五日是個溫暖的春日，我一如往日，上午一睜眼就想：到廣場去。從三月二十八日起，我每天都有一半長在那兒聽演講看詩，是眾多血脈賁張的看客之一。我從小腿腳不太好，到那時總算走路正常了，但自行車連碰都沒碰過。所以我每天隻能乘大1路去廣場。這一小小事實在那天對我而言很重要，曆史的偶然性時常在個人身上也會顯現。當我走到1路車站時，發現街上站滿了人，沒有車來，一直沒有來。大1路好象停駛了。興奮，惶急，憂慮的人群在長安街上，沒有人說得出西邊正在發生什麽，不斷有人向廣場方向走去。我猶豫了半天，還是覺得徒步走到天安門廣場實在太遠，需要先回家吃午飯再說。就在這時候，突然來了一輛車，人們蜂擁而上，我也溜邊蹭了上去。車子很擠，卻沒有爭執。人在似乎有了共同目標時就和諧起來。然而那輛車在中山公園沒有停，甚至沒有減速就開到了西單。我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什麽車沒有停，想不起當時廣場上的景象，隻記得西單街上已經開始擁擠，玩兒了命才掛上一輛往回開的車，這一輛一口氣就穿過天安門到了北京站。我一點也不曾意識到接著會發生什麽，隻覺得很喪氣而且很餓，再也不想朝廣場奔，回家鬱悶地睡覺，與一次在身邊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失之交臂。幾天後，樓下來了幾個穿藍色便衣的人，轉悠了一下午，專政的鐵拳一下子從報紙廣播走近身邊。原本亢奮不已的人們蔫兒菜，彼此見麵連話都懶得說。不過，母親沒有叮囑我要說話小心，父親打著裝病一類太極拳逃避運動，不去上班拄著拐棍四處看朋友，打聽與交換各種小道消息。畢竟，從照片上看，偉大領袖已經連腦袋都直立不起來了。
異常悶熱的夏日裏，鄰樓在東郊插隊的小夥子來串門，說生產隊魚塘裏的魚忽然都死了，浮上水麵。我最怕熱，整天光著膀子躺在竹席上，象魚一樣喘氣。躺到7月28日淩晨3點42分，大震得幾乎被掀下床，我大叫一聲“要穿褲子嗎？”母親的回答簡短：“穿！”第一次感覺自己象飛起來，回過神來已在百米開外的空地上。空地上很快擠滿了人，穿成什麽模樣的都有。某所平素嚴肅不苟的老支書隻一條花布褲衩挺著肚子跑出來，而老先生們大多穿著襯衫，有的連頭發都一絲不亂。到下午6時許餘震大作，不遠處，高高煙囪搖晃出畢生難忘的扇形。午夜，街上依然擁擠，母親卻決定回家睡覺。天花板上，一道道細細的裂縫清晰可見，再震的流言隨風飄蕩，地震棚如雨後蘑菇迅速蔓延。正在猶豫不決時，胡沙先生熱情相邀，我們就蹭進了教育部大院的集體地震棚大通鋪。
那一個月的露營生活格外美好，最初的驚惶過後，日子仿佛一場末日狂歡。抽煙喝酒打撲克，晚上在大院裏邊走邊唱“到處流浪、到處流浪，我沒約會也沒有人等我前往”，夜裏聽著此起彼伏各式各調的鼾聲，夾雜著體腥汗味的風不時吹過。集體地震棚搭在大木倉胡同35號院的第二進，院裏都是平房，王小波家就住在東南角上。他家兄弟姐妹5人，除了小波都很要強，在艱難時世不斷努力改善處境，小波卻吊兒朗當，踢著踏拉板、斜叼一根煙。他在一家街道工廠當工人，好像是兩班倒，作息不定，獨自住拐角采光不良的一間小屋。其弟在卷煙廠上班，常帶回些沒印商標的“散煙”，多數質地不佳，偶爾有“鳳凰”牌，散發出巧克力香味。小波性滑稽、好講故事，貌似隨和憨厚，當時教育部院裏就頗有幾個小夥子，有事沒事找他聊天，不知是否算骨灰級粉絲？那間小屋屬於據點黑窩一類，煙霧彌漫，被子長年不疊，床單常灰不白，脫下來的衣服丟在床上，同樣隨意亂放的是一個個練習本，小波早期小說就字跡潦草地寫在上麵。我在一片說笑聲中讀了《綠毛水怪》，那原初之美，印象深刻。當時讀過這一篇的親友，都誇獎小波的才氣，驚訝他怎麽編出這樣的故事。在大家印象裏，小波是個老實孩子，和女孩很少接觸，甚至有些靦腆。他病退回京後，來往的都是男孩子，那間小屋、他的邋遢兵外表加一顆形狀怪異的大腦袋，足以嚇跑不少女孩。如今回首，大概恰是無性時代成就了超現實的想象力。小波去世多年後，我在網上重讀，它夾在後來的長篇巨製裏已顯得毫不起眼，卻比他的三個時代更給我簡單的感動。
天氣轉涼搬回家，已布滿塵土和蛛網，不數日，毛澤東逝世。永安南裏的人們都戴上了黑箍，肅穆緊張、竊竊私語，卻沒有多少悲痛的氣氛。家裏沒有電視，我去鄰居家看新聞，報道全國人民哭天號地如喪孝妣，忍不住笑了一聲趕緊咽下去。夏天玩瘋了緩不過勁來，在禁止娛樂的一周裏，我度日如年。終於有一個晚上，大朋友談完時局，被我纏著打升級。我們門窗緊閉，上了兩道鎖，被禁止的快樂尤其刺激。那個秋天，心理氣壓超低，窒悶的空氣裏，混雜著不安、期待和焦慮。有一種要出事的感覺，但不知道出什麽事。其實每天過得乏善可陳，我照舊去齊家園菜市場買菜，偶爾排隊買兩毛錢肉，然後回家做飯。9月20日，家裏一位親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動地打電話報告母子平安。全家為他們高興了半天，不知是誰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個更好的時代”。
由於無人坐班，一家人都成了夜貓子。1976年10月8日上午九點半，全家還高臥未起，忽然有人用力敲門。母親慌忙起身，見黎澍先生喘著氣衣冠不整奔進來，揮舞著雙手大叫“抓起來了，都抓起來了！”，我們都從床上跳了起來，速度之快不亞於地震時。三十年後，黎澍先生的一位舊識來美探親，我陪老人小酌，向他說起這一幕。他告訴我黎澍先生在九月中旬就預測江青會垮，隻是沒有想到那麽快。不過三十年，舊事就已被有意無意地遺忘。2006年秋難得的幾篇紀念文章裏，流傳較廣的是《“四人幫”倒台的消息是怎樣傳播到民間的？》，文中提及黎澍先生和父親等人，講得很生動。作者是文革史家，應該是采訪過依然健在的當事人如於光遠先生，可惜與我親曆的情景不符。雖是小事，也足見曆史的原貌真偽難辨。
無論如何，一個時代結束了，我自由孤單的少年歲月也接近尾聲。進入1977年，恢複高考還停留在小道消息階段，但讀書又成了時尚，尤其文革前的老中學課本行情緊俏。雖然心算快，自我感覺良好，可長到十六歲仍隻會加減乘除。大哥的同學好友老鍾在中學教數學，一邊輔導我數理化，一邊幫忙聯係上學。此前我隻上了兩個月小學一年級，連學籍都沒有。有一次家人在填表時這樣記述我，年齡：13歲，成分：無業。老鍾費了大力氣，總算把我的成分從未成年遊民改回學生，並在兩個月教完兩年的初中課程，讓我跌跌撞撞插班進初三。
四、春衫年少
我雖自幼營養不良，卻發育早，主要是性的覺醒。我父母雖然性情通達，但都是極嚴謹的人，家中又都是男孩子，幾無女性氣息。我卻很小就對異性好奇，不過十歲的時候，發現大衣櫃深處竟然藏有一件黑絲絨底繡深紅花的旗袍，是母親燒自己家“四舊”時的漏網之魚，大喜，拿出穿在身上，還在胸前塞了倆毛線球。母親發現，大驚失色。
1972年冬，父親朋友之女西燕從四川來京，她那年十八歲，名字漂亮、氣質文靜、人尤其美。走後，我寫下平生第一篇作文，記述了她走進我家時驟然生輝的那種感覺。文中還用了“驚鴻照影”一語，但那並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引用了母親送走西燕後的感歎。大約從這時起，我開始熱衷於讀愛情故事。《約翰 克裏斯朵夫》那些柏拉圖式奔放的愛情文字讓我著迷，三十年代《東方》雜誌合訂本裏那些電影明星的照片為我提供了美人的真實形象，似乎至今還影響著我的審美趣味。當美國流行小說《愛情故事》被當作內部書翻譯出版後，我曾經短暫地為之傾倒，時常默誦“愛，就是永遠也不用說對不起”，結果八十年代初我看這部名動一時的大片時，竟有些失望。
單相思在1975年的某個夏日黃昏來臨。我抱著一隻早花西瓜抵達一位大朋友的家，看見一個女孩的側麵，陽光在帶絨毛的鼻子上勾出神秘的線條，而塵埃在空氣中浮蕩。那是短暫的瞬間，我幾乎把西瓜掉在地上,引起一陣哄笑。那瞬間曆曆在目，雖已經過時間的加工。這是我個人史從黑白照片進入彩色照片的開始。在此之前，我幾乎從未接觸過年紀相仿的女孩，即便是女孩，也是大姐姐級的。舒樺大我兩歲，由於少年喪母又得過大病，早熟而略帶憂鬱。她喜歡西方文學，說話文靜，穿著素樸用心。最初的印象往往靠不住，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她也有激烈的一麵。自己何嚐不如此呢？我自幼就貌似老成，渾然不覺中說些深沉虛無的話，比如“人生是一片斑駁的尿布”一類。
大概由於從小與女孩絕緣，加上天性愚鈍，難免有些愣頭愣腦。沒過幾天，我就竄到舒樺家，她很詫異，卻溫和地和我聊天。我開始常去看望她。一段綿延了四年的故事，沒有什麽情節，大半是去舒樺的小屋，偶爾在外麵散步聊天、交換書籍和感想。父輩們關係不錯，於是睜一眼閉一眼。單相思不是愛情故事，沒有難忘的時刻，隻是一些悠閑的充滿陽光的下午，純淨如水溫暖如流。回家路上，有時幻想激動，不知是快樂還是悲傷，一切就這樣過去了。我上中學第一年，舒樺還在讀高中，一天晚上，我到她的學校操場上轉悠了一圈，做點唱小夜曲的夢，其實她早回家了。大約從這時起，我開始寫新詩，讀戴望舒、徐誌摩、卞之琳和馮至。由於饞嘴，便有“月亮象冰淇淋一樣升起”之類的句子，後讀《圍城》，發現和默存先生筆下的曹元朗有一拚，不禁對自己的寫詩能力有了懷疑。1978年我轉入師大附中，舒樺考上大學，除了假期，很少見麵，但她推薦借閱的羅素《西方哲學史》和許良英先生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我枕邊躺了很久。十年後，我去東京一條小巷看舒樺，回憶起當年這兩本書的影響，她卻早已不記得了。
那是解凍的年代，一種悸動的氛圍，在半公開的議論與流言中。父輩還在從文件與講話不斷解讀新的信息，揣摩報刊或斟酌自己的文字，年輕一代卻已失去耐心，開始自下而上的突破。從年底開始，西單十字路口的東北角變得熱鬧非凡。我放學後常去那裏，在橙黃色路燈下看大字報、聽演講。我忘了究竟是在那兒還是在美術館外買到《今天》。日子不疾不徐地滾動，人人都急著考大學，我還在高中晃悠，讀書不大用功但也不大費勁，寫些後來再沒有回頭看過的文字。我常從中午就曠課去北京圖書館讀小說，直到關門，好歹擠上14路公共汽車，從車窗探出半個腦袋，讓風吹得頭發立著歸去。
1979年初夏，我站在一條從南而北筆直的柏油路旁，下午的陽光有點混沌，斜射下來，落在斑斑的馬糞上。這條通向西郊大院的支路並不忙，極少機動車，隻有些騎車上下班的人，間雜著趕馬車的農民。父親調到那個大院工作，有一間辦公室兼做臥室。周末他回城時，我常會從城裏到那兒住一宿。一棟巨大的九層辦公樓，有著仿蘇式的寬敞，周末空無一人，我喜歡夜裏滿樓逛蕩。那天足足站了兩個多小時，舒樺姍姍來遲。這段時間她和我的見麵多了起來，還約好暑假一起去看海。這是頭一次和女孩約會，過度興奮讓人暈乎乎的，超級話癆加放聲大笑。夜色漸漸降臨，窗外不遠，是頤和園後山模糊巨大的背影。兩人並排靜靜坐了很久，沒有擁抱也沒有親吻，直到無限倦意才和衣擠在一張單人床上入夢。
早晨六點，突然有人敲門，嚇得我彈簧般蹦起。打開一道門縫，看見一個瘦小拘僂、膚色黑黃、皺紋密布、鬢發灰白的男人帶著女人和孩子站在樓道裏。他畢恭畢敬告訴我，他是來找他的哥哥鄭先生。鄭先生借調到父親單位已有一段時間，他原是中央某部的才子，被打成右派後流放外地二十年，滿頭白發但目光如矩、清臒挺拔、精氣神十足。他的女兒1978年考入北大，是常和我聊天的大姐姐，曾告訴我鄭先生有一個弟弟，大學畢業不久就在1957年被株連，送到農場勞改，妻子棄他而去，剛滿一歲的孩子不知所終。我自幼形形色色的人見過不少，但依然震驚於眼前的這個男人，算來不過四十五、六歲，卻看上去比大他十歲左右的鄭先生蒼老許多，完全是個被生活壓倒的老農。
鄭先生的妻子在城裏另一單位分得兩間平房為家，周末全家人在那邊。我回到屋裏，告訴舒樺我得送他們去見親人。舒樺匆匆梳理了一下，和我就此分手。從屋裏出來時，她和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但鄭先生的弟弟一家人渾然不覺，習慣性低頭望地。在星期天早晨，我送這從雲南顛簸了三天三夜的一家人進城，街上行人冷清，空蕩蕩的公共汽車一路吭哐作響，牆上隨處可見褪色殘存的革命標語。鄭先生事先不知道弟弟來京，當我們掀開門簾時，他呆住了。我告辭離去，走出胡同口，方覺饑腸轆轆，趕緊找一家小鋪買炸糕。長達二十多年、沒有眼淚的重逢，重擊在心，使昨夜顯得不真實而荒唐。不久舒樺來電話說不能和我去看海時，我已平靜而空落落的。
暑假沒了念想，多半時間在城外，睡在會議室皮沙發上。白天去圖書館，晚上在會議室做筆記，開始寫一部從未完成的青春小說。那是一段寧靜的日子，我仔細讀了朱光潛先生的《西方美學史》與《人間詞話》，被《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小時》感動，更震動我的是張國燾《我的回憶》。我原本在文學與數學之間搖擺不定，此時終於意識到曆史真實才是最不可少的。在那個炎熱的夏夜，我迷茫地走在花園的交叉小徑，逮了幾隻螢火蟲，放到空火柴盒裏帶回來，然後讓她們在屋裏飛來飛去。黑暗中的流光，是關於那個暑假最深的記憶。
七十年代最後一個夏天就這樣漸行漸遠。
寫於2008年6月至7月，原載北島主編散文集《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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