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景賢相處的日日夜夜——徐景賢逝世二周年祭
王紹璽
景賢去世迄今已兩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久久縈繞在我的腦際。由於他是文革時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委書記處書記，文革結束被判刑十八年。司馬遷說過，“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落井下石，曆來如此。因為給居於下遊的人潑一點汙水，那是沒有風險的事，第一他沒有回手的餘地，第二又顯得自己過去是多麽高明。這樣的事何樂而不為呢？所以不斷有人給景賢編造種種聳人聽聞的離奇故事，而徐景賢又是一個非常軟弱，委曲求全的人。他恢複公民權利以後，出版了一本《十年一夢》，訴說了一些他在上海十年文革期間一些往事。他生前不僅沒有機會，也未向那些離奇故事進行反駁，出於無奈，還在自己頭上套了那麽多莫須有的罪名，委曲自己以求得那些人的諒解。但是總還有一些人繼續編造離奇故事，借以廉價地吸引讀者的眼球。例如，有位外交家在一本有人代筆的回憶錄中說：文革期間，他陪同美國記者斯諾到上海訪問，當時任市委書記的徐景賢宴請之時，介紹上海文革的情況，講了上海群眾揭發上海一些當權派的活動。該傳記說，斯諾聽了極為反感，並駁斥說，我看你們比這些走資派差遠了，隨即拂袖而去，雲雲。此事純屬子虛烏有。如今，雖然斯諾、徐景賢及這位外交家都已作古，但當時參加這次宴請並全程陪同斯諾在上海訪問的人仍在，且有接待記錄，都可證明傳記作者的隨意虛構。有鑒於此，筆者感到有必要把所知道的徐景賢的一些往事，記錄下來，可以有個比較，曆史總是在矛盾的陳述中見其真相。同時以此文對景賢作一個懷念。
一．在丁香花園的親密相處
筆者與徐景賢相識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與他親密接觸則是從1964年初秋開始的。這年8月10日，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書記石西民，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合辦《內刊》所在地丁香花園的東樓二樓召開了一個有10人參加的會議，與會者有上海作協副主席葉以群，葉的助手王道乾及作協文學研究所的6名青年文藝理論工作者，還有來自華東師大、上海師大及劇作家協會的各一名青年。石西民的講話要點如下：
1.國際反修和國內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任務都很繁重，需要從青年人抓起，建立一支能夠堅持毛澤東思想路線的隊伍，希望你們能邊學習邊戰鬥，聽黨指揮，準備長期作戰。
2.你們寫什麽，怎麽寫，都由市委安排。要嚴守紀律，寫作內容不許外傳，內刊的各寫作組之間也不要相互交流。
3.年輕人都住在丁香，集中精力寫作，生活上由“內刊”安排。
4.這個組就叫文藝組吧，有以群負責。
5.現在交給你們第一個任務，就是批判周穀城一再宣揚的“無差別境界”美學論調，這是有意和主席的“一分為二”哲學唱反調嘛。文章要寫得有分量，說服力強，由市委審查後安排發表。
由於文藝組大都是黨員，成立了個黨小組，我被指定為黨小組長，負責抓政治學習及思想工作，掛靠“內刊”黨支部，但寫作內容不與他們通氣。
（1）.徐景賢帶領電影組進丁香及與文藝組合並
文藝組建立後約1個月，徐景賢帶著被稱為電影組的電影係統4個人到了丁香，在東樓西側的那個空著的房間辦公，寫作內容也是保密。徐景賢和文藝組的大多數人本來就認識，又和大家年紀差不多，熱情友好，再加上大家的寫字桌都安放在房間前麵連在一起的寬大陽台上，所以除了寫作內容以外，徐景賢很快就和大家親密無間。
大約又過了一個月，電影組的寫作計劃撤消，人員與文藝組合並，徐景賢成為文藝組的負責人之一，我仍是黨小組長。文藝組的主要負責人雖仍是葉以群，但他並不常來丁香，而徐景賢不但早已和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更因為他是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能經常帶給一些上麵的精神，因而大家都把他當作主要負責人。徐景賢去世前一年多，發表過一篇回憶文藝組早期活動的文章，其中說他一開始就是文藝組負責人。對此，我相信他不是記憶有誤，而是因為許多人不知道文藝組的沿革，把文藝組說成從成立之日起就是“四人幫”的工具，他這樣說，是為了自己獨攬責任，為其他同誌減免壓力。但這樣說反而給相關同誌造成很大壓力。
（2）.“才子”“才女”風波
文藝組與電影組合並之前，由葉以群主持討論對周穀城“無差別境界”的批判，共同議定了一批題目，每人承擔一篇批判文章的寫作。文章陸續寫成，葉以群審定後分送《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打了清樣，報送市委。原先聽說可以陸續發表，過了一段時間，葉以群傳達說，對周穀城的批判不搞了。不發批判無差別境界的文章是對的，因為周穀城講的藝術欣賞上的境界，與哲學上不承認矛盾是二個不同的的概念，我們把它混同一個概念了。這說明我們這些青年人，學養不高，搞大批判帶有很大的盲目性，領導這麽說，我們就怎麽辦。市領導專業的水平也不高，文章寫出來了，才發現自己站不住腳。初戰受挫，大家都很沉悶。但不久，葉以群又傳達石西民的指示，上海拍攝的《早春二月》和《北國江南》兩部電影，都是宣揚人性論、階級鬥爭息滅論的大毒草，要寫一批有水平的批判文章。為避免撞車，共同議定一批題目後，分頭撰寫，很快在解放日報或文匯報的重要版麵陸續發表，署的都是各自的實名，在社會上引起不小震動。此戰告捷，大家都比較興奮，不免相互開玩笑。
丁香花園雖很精致，卻沒有供年輕人娛樂活動的設施，資料室書刊很少，空閑下來，也隻能閑聊逗笑打發枯燥的寫作生活。一次，湯大民（南京師大教師，隨文學研究所所長郭紹虞讀研究生）說：“戴厚英的文筆漂亮，是位才女。”戴厚英立即回應：“敝人無才，我看你倒像個才子。”兩人鬥嘴，引起大家一陣笑聲。這本來是青年人之間的善意戲謔，沒有惡意，也沒有以才女才子自居的意思。但是，此話不知為什麽傳到了周源冰（主持日常工作的“內刊”負責人）那裏，他怒氣衝衝地說：發了一兩篇文章，就自封才子才女，資產階級名利思想這麽嚴重，怎麽能當無產階級理論隊伍的戰士！文藝組要好好整頓思想。“內刊”黨支部書記林學淵向我傳達了周源冰的批評，要我召開文藝組的生活會，認真開展自我批評，整頓思想。我實事求是地解釋說，他們隻是開玩笑，並沒有以才子才女自命。林連我也批評上了：“他們有名利思想，你不嚴肅批評，還看得這麽輕描淡寫，你的認識也有問題。要按領導指示在組內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整頓思想。”
我回組向葉以群匯報，他先是皺了皺眉頭，又笑笑說：“你就主持開個生活會，把他們的話傳達一下，叫大家以後別再開這種玩笑。”我請他主持會議，他以作協有事推脫。我隻好開生活會，傳達了周源冰和黨支部的意見。大家都想不通，一句玩笑話，怎麽能這樣上綱上線？會上並沒有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隻是約定，以後說話謹慎，不要再開可能使領導誤會的玩笑，組內的氣氛頓時沉悶起來。我沒有向支部匯報開會的情況，支部也未主動過問，但我感到他們總是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文藝組，思想上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壓力。
徐景賢進入丁香以後，我把才子才女的事對他說了，原來他早已知道此事，並告訴我，周源冰發脾氣，實際上是要給葉以群顏色看。周源冰的領導欲很強，他認為葉以群雖是著名理論家，但到丁香後沒有主動拜訪他這位土地爺，寫作內容也對他保密，是對他的大不敬。而在葉以群看來，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石西民有言在先，文藝組的工作是石西民親自掌管。石西民也早已知道了才子才女的玩笑，隻是笑笑，不以為然。徐景賢還告訴我，不要因為講句笑話，就把大家搞得謹小慎微，但不適當的笑話還是少講為好。他的話，使我消除了思想壓力。
（2）.電影畫報事件
電影組與文藝組合並後，又被周源冰整了一次。事情的起因是，電影組為了寫文章的需要，把電影局收存的一些上海30年代出版的電影畫報帶到了丁香。畫報中有不少30年代電影明星的照片、劇照及軼事短文，其中也有藍蘋即江青的軼事和照片。文藝組的人都知道江青的這段曆史，隻是因為，當時劉少奇主席多次帶夫人王光美出國訪問，報刊上的照片很多，出於好奇，也想知道從不正式露麵的毛主席夫人江青是什麽模樣，便翻看了那些畫報。大家都很敬重毛主席，看過畫報，並沒有進行議論。又不知是誰向周源冰報告了，周這次更是暴跳如雷，說是文藝組偷看重要國家機密，對毛主席大不敬，必須好好整風，還要查是誰帶的頭，要嚴肅處理。“內刊”黨支部傳達了周源冰的指示，並說文藝組連續出問題，一定要好好整頓。我解釋說，大家看後，沒有議論，也沒有外傳，再說，上海電影界的老一輩都知道這段曆史。黨支部書記說，都知道，也是重要機密！你們必須好好整風。
我向徐景賢作了匯報，他先作自我批評：這事我有責任，既然文章不寫了，應當把這些畫報及時送回電影局。他沉思了一會兒又說，光是開會人人唱自我錯，沒有多大意思。市委很重視培養青年理論工作者，我們可以結合全國都在學習雷鋒，利用這個事情，在如何進行思想革命化的問題上多動動腦筋。他提出，他和我先個別在組內征求一下意見，好好開個民主生活會，做一些決定。
（3）.學習雷鋒好榜樣
經過充分醞釀之後，文藝組在徐景賢主持下，召開了一次生動活潑的民主生活會，大家暢所欲言，最後共同議定了以下幾條加強自身革命化的措施：
第一．積極響應向雷鋒學習的號召，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克服名利思想，做毛主席的忠誠文藝戰士。
第二．以後寫重要文章，均由集體討論共同修改，確保文章的質量，並以集體名義發表。為此，擬定了丁學雷、方澤生等幾個集體筆名，意思是丁香花園的文藝青年學習雷鋒精神，起步做毛主席的小學生。
第三．以後發表文章，不再收取稿酬。
第四．文藝組進入丁香花園時，就決定不享受每人每天1元的夥食補貼（當時在食堂的夥食費，每人每天大致是0.5元），是完全正確的，以後要繼續發揚艱苦樸素不向黨和人民伸手的精神。
第五．嚴格遵守組織紀律和保密規定，組內要加強團結，互相幫助，不對外傳播組內的寫作活動。
就這樣，徐景賢把一件上綱上線的事件，化被動為主動，很順利地解決了。
發表文章不署真名，不取稿酬，後來在文革期間成為風氣。文革後，有些人寫文章嘲笑說，躲在優美的丁香花園裏，吃著優厚的夥食補貼，獨霸報刊，掙高稿費做資產階級精神貴族，還自稱學習雷鋒，欺騙世人，真是虛偽透頂，等等。我想，隻有習慣於胡編亂造的人，才會寫出這類完全與事實不符的文章來。
由於形勢的變化，丁學雷和方澤生兩個筆名，一直到66年初；文藝組為配合批判《海瑞罷官》寫的一些文章，才陸續使用，並有一定社會影響。文革初期，上海市委的領導，為了表示自己緊跟毛主席，在一次號召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廣播大會上，指派徐景賢以丁學雷的名字在大會上發言，引起種種議論。文革以後，有關領導又倒打一耙，聲稱丁學雷寫作組是跟“四人幫”搞陰謀的，與他們毫無關係。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行徑，隻能證明他們自己是兩麵派。
二．在清查“5.16”運動中的接觸
1971年3月21日，我本來正根據朱永嘉的布置，借住在文匯報社，和幾個同誌一起，整理複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提供的理科大批判資料，深夜忽然接到徐景賢秘書通過報社轉來的電話，馬上到康辦貴賓室開會。我趕到後，房間裏除王洪文、徐景賢外，還有幾個人都不認識，而且似乎都互不相識。經王洪文介紹才知道，一是市公檢法軍管會副主任、空軍二師師長劉忠樸，二是市專案市批辦負責人翁默清，三是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成員鄭惠儀，再就是我。王洪文說，找你們開這個小會，是因為出現了緊急情況，朱錫琪（文匯報造反派頭頭，市革會常委，因1967年4.12炮打張春橋被掛職）在幹校聽說要清查“5.16”畏罪潛跑。清查“5.16”，北京、江蘇早已開始，聲勢很大，我們一直沒有動。張春橋要我們馬上行動，今天就有個任務。此時，王的秘書小廖把文匯報革委會主任艾玲帶了進來。艾玲本來是市裏的大紅人，她發現王、徐都一改平常的客氣態度，板著麵孔，又看到其他人除我以外都不認識，顯得驚恐不安。王洪文說：“艾玲，今天找你來是要你交代問題，你向黨隱瞞了重要問題！”
王洪文不知再說什麽，就示意徐景賢講話。徐景賢似乎還沒有做好角色轉換的準備，雖也板著麵孔，卻用低沉平和的語氣說：“要你交代問題，是春橋同誌提出的，你要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不要心存僥幸。你交代問題不論涉及什麽人，都可大膽實事求是地寫下來，自己密封，指定交給春橋同誌或其他中央領導，我們保證按你的要求傳送。”
小廖把艾玲帶走後，又把文匯報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邵傳烈帶進室內，他已經很緊張，王洪文仍然趁機敲打：“看見艾玲了嗎？你要端正態度，大膽揭發並交待自己的問題。”徐景賢則安撫說：“你也犯過錯誤，但和他們不同。當務之急，是把報紙辦好，千萬不要出什麽問題，你知道他們有什麽問題，要大膽揭發。”王洪文說：“曾經和艾玲一起在北京辦事處的，要拉到報社外辦學習班，不用你們摻乎。”徐景賢問：“原北辦的人都去參加學習班，對報社工作有何影響？”邵傳烈說不會有影響。徐景賢又細心地說：“有什麽困難及時與我們聯係。你要振作精神，把報紙辦好。”整個談話過程，徐比王更注意政策，關心報社工作，態度也很溫和，沒有故意整人的樣子。
邵傳烈走後，王洪文向與會的人宣布了以下事項：
建議成立一個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因已有一個專案辦，就叫二專辦。領導小組由翁默清、劉忠樸（後改為空八師師長劉誌明）、王紹璽及將從工總司調來的一個人（後確定為李恩承，王洪文的筆杆子）組成。翁抓總，辦公地點在宛平路11號的一幢小樓裏。他強調，班子要精幹，目前隻設一個艾玲專案組。各係統的清查由他們自己負責，你們隻負責聯絡溝通。
當夜，王洪文派翁默清和我到文匯報社，向報社造反派頭頭之一周國榮宣布市委對他隔離審查的決定。我們發現，周因參加報社勞動扭傷了腰，行動不便，要向王洪文報告。王的秘書小廖卻不予理睬，將周帶走。後來我才知道，周和艾玲都被關在上海少教所。
次日，根據王洪文的指派，我和鄭惠儀一起，在外灘市革會大樓裏，向文匯報北辦的10多名人員宣布，市委決定對他們舉辦學習班以揭發艾玲的決定，然後，鄭惠儀把他們安置在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原蘇聯領事館）底層的房間。說是學習班，實際上也是隔離。其中有當時與我一起工作的寫作班人員朱維錚，王洪文曾特別交待，朱1967年在北辦工作，是艾玲的得力助手，要重點注意。當時我猜測，王洪文是借此對徐景賢搞小動作，因為朱維錚是徐景賢派往北辦的。
二專辦成立後，大家對什麽是“5.16”並不清楚，幾經要求，王洪文提供了周總理及紀登奎、李作鵬等關於清查“5.16”的講話稿，均非正式文件，且是節錄，我們看了仍如在雲裏霧裏。這時，徐景賢告知，清查“5.16”的最重要依據，是毛主席為姚文元1967年8月發表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進的一段文字：5.16是一個窮凶極惡的反動組織；主要罪行是製造分裂，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人數不多，但隱藏很深，背後有黑手操縱指揮；活動以北京為主，有的已分散隱藏到各地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清查的依據是有了，但“5.16”隱藏在哪裏，仍然心中無數，因而各係統都縮手縮腳，隻是根據北京，江蘇等地已大規模清查而提供的外調材料，進行調查。
王洪文決定召開全市大會，製造清查聲勢，指定我為他起草講話稿。我感到他是做姿態，就以不熟悉他講話風格為由，推給一直為他寫講話稿的李恩承，他倒爽快接受。大約因為王洪文要徐景賢幫他為講話稿把關，過了幾天徐景賢通知二專辦領導小組，講話稿基本可用，但修改了一些地方，如說到“克服麻痹思想，你們那裏，沒有5.16，也可能有5.17呀”等。他說，“5.16”就是“5.16”，提“5.17”必然擴大化，引起混亂，不能亂提口號。他還提出，要嚴格照毛主席的指示清查，“5.16”隻是極少數，不可能很多。北京、江蘇的清查大搞群眾運動，都觸動了許多萬人，已陷入被動，你們要謹慎。徐景賢的這些意見，對二專辦領導成員啟發很大，李恩承更是由衷地歎服：景賢同誌的政策水平，就是比工總司出來的一些人高，不能不佩服。
上海清查“5.16”進行了不滿半年，就因林彪事件而陷於停頓。72年11月，張春橋回滬，聽取各組辦匯報工作，清查“5.16”的問題由我匯報。我先概述了一年半的清查情況：全市被群眾大字報點名批判的有1000人左右，各係統立案的有100多人，審查重點近40人。但怎樣才算“5.16”，還吃不準，如果按照既有三反（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解放軍，反省級以上無產階級政權）罪行，又有秘密組織及黑手操縱的標準衡量，上海還沒有查到一個像樣的“5.16”，我還提到，艾玲的案子也沒有進展，查不下去。這時，張春橋突然板起麵孔，氣呼呼地說：“怎麽能說一個沒有？艾玲總算一個把，朱錫琪也總算一個吧！（朱錫琪出逃抓回後未交二專辦審查）他換了一支煙，可能火氣太大，劃了幾次火柴，才把煙點著。我正等著繼續挨批，徐景賢趁機插話說：“在領導麵前，你們講話怎麽能這樣隨便！你們要好好領會春橋同誌的講話，回去認真分析總結工作！”徐景賢講話語氣的嚴厲，為我以前少見。但我知道，他是在保護我。徐景賢這樣講了以後，張春橋沒有再為“5.16”問題發火，改聽其他方麵的匯報了。
在張春橋這次講話之前，全市各係統對所立案審查的“5.16”嫌疑對象，都已經因為難以認定，希望早早結案，予以解脫。那次會議以後，案件都拖了下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都一風吹。全市確實沒有定過一個“5.16”分子。這時聽說，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交出一封張春橋給她的信，裏麵說，毛主席認為艾玲是“5.16”，應當慎重。可見張春橋在這個問題上前後也有變化，若果如此，艾玲平反後指責徐景賢把她當作“5.16”迫害，實在是一大誤會。
三、 我當學馬列輔導員時的接觸
1973年5月，朱永嘉、王知常因為工作繁忙，動員我離開專案辦，回到寫作組，策劃出版《自然辨證法》雜誌，並出任寫作組黨支部書記，後來又稱為寫作組領導成員。
1970年秋廬山會議後，毛主席號召全黨特別是高級幹部，認真閱讀《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等六本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緊，建立了集體讀馬列的學習製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馬天水文化水平較高，但長期擔負領導工作，認真讀馬列的時間不多。新幹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數勞動模範，文化水平有限，連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認識，更談不上領會精神了。徐景賢文化水平頗高，似乎也不曾仔細閱讀過六本專著。常委們對自己製定了個集體閱讀六本馬列著作的製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時至12時，集體閱讀，星期四分頭下基層。為了閱讀順利，常委們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幾個撰寫大批判文章的權威，做他們的輔導員輪流伴讀。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為《紅旗》、《人民日報》組織撰寫重頭文章的同時，又創辦了《學習與批判》月刊，還辦了一批學習班，進行社會調查，工作太忙，便鼓動我代替他們伴讀。由此，從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初，我伴讀了三年多，和徐景賢幾乎每天都有二小時的接觸。這個期間，徐景賢處理的幾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潔自律。有一次學習開始前，王秀珍見經常參加學習的馬天水、徐景賢、王少庸、馮國柱和張敬標都到了，拿出一條很漂亮的腈綸毯展示說：“這是某工廠試製成的新產品，陳阿大送來的，請領導試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進。”她顯然擔心我外傳，又說：也給王老師一條試用。馬天水擺擺手：“我們懂什麽，不要試用。”徐景賢趁機說：“試用，還不就是無償占有，化公為私！我們試用了，下麵就會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試用，讓我們帶頭，做他們到處伸手的借口。聽說，陳阿大他們試用、試吃的小動作不少。革命不是為了謀私，這個風一定要刹住。馬老的意見對。新幹部更要廉潔奉公。”徐景賢這麽一說，王秀珍立即轉彎，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訓一訓陳阿大，但陳阿大等隻是多吃多占，後來也未查出經濟上有什麽大問題。
據我觀察，包括市委辦公室工作人員所說（我陪讀休息時，經常與他們閑聊），徐景賢及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儉樸。徐去世時，有副挽聯說他“用權不謀私”，是很貼切的。
這也是時代風氣。當時的官場，雖然派性嚴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幹部幹了不少壞事，但公開大肆貪汙受賄者還沒有。廣大幹部，特別是掌有一定權利的知識分子幹部，大都還是廉潔自律的。拿寫作組來說，從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經學習班進入的小青年，日夜忙於寫作，除了0.2元的一頓夜餐外，全都沒有一分錢的經濟補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黨的傳統作風的熏陶。四人幫粉碎後，寫作組被當成重點審查對象。查政治，所寫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親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麵講話為據，不是自己的發明，查不下去。上麵又指示，查他們的經濟問題；大張旗鼓地查了一通，沒有任何收獲。又查所謂生活問題，也沒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麵又發話了：經濟上不貪，生活上不爛，說明他們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從嚴處理。上麵還氣急敗壞地威脅說：他們沒有問題，豈不是我們有問題了！這種語言背後，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當時在位者的風氣。
2.為事謹慎，不主張自我張揚。1975年秋天，張敬標對我說，像上海市委常委這樣集體學習馬列的，全國還沒有第二家，他要我就這個問題寫一篇報道，爭取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心裏想，你們天天學，成效並不顯著，寫這種東西，更涉及到對上海市全麵工作及常委個人的評價，沒有把握，不想寫，卻推脫不掉。無奈之中，我問徐景賢怎麽辦。他先承認，各地像上海這樣堅持學習馬列的確實不多，上海的形勢也比較好，但這很難和天天讀掛上鉤，因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他又說，寫這樣的報道，有自我表揚之嫌，不好，春橋同誌肯定也不同意，不寫為好。我要他向張敬標打個招呼，免去這苦差使，我還告訴他，我曾建議請新華分社記者來寫，我寫有自我表揚之嫌，可張敬標不肯。徐景賢說：那你就去找他，說寫報道需要素材，請他提供（張敬標兼市委辦公室主任），將他一軍。後來我請張敬標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寫報道了。
又有一次，馬天水說，他陪來訪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參觀江南造船廠，齊奧塞斯庫看著途徑的河南路一帶說，上海這十幾年似乎沒有變化。王秀珍在學習室大叫，他算和我們很友好了，竟這樣汙蔑我們！馬天水說：“河南路一帶確實沒有什麽變化，我們建設的新項目都在四郊，他沒有看見。市區的一些地段早應該改造，但我們現在還力不從心。”徐景賢感歎說：“我們這些年雖然成就很大，但馬老經常說，我們的生產，是在拚老底，發展上海，任重道遠。我們不能總是自己唱頌歌，看不到困難和問題。”看得出，他當時對他們在上海的工作，還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3.讀馬列，能夠注意聯係實際。1975年秋，常委們閱讀《哥達綱領批判》的時候，張春橋的大文章《論無產階級全麵專政》發表了，兩者都提到打破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便合在一起討論。馬天水說，張春橋要他組織人調查匡算，有沒有可能實現解放初的供給製，打破包括等級工資的資產階級法權。經過幾個單位測算，即使實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給製，財政支出也要比現在的工資製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對王少庸、馮國柱說：恢複供給製，你們老同誌的工資要降低了。馮說：那時也有等級，吃飯分大中小灶，結婚要“二五八團”（滿25歲，8年軍齡，團級幹部）。王少庸說：那時日子比現在好過，生孩子就配保姆，三個孩子兩個保姆，我在青島（當市委書記），吃飯有特供，專職炊事員，抽煙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賢感歎說，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為奪了權，一切都容易解決，根本沒有把問題想得那麽複雜。那時頭腦發熱，想問題很簡單。口口聲聲說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以為自己旗幟舉得很高，現在想想，對馬克主義的基本原理，確實要好好學習。遇到問題，不能隻抄幾條語錄……
4.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我陪讀時，姚文元、徐景賢、王秀珍都搬進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屬也留在大院裏。初進大院，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學的年齡。常委們學習時，從不談論自己的子女，也不講大院裏的孩子們。但有一次，王秀珍帶著幾分氣憤地說：洪文的兒子太不像話，因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華東醫院，他不肯吃藥，醫生好心開導，他就罵人。領導親自勸說，他竟說，我有了權，先撤你的職。醫院裏沒有辦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辦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電話問王洪文怎麽辦，洪文說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頭。小廖去抽了他兩個耳光，安靜了幾天，又鬧起來。王秀珍問徐景賢：你和文元同誌的孩子怎麽那麽文靜，懂禮貌？徐景賢笑笑說：“女孩子嘛，總會文靜點。”王秀珍說：我那個丫頭，總是跟著洪文的兒子瘋，洪文的兒子住院了，也安靜不下來。王少庸忽然問我：“老師，馬克思對子女教育有什麽重要論述？”我知道他是要轉移話題，就說：“有本《馬恩列斯論教育》，可惜沒有大字本（當時供領導幹部閱讀的馬列文本書，都是正文用四號字的大字本）”馬天水說：“教育子女，我們都是不合格的家長。景賢、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兒子好漢。”
徐景賢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裏有口皆碑，康辦的工作人員多次對我說，這兩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禮貌，從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兒子，則從剛搬進大院的小呆瓜，很快變成小霸王，人人搖頭。父親顯赫的地位，對子女的成長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對他兒女成長反而有利，因為可以在艱難中奮起。後來王洪文的兒子反到比較爭氣。徐景賢地位變了，仍很重視對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靜中成長，缺少霸氣，反而不利於他在逆境中奮起，事務總是相反相成的，這大概也是辯證法罷。
5.徐景賢對我很關心體貼。我剛剛陪讀時，非常擔心出事，這倒不是因為我對馬列著作也不熟悉，這個問題隻要認真備課，遇到難題，寫作組的文史哲經各組都有能人，隨時幫我解決，容易對付。我最擔心的是，常委們學習時如果議論了他們認為不宜外傳的事情，偏偏他們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給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麵猜中，造成被動，他們中有的人為了推卸責任，很可能拿我當替罪羊，下場很慘。為了防備這種情況發生，我發現常委們開“無軌電車”時，就裝著上衛生間。徐景賢很細心，幾次以後，他就問我，是身體不適，還是有稿件急需處理？我講了自己的擔心。他叫我放心，說學習時不談重大工作機密。常委們了解你的為人，不會這樣做。即使遇到問題，他也會幫我做工作。一次，馬天水拿著一本剛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辯證法》雜誌說：“內容很好。”徐景賢趁機說：雜誌的主編就是我們這位王老師，還說我是兒童團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謹慎。經他這麽一說，本來對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張敬標和馮國柱，也開始和我熱絡起來。徐景賢還對我說，以後如果遇到我應當回避的情況，他會提醒。後來，有一次學習中，賽福鼎夫人突然到學習室拜訪，他是帶領新疆歌舞團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賢說：“你也聽一聽，新疆客人來上海演出，還需要你們寫文章宣傳呢！”不過，賽夫人隻是禮節性拜訪，後來隻發了消息，並沒有要寫作組寫文章。又有一次，南京軍區的一位領導未通報就來到學習室，我看他那嚴肅神情，似有話要說，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賢向我點點頭，意思是我做的對，我就離開了學習室。
四人幫粉碎後，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說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間天天和馬、徐、王等見麵，比他們秘書的接觸都多得多。我奉命寫了陪讀的見聞，沒有多少他們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責態度壞。後來審查者從馬徐王等常委及他們的秘書那裏反複核對，證明馬徐王等的所謂陰謀活動，確實都沒有在讀馬列著作時進行，我所受這方麵的重壓，才得到解脫。能夠如此，和徐景賢的細心關照有極大關係。
徐景賢去世時，我在匆忙之中，用歐陽修、劉禹錫的話，寫過一副挽聯：“天下名花唯牡丹，人間聲價是文章”我相信，徐景賢的一些優秀作品和自傳式的《十年一夢》，都會長久地傳揚，他的人品和理想，也會使識者愈益感到猶如牡丹的芳香。這隻是從總的方麵講，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景賢也有不足之處，盡管他碰到難題時，處處想做好人，結果還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他總想委曲求全，但如果從全局看，他是很難周旋於方方麵麵，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盡管他始終沒有絲毫惡意，但弄不好反而會把自己擺到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麵。他的遭際，有時候真如《紅樓夢》的回目所言：“尷尬人難免尷尬事”。對於這一點，朋友們也隻能以無奈兩字來體諒他了。（完）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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