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
（1898年）
按：本文以基爾桑諾夫為筆名發表在彼得堡出版的科學和社會政治刊物《科學評論》雜誌1898年第3、4期上，它是普列漢諾夫從理論上總結自己在19世紀80—90年代進行的、反對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策略思想的鬥爭的又一傳世佳作。
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是曆史觀中與實踐聯係最密切的重要問題之一。對於這個問題，思想史上一直存在著兩派相互對立的觀點。一派誇大個人的曆史 作用，尤其是誇大傑出人物的作用，他們不承認人類曆史運動是合乎規律的過程，把一切都歸因於個人的自覺活動；另一派為了過分強調曆史運動的規律性而貶抑甚 至抹煞個人的作用。前一派以18世紀大多數啟蒙思想家、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卡萊爾等人為代表；後一派的代表有複辟時代法國曆史學家、俾斯麥、莫諾 等等。兩派共同特點是把曆史過程的規律性同個人的自覺活動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找不到聯係兩者的橋梁。普列漢夫在批判這兩種對立觀點、闡述馬克思恩格斯關 於這個問題的學說的同時，不僅提出了新穎獨特、分析細致、令人信服的論據，而且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傑出人物能夠決定曆史進程的個別外 貌或局部後果、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的新原理。
這篇不過3萬字的論文，無論從一般原理的高度，還是就思想之精辟、史料之豐富、論 述之透徹、語言之洗練以及風格之卓異，在同一主題的論著中，迄今為止仍然是無與倫比的，因此，即使在對普列漢諾夫政治上大張撻伐的年代，前蘇聯、東歐和中 國也仍然把它列入幹部和大專院校文科學生必讀的共產主義教材達半個世紀之久。
一
70年代後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寫了一篇文章：《理性和情感是進步的因素》。作者在文章中援引斯賓塞，證明人類前進運動中起主要 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智則起次要的而且完全是從屬的作用。—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按指米海洛夫斯基]反駁了卡勃利茨，對於把理智放在“跟班位置”的理 論表示了含有譏諷意味的驚訝。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保衛理智，自然是做得對的。但是如果他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問題的實質，而是指明問題的提法本身如 何不可能和如何不能容許，他就更正確得多了。事實上“因素”論本身就已經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它任意地劃分出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麵，並把它們說成是獨立存 在的東西，使它們變成從各個方麵和以不同結果吸引社會人走上進步道路的特種力量。然而這個理論就其在卡勃利茨那裏所獲得的那種形態說則更加沒有根據，因為 卡勃利茨已經不是把社會人活動的這一些或另一些方麵，而是把個人意識的不同領域變成特殊的社會學的實體。這真是絕頂的抽象； 無法再往前走了，因為前麵是已經十分顯然的謬論的滑稽可笑的世界；這才是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本應讓卡勃利茨和他的讀者們加以注意的地方。這位“受 人尊敬的社會學家”在揭示企圖發現曆史中占統治地位的“因素”曾使卡勃利茨走進了怎樣複雜難解的抽象領域時，也許會無意中為批判因素論本身作出某些事情。 這在當時對我們大家都會是很有益處的。然而他並不足以勝任這個使命。他本人就站在同一理論的觀點上，他與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隻在於對折中主義的 愛好，由於折中主義，一切“因素”在他看來都是同樣重要的。他的思維方式的折中主義性質，後來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攻擊上，他認為辯證唯物 主義是一種為了經濟“因素”而犧牲一切其他因素並且根本否定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的學說。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連想也沒有想到，辯證唯物主義跟“因 素”觀是格格不入的；隻有完全不能進行邏輯思維的人才會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替所謂無為主義①作辯護的。
① 無為主義是17世紀未出現的一種神秘主義學說。它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取決於神的意誌。由此產生漠不關心地、神秘直觀地對待生活，消極被動，“不反抗罪惡”等等的宿命論說教。
當唯物主義者們還沒有製定辯證的自然觀和曆史觀時，人們早就開始指責他們有“無為主義”傾向了。普賴斯在評析普利斯特列學說時曾附帶證明唯物主 義與自由概念不相容，證明唯物主義取消個人的任何獨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曾援引生活經驗。他寫道：“我不來講我自己，雖然無疑的，不能說我是 一切動物中最不活躍最無生氣的動物；不過我要問問您，您在哪裏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學說的人士中間更多的思維能力、更多的積極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頑強精 神來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當時所謂christian necessarians[基督教必然論者]①的宗教民主派。我們不知道這個教派是否真像屬於該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為的那樣活躍。不過這並不重要。唯物主 義對人類意誌的觀點同實踐上最堅毅的活動極好地和睦相處，這種情況是毫無疑問的。曆史昭示，就是宿命論也不僅不總是妨礙實踐上堅毅的行動，而是相反，在某 些時代宿命論是這種行動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礎。拿清教徒②為證，清教徒的毅力就遠遠超過17世紀英國一切其他黨派；再拿穆罕默德的信徒們為 證，他們在短時期內就使從印度到西班牙的廣大地區都服從自己的權力。那些認為隻要我們確信特定係列的事件必然到來，我們就會失去促進或反抗它們到來的任何 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人，都是非常錯誤的。[1]
① 基督教必然論者是基督教的一個宗派，它否定意誌自由，認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地、而是按照必然性從事活動的。
② 清教徒，指16世紀末到17世紀英國基督教聖公會內部擁護加爾文主義、要求清除國教會中天主教殘餘的宗教改革派。清教徒隻承認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權威，強調 所有信徒無論平民還是國王在上帝麵前一律平等，信奉加爾文“成事在神，謀事在人”的預定論，主張建立無教階製的民主共和的教會，提倡節儉勤奮的進取稍神。 他們在17世紀為準備和實現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起過巨大的作用。
這裏一切都取決於我自己的活動是否構成必然事變鏈條中的必然環節。如果是，那麽我的猶豫就會更少，因而我就會更堅決地行動。而且這裏沒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當我們說某人認為自己的活動是必然事變鏈條中的必然環節時，這也就是說，缺乏自由意誌對他說來等於完全不能無所作為，而且這種缺乏自由意誌反映在他的意識就是認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樣去作。 這正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在這個位置，便不能不這樣”]來表示的那種心緒，而且由於這種心緒，人們表現出最不可遏止的毅力，實現最令人驚異的勳業。這種心緒 是哈姆雷特沒有體驗過的：因此他所能做的就隻是唉聲歎氣和反躬自省。也因此哈姆雷特任何時候都不會容忍那主張自由隻是已經轉化為意識的必然性的哲學。費希 特說得對：“一個人怎樣，他的哲學也就怎樣。”
二
我國有些人對施塔姆勒的話信以為真，認為西歐社會政治學說中有一派好像固有不可解決的矛盾似的。我們指的是他的月蝕例子。實際上這是最荒誕的例 子。在月蝕所必需的種種結合在一起的條件中，人的活動無論如何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在內，而且光憑這一點，就隻有在瘋人院裏才會產生促進月蝕的政黨。然而如 果人的活動也包括在上述條件之內，那麽凡是很想看到月蝕，同時確信月蝕不用他們促進也一定會發生的人，都不會加入月蝕黨。在這種場合，他們的“無為主義”不過是避免多餘的即無益的行動罷 了，而與真正的無為主義毫不相幹。要使月蝕的例子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場合不再是毫無意義的，對上述政黨說來本來應當把這個例子根本改造一下。應當設想，月 亮是天生有意識的，並且它受蝕時在天空中所占的那個位置，在它看來是其意誌自決的結果，同時這個位置不僅使它得到巨大的享受，對它的精神安寧說來也是絕對 必要的，因此它始終充滿熱情地力求占住這個位置。[2]作了這一切設想之後，理當問問自己：如果月亮終於發現，實際上不是它的意誌，也不是它的“理想”決定它在天空中的運動，而是相反，
它的運動決定它的意誌和它的“理想”，它會作何感想呢？按照施塔姆勒的意見，結論是：隻要月亮沒有借助於某種邏輯矛盾而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這種 發現一定會使它不能運動。但這個假設是毫無根據的。誠然，這種發現也許會成為月亮情緒不佳、精神失調、它的“理想”與機械現實發生矛盾的正式根據之一。但是既然我們假定“月亮的心理狀態”歸根到底整個地全都由 它的運動來決定，那麽本來也就應該在運動中去尋找月亮精神失調的原因。如果細心地對待這個問題，也許情況會是這樣的：當月球處於遠地點時，它為它的意誌不 自由感到難過，而在近地點①，這種處境就成為它心情快樂、精神煥發的新的正式來源。也許結果恰好相反：也許會是這樣的，月球不是在近地點而是在遠地點發現 自由和必然相協調的方法。然而不管怎樣無可懷疑的是這種協調是完全可能的，必然性的意識同實踐上最堅毅的行動是相處得非常好的。至少曆史上迄今為止常有這 樣的事。否定意誌自由的人，就其意誌力說常常超過自己所有同時代人，並且對自己的意誌力提出了最大的要求。這樣的例子多的是。
① 近地點是月球離地球最近之點，遠地點是月球離地球最遠之點。
我們仔細地看看當一個人認為他自己——過去、現在或未來的——行動始終具有必然性色彩時的那種場合吧。我們已經知道，在這種場合，一個人如果像 穆罕默德一樣自認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侖一樣自認為是絕對不可阻擋的命運所選定的人物，或者像19世紀某些社會活動家一樣自認為代表誰也無法遏製的曆史 運動的力量，他就會表現出幾乎自發的意誌力，像摧毀紙糊的房屋那樣，把各縣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②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礙一掃而光。不過這種場合現在使 我們感興趣的是另一方麵，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麵。當我認為我的意誌不自由隻表明主觀上和客觀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樣去作時，而且當我的這些行動同時是一 切可能的行動中最合我心願的行動時，在我的意識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於是我之不自由隻是在這樣的意義下，即：我不能破壞自己跟必然的這種同一性；我不能使它們互相對立；我不能感覺大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這樣的缺乏自由同時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現。
②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劇作《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是內心充滿矛盾、行動遲疑不決的典型。普列漢諾夫這裏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西格裏縣的哈姆雷特》。
西梅爾說，自由總是擺脫什麽東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為與受約束相反的東西，自由就沒有意義。這自然是對的。不過根據這個小小的起碼常識不可能 推翻構成哲學思想某個時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發現之一的那個原理，即自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西梅爾的定義過於狹隘：它僅指不受外部拘束的自由。當所談的隻是 這樣的拘束時，自由與必然性的同一便是極端可笑的：小偷是不會自由地從您的衣袋裏掏走手帕的，如果您阻止他這樣做，而他暫時又沒有什麽辦法製服您的反抗。 不過除了這種起碼的和粗淺的自由概念之外，還有另一種深刻得多自由概念。這種概念對於沒有哲學思維能力的人說來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有能力進行哲學思維的 人，也隻有當他們確實擺脫掉二元論，懂得在主客體兩方之間根本不存在二元論者認為可能有的那種鴻溝的時候，才會領悟這種概念。
俄國主觀主義者把自己烏托邦式理想同我國資本主義現實對立起來，並且沒有走得比這種對立更遠。主觀主義者們陷進了二元論的泥潭。所謂俄國“學生們”①的理想，其近似資本主義現實的程度，比主觀主義者的理想少得多。盡管如此，“學生們”卻能夠找到聯結理想和現實的橋梁。“學生們”上升到了一元論。按照他們的意見，資本主義由於自身發展的進程而導致自身的否定，以及導致他們——俄國“學生們”，而且不僅隻是俄國“學生們”——理想的實現。這是曆史的必然性。他，這個“學生”，就充當這個必然性的一種工具，而且無論根據自己的社會地位，還是根據這種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智能的和精神的特性，他都不能不充當這種工具。這也是必然性的方麵。不過既然他的社會地位正是使他養成了這種特性，而不是別的特性，他就不僅會充當必然性的工具，以及不僅不能不充當而且熱烈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當這種工具。這是自由的方麵，同時這種自由是從必然性中生長出來的，或者正確些說，這是與必然性同一的自由，這是轉變成自由的必然性。[3]這樣的自 由也是擺脫了某種拘束的自由；它也是同某種約束相對立的：深刻的定義並不推翻粗淺的定義，而是補充它們，把它們保存在自身之中。然而在這種場合，究竟可以 談論什麽樣的拘束、什麽樣的約束呢？這是明顯的：是遏製尚未擺脫二元論的人們的毅力的那種精神拘束；是不善於架設橋梁越過分隔理想與現實的鴻溝的人們感到 苦惱的那種約束。當個人沒有通過勇敢的緊張的哲學思考爭得這種自由時，他就還不會完全屬於他自己，於是用自身的精神痛苦可恥地遷就與自由對立的外部必然性。可是同一個人一旦擺脫這種惱人的和可恥的拘束的枷鎖，一旦他的自由活動成為必然性自覺的和自由的表現，他就是為新的、完整的、在這以前他所不知道的生命而生的。[4]那時他就會成為偉大的社會力量，而且那時已經沒有什麽東西能夠阻止他、也沒有什麽東西會阻止他如
天雷神電
轟擊妖魔……
① “學生們”，指馬克思學說的信徒。
三
再說一遍：認識特定現象的絕對必然性，隻會加強同情該現象並自認為是引起該現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這個人認識該現象的必然性以後，竟袖 手旁觀，那就表明他對算術不內行。實際上，比方說，如果諸條件的特定總和S具備，現象A就必然要發生。您向我證明了，這個總和的一部分已經具備，另一部分 到T時就會具備。我，這個熱烈同情現象A的人，確信這一點之後激動地喊道：“這多麽好啊！”，於是便躺下睡覺，直到您預言的事變到來的那個吉日良辰為止。 這麽做的結果又怎麽樣呢？結果如下。在您的計算中，在發生現象A所必需的條件總和S中，是把我的活動也包括在內的，假定這個活動等於a。既 然我陷入昏睡沉沉的狀態，那麽在T時有利於該現象到來的條件總和就不會是S，而是S-a，這使得情況有所變化。也許另一個人會占據我的位置，此人也是接近 於無所作為的，不過我的無動於衷使他感到極端憤慨，這種情況對他產生了轉折性的影響。在這種場合，力量a將為力量b所替代，而且如果a等於b（a=b）， 那麽促使A到來的條件總和仍然會等於S，於是現象A還是會在同一時刻T發生。
然而假若不能認為我的力量等於零，假若我是精明能幹的工作者，而且假若誰也沒有來替代我，那麽我們這裏就不會有完整的總和S，於是現象A就會發 生得比我們預計的要晚一些，或者不如我們指望的那麽完滿，或者幹脆根本不會發生。這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我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如果我認為在我背叛之後S仍然 會是S，那隻是因為我不會計算而已。然而是否光隻我不會計算呢？向我預言總和S在T時一定會具備的您，卻沒有預見到我同您談話以後便立即躺下睡覺去了；您 曾確信我始終是一個優秀的工作者；您把一個不大可靠的力量當成了比較可靠的力量。所以，您的計算也不高明。不過我們假定，您什麽都沒有弄錯，您把一切都考 慮到了。那時您的計算就會是這個樣子：您說，在T時總和S將會具備。在這個條件總和中包括一個負數，即我的背叛；這裏也包括了一個正數， 即意誌堅強的人們因確信其意圖和理想是客觀必然性的主觀表現而受到的那種鼓舞作用。在這種場合，總和S就真正會在您確定的時刻具備，現象A也就會發生。看 來這是明顯的。然而如果是明顯的，那麽究竟為什麽一想到現象A必不可免就使我感到不安呢？為什麽我曾覺得這種想法注定使我無所作為呢？為什麽談到這個想法 時我就忘記了最簡單的算術規則呢？大概是因為我所受的教育使我對無所作為具有最強烈的渴望，而且我同您的談話使這個值得稱讚的渴望一觸即發。僅此而已，豈 有他哉。隻有在這個意義上，即在成為暴露我精神萎靡和腐朽無能的導因的意義上，這裏才會出現對必然性的意識。把這種意識看作我精神萎靡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不在於這種意識，而在於我受教育的種種條件。可見……可見，算術是一門極為可敬極為有益的科學，它的規則甚至哲學家先生們，而且甚至特別是哲學家先生們都不應當忘記。
關於特定現象必然性的意識對於不同情該現象和反對它到來的、意誌堅強的人，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在這裏情況有點變化。很可能，它會削弱他進行反抗的毅力。然而反對這種現象的人什麽時候會確信它是必不可免的呢？這要到促成這種現象的條件已經很多而且很強大的時候。反對這種現象的人們對它必然到來的意識，以及他們毅力的衰竭，隻是有利於它的條件強大有力的表現。這些表現本身又包括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之中。
所有主觀主義者始終認為個人在曆史上起著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曾經有個時期，這種主張引起先進青年對他們巨大的同情，這班青年力求為公共利益而 從事高尚的勞動，因而自然傾向於高度評價個人首創精神的意義。然而實質上主觀主義者們不僅任何時候都沒有能夠解決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而且甚至沒有正 確地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把“善於批判地進行獨立思考的人物”的活動同社會曆史運動規律的影響對立起來，因而創立了一種似乎新穎的因素理論：善於批判地進行獨立思考的人物是社會曆史運動的一種因素，而該運動自身的規律則是另一種因素。 主觀主義者們的學說已經開始破綻百出，打任何補丁都無法修整。對這一學說的回應使某些敵視它的人走向了相反的極端。如果某些主觀主義者為了要盡量抬高“個 人”在曆史上的作用，竟拒絕承認人類曆史運動是合規律的過程，那麽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為了要盡可能更好地強調這一運動的合規律性，看來隨時都可能 忘記曆史是人們創造的，因此個人的活動在曆史上不可能沒有作用。他們認為個人是quantité négligeable[可以忽略的量]。為了反題而犧牲正題，正如為了正題而忘記反題，同樣是沒有根據的。隻有當我們善於把包含在它們中間的真理因素統一在合題中的時候才會找到正確的觀點。
四
最近一段時期，德國曆史學家中間進行了一場關於曆史上偉大人物的相當熱烈的爭論。一些人傾向於認為偉人的政治活動是曆史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幾 乎是唯一的動力，另一些人則斷言，這種觀點是片麵的，曆史科學應當注意的並不僅僅是偉大人物的活動，也不僅僅是政治史，而是整個說來全部曆史生活的總和。 後麵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爾·拉姆普雷希特、《德國史》的作者。現代德國曆史學家們沒有能力解決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這個問題迄今為止對於某些俄國讀者來說也仍然是沒有解決的，因而關於這個問題現在也還可以說一點並非完全沒有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話。
拉姆普雷希特匯集了許多雄才大略的傑出人物對於他們自己的活動與這個活動得以實現的那種曆史環境之間的關係所持見解的一套完整的收藏品（eine artige sammiung，如他所說）；不過他在自己的辯論中暫時局限於援引俾斯麥的 某些演說和意見。他引證這位鐵血宰相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誌帝國國會中發表的如下一段話：“先生們，我們既不能忽視過去的曆史，也不能創造未來。 我希望你們預防一種錯覺，由於這個錯覺人們把自己的鍾表撥前一些，以為這樣做他們會加速時間的流逝。通常過分誇大了我對我所憑借的那些事變的影響，不過畢 竟誰也沒有想到要我去創造曆史。這對我說來，甚至跟你們聯合在一起，也會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聯合在一起能夠跟整個世界對抗。然而我們不能 創造曆史；我們應當等待曆史自動形成。我們把水果放在燈下是不會加速它們的成熟的；如果它們尚未成熟我們就摘下來，那隻會阻止它們的生長和損害它們。”拉 姆普雷希特又根據約裏的記述，引證俾斯麥在普法戰爭時期不止一次說過的意見。它們共同的意思就是：“我們不可能造成偉大的曆史事變，而應當根據事物的自然 進程行事，並限於保證自己得到已經成熟的東西。”拉姆普雷希特認為這是深刻而完備的真理。在他看來，現代曆史學家隻要善於深入地觀察事變，而不使自己的視 野局限於太短的一段時間，就不會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麥能不能把德國拉回到自然經濟去呢？對他說來，這甚至在他處於自己權勢的巔峰時期也是不可能的。一般的 曆史條件比最有勢力的人物更強大。偉大人物所處時代的一般性質，對於這位偉大人物說來是“經驗上既定的必然性”。
拉姆普雷希特是這樣議論的，他把自己的觀點稱為通用的。不難看出他的“通用”觀的弱點。他所援引的俾斯麥的意見，作為心理學文獻 是很有意思的。可以不同情以前這位德國宰相的活動，但不能說他的活動微不足道，說俾斯麥的特點是“無為主義”。請看，正是這個有時表現出真正鋼鐵般毅力的 人，認為自己在事物自然進程麵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他顯然把自己看成是曆史發展的簡單工具；這再一次表明，可以用必然性的眼光看現象，同時又成為很有毅力 的活動家。不過隻有在這方麵俾斯麥的意見才是很有意思的；認為這些意見是對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的回答則不可能。用俾斯麥的話說，事變是自行造成的，我 們隻能保證自己得到事變所準備的東西。然而每一次“保證”行動也都是曆史事變：這樣的事變同自行造成的事變究竟有何區別呢？實際上幾乎每一個曆史事變都同 時既是“保證”某人得到先前發展已經成熟的果實，又是為未來果實作準備的那個事變鏈條的一個環節。怎麽能把“保證”的行動跟事物的自然進程對立起來呢？看 來俾斯麥是想說，曆史上起作用的個人和集團從來不是而且任何時候都不會是萬能的。這自然毫無疑義。但我們還是想知道，他們的——當然遠非萬能的——力量依 什麽為轉移，這種力量在什麽情況下會增長，又在什麽情況下消減。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俾斯麥還是援引其言論的那位博學的“通用”史觀擁護者都未作回答。
誠然，在拉姆普雷希特那裏也發現有比較淺近易懂的引文。比方他引用法國現代曆史科學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莫諾如下一段話：“史學家們 太習慣於一味注重人類活動那些光輝燦爛、顯赫一時然而轉瞬即逝的表現，注重偉大事變和偉大人物，卻不去描繪構成人類發展真正有價值而非暫時的部分（這個部 分在一定範圍內可以歸結為規律和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進行精確分析）的那些經濟條件和社會設施的偉大而緩慢的運動。實際上，重要的事變和人物正是作為人類發展 不同時期的符號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被稱為曆史事變的絕大多數事變之於當今的曆史，就像波濤之於潮水漲落的深厚而經常的運動一樣，波濤在海麵上產生，一時由 於燦爛的陽光而絢麗奪目，隨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後什麽也沒有留下。”拉姆普雷希特宣稱，他準備對莫諾這段話中的每一句話都表示讚同。大家知道，德國學者不 愛讚同法國學者，法國學者也不愛讚同德國學者。因此比利時曆史學家皮雷納在《曆史評論》上特別愉快地強調了莫諾曆史觀點和拉姆普雷希特觀點的這種吻合。他 指出：“這種一致意義十分重大。它看來證明，未來屬於新的曆史觀。”
五
我們不讚同皮雷納這些令人愜意的期望。未來不可能屬於含糊曖昧的觀點，而莫諾的觀點，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觀點正是如此。當然，不能不歡迎宣布曆 史科學最重要的任務是研究社會設施和經濟條件的那個流派。當這個流派在曆史科學中徹底鞏固下來時，這門科學就會取得長足的進步。然而第一，皮雷納誤認為這 個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紀20年代這個流派就在曆史科學中產生了：基佐、米涅、奧古斯丹·梯葉裏，還有後來的托克維爾等人，都是這一流派光輝的和始終不 渝的代表人物。莫諾和拉姆雷希特的觀點，不過是從陳舊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複印下來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對於自己的時代說來，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國曆 史學家們的觀點無論多麽深刻，其中始終有許多問題沒有解釋清楚。其中就沒有確切地和完整地回答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然而如果曆史科學的代表們決然要避 免用片麵的觀點考察自己的對象，曆史科學就確實應當解決這個問題。未來屬於對這個問題也能提供最好答案的那個學派。
基佐、米涅以及這一流派其他史學家們的觀點，是作為18世紀種種曆史觀點的回應出現的，並且構成它們的反題。在18世紀，研究曆史哲學的人們把一切都同個人的自覺活動聯 係起來。誠然，當時也有過超出一般規劃的例外：例如維科、孟德斯鳩和赫爾德的曆史哲學的視界就寬廣得多。但我們現在所談的不是這些例外；18世紀絕大多數 思想家正是像我們說過的那樣對待曆史。就這方麵說，現在重讀比方馬布利的曆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勝的。據馬布利說，克裏特人的社會政治生活和風俗是彌諾斯① 一手造成的，而萊庫古對斯巴達也作出了類似的貢獻。如果斯巴達人“鄙視”物質財富，那麽他們這種態度正是應該歸因於萊庫古，因為他“可以說已經深入自己同 胞們的心靈，並且在那裏扼殺了愛財心理的萌芽”。而如果斯巴達人後來離開了英明的萊庫古給他們指示的道路，那麽這就是萊山得的過錯，因為萊山得使他們相信 “新時代和新情況要求他們有新規則和新政策”。從這種觀點的視角寫出來的學術著作，與科學很少有共同之處，這種著作是作為宣講的教義寫成的，僅僅為了似乎 從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訓”。複辟時代的法國曆史學家們正是起來反對這樣的觀點。經過18世紀末期驚天動地的事變以後，已經根本不可能認為曆史是或多或少傑 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開明、可以隨心所欲地向沒有受過教育然而唯命是從的群眾灌輸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業。還有，這種曆史哲學激怒了資產階級理論 家們的平民自尊心。這裏表現了早在18世紀資產階級戲劇產生時期即已顯露出來的那同樣的情感。梯葉裏在跟舊曆史觀作鬥爭時也利用了博馬舍等人提出來反對舊 美學的那同樣的論據。②最後，還在不久以前法國所經曆的風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曆史事變的進程遠不僅僅是由人們的自覺行為所決定的；單是這個情況就必定要 使人想到，這些事變是在某種潛藏的、像自發的自然力量那樣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確定不移的規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響下發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過迄今為止據 我們所知還沒有任何人指出過的）那個事實是，把曆史看作合乎規律的過程的新觀點，已由複辟時代法國曆史學家們正是在論述法國革命的著作中最徹底地發揮過 了。例如米涅和梯也爾的著作就是如此。夏多布裏昂曾稱新的曆史學派是宿命論派。他在論述這個學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務時說過：“這個體係要求 曆史學家沒有憤慨地敘述最凶殘的暴行，沒有愛心地談論最高尚的善行，並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會生活中隻看到不可抗拒的規律的表現，由於這些規律，一切現 象都正是像它們必然本應發生地那樣發生。”這當然是不正確的。新學派根本沒有要求曆史學家無動於衷。奧古斯丹·梯葉裏甚至直截了當地宣稱，政治熱情在使研 究者的頭腦更加敏銳的同時，能夠成為發現真理的強有力的手段。隻要稍為讀讀基佐、梯也爾或米涅的曆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們都非常熱烈地同情資產階級，無 論在這個階級同世俗貴族和教會貴族作鬥爭的時候，還是在它力求鎮壓新興無產階級的要求的時候。然而有一點是毋庸置辯的，這就是：新的曆史學派產生於19世 紀20年代，在這個時代，貴族已經被資產階級打敗，不過它還在企圖恢複自己某些舊日的特權。對他們的階級獲得勝利的自豪意識在新學派曆史學 家們的一切議論中都表現出來了。而既然資產階級從來都沒有騎士式的敏感，那麽在它的有學問的代表人物的言論中，對待戰敗者的非常殘酷的態度就時有所聞了。 基佐在他的一本論戰性小冊子中說道：“弱肉強食，理所當然。”它對待工人階級的態度是同樣殘酷的。這種殘酷性有時具有安然無動於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 布裏昂的誤會。此外，當時還不完全明白，應當怎樣理解曆史運動的合規律性。最後，新學派之所以會給人宿命論的印象，正是因為它力求堅定地站在合規律性的觀點上，而不大關心偉大曆史人物。[5]這是受過18世紀曆史觀念熏陶的人難以容忍的。各種反駁從四麵八方紛紛落到了新曆史學家們的頭上，於是就發生了一場——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至今仍未結束的爭論。
① 彌諾斯（Mionos），是作為愛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臘北克裏特中部古城諾薩斯城邦傳奇式的王。根據傳說，他製定了克裏特島的第一部法典。
② 博馬舍曾經起來反對古典悲劇，說這些悲劇描繪的主人公都是王侯貴族，並且主要是從古代生活襲用劇情。他要求描寫尋常的和非虛構的人物的現實主義劇本。梯葉 裏在《關於法國史的通信》第一封信中評論那些以《法國曆史》命名的著作時寫道：“在這些浮華的敘述中，少數特權人物整個占據了全部曆史舞台，全體民眾都被 宮廷服裝擋住了，我們既找不到嚴肅的訓誨，又找不到們提出的有益的教導，也找不到和我們相似的人們的命運通常使我們產生的都種興趣和同情……”這些言論同 博馬舍的主張是互相呼應的。（參看《選集》第2卷第188—189頁和第5卷第476—477頁）
1826年1月，聖伯夫在《地球》雜誌上就梯也爾《法國革命史》第五六卷的問世寫道：“一個人隨時都能依其意誌的突然決定給審變的進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變化無常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夠使事變進程變更方向，不過這種力量本身卻由於自由的變化無常而無法測量。”
不要以為聖伯夫曾認定，似乎人類意誌的“突然決定”是無緣無故的。不，這樣想未免太天真了。他隻是斷言一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 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識、果斷或猶豫、勇敢或怯懦等等等等——不能不對事變的進程和結局發生很顯著的影響，要知道這些特性並非僅隻用民 族發展的一般規律來解釋的：它們始終是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稱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現象的那種事情的影響下形成的。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看來其實不言自明 的思想。
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①時期，法國軍隊贏得了幾次光輝的勝利，而且法國看來能夠從奧地利手上爭得今屬比利時的相當廣闊的領土讓步；然而路易十五 並沒有要求這種讓步，因為用他的話說，他不是作為商人而是作為國王打仗的，結果亞琛和約使法國人一無所獲②；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種性格，或者如果換上 另一個國王，那麽法國的領土也許會擴大，結果它的經濟發展的政治發展的進程就會有一些變化。
①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國和荷蘭、後來又得到俄國支持的奧地利為一方跟普魯士、西班牙、法國以及幾個德意誌國家和意大利國 家為另一方之間進行的戰爭。反對奧地利的各國爭奪查理六世死後奧地利的部分領上。戰爭的結果，奧地利失去了工業發達的西裏西亞的大部分土地（劃歸普士）， 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領地。
② 根據1748年締結的亞琛和約，法國要把自己在尼德蘭占領的所有土地割讓給敵方。
法國進行七年戰爭③時，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經同奧地利結成聯盟。據說這次聯盟是在蓬巴杜夫人強有力的影響下締結的，她深感榮幸的是高傲的馬麗 亞·特雷西亞在寫給她的信中曾稱呼她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親愛的女友。因此可以說，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嚴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樣屈從於自己情婦們的影響， 那麽蓬巴杜夫人就不會對事變進程有這樣的影響，而事變也就會是另一番景象了。
③ 七年戰爭（1756—1763年）指普魯士、英國和葡萄牙為一方同法國、奧地利、俄國、薩克森、瑞典為另一方之間進行的戰爭。引起這場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奧地利企圖收回西裏西亞以及英法爭奪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其次，七年戰爭對法國是不利的：法國的將軍們遭到過幾次極可恥的失敗。總的說來，他們的行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搶劫，而蘇比斯和布羅伊 則經常互相掣肘。例如，當布羅伊攻擊菲林豪遜近郊的敵人時，蘇比斯聽到炮聲，但沒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經約定的那樣，以及像他無疑本來應該做的那樣， 於是布羅伊不得不退卻。正是蓬巴杜夫人袒護了這個極其無能的蘇比斯。可以再一次說：如果路易十五不那樣好色，或者如果他的這位情婦沒有幹預政事，那麽事變 的結果就不會這樣不利於法國。
法國的曆史學家們說，當時法國根本就不該在歐洲大陸作戰，而應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衛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國侵犯。如果它沒有這樣 做，那麽這裏少不了又得歸罪於想討好“自己親愛的女友”馬麗亞·特蕾西亞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戰爭的結果，法國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①這無疑大大地影響 了法國經濟關係的發展。在這裏，女人的虛榮心理在我們麵前扮演著影響經濟發展的強大“因素”的角色。
① 七年戰爭後法國被英國從加拿大和印度排擠去了。
需要別的例證麽？再舉一個也許最令人驚訝的例子吧。在同一個七年戰爭時期，在1761年8月，奧軍在西裏西亞同俄軍會合後在施特裏高一帶圍困了 腓特烈大帝。他的處境萬分危急，然而聯軍延遲了進攻，而且布圖爾林將軍在敵人麵前駐紮了20天之後甚至完全撒出了西裏西亞，隻在那裏留下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來增援奧地利的勞東將軍。勞東奪取了腓特烈軍駐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過這次勝利意義不大。然而如果布圖爾林的性格更果斷一點呢？如果聯軍攻擊了腓特 烈，不使他在自己的營壘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聯軍會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從勝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這種情況在幾個月之內差一點就發生了，直到新的偶 然事件即伊麗莎白女皇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勢大大地變得有利於腓特烈。①試問，如果布圖爾林更果斷一點，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蘇沃洛夫那樣的人，會是什 麽結果呢？
① 1761年俄國女皇伊麗莎白逝世。彼得大帝的外孫，德國親王卡爾·彼得·烏爾裏希登基，是為彼得三世。作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後即同普魯士 締結和約，從而使俄軍在七年戰爭中的勝利成果化為烏有，並使普魯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締結的胡貝士斯堡和約保留西裏西亞。
聖伯夫在剖析“宿命論派”曆史學家的觀點時還說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個意見。他在我們已經引證的論米涅《法國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證明，法國革命 的進程和結局不僅取決於引起這場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僅取決於這場革命反過來引起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決於許許多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屬於原 來所謂的社會現象的枝微末節。他寫道：“當這些（一般）原因和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發生作用的時候，物理的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無所作為的：石頭繼 續為重力所支配；血液沒有停止在血管裏循環。如果比方說米拉波沒有死於熱病；如果偶然掉下的磚頭或者腦溢血奪去了羅伯斯庇爾的生命；如果子彈擊斃了拿破 侖，難道事變的進程不會改變麽？難道您敢斷言事變的結局會是一模一樣麽？隻要有足夠數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變的結局就會跟您認為必不可免的那種 情況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權假定這些偶然事件，因為無論革命的一般原因，還是這些一般原因所產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著援引一句名言說，要是克 利奧
巴特拉的鼻子稍微短一點，曆史的走向就會完全兩樣①，末尾，他在承認可以說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觀點辯護以後，再一次指出這位作者的錯誤在什麽地 方：米涅硬把同時由許多其他的、細小的、暗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現的那些結果僅僅歸因於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嚴謹的頭腦似乎不願承認他在其中看不 到秩序和規律性的那種現象的存在。
① 普列漢諾夫這裏看來是指帕斯卡爾在他的《思想錄》中說過的一句話：“克利奧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麽整個大地的麵貌都會改觀。”（參看該書商 務印書館中譯本1985年版第79頁。）克利奧巴特拉（前69—前30年）為著名埃及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後獲得凱撒和安東尼的傾心和支持，並欲借以恢複托 勒密王朝昔日的榮耀。
六
聖伯夫的這些反對意見是否有根據呢？看來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然而究竟是怎樣的成分呢？為了確定這種成分，首先考察一下這個想法：一個人能夠 “依其意誌的突然決定”給事變進程施加新的、能夠大大改變此進程的力量。我們舉過幾個我們覺得可以清楚說明該想法的例子。現在把這些例子仔細思考一下。
眾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間法國的軍事狀況越來越糟糕。據昂利·馬坦說，七年戰爭時期法國軍隊後麵始終有許許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著，軍中 輜重隊的馬匹比騎的馬多兩倍，這樣的軍隊與其說像蒂雷納和古斯塔夫—阿道爾夫的軍隊，不如說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烏合之眾。阿恒荷爾茨在其七年戰爭史中說 道，擔任警戒的法軍軍官常常離開交他們負責的崗位，到附近某個地方去跳舞，而且隻有在他們認為必要和方便的時候才執行上級的命令。這種糟糕的軍事狀況是由 於貴族的衰敗（而貴族當時繼續把持軍中一切高級職位）和迅速走向毀滅的整個“舊製度”普遍解體所造成的。光是這些一般原因，已經完全足以使七年戰爭朝不利於法國的方麵轉化。然而毫無疑問，蘇比斯一類將領們的庸碌無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軍失利的機會。而既然蘇比斯是靠著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維持，那就必須承認，這位虛榮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強一般原因對七年戰爭時期的局勢產生不利於法國的影響的“因素”之一。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強大，不是由於自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於聽命於她的意誌的國王大權在握。能不能說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國社會關係發展 的一般進程一定會如此的那樣呢？不，在這種發展的同一進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現一個用另一種態度對待女人的國王。聖伯夫本來想說，為此隻要有一些曖昧的 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確的。不過如果這樣，那就可以得出結論說，這些曖昧的生理原因由於影響了七年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從而也就影 響了法國後來的經濟發展，如果不是七年戰爭使它失去了一大塊殖民地，法國經濟的發展是會走另一條路的。試問，這一結論是否同社會發展規律性概念發生矛盾 呢？
不，一點也不。盡管在上述場合個人的特點發生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同樣沒有疑問的是，這種作用隻有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實現。 羅斯巴哈會戰後，法國人對庇護蘇比斯的那個女人極端憤慨。她每天都收到許多充滿威脅和淩辱的匿名信。這十分強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開始因失眠而痛 苦。但她仍然繼續支持蘇比斯。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雖然責備蘇比斯有負對他的期望，同時卻補充說：“不過您一點不必擔心，我會關照您的利益，並 且在國王麵前竭力替您斡旋的。”可見，她並沒有向輿論讓步。究竟為什麽沒有讓步呢？大概因為當時法國社會沒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讓步。而當時的 法國社會究竟為什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呢？法國社會的組織妨礙法國社會這樣做，而反過來，這種組織則依賴於當時法國社會力量的對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 其情婦的怪癖之所以能夠對法國的命運發生這種可悲的影響，這種情況歸根到底是由這些力量的對比來說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對待女人的態度上有弱點的不是國 王，而是國王的廚師或馬夫，那麽這個弱點就不會有任何曆史意義。顯然，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弱點，而在於有弱點的人的社會地位。讀者會懂得，這些議論對於上述 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會是適用的。隻需要在這些議論中把應該改變的東西改變一下，比如把法國換成俄國，把蘇比斯換成布圖爾林，等等。因此我們就不去重複了。
這麽說來，個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點能夠影響社會的命運。有時他們的影響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過，無論這種影響的可能性本身，還是影響的規 模，都是由社會的組織、社會力量的對比來決定的。個人的性格隻有在社會關係容許他這樣做的那個地方、那個時候和那種程度內，才是社會發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們指出，個人影響的規模也依賴於個人的才能。我們同意這個看法。不過個人隻有當他占住為此所必需的社會地位的時候才會表現出自己的 才能。為什麽法國的命運會掌握在一個沒有為社會服務的任何能力和興致的人手中呢？因為當時法國的社會組織就是如此。就是這種組織在每一特定時期決定著才俊 之士或庸碌之輩所能起的那些作用，從而也決定著他們所能有的那種社會意義。
然而如果個人的作用決定於社會的組織，那麽受這種作用所製約的個人的社會影響又怎麽會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概念相矛盾呢？這種影響不僅不同這種概念相矛盾，而是這種概念最鮮明的一個例證。
不過這裏要說明一點。受社會組織製約的、個人的社會影響的可能性，給所謂偶然性對各民族曆史命運的影響敞開了大門。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體狀況的必然結果。可是對於法國的一般發展進程說來這種狀況是偶然的。 而事實上，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這種身體狀況對法國後來的命運並不是沒有留下影響，它本身成了決定這種命運的一個原因。米拉波之死，當然完全是由合乎規律 的病理過程所引起的。但這些過程的必然性則完全不是從法國的一般發展進程中產生的，而是從這位著名演說家體質的某些個人特點中以及從他感染疾病時所處的那 些身體條件中產生的。在對法國的一般發展進程的關係上，這些特點和這些條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實上米拉波之死影響了後來革命的進程，並且成了製約這一進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隻是由於布圖爾林的優柔寡斷才逃出極端困難的處境的上述例證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驚訝。布圖爾林的任命甚至對俄國的一般發展 進程而言，在我們對偶然性一詞所確定的意義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對普魯士的一般發展進程，它當然沒有任何關係。而事實上並非沒有可能假定，布圖爾林的優 柔寡斷從絕望的處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圖爾林的是蘇沃洛夫，那麽普魯士曆史的走向也許會是另外的樣子。可見，國家的命運有時取決於可以稱作次等偶然現象的偶然現象。
黑格爾說過：“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東西的成分。”①在科學中我們隻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說，科學所研究的一切過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這難道不排斥對現象的科學認識的可能性麽？不。偶然性是某種相對的東西。它隻出現在諸必然過程的交會點上。歐洲人出現在美洲，對於住在墨西哥和秘魯的人說來是偶然現象， 因為他們的出現不是從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中產生的。然而西歐人在中世紀末期為航海的強烈熱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現象；歐洲人的勢力輕易地戰勝了土人的反抗這種 情況不是偶然現象。歐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的後果也不是偶然的；這些後果歸根到底是由一方麵被征服國家的經濟狀況和另一方麵征服者的經濟狀況這兩種力量的 合同作用所決定的。而這些力量，正如它們的合力一樣，都是完全能夠成為嚴格的科學研究的對象的。
① 黑格爾在《宗教哲學講演錄》後麵所附“關於證明上帝存在的講演錄”第8講腳注中說：“有限事物的一個規定是偶然性，因此是關於世界的偶然性的證明。”
七年戰爭的種種偶然事件對後來普魯士的曆史發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如果這些偶然事件發生在普魯士曆史的另一個發展階段，它們的影響就會完全不是 這樣。偶然事件的後果在這裏也是由一方麵普魯士的社會政治狀況和另一方麵影響了普魯士的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狀況這兩種力量的合同作用決定的。所以，就是在 這裏，偶然性也絲毫不會妨礙對現象的科學研究。
現在我們知道，個人對社會的命運常常有重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由社會的內部結構以及社會對其他社會的關係決定的。然而這還沒有完全解決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我們還應當從另一方麵來研究它。
聖伯夫以為，隻要他所指的那一類細小暗昧的原因完全具備，法國革命就會有跟我們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這是重大的錯誤。無論細小 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樣的奇巧錯綜形式結合起來，它們在任何場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國革命的偉大社會需要；而隻要這些需要仍然沒有得到滿足，革命運動在 法國就不會停止。為了使法國革命運動有一種與實際發生的結局相反的結局，就必須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來取代這些需要；而這自然是細小原因的任何結合絕對辦不 到的。
法國革命的原因在於社會關係的屬性，而聖伯夫假定的細小原因隻能植根於個別人物的個性特點。社會關係的最後原因在 於生產力的狀況。而生產力狀況之依賴於個別人物的個性特點也許僅僅在這些人物從事技術改良、發現和發明的能力大小的意義上。聖伯夫所指的不是這樣的特點。 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點都不會使個別人物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的狀況，從而也直接影響生產力所製約的那些社會關係即經濟關係。隻要特定的經濟關係 適合特定的生產力狀況，無論特定個人的特點是怎樣的，他都不可能取消這種經濟關係。然而人物的個性特點使他或多或少地適合於滿足在特定經濟關係基礎上生長 起來的那些社會需要，或者適合於阻礙這種滿足。18世紀末法國最迫切的社會需要是用比較適合法國新經濟製度的另一種政治設施來取代過時的政治設施。當時最 著名和最有益的社會活動家正是那些能夠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於滿足這種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說，米拉波、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就是這樣的人物。如果不是 過早的死亡使米拉波離開了政治舞台，情況會怎樣呢？立憲君主製的政黨會更長久地保持很大的勢力；它對共和派的抵抗因此會更加強有力。但也不過如此。任何米 拉波當時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勝利。米拉波的力量整個地建立在人民對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礎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為朝廷頑固捍衛舊製度的立場使他們感 到憤怒。一旦人民確認米拉波不同情他們的共和渴望，他們就會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時這位偉大的演說家就會失去幾乎一切影響，而後大概就會淪為他徒然竭力加以 阻止的那個運動的犧牲品。關於羅伯斯庇爾大致也可以說同樣的話。假定他在自己的黨內是完全無可替代的力量。但他無論如何不是這個黨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說 1793年1月一塊偶然掉下的磚頭打死了他，那麽他的位置自然會由別的什麽人來取代，而且，即使這個別的人在一切意義上都比他差得多，事變仍然會按照羅伯 斯庇爾在世時所走的那同一個方向發展。譬如說吉倫特派大概在這個場合也避免不了失敗；不過很可能羅伯斯庇爾的黨略微早一點失去權力，這樣我 們現在就不會說熱月反動，而會說花月、牧月或獲月反動。①也許有人會說，羅伯斯庇爾由於自己鐵麵無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緩了他那個黨的垮台。我們 這裏不去考察這個假設，而是把它當作似乎完全有根據的東西加以接受。這樣一來就必需假定羅伯斯庇爾的黨的垮台不是發生在熱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霧月。簡言 之，這個事件的發生也許早一點，也許遲一點，但它終究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這個黨所依靠的那個階層的人民根本沒有做好進行長期統治的準備。在任何情況下都 談不上跟在羅伯斯庇爾強有力的促進下曾經出現的那個局麵“相反的”種種結果。
① 1793年秋，救國委員會為了進行一切聞所來聞的革命，別出心裁，以法國國民公會的名義頒行共和國年曆，用以取代基督教曆。改變日和月的名稱，用旬代替星 期。規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紀元始自共和國奠定之日，即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12個月，每月各30天。從9月22日起，月份 依以下順序排列：葡月、霧月、霜月為秋季，雪月、雨月、風月為冬季，芽月、花月、牧月為春季，獲月、熱月、果月為夏季。葡月為共和曆第1月，下類推。每月 三旬，每旬十天。每天按它在旬中的位分別定為第一、第二……第十來複日。另外有五天在一年之末，屬於全年，稱為“無套襪日”，第一日至第五日分別定為“才 藝節”、“勞動節”、“行動節”，“報償節”和“輿論節”。熱月反動，指法國1794年7月27日（熱月9日）反革命政變後形成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反動局 麵。這次政變推翻了小資產階級專政，並且把這個專政的領袖羅伯斯庇爾送上了斷頭台。
即使波拿巴比方說在阿爾科勒會戰時中彈殞命了，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他在意大利遠征和其他遠征中所完成的功業會由其他的將領們 來完成。他們大概不會表現出像波拿巴那樣的才能，也不會贏得這樣的輝煌勝利。但法蘭西共和國畢竟會在其當時的各次戰爭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因為當時法國 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歐洲國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於霧月十八日①及其對法國國內生活的影響，那麽在這裏，事變的一般進程和結局，實質上大致也會同拿破侖在世時的情況一樣。受到熱月九日致命打擊的共和製度已經是奄奄待斃了。督政府未能恢複擺脫了上層等級的統治的資產階級現在最為渴望的秩序。為了恢複秩序，需要一支“寶劍”， 像西耶斯說過的那樣。起初人們以為，起有益的寶劍作用的是儒貝爾將軍，而當他在諾維陣亡以後，人們開始談到莫羅，談到麥克唐納，談到貝納多特。開始談論波 拿巴已經是後來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貝爾一樣陣亡了，那麽人們就根本不會想到他，而會把另外一支什麽“劍”推上前台。不言而喻，一個被事變推上獨裁者職位的 人，從自己方麵說理應孜孜不倦地為權力而苦心經營，堅決排除和無情鎮壓阻擋他的去路的一切東西。波拿巴具有鋼鐵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 過除他以外當時也還有不少堅強能幹貪圖功名的利己主義者。他成功地占據的那個位置大概不會空著。假定另一位將軍取得這個位置以後比拿破侖熱愛和平一些，假 定他沒有使整個歐洲都起來反對自己，那樣一來，他就會是死在土伊勒裏宮，而不是死在聖赫勒拿島上②。那時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國；對他們說來這樣的結果 自然是跟實際上得到的結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對法國整個國內生活說來，它跟實際的結果區別不大。“寶劍”在恢複了秩序和保證了資產階級的 統治地位以後，資產階級很快就會對“寶劍”的軍營習慣和專製行為感到討厭。像複辟時代發生過的那種自由派運動就會開始，鬥爭就會逐漸地開始變得激烈起來， 而既然“寶劍們”沒有肯讓步的特點，那麽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許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溫柔可愛的親戚的王 位。事變過程中所有這些變化，可能會部分地影響歐洲後來的政治生活，而通過政治生活還會影響歐洲後來的經濟生活。但是革命運動的最後結局，在任何情況下終 究不會同實際的結局“相反”。有影響的人物由於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種種特點，可以改變事變的個別外貌和事變的某些局部後果，但它們不能改變事變的總的方向，這個方向是由別的力量決定的。
① 霧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這一天拿破侖實行政變，推翻了熱月反動後建立起來的督政府，成立執政府，後來拿破侖稱帝，建立了法蘭西帝國。
② 土伊勒裏宮為巴黎的王宮，位於羅浮宮旁。1564年伊始興建，1871年被焚毀。聖赫勒拿島是大西洋南部的火山島，英國殖民地，1815—1821年拿破侖兩次被流放該島，並死在那裏。
七
此外還要注意一點。我們在討論偉大人物在曆史上的作用時幾乎總是成為某種錯覺的犧牲品，向讀者指出這種錯覺將是有益的。
拿破侖擔任拯救社會秩序的“寶劍”角色以後，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將軍來擔任這一角色，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能夠像他那樣或者幾乎像他那樣地扮演這種 角色的。對剛毅的軍事統治者的社會需要一旦得到滿足，社會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軍事才能的人通向軍事統治者職位的道路。社會組織的力量成了不利於其他有軍事 才能的人表現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發生我們所說的那種錯覺。拿破侖的個人力量對我們說來是以極其誇大的形態出現的，因為我們把曾經推舉並支持該力量的那整個社會力量都歸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種完全與眾不同的東西，因為像它一樣的其他力量都沒有從可能性變為現實性。而且當有人對我們說，如果沒有拿破侖會怎麽樣時，我們的想象就混亂起來，我們竟以為，沒有他就根本不會發生他的力量和影響所憑借的那整個社會運動。
在人類智慧發展史上，一個人物的成功妨礙另一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這裏我們也沒有擺脫上述錯覺。當特定的社會形勢在社會的精 神代表麵前提出某些課題時，這些課題都會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們的注意，直到他們成功地把課題解決為止。而一旦他們成功地解決了，他們的注意就會轉到另外的 對象上去。A這個才俊之士一旦解決了課題X，就會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從這個已經解決的課題引向另一課題Y。當有人問我們，如果A沒有來得及解決課題X 便去世了情況會怎麽樣時，我們竟以為社會智慧發展之線會中斷。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況下，B或者C或者D會著手來解決這個課題，因此社會智慧發展之線仍然是 完整的，盡管A過早地死去了。
為了使一個擁有某種才能的人憑借這種才能獲得對事變進程的重大影響，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他的才能應當使他成為比其他人更符合這個時代的社 會需要：如果拿破侖擁有的不是自己的軍事天才，而是貝多芬的音樂稟賦，那麽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現存的社會製度不要阻礙具有恰恰是當時所需要和有益處 的那種特點的人物的道路。[五]如果舊製度在法國再維持75年，同一個拿破侖也許終身是一個不大知名的將軍或上校波拿巴。[6]在1789年，達武、德塞、馬爾蒙和麥克唐納都是少尉；貝納多特是上士；奧什、馬爾索、勒費弗爾、皮什格呂、內伊、馬塞納、繆拉、蘇爾特都是士官；奧熱羅是劍術教師；拉納是染色工人；古維翁·聖西爾是演員；儒爾當是叫賣小販；貝西埃爾是理發師；布律納是排字工人；儒貝爾和朱諾都是法律係的大學生；克萊貝爾是建築師；莫蒂埃直到革命發生時都沒有在軍中服役。
[五] 此處手稿中有如下幾句被刪去的文字：“誰知道有多少軍事人才由於‘舊製度’隻讓貴族擔任高級軍職而終身湮沒無聞呢？誰知道我國農民中間有多少偉大的科學才能和藝術才能始終處於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狀態？”
如果舊製度繼續存在到今天，那麽我們中間現在誰也不會想到上世紀末法國有一些演員、排字工人、理發師、染色工人、法律係學生、叫賣小販和劍術教師會是可能性中的軍事天才[7]。
斯丹達爾指出，一個與提香同時即在1477年出生的人，可以同1520年逝世的拉斐爾和1519年逝世的列奧納多·達·芬奇一起生活40年，他 可以同1534年逝世的柯勒喬和活到1563年的米開朗琪羅一起度過很長的歲月，喬爾喬涅去世時他才不過34歲，他能夠同丁托勒托、巴薩諾、韋羅內塞、朱 利奧·羅馬諾和安德烈亞·德爾薩爾托相識；一句話，除了屬於整整100年後才出現的波倫亞畫派①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這些大畫家的同時代人。同樣也可以 說，一個與沃弗爾曼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幾乎所有的荷蘭大畫家[8]有親身交往，而莎士比亞的一個同齡人則跟整整一批卓越的劇作家同時生活。[9]
① 波倫亞畫派，西方藝術史上盛行於17世紀（其最早表現在意大利為16世紀後期）的巴羅克時期以波倫亞城為中心的意大利畫派，該派代表人物有卡拉齊兄弟，多米尼基諾、圭爾奇諾。
早就有人說過，凡是存在著有利於人才發展的社會條件的地方和時候，都會有人才出現。這就是說，現實中出現的任何人才，即成為社會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六]然而如果這是對的，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有才能的人們，正如我們說過的，所能改變的隻是事變的個別外貌，而不是事變的總趨勢；他們本身隻是憑借這種趨勢才存在；沒有這種趨勢，他們永遠也跨不過從可能進到現實的門檻。
[六] 此處手稿中有另一種異文：“早就有人說過，凡是嚴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會有人才出現。這就是說，凡是存在有利於人才發展的條件的地方，都會有人才出現。關於 人才可以說,他們就像災禍一樣成群結隊地湧來。試想想，跟拿破侖一起法國推出了怎樣大量的軍事人才；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出現了數目怎樣巨大的傑出的畫家和 雕塑家；與莎士比亞同時英國有過怎樣眾多的優秀的戲劇家。當然，並不是所有這些人才都是同樣偉大的……”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樣的人才。泰納說得對：“當文明發展中新的進步產生一種新的藝術時，圍繞著把社會思想完全表現出來的一兩個天才，會出現隻是 把社會思想表現出一半的幾十個才俊之士。”如果某些跟意大利社會政治發展和精神發展一般進程沒有聯係的機械的或生理的原因，還在拉斐爾、米開朗琪羅和列奧 納多·達·芬奇童年時代就把他們殺害了，那麽意大利的藝術就不會有那麽完善，但它在文藝複興時代的發展的總趨勢仍然會是一樣的。拉斐爾、列奧納多·達·芬 奇和米開朗琪羅並沒有創造出這種趨勢：他們隻是這一趨勢的最好的表達者。誠然，圍繞著一個天才人物，通常會產生整整一個流派，而且他的門徒們會力求掌握他 的方法，甚至細枝末節；因此，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藝術由於拉斐爾、米開朗琪羅和列奧納多·達·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會大大地影響它往後的曆史中許多次 要的特點。但是，隻要意大利精神發展一般進程中沒有因為任何一般原因而發生任何實質上的變化，這段曆史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七]
[七] 關於天才的作用和一般才能人物的作用兩者之間的一致和區別，普列漢諾夫在《再論“經濟唯物主義”》手稿中曾經寫道：“難道馬克思主義者會否定《資本論》的 作者對於勞動價值理論以及對於在這種理論中找到了支撐點的那種社會思潮的極其巨大的意義麽？當然，可以反駁說：這位大思想家的這部著作由天賦較低的一些人 共同努力來完成也是完全一樣的。但是第一，這會大大延緩文明的進步，而第二，未必可能產生這種天才的思想所產生的完全同樣的結果。千百個平凡的天文學家代 替不了哥白尼或牛頓。千百個平凡的音樂家也不會使人們獲得貝多芬、舒曼、肖邦給人們的那種享受。……一萬個格子的上皮代替不了一個格子的灰色的大腦物質。 但這是不是否定有可能根據唯物主義建立心理學呢？看來絲毫不是。同樣，一千個庸才代替不了一個馬克思這個無可置疑的真理也絲毫不否定”曆史唯物主義。 （《普列漢諾夫遺著》，俄文版第4卷第254頁）
不過大家知道，量的差別最終會轉化為質的差別。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確的；所以在曆史上也是正確的。如果各種情況的不利的湊合使得本來可以成為特 定藝術流派的表現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個接一個地突然離去，這個流派在藝術上就根本不會有多少出色的表現。然而這些人的過早亡故，隻有在這一流派沒有深厚到 足以推舉出新的俊才那種場合下才會妨礙這一流派在藝術上有所表現。而既然文學藝術中任何特定趨勢的深度都要由該趨勢對於它反映其趣味的那個階級或階層的意 義，以及由這個階級或階層的社會作用來決定，那麽在這裏，一切歸根到底也就取決於社會發展的進程和社會力量的對比。
八
總之，領導人物的個人特點決定曆史事變的個別外貌，並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們所指的意義說，在這些事變的進程中始終起著某種作用，這種進程的方 向歸根到底是由所謂的一般原因決定的，即事實上是由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所決定的人們在社會經濟的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偶然的現象和著名人 物的個人特點，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顯著得多。18世紀的人很少想到這些一般原因，他們都是用曆史活動家的自覺行為和“情欲”來說明曆史。這一世紀的哲學家 們斷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響下，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說由於任何一個“原子”在任何一個統治者頭腦中的胡作非為（《自然體係》中不止 一次地說過這個見解）。[比如參看霍爾巴赫《自然的體係》，商務印書館1964年中譯本，上卷第216—218頁]
曆史科學中新派別的擁護者們開始證明，盡管有不論什麽樣的“原子”，曆史都不可能走與它實際走過的道路不同的路。他們力求盡可能鮮明地突出一般 原因的作用，而沒有注意曆史活動家個人特點的意義。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曆史事變絲毫不會因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變化。[10]然而一旦我們接受這個假定，我們就必然要承認，個人因素在曆史上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曆史中一切都歸結為曆史運動的一般原因、一般規律的作用。這是走極端，完全沒有給相反觀點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然而正因為如此，相反的觀點才繼 續為自己保留著存在的某種權利。這兩種觀點的衝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這個二律背反的第一項是一般的規律，第二項是個人的活動。從二律背反第二項的觀點看 來，曆史是偶然事件的簡單湊合；從它的第一項的觀點看來，似乎甚至曆史事變的個人特點也是為一般原因的作用所製約。然而如果事變的個人特點為一般原因的影 響所製約，而不依賴於曆史活動家的個人特性，那麽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這些特點決定於一般原因，而且無論這些活動家怎樣變換，它們都不可能改變。由此可見，這種理論具有宿命論的性質。
這一點沒有逃過反對該理論的人們的注意。聖伯夫把米涅的曆史觀同波舒哀的曆史觀作了比較。波舒哀認為，曆史事變賴其作用而發生的那種力量來自上 天，它們是上帝意誌的表現。米涅在人的情欲中尋找這種力量，這種情欲有如自然力量的不可遏止地和百折不回地表現在曆史事變中。不過他們兩人都把曆史看成是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不如此的那些現象所構成的一串連環；他們兩人都是宿命論者；在這方麵，哲學家近乎神甫。
隻要社會現象合規律性的學說根本否認傑出的曆史活動家的個人特點對事變有影響，這種責備就仍然是有根據的。而且這種責備之所以尤其會產生強烈的印象，是因為新學派的曆史學家們像18世紀曆史學家和哲學家一樣，認為人的本性是最高當局，曆史運動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從它而來，並且聽命於它。既然法國革命表明了，曆史事變不是僅隻為人們的自覺行為所製約，那麽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別的其他學者們就把如此頻繁地擺脫了任何意識控製的情欲的 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曆史事變最後的和最一般的原因，那麽，聖伯夫斷言一旦出現一些活動家，能夠使法國人民產生跟曾經使他們激動過的那些情欲相 反的情欲，法國革命就會有與我們所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這為什麽不對呢?米涅會說：因為根據人性的屬性本身，其他的情欲當時不可能使法國人激動。在一定 的意義上這也許是真理。然而這個真理會具有強烈的宿命論色彩，因為它等於說人類曆史按其全部細節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屬性所預先決定的。在這裏宿命論是作為個別消融於一般的結果出現的。其實，它始終都是這種消融的結果。有人說：“如果一切社會現象都是必然的，那麽我們的活動就不可能有任何意義了。”這是對正確的思想的不正確的表述。應該說：如果一切都是通過一般完成的，那麽個別，也包括我的個人努力，就沒有任何意義。這樣的結論是正確的，隻是它被不正確地運用了。應用於現代的唯物主義曆史觀時它毫無意義，因為在這種曆史觀中，個別的東西也是有地位的。而應用於複辟時代法國曆史學家們的觀點，它卻是有根據的。
現在已經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曆史運動最後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木性恒久不變，那它就不能解釋變化無窮的曆史進程，而如果它是變化的，那 麽顯然，它的變化本身就為曆史運動所製約。現在應當承認人類曆史運動最後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製約著人們社會關係中連續不斷的變化的生產力的發展。和這個一般原因同時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產力的發展賴以進行而且本身最終是由其他民族生產力的發展即同一個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個曆史環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響外，還有個別原因的作用，即社會活動家的個人特點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於這些個別原因事變最終才獲得自己的個別外貌。個別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發生根本的變化，而且這種作用製約著個別原因影響的方麵和範圍。然而畢竟無可懷疑的是，如果影響曆史的個別原因為另一些個別原因所取代，曆史就會有另一種外貌。
莫諾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現在為止都是立足於人性觀點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斬釘截鐵地和不止一次地聲稱，按照他的意見，社會心理是曆史現象的根本原 因。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而且由於這種錯誤，想要考慮“社會生活全部總和”的那個本身很值得稱讚的願望，可能隻會導致毫無內容甚至煩瑣冗長的折中主義，或 者——在最始終一貫的人那裏——導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謂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輕的議論。
不過且言歸正傳吧。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曆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為他所具備的特點使得他最能為當時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響下產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卡萊爾在其論英雄的名著①中稱偉大人物為創始者（Beginner）。這是非常恰當的稱呼。偉人正是創始者，因為他比別人看得遠些，他的欲望比別人強烈些。 他會解決先前的社會智慧發展進程提上日程的科學課題；他會指出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需要；他會發揮首倡精神來滿足這些需要。他是個英雄。其 所以是英雄，不是說他似乎能夠阻止或者改變事物的自然進程，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無意識的進程的自覺的和自由的表現。這就是他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這 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這是一種極巨大的意義、一種了不起的力量。
① 指卡萊爾《英雄和英雄崇拜》（1840年）一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有該書中譯本。
什麽是事變的這種自然進程呢？
俾斯麥說過，我們不能創造曆史，而應當等待曆史自行造成。但曆史究竟是由誰來造成的呢？曆史是由社會人造成的，社會人是曆史的唯一“因素”。社會人自己創造自己的即社會的關係。然而如果社會人在特定時期所創造的正是這些關係而不是別的關係，那麽這種情況的發生自然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是受生產力狀況的製約。任何偉人都不可能強迫社會接受已不適合生產力狀況或者還不適合這一狀況的那些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不能創造曆史，而且在這個意義上他徒然著手去撥動自己的鍾表：他不會加快時光的流逝，也不會使時光倒退。在這裏拉姆普雷希特是完全正確的：俾斯麥即使處在自己權勢的巔峰時期，也不可能把德國拉回到自然經濟去。
社會關係中有自己的邏輯：當人們處於某種相互關係時，他們的感受、想法和行為就一定會這樣，而不是別樣。社會活動家開始進行反對這種邏輯的鬥爭 也會是徒勞無益的：事物的自然進程（即社會關係的同一邏輯）會使他的一切努力化為烏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會關係由於社會經濟的生產過程中的這些變化而朝哪 個方麵改變，那麽我也就知道社會心理在朝哪個方向改變；所以我就有可能影響這一心理。影響社會心理，就是影響曆史事變。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我畢竟能夠創造曆史，而且我沒有必要等待曆史“自行造成”。
莫諾認為，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變和人物隻有作為[社會]設施和經濟條件的發展的符號和象征才是重要的。這是正確的、不過表達得很不確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為這是正確的思想，把偉大人物的活動同上述條件和設施的“緩慢運動”對立起來才是沒有根據的。“經濟條件”或多或少緩慢的變化會定期地使社會必然或多或少迅速地改造自己的設施。這樣的改造從來都不是“自行”發生的——它始終都需要人們的幹預，於是在人們麵前就會產生偉大社會課題。所謂偉大活動家，也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助於解決這些課題的人。而解決課題並不意味著隻是課題得到解決這種現象的“象征”和“符號”。
在我們看來，其實，莫諾之所以把兩者對立起來，主要是因為“緩慢”這個令人愉快的字眼把他迷住了。許多現代進化論者都很喜愛這個字眼。在心理上這個偏愛是容易理解的：它必然會在崇尚中庸和穩健……的善良人們中間產生。然而在邏輯上它卻經不起批判，正如黑格爾早就指出過這一點的那樣。
而且活動的廣闊場所並不隻是對“創始者”敞開，並不隻是對“偉大”人物敞開。它對一切有眼睛觀看、有耳朵傾聽以及有心靈熱愛他人的人，都是敞開的。偉大這個概念是相對的概念。在道德的意義上，每一個（用福音書上的話說）“為朋友舍命”①的人都是偉大的。
① 語出《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15章第13節。
注釋
[1]大 家知道，依據加爾文的學說，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是由上帝決定的。“我們把上帝永遠決定的事情，把上帝對自己規定的、因而對各個人也有效力的事情，稱為預 定。”（《訓條》，第3冊第5章）正是按照這個學說，上帝從自己的仆人中挑選幾個人來解放受到非正義壓迫的民族，比如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就是如此。從 一切情況看來，克倫威爾也自認為是上帝的這種工具；他始終，而且大概是由於完全真誠的信念，稱自己的行為是上帝意誌的產物。所有這些行動對他說來都塗上了 必然性的色彩。這不僅沒有妨礙他企圖從勝利走向勝利，而是使他的這一企圖獲得了不可遏製的力量。
[2]“這同磁針對轉向北方感到離興，認為它這樣做是出於自己的意誌，不依賴任何原因，而覺察不到磁性的很少感知出來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萊布尼茲：《神正論》）。
[3]“必然性之變為自由，不是由於必然性消失，而隻是由於它的暫時還是內在的同一性表現了出來”。[參閱黑格爾《邏輯學》下卷第232頁，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4]同一位老黑格爾在另一個地方說得非常好：“自由就是除自己以外什麽也不想要”。（宗教哲學）
[5]聖 伯夫在評論米涅《法國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說明這位曆史學家對待個人的態度：“麵對他本來要描述的廣泛而且深刻的民眾騷動，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 之士，最聖潔的有德之人在群眾起義時卻一籌英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對個人充滿了憐憫，對處於孤立情境的個人除了軟弱無力他什麽也看不見，他不認為這種人能夠 發生實際的作用，除非同群眾結合起來。”
[6]可能那時拿破侖會動身到俄國去，革命前幾年他差點兒就打定主意去那裏了。在那裏，他大概會在同土耳其人或者同高加索山民的會戰中大顯身手，然而任何人在這裏都料不到，這個窮困潦倒然而頗有才幹的軍宮，一旦時來運轉，竟會成為世界霸主。
[7]路易十五在位時，隻有一個第三等級的代表即舍維爾能夠官至中將。路易十六在位時這個等級的人要在軍中晉升，就更加困難了。（參看朗博《法國文明史》。）
[8]泰 爾博赫、布勞爾和倫勃朗生於1608年；阿德裏安·範·奧斯塔德博特和斐迪南·波爾生於1610年；範·德爾·海爾斯特和熱臘爾·道生於1613年；梅特 絮生於1615年；沃弗爾曼生於1620年；維尼克斯、埃弗丁恩和派納克爾生於1621年；貝爾赫姆生於1624年；保爾·波特爾生於1625年；揚·斯 滕生於1626年；雷斯達爾生於1630年；範·德爾·海登生於1637年；霍貝瑪生於1638年；阿德裏安·範·德·費爾德生於1639年。[這個腳注 中提到的人物及其出生年代的資料，普列漢諾夫是從歐仁·弗羅芒坦《往昔比利時和荷蘭文藝名家》一書中襲用的。其中出生年代許多是不準確的。請參閱本書附錄 “人名索引”。]
[9]“同時或相繼出場的莎士比亞，博蒙特、弗萊徹、約翰遜、韋伯斯特、馬辛傑、福特、米德爾頓和海伍德是新起的一輩，他們由於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前輩的努力所準備的基礎上鬱鬱蔥蔥地繁榮茂盛。”（泰納《英國文學史》）
[10]這就是他們開始議論曆史事變合規律性時所得出的結論。而當他們中間某些人單純地描述這些現象時，他們有時甚至賦予個人因素以誇大的意義。不過我們現在感興趣的不是他們的敘述，而恰恰是他們的議論。
說明：本文為中央編譯出版社根據《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所錄版本為《普列漢諾夫讀本》重新編譯的版本，尾注為普列漢諾夫原文的注解，以①、②、③、[五]、[六]、[七]等附於相應段落之後的注解為編譯者所加。粗體字為普列漢諾夫加注了著重號的詞句。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