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在庚子事變之後,對華態度的調整,就其原因來說也是多重的。但是主要的恐怕不是對所謂什麽義和團運動中的中華文化自覺產生敬畏,倒是為了各自在華利益的最大化更為確切。列強放鬆庚子之後的對華侵略,主要是因為他們基本上都看到並擔心當時中國社會的崩盤,即便如此,這種所謂的“放鬆”也是相對來說的,以美國為例,在庚子索賠方麵,盡管相關谘文一再警告說,巨額的賠款會導致清廷和整個中國社會的崩盤,激化中國人對洋人的仇視,但是這絲毫不妨礙美國在最終賠付金額上的獅子大開口。而隨後歐洲列強對華政策的調整,也是與各自國家國內狀態以及整個歐洲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等因素分不開的。而這種所謂的鬆動,恰恰給致力經營東亞方麵的俄國和日本以時機,遠的不說,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就是很好說明,這就好比兩個強盜在主人家搶了東西,但是由於分贓不均,他們結果又再在主人家裏麵“約架”一樣,這明顯就是嚴重不尊重中國的主權,這種情況下,還奢談什麽“列強從各方麵都開始把自己當成是客人”豈不滑稽。而歐洲和美國列強在華攫取利益在庚子事變之後也並沒有真正停止,而是在盡可能不要引起中國崩盤的前提和預估下,各自尋求在華利益的最大化,主要體現在對中國鐵路及其相關設施層麵的經濟入侵,而清廷的最終倒台也與其在列強欺壓下,畸形的鐵路國家政策有著密切關係。而在庚子事變之後,中國海關關稅成為賠款抵押,完全被列強把持,中國自己已經沒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海關關稅,這樣子“把自己當成是客人”的列強,恐怕更應該說是“不拿自己當外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