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是“隨想“，可是也太隨意一些了，有沒有曆史依據和佐證呢？雖然不是要lz吊書袋

可是，基本的曆史闡述得多多少少靠譜一些吧。關於義和團前後的教會問題，並不是這麽簡單的轉變。且不說明末清初天主教的真正上層傳教路線，即便是清朝後期以來傳教（天主教和新教都包括）也是素來是依賴慈善事業為“敲門磚”的，從清朝後期到民國時期，大量的孤幼院、教會醫院、教會醫療、教會學校、教會救濟都是慈善事業，而比義和團早得多的“天津教案”不就是因為育嬰堂的謠言而起的，可見當時教會並不是單純傳教，而不重視慈善。（另外，我真的很難理解，為什麽教會做慈善事業，就是“走上層路線”。）而一係列的教案倒是從某些側麵證實了中國老百姓對這些“教會慈善”並不買賬。而且，並不能說在庚子事變之前，教會對於中國教眾的選擇就是低標準的，並不是隻要出身底層就會增加入教的希望，不要忘了當年洪秀全就是被教會拒絕的。另外，談到退還庚子賠款的事情，很難說是（主要）由西方宗教界發起的，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伊利諾伊大學的校長都參與了給西奧多·羅斯福提供建議和谘文的事情，特別是中國駐美公使梁誠，更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於接受庚子留學資助的中國學子不被要求入教，根本就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庚子退款是當時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前期是清廷後來是民國政府）之間的行政行為，怎麽可能會附加宗教信仰條款，假使加了這樣的宗教信仰條款才是不正常的，因為跟不上違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順便說一句，庚子退款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虛報損失帳目導致中國的賠款額度過大，而且即使是從1909年開始退款來說，也並不是中國不再支付賠款而美國直接退款的這種情況，事實是，中國依舊每年按照原訂的每年比例支付賠款，美國把每年得到的這部分還給中國搞留學教育。至於美國退還賠款，也是條件多多，一開始就想利用退款為籌碼在粵漢鐵路條約當中漁利，這才導致了退款延宕到1909年。而後又否決了袁世凱希望將部分賠款用於加強中國東北國防建設的請求。其實，既然多收了中國賠款而且也決心退款，美國原則上根本就沒有理由限定中國政府對賠款的使用方式。）再談到日本是否成為義和團運動的目標，要看你怎麽來談這個問題，至少當時日本駐華參讚杉山彬就是跟克林德一同被打死的。至於lz最後說到的中共和義和團的相似性和所謂的密切關聯，倒還真的是“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義和團能夠“不完全”依賴官方力量而搞起來，主要的不是什麽所謂的“內在的自豪的文化精神”，而是中國傳統社會基層的特殊組織形式，中國傳統社會官方係統多建構在縣一級，村鄉一級的基層多是“非政府化”的依賴宗族、鄉紳勢力而形成的“鬆散”（這裏是是相對於“政府行政體係”而言）結構，這正是清朝後期可以出現曾、李等從團練自保武裝起家的漢族勢力的原因。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早期也恰恰是依賴於這種村鄉基層社會結構的，至於後來愈演愈烈，則明顯跟（地方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有關，山東的義和團早期的興盛離不開毓賢的扶持，而隨後在山東的基本絕跡則不可忽視袁世凱的鐵腕，至於隨即而來在京、津、河北等地的大行其道，則是中央政府（早期的曖昧一直到最後的利用）和袁世凱在山東對拳民的鎮壓與驅逐這兩方麵合力的結果。如果從對於傳統社會基層機構的依賴程度來說，義和團倒是跟民國政府更有相似之處。而中共的社會改革目標恰恰就是要從根本上徹底摧毀這種傳統社會基層結構。說實話，中共及其改革本身的“現代性”是諸如義和團運動這類傳統社會運動所根本不可比擬的。另外，我比較好奇的是lz經常提起的在義和團運動中體現出的“中國民眾有內在的自豪的文化精神”是指什麽。拜神、喝藥符、扶乩、神鬼上身這類東西算不算令人自豪的文化精神？大多數拳民連字都不識，他們所理解的文化精神又是什麽？如果lz要說是中國農民身上的樸實、誠懇、勤勞、憐憫等美德的話，這些似乎都是常態性的存在，有什麽在義和團運動當中特別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