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
? 方舟子
最早知道已故"國學大師"錢穆的門生餘英時氏揭發郭沫若著《十批判書》(以下簡稱《批判》)抄襲錢穆著《先秦諸子係年》(以下簡稱《係年》)一事，是兩年前從丁東評論郭沫若的文章《逢場作戲的悲哀》(《書屋》1996年第4期)看來的：
"近讀餘英時所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學上的實用態度還可上溯到四十年代，餘書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寫的《〈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文章逐段比較了錢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諸子係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書》之有關部分，說明'《十批判書》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據《係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的嚴重，但抄襲的痕跡也處處可見。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性的，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麵的、根本的'。餘英時認為，'本來《十批判書》和《係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動。《係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對先秦諸子進行了全麵的考訂。因此《十批判書》作者本可以坦坦蕩蕩明引《係年》，承認自己的解釋是部分地根據錢先生的考證。這樣做完全無損於《批判》的價值--如果真有價值的話。但他不此之圖，竟出之於攘竊，這樣一來，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郭沫若與錢穆的曆史觀不同，郭對錢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無不可。問題在於，一邊襲用對方的成果而不宣，一邊又蔑稱對方'實在是薄弱得可笑'，這就有悖於起碼的學術道德了。近年中國學界強調重建學術規範，要點之一就是先說明所論專題的人有什麽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再談自己的獨到發現。這些規則對郭老來說，本屬ABC，小兒科，是無須討論的常識。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於學術規範，還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連這點規矩都不講究了。這種失誤，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
我當時看了，頗感驚訝，因為《批判》和《係年》二書，我都看過，卻從來沒有"抄襲"的印象。這兩本書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讀過它們的人想必不少，卻也從未聽說過有誰--包括那些與郭分處不同政治陣營的人--揭發抄襲。郭沫若對先秦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兩本文集中：《批判》是側重於評論的，《青銅時代》是側重於考據的，而《係年》則不出考據(更確切地說是"考訂")的範圍。要指控郭在研究諸子時抄襲了錢，拿同屬考據的《青銅時代》和《係年》互校更近情理。餘氏明知《批判》和《係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卻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側重評論而不重考據，在評論時就難免要綜述諸子的生平，綜述則又難免要大體根據定論或前人的說法，那麽要從中找出與《係年》的相同之處，也並不困難。餘氏如此作為，就不能不讓人懷疑是否也有所謂的"實用態度"了。再考慮到以下幾點，我的疑心更熾：餘氏文章寫於五十年代，當時國共對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產黨這方的學術權威，錢、餘卻也是國民黨陣營中的紅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傳的成分在?餘氏是錢的門生，郭、錢當時都號稱是史學大家且針鋒相對，其中又有多少門派的意氣之爭的成分在?而且，筆者在海外多年，看過許多餘氏辯論、議論文章，覺得他政治偏見很深(筆者幸好身處海外，否則餘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與之辯論的國內學人一樣，封我為"大陸官方宣傳人員"),論證又蠻橫無理，對他的文風實在不敢恭維，也可以說，是"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的。
所以，當時與人談起此事時，我的意見是："《批判》或許在具體的資料上有借用《係年》之處，但若說有全麵的、根本的抄襲，則我無法相信。"但畢竟沒有看過餘氏是如何論證的，隻好存疑。最近有機會借到了餘英時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餘文均出自此書)，跳過那些歌功頌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和兩篇跋語，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餘英時氏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為《〈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寫的跋語中，推測他的揭發刺著了《十批判書》的作者郭沫若的痛處，引起了郭的反彈，如此說道：
"《十批判書》的作者究竟讀過這篇文字沒有，不得而知。幾年之後《曆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錢穆和考據學》，把錢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別是考據著作，罵成一錢不值。此文後來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節'錢穆考據的剽竊和誣妄'是專罵《先秦諸子係年》的，而且處處以吹捧《十批判書》作為對照。讓我抄摘其中幾段，以供欣賞。"(第122頁)
摘完了以後又總結說：
"此文特別強調《係年》是'剽竊'而成，又刻意把《係年》的考據說成一無是處，而《十批判書》則處處精到，充滿創見。在我看來，這兩點似乎正是針對著我的文章而發。否則也未免太巧合了。我雖然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我的推測，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一推測大概是雖不中，亦不遠。我詳引原文，也是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還是屬於比較'文雅'的，至於更精彩的樣板，隻好請讀者去通讀全文了。"(第124頁)
餘氏雖然在這裏沒有明言《錢穆和考據學》的作者是誰，但根據上下文關係，一開頭就說"《十批判書》作者"，再說"此文後來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錄時又加上"不打自招"之類的按語，讀者讀了，哪一個會懷疑寫《錢穆和考據學》的就是《十批判書》的作者?我讀了以後，也覺得郭沫若未免有點惱羞成怒氣急敗壞了。餘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過郭的失態證明自己當初揭發得正確嗎?我雖然通讀過郭沫若的史學著作，卻從來不知道有這回事，也隻是覺得自己見聞不博、記性不佳，不疑有他。但餘氏在引文時有一處用了省略號，而根據我閱讀餘氏多篇辯論文章後所得來的經驗，他省略的部分卻往往是關鍵之處，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時究竟省略了什麽。於是一頭鑽進了圖書館，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卻還是找不到這篇文章。幸好餘氏在引文時，注明了出處是"《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頁。原書出版於一九六二年，這是再版，但文字沒有改動"，於是根據書名去找，一找就著。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驚，原來並不是《十批判書》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曆史學家、仍然健在、剛剛編完了《中國通史》的白壽彝先生!
有沒有可能是餘氏記錯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絕無可能，因為，餘氏引文時連哪版哪頁都寫得清清楚楚，顯然是拿著書照抄的。有沒有可能餘氏或者編輯是因為不想讓白先生"出醜"，所以才隱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絕不可能，因為文中不僅無一處點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書》的作者，反而從頭到尾處處暗示這是《十批判書》的作者的反彈。更惡劣的是，雖然餘氏自稱是"我詳引原文，也是為了存真"，然而為了讓讀者誤以為該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時候，餘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動。不信讓我們也來一段"互校"：
餘氏引文：
"《係年》第一三○條舉出一個兒說，而對於兒說即貌辯、昆辯，及《齊策》、《呂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記載，他都沒有提，還是《十批判書》鉤出來了。(原注：《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頁。)第七五條引《鹽鐵論》，說出齊籋王'諸儒分散'，但對於稷下學風的實質說不出來。這也還是《十批判書》中的《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內情鉤出來了。(英時按：這一段話似乎承認《係年》據《鹽鐵論》考據出了稷下的史實，則《十批判書》有關稷下的史實取自《係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己還直嚷嚷'絲絲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英時按：此處忽然破口大罵，也特別值得玩味。)"
原注該引文出自《學步集》，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頁。我核對原文，是：
"《係年》第一三○條舉出一個兒說，而對於兒說即貌辯、昆辯，及《齊策》、《呂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記載，他都沒有提，還是郭沫若同誌鉤出來了。(原注：《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頁。)第七五條引《鹽鐵論》，說出齊籋王'諸儒分散'，但對於稷下學風的實質說不出來。這也還是郭沫若同誌在《十批判書》中的《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內情鉤出來了。至於錢穆在自序中所吹噓的其他各條，都可以說跟先秦諸子學術沒有多大關係的煩瑣的廢話，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還直嚷嚷'絲絲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
餘氏故意略去"至於錢穆在自序中所吹噓的其他各條"一句，使得下麵的"他還直嚷嚷"一句變成了"忽然破口大罵"，以便讓人"玩味"作者的惱羞成怒，這是餘氏慣用手法。而為了讓讀者誤以為該文的作者是郭沫若，餘氏竟然在抄引時一概隱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誌"，甚至幹脆改成"《十批判書》。"在另一段有關《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製悄悄做了這樣的改動：
"(錢穆)曾把關於老子的考據輯為《考子辨》專書，由大華書局出版。他費了很多力氣拚湊出來的論斷，經不起輕輕一擊。《十批判書》中說：'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沒有發生過問題的，無論《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認老聃有其人而且曾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書是一個問題，老子其人又是一個問題。'(原注：《十批判書》，第155頁。)話雖不多，已很可以破錢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說。至於《老子》這書的著作年代雖不能最後確定，但認為是戰國中葉的著作，顯然比錢穆之說更為可信。(原注：《青銅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1-244頁。)《十批判書》中有一段話，對錢穆是具有照妖鏡的作用的，很值得在這裏稱引：'道統觀念很強的人如韓愈，認為老聃是道家的人們所假造出來，想借以壓倒孔子的。這是為了爭道統，要想維持孔子絕地通天的尊嚴。'(原注：《十批判書》，第156頁。)這正說破了錢穆的心事。"(原注：《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297頁)
我們如果僅讀引文，又怎會懷疑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們核對原文，發現"經不起輕輕一擊"原作"經不起郭沫若同誌輕輕一擊"，"《十批判書》中說"原作"郭沫若同誌說"，"但認為是戰國中葉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誌認為是戰國中葉的著作"，"《十批判書》中有一段話"原作"郭沫若同誌曾說了一段話"，在"很值得在這裏稱引"之後原來還有一個"他說"，又怎會認為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餘氏後來發現了郭沫若書中的一處無關宏旨的引文小錯誤(把"外有學堂，即齊宣王立學所也""抄成""外有學堂，即齊宣王所立學宮也"，是抄錯還是異文，待考)，如獲至寶，為此又寫了一篇跋語，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評論說："……而且還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為自負是古史'權威'，相信讀者決不敢懷疑他的論據。即使像我這樣懷疑的讀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會妄誕至此，所以兩次都被瞞過了，可見陳垣論考尋史源的兩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確顛撲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學術欺詐終究不能行之久遠，我寫此節竟忍不住要套用兩句舊詩說：'太平《覽》、《記》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第130頁)
這段評語，簡直就是餘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負是"著名學者"，讀者會被他所布下的"為了存真""文字沒有改動""請讀者去通讀全文"(指《錢穆和考據學》)之虛張聲勢所嚇住，而決不敢懷疑他在引文時作了手腳誤導讀者。他的跋語已發表七、八年，《錢穆與中國文化》在大陸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從來沒有人去查核原文嗎?連我這樣早就不齒餘氏文風的讀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會下作至此，一開始也被他蒙騙了!他竟然還一再援引陳垣先生的告誡"引書非親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教訓已故沫若先生和讀者，套用白先生的話說，"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我寫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兩句舊詩說："壽彝《學步》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我們回頭再來看正文。
讓我猜得一點也不錯，一篇政治宣傳文章耳。文中自我辯解說："我這篇文章有沒有學術價值是另一問題，但絕不是政治宣傳"(第93頁)，此地無銀三百兩罷了，若沒有政治宣傳的動機，又何須特地做此說明?其寫法，則是比較兩部著作中的十幾個段落的資料引用，說明郭著對錢著的抄襲是"全麵的、根本的"；而其宣傳的目的，則是要"我們便不能不對他(指郭)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看到這篇妙文的原貌了，因為文章在一九五四年發表後，作者自己"不喜歡"，一直沒有收進各種文集中，直到一九九一年作者要編一部紀念錢穆的集子，才把這篇少作又翻了出來，做了改動，刪去了"過分輕佻刻薄的語句"(第121頁)，而為了避免"刺激性"，連題目也改了，至於原來是怎樣一個有刺激性的題目，是連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三十七年前作者寫作此文，其動機大約是為了推翻共產黨的史學權威。三十七年後在紀念錢穆時重提此文時，該權威早已是牆倒眾人推了，其動機恐怕已經不同，主要是為了用以說明先師之高明遠勝於政治和學術對手了。總之都不純。
《批判》和《係年》是屬於完全不同的著作，這一點，餘氏自己也承認。《批判》是以唯物史觀說明先秦諸子流派的演變，論證社會對思想的影響，屬史論性著作。而《係年》則是考據先秦諸子的生平，基本上隻是羅列、堆積史料，加一點按語，屬資料性著作。錢穆本人的史觀，則是唯心的。如此相對的史觀，如此不同的著作，竟然會存在"全麵的、根本的"抄襲，真是匪夷所思。一般來說，如果作者有抄襲的惡習而又能得逞，就不會偶爾為之嚐到點甜頭就洗手不幹，也許正是據於這一原因，餘氏才要我們對郭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大有發起一個全麵清算郭的抄襲行為的群眾運動之勢，可是四十多年過去了，除了餘氏的這篇文章，又何曾有人揭發郭的其他抄襲行為?也許這才是餘氏對自己的文章不滿意的真正原因?
《係年》毫無疑問是一部研究先秦諸子生平的重要著作，其價值主要在於是一部有關先秦諸子生平的"史料大全"，也不斷地補充進去新發現的史料，同時的人，要找到該書所不收的史料，是很難的，所以，一部研究諸子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如果也見於《係年》，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郭自己在《批判》的後記中說他一篇論文的寫作的起因，乃是讀了《係年》後而要加以批駁，他當然是仔細讀過《係年》的了，《批判》中批駁《係年》之處也非常多，當然也不可能事事作對，見解相同的也不少。有的史料，或者是從《係年》得知。有的見解，或者是從《係年》受到啟發，這也是很正常的事。郭在《批判》後記中介紹其寫作《批判》和《青銅時代》的經過："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徹底剿翻了，考古學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範圍內我都作了盡我可能的準備和耕耘。"(《十批判書》，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版第475頁。按：這是餘氏用於互校的版本，故用之。以下凡引用郭文，若未特別注明，均出自此書)。如果我們讀過《批判》和《青銅時代》，就知道作者所言不虛，特別是以考古學和文字學為據，更是作者的特色，而《係年》的資料，基本不出文獻學的範圍，即使郭抄襲《係年》，也僅限於文獻料這一方麵，又哪來的"全麵的、"根本的"?餘氏文風之輕佻，還不隻這一點。郭在後記中，不過是說讀了《係年》的公孫尼子一節，覺得"論據實在是薄弱得可笑"，對《係年》全書如何，當時並無評論，而餘氏一麵承認公孫尼子隻是全書附錄的一條，一麵卻又想當然地以為郭是對《係年》全書故示不屑，則未免為袒護師門而神經過敏了。但如果我們去讀《係年》自序，也會覺得餘氏之神經過敏也是事出有因。錢穆在自序中自我吹噓說："餘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此差勝於昔人者一也。"(《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卷，1994年版第21頁。以下凡引錢文均出自此書)。如此海口，也難怪錢門弟子一見有人駁其一子有錯，就覺得是全書皆錯，便要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了。
餘氏的論證邏輯是，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和結論都與《係年》相同，自然是從資料到見解都抄襲，而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相同而見解有異，則是抄襲資料而"故示立異"(第99頁)、"攘為己有，然後加以推演和穿鑿"(第104頁)。如果二書所引史料的引文相同，自然是抄襲，如果引文有異，那也是"欲蓋彌彰"(第101頁)、"(引文)雖稍長，但其為閱《係年》後所查，實無疑問"(第105頁)、"有意無意之間企圖掩飾抄襲之跡"(第130頁)。連《批判》在批駁《係年》的見解時，不指名道姓而以"近時學者"、"有人"暗指，餘氏也不認為是在給其恩師留麵子，而是故意隱去其名以掩飾抄襲了(其實《批判》中的"近時學者"並不專指錢穆，見後)，我就不明白，果真如此，何不把焚屍滅跡做得徹底點，在後記中也不提及自己讀過《係年》?真是一旦認定了你是賊，怎麽看怎麽都像是賊了。
餘氏在論證時，又不斷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餘氏自己承認"一般典籍《史記》、《戰國策》之類，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資料相同，亦難定其是抄襲。"(第112頁)，然而他所舉的例子，卻幾乎全都是屬於這種常見典籍，而且毫無根據地斷言"其為閱《係年》後所查，實無疑問。"(第105頁)、"亦皆轉引自《係年》，或因《係年》之指示而引用者。"(第106頁)、"所用資料亦全依《係年》的線索"(第108頁)。諸子事跡的史料本來就很缺乏，某人某事的史料大家反複引用的也不過那幾條，前人已做過大量的挖掘工作，史家都不會陌生，並不是事事都是錢穆的發現。然而，在餘氏的筆下，郭沫若卻成了連《史記》、《戰國策》、《孟子》、《荀子》、《韓非子》這些名著都未熟讀的不學無術、欺世盜名之輩，事事都需要捧著《係年》按圖索驥，回頭再從這些名著摘引史料了。幸好郭的著述不隻《批判》一書。他著述極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甲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等名著，洋洋灑灑旁征博引，不知又是拿了誰的著作按圖索驥的?郭首先是一個古文字學家，需要對先秦文獻極熟，記性又極好，郭之才學既然被餘氏說得如此不堪，他又是怎麽當的古文字學家?更不用說是公認的"堂堂堂堂，郭董羅王"(陳子展語)四堂中的一大家了。
餘氏自己也知道"即使所引資料相同，亦難定是抄襲"，所以還要證明論斷也是抄襲才算是鐵證。我前麵已說過，郭、錢二人史觀大相徑庭，二書宗旨也大異其趣，論斷是絕無可能是"全麵的、根本的"抄襲，餘氏自己就舉了幾個《批判》批駁《係年》的結論的例子，白先生也舉過這樣的例子說明《批判》比《係年》高明。那麽餘氏所舉的那些他認為屬於連論斷也抄襲的例子呢，我看可分為三類：
一、餘氏以為二書見解完全相同的，其實有所不同
餘氏自稱他揭露郭沫若抄襲所用的方法是"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其實是抄《批判》一、兩段，再抄《係年》一、兩段，不詳加分析，就下抄襲的斷言，頗有點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我們且舉"漆雕開"一條為例。餘氏在分別抄了兩書後，詰問道：
"試看《十批判書》作者除了把《係年》中的資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經增加過半分新的資料嗎?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分別襲用了錢先生的幾項結論外又幾曾有過絲毫自己的意見嗎?這樣的抄襲是一望而知、無由辯解的。"(第96頁)
其實兩書所引史料排列次序不同、引文詳略有異，"這樣的抄襲"並不是一望而知的。讀者如果看到先秦古文就頭疼、不願仔細比較兩書引文而被餘氏的氣勢所嚇住，那是很容易接受其斷言的。但是如果我們細心一點，一句一句地比較下去，即使手頭無原文可對照，僅就餘氏所引而言，就會發現《批判》並非沒有增加半分新的資料，也並非不曾有過絲毫自己的意見，"形與刑通"、"蓋啟原作啟，與後字形近。抄書者於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則啟誤為後，更轉為後也。"、"這一派既尚勇任氣，藐視權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殘'的充分可能。"、"孟子又說：'北宮黝似子夏'，大約這位北宮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後學，是一位儒家了。"這幾點，就都是《係年》所無的資料、意見。而如果我們熟悉餘氏的文風，知道他引文省略的部分往往倒是關鍵之處，去查核原文，把那些省略處給補全，就會發現《批判》的新資料、新見解就更多了。比如在此處，《批判》有幾句要讀者特別注意的話：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裏麵也有這樣一個近於任俠的別派而為墨家所反對。近時學者，每以為俠出於墨，或墨即是俠，有此一事也就是強有力的一個反證。任俠之輕死雖有類於墨氏的'赴火蹈刀'，但他們的反抗權威卻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們是須得注意的。"(第86頁)
作者一連說了兩個"注意"，餘氏卻偏偏用省略號代替這一段，原因很簡單：這是《係年》所無的新見解。至於《係年》中所引而《批判》未引的史料，餘氏自然也是以省略號代替了。就這樣，把不同之處剔除(還剔得不那麽幹淨)，而把相同之處列出，然後指出這是重新排列過的抄襲，用這樣的論證法，自然可以證明任何兩部相同題材的書抄襲!《批判》中舉"漆雕形殘"這一條，本來是用來說明"孔子幫助亂黨，與其門人弟子幫助亂黨"(第87頁)，這樣的意見，又豈是《係年》所能有的?
又，餘氏說《批判》涉及當代學者的意見時，不管是讚同還是反對，都是指名道姓的，惟有對於錢，即使在反駁時也故意隱去他的名字，而稱為"有人"、"近時學者"等，"這正是作者有意攫取《係年》的研究成果為己有的證據。"(第118頁)但我們上引這一條，卻正好有一個"近時學者"，不知何指(可能是指郭研究墨子的朋友杜守素)，卻不會是錢，足可見餘氏的這一"證據"是多麽薄弱得可笑了。也許這是他省略這段引文的另一原因?
二、兩本書都襲用前人說法
比如"不韋非始皇之父"條，《係年》已自己舉了幾個例子說明前人已有這種說法，其論證就是把這幾個例子列在一起而已，而餘氏卻仍把這當成《係年》的發現，《批判》也這麽說，自然也就成了抄襲了，而且還是最嚴重的抄襲："更明顯的是《係年》援據湯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貞的《讀書後記》兩說，而《十批判書》也恰恰同引此兩書，這便決不是'巧合'了。"(第112頁)《史稗》和《讀書後記》的確不算是常見文獻，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博學如郭沫若者就沒先看過，當然也許真的是從《係年》知道這兩條文獻的。然而，從別人的著作中獲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發現過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襲?如果這也算是抄襲的話，許多史家也都要頂這項罪名了，誰敢保證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發現的，而不是從別的著作輾轉得來的?錢穆自己就那麽清白?錢在《係年》自序中說："蓋卷首考訂孔子行事，前賢論者已詳，折衷取舍，擇善而從，其為己說者最鮮。"(第48頁)但我們翻檢考訂孔門的第一卷(占全書五分之一)，又何嚐一一注明哪條史料、哪點論述是從哪位前賢那裏得來的?
三、屬於常識判斷
比如，"荀子年十五之齊"條，不過是《批判》中的一個小注(餘氏連這種不起眼的注解都不放過，搜刮"罪證"到了這種地步!)。《批判》在正文中說荀子"十五遊學於齊"，小注說"此據《風俗通·竊通篇》，'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史記·荀傳》及劉向《序錄》作'五十'。荀子晚年及見李斯相秦，'五十'失之過遲。且'五十'不得言'遊學'矣。"(第218頁)《係年》也斷定該是十五，但它列舉的三條理由，說的都是"五十不得言遊學"，並未提到"五十失之過早"，然而餘氏仍然斷言郭抄襲："在這一條中，《十批判書》作者不過約錢氏的考證原文為足注而已"(第99頁)。其實這該是根據常識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結論，都說"十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主張"五十"的倒有趣了，雖然胡適曾如此主張，但學界向來很少有人讚同的(見孔繁《荀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頁)。其實遠在錢之前，南宋晁公武在《郡齋讀書誌》中就已指出《史記》所說荀子"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誤，《係年》對晁隻字不提，按餘氏的標準，是不是也屬抄襲?
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件"抄襲"公案。在二十年代陳源曾指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魯迅如此回答道："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頁)餘氏對郭的抄襲指責，其實也大體屬於"漢後有唐，唐後有宋"之類。
美國法庭，在認定抄襲時，使用一條鐵證：原作有技術性錯誤的地方(比如引文錯誤、錯別字等)，抄襲者也一一跟著犯錯。以至有些辭典、目錄的出版商，故意留幾個無關緊要的、不起眼的小錯誤，以便用做指控別人抄襲的鐵證。然而，統觀餘氏全文，可曾舉出過哪怕是一個這樣的鐵證?沒有，一個也沒有!反倒是《批判》對史料的摘引，往往更完整也更準確。比如在"漆雕開"這一條，二書同引王充《論衡·本性篇》，《批判》不僅摘錄較完整，而且在"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一句引文無誤(據黃暉撰《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2月版第133頁)，《係年》按餘文所引，則漏了"在所養焉"(第95頁。查新近出的《錢賓四先生全集》，這個錯漏已改正。)餘氏自以為是最重要的鐵證的、為此又寫了一篇長長的跋語的，卻偏偏是《係年》引文正確，而《批判》引文有誤(即前麵第二節提到的"外有學堂"一句)。按常理，這該是《批判》未照抄《係年》的鐵證，然而餘氏不僅仍然誣之為"《係年》所引不誤，《十批判書》抄《係年》時才出現了異文"，而且更進一步推斷"這恐怕是他有意無意之間企圖掩飾抄襲之跡，而不能完全歸之於抄襲時的匆忙和粗心了"，乃至義憤填膺地斥責郭"公然改易文句"(第130頁)。為了打倒政治、學術對手，"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郭語，第506頁)
前麵提到，白壽彝先生在一九六一年寫了《錢穆和考據學》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指責錢穆的《係年》剽竊的：
"首先，應該指出來的，是錢穆在書(按：指《係年》)裏所表現的剽竊行為。他對於以《竹書紀年》校《史記》，從而找出《史記》在紀年上的錯誤，是大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裏提出了《紀年》勝《史記》的五個明證，這五個明證的內容事實上構成了這部書在各國世係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幹。但這五個所謂明證，都是剽竊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的。他的第一個明證，是說田齊的世係，《紀年》比《史記》多了悼子及侯剡兩代，跟《莊子》、《鬼穀子》、《孟子》、《國策》相符。這是已見於《義證》卷三十四的。第二個明證是說《史記》誤把梁惠王的後元年作為梁襄王元年，少算了十六年，不如《紀年》所記與《孟子》、《呂覽》諸書相符。這是已見於《義證》卷三十九的。其他三個明證，或指出《史記》所記魏文侯、魏武侯的年數短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史記》所記魏遷都大梁的年代遲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各國稱王前後之與《史記》不同，這也都分別見於《義證》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九。這不隻在論點上是剽竊《義證》的，並且在材料上也基本是剽竊《義證》的。錢穆隻有在很個別不同意《義證》的細節上提出了《義證》的書名，但對於這五個牽涉很大的問題就絕口不說到《義證》了。他在《義證》以外，還剽竊別的書。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戰國紀年》和黃式三《周季編略》跟他的書對勘的，也發現了相當多的剽竊的東西。"(《學步集》，三聯書店1978年5月版第291頁)
餘氏在跋語中也大略引了這段話，隻不過略去了中間的舉證，並且想讓讀者誤以為這是郭沫若自己所寫。就算是郭沫若自己寫了讓白先生發表反唇相譏的吧，那也是錢門弟子奉師命(餘氏跋語中自述："錢先生偶然提起他在成都的時候，曾有人對他說，《十批判書》中論前期法家是暗用《先秦諸子係年》的材料和論斷。但錢先生似乎沒有細讀過《十批判書》，因此他問我是不是有同樣的印象。這才引起我仔細檢查《十批判書》的興趣。")(第121頁)，用了不知怎樣的"過分輕佻刻薄"的話去招惹人家的，怪得了誰呢?
如果白先生所言不虛，那麽錢穆在抄襲一事上並不比郭好多少，甚至還更加惡劣。讀者應該是最有興趣知道餘氏是如何辯解的，然而餘氏卻不願為恩師辯護了：
"我想我毋需為《先秦諸子係年》說任何辯護的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學術界對《係年》的評價大致可以陳寅恪和楊樹達的私下議論為代表。這已引在本書所收《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至於今天大陸非官方的學術界對《係年》的看法，我隻想指出一項事實，即它的增定本(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年版)已在大陸上重印流傳多年了。"(第125頁)
兩位學者的私下議論竟然可以用來代表學術界的評價，也是一奇。查《一生為故國招魂》一文，不過是楊樹達在日記中記了陳寅恪私下讚揚《係年》，而所讚的也不過是以《竹書紀年》校《史記》這一條："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係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頁)而根據白先生的揭發，這是抄襲來的，果真如此，陳之讚又能說明什麽問題呢?
根據餘氏的邏輯，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我想我毋需為《十批判書》辯護。該書在抗戰期間發表時就轟動學界，公開的、私下的好評如潮。至於今天海內外學術界對《十批判書》的看法，我隻想指出一項事實，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
其實，《係年》縱有剽竊《竹書紀年義證》等書處，並不能就因此全盤否認其價值；《批判》縱有抄襲《係年》處，也不能就因此全盤否認其價值。但餘氏是根本不懂得這點邏輯的。他在三十七年間所徒勞地從事的，就是想據此全盤否認《批判》的價值，再全盤抹煞郭沫若的一切學術成果。
現在國內知識界提倡知識分子要有獨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當做反麵的典型來批判的，而魯迅則是做為正麵的形象來頌揚的。但郭沫若在建國前還可算是特立獨行之人，而魯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建國之後，將二人比較，實在是有點不倫不類(先生若得長壽，依我看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像梁漱溟那樣閉門謝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話)。在近代學者中，魯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當然地美化，以之為聖人似的參照係。比如前引丁東所言："這種失誤，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這種比較就屬於想當然。前麵提到的魯迅"抄襲"案，魯迅自己曾經辯解說："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頁)。但我們查看《中國小說史略》本文，卻並未提及鹽穀氏，自然也是屬於丁東所說的失誤，又怎能說"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其實這是當時文壇的風氣，不獨魯、郭二人如此。社會科學成果的獨創性，本來就不像自然科學那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無意之間，也就會漏掉了提及出處，古今中外都如此。幾年前因為馬丁·路德·金的博士論文被發現用了別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國學界也有人說他剽竊。我們不應該對郭沫若就特別地求全責備。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師，生前聲勢顯赫，卻大概過於相信"黨和人民"的結論，沒有替自己身後的名聲謀劃，既不屑於編寫《國史大綱》之類的官定教科書讓自己桃李滿天下(郭在1947年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寫的後記中說："我也起過這樣的雄心，想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把社會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統包括在裏麵。但這項工作我沒有著手，我恐怕永遠也不會著手。我自己的興趣是在追求，隻想把沒有知道的東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寫出過，我便不想再寫了。這是我的一個毛病，也許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編教科書那樣的古典風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頁)，又沒有開壇辦學刻意培養抬轎的弟子門生，死後被人如此清算作賤，竟未見到多少替他說公道話的，世態之炎涼，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來，在文史兩領域都有郭沫若那樣的天才，都做出了開拓性、多方麵的成就的，卻幾乎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作文需要熱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靜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難免要時時遭受雙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貴為中國科學院院長兼中國文聯主席，大權在握，樹大招風，但人們現在所清算的卻不過是他的言論，並沒有聽說有什麽惡行劣跡。他在文革期間痛失二子，也並不比別人幸運。他的那些令人不齒的言論，究竟有多少屬於真心實意?多少屬於逢場作戲?多少屬於公事公辦?又有多少屬於違心被迫?他在六十年代初領導批判"資產階級史學"運動，對陳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時，一脫下官袍以史家麵目出現的時候，對陳寅恪又何其尊崇："陳寅恪的高度的評價使我感受到高度的驚訝。我沒有想出：那樣淵博的、在我們看來是雅人深致的老詩人卻那樣欣賞彈詞，更那樣欣賞《再生緣》，而我們這些素來宣揚人民文學的人，卻把《再生緣》這樣一部書，完全忽視了。於是我以補課的心情，來開始了《再生緣》的閱讀。"(《序〈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寫於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頁)，同一時間內如此相反的言論，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是真的?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李白與杜甫》中如此寫道：
"像這樣詩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隱，有的貶謫，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離開，隻是時期有早遲罷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矛盾。他一方麵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麵他始終眷念著朝廷。他有《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詩，一開首就有這樣的四句：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發，日憶明光宮。"(《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頁)
我們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從這些話中一窺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眾口一詞認定郭沫若缺德無行，也不必一概否認其才其學其識，步海外別有用心者的後塵,懷疑、抹殺他的一切學術成果。尤其是宣揚獨立人格者，更應該注意不要意氣用事，人雲亦雲，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一九五○年為《十批判書》寫的後記中，如此反擊別人的批判道：
"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麵來了解別人，然後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內行，假充內行的結果，隻是表示自己的無知。單純的無知倒還可以救藥，隻要虛心地多讀書，改正一下頭腦，知識倒也會積蓄得起來的。假使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巍巍乎儼然一個大權威那樣，是的，那才是'很有問題'的!"(第506頁)
這話，簡直就像是對現在的"反思"者說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適量的體會，從全麵來了解郭沫若?還是隻不過意氣用事，"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寄自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