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直沿用“儒家”這一詞來統罩了2000多年，在“儒家”這大旗下，各派差別太大了。對比西方社會，為何都直接稱人名，不說“派”，不說“家”，如：蘇格拉底如何說，柏拉圖如何說，亞裏士多德如何說，康德如何說，黑格爾如何說，愛因斯坦如何說，……。個人的理念，無論好壞都歸於個人負責。而在中國則不同，常用集體、群體代替個人，如儒家，道家，法家等等。這差異背後其實大有文章。“家”與“派”的大旗下，就容易魚龍混雜，良莠不分，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也如金庸武俠小說裏的門派，旗大了，就容易出偽君子。
如果不籠統提儒家，顯然對理解《論語》，理解孔子有益得多。
原來隻知“論語”的隻言片語，待讀過“論語”全篇後，才發現收獲真不少，方能感受到孔子原來是個可愛的實在人，有些品格很有趣，是原來沒想到的。
他治理國家的理想畫圖，居然是在大自然中痛快地遊玩，實在出人意外。見：（點，即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他有自知之明，有錯誤，也會很尷尬，“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他反對把聖人“高大全”，見：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他認為連堯舜這樣的聖人也有難於做到的事。
他對實現“克己複禮”的理想很執著，但他並不執著要效力於某國某君。他周遊列國，相信“自有留爺處”。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他也有不死板，靈活的一麵。
他很會明哲保身，見機行事，知進退，有時裝裝糊塗也無妨。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他重視生命，反對逞匹夫之勇，也顯得不夠“勇敢”。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他不否認鬼神的存在，但更重視人世。在無神論看來，他有些迷信。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 等等。孔子不與別人談論怪異、暴力、變亂、鬼神。
他認為有天命，承認人力有限，一點都不狂妄。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五十而知天命”，
他認為愛好很重要，快樂就在愛好中，並非主張死讀書。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他也不喜歡說空話，看重行動。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他尊重個人，包含自己和他人。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即使是匹夫匹婦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堅持。同時，別人也不該去剝奪他的誌向。孔子還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也可以是“人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含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可是後人不理睬他，還是要封他為聖。對別人的不理解，孔子生前就很無奈，所以他說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隻有上天是他的知音。
孔子的抱負是“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崇尚周公、崇尚周禮。他的理想是以“修身”來帶動“治國”，以人格完美的的聖人為先決條件，來統治“下”邊的百姓。 君臣關係是相互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君王，“勿欺也，而犯之。”，不能欺騙他，但可以犯顏直諫。對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用周公之道來事奉君主，如果不行，就辭職不幹。上不欺下，下不犯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各盡其責。
以上的例子足以顯示孔子有追求，有理想，有喜樂，有進退，有錯誤，有顧忌，有包容，有無奈，是位在現實中過日子、實實在在的“人”。所以，孔子是值得我們學習敬仰的先賢。
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後的儒雖然表麵仍以孔子為宗師，但內容已大不一樣。明清兩代朝廷將儒學定為官學，形成流傳至今的儒家主流。從具有戰國特色的孔子主義，到更以後具有漢朝特色的孔子主義，具有宋朝特色的孔子主義，具有元明清特色的孔子主義，雖然都在“儒”的大旗下，與其宗師之學已有“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的差異。最大的差距就是一不尊重孔子本人，二不尊重他的抱負。更增加了了解孔子的困難，學孔子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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