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中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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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與中國道路

對於“六四”的界定並不困難，“六四”在本質和內容都像是“蘇東變革”的前奏，訴求的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化。“六四”的形式是中國政府最終以暴力阻止了這場反向革命，阻止了中國走上蘇東道路。但其結果還是影響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對中國迅速崛起的解釋。不管左右立場，比較一致的認識是“引入了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的崛起是與西方現代化模式“接軌”的結果。其思想基礎真是“六四”在本質上的訴求，即所謂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從拒斥西方，轉向全麵接受甚至崇拜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從這一點來說，“六四”鬥士並沒有什麽好遺憾的。

這個以“自由化”所推動的改革既獲得了成就，也造成了問題。一方麵中國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整個社會迅速進入了“現代化”的軌道，使中國躋身於強國之列。另一方麵也造成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異加劇、生態環境破壞、腐敗惡化以及教育衛生危機。尤其是文化精神層麵上的“人文精神失落”。

由此麵臨了這樣一個悖論：雖然可以方便地將出現的種種社會弊端歸咎於一個“外源性”的禍根，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麽，中國的奇跡也就稱不上是“中國”的成就，甚至可以說，這是“自由市場神話”或者“西方現代化模式”在中國的勝出。中國成了“異己文明”的載體，雖然走向富強，卻正在喪失文化的自主性，而且還陷入了西方現代性的物質精神危機。那麽就文明創造的意義而言，中國並沒有獲得多少足以驕傲的成就，也沒有多少真實的理由和信心來展望“中華文明的複興”。這也是為什麽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越來越沉寂的原因。

但是這種思考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三十年改革的複雜性”，忽視了其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積極影響，以及國家功能逐漸從發展（以GDP增長為中心）轉變為社會服務（關注社會正義、社會福利體係）在現時的主動性和在未來的優越性。

中國的異軍突起，也證明中國並不是單純的“新自由主義”典範。因此，“有必要對改革曆史作一個詳細考察，以澄清到底是哪些原因導致了偉大成就，是那些原因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分化”。在更為深入的解釋中，或許可以辨識出“中國模式”的線索。並因此有人呼喚“第二次思想解放”。

“再問題化”，首先是要將“中國的現代性”從“西方化” 中剝離出來，去重新發現和理解“中國要素”（包括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百年來的新文化運動與中國革命傳統，以及60年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傳統）。如果“富強的邏輯”與“文明的邏輯”並不等同，那麽就需要重新勘定文明發展的道路。對30年來中國崛起“塑造性力量”的重新辯識，“第二次思想解放”是要打開對未來中國道路及其對世界文明意義的想象空間。

因此，對於中國的自我理解來說，需要嚴肅地思考，我們甘願為富強付出多少文明代價。或許，先“強大”後“文明”或者先“西方化”再“脫西方化”，是不得已的策略選擇。

但是如果對“強國”的理解和想象受製於實力政治的視野，那麽這種強國策略對於未來中華文明的創造，將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壞性，也無助於我們尋求現代文明的另類方案。
如果隻以“敵我決斷”意識來界定自我，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來確立中國的立場。這種版本的“強國夢”又會陷入一種相當“非中國”的形態，——接受西方的“實力政治” （realpolitik）與“強權即正義”的信條，肯認西方（粗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法則。

這裏的悖論性邏輯是：我們以對抗的方式更深地與“敵人”同化，使整個世界更徹底地卷入“西方近代文明”（其實是野蠻版本）體係。這樣的一種強國規劃，如果失敗是一場災難，即便成功也談不上是走向了“中華文明的複興”，而是在同樣的棋局內更換了選手——中國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上演的卻仍舊是“西洋大戲”，代替西方成為“西方（野蠻）文明”的傳人。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西方的勢力即便衰落，而其“現代精神”仍然在發揚光大，世界也就仍然在現代性危機之中。

“強國夢”是不是會按照“越是反抗西方就越是淪陷於西方”的悖論性邏輯展開，解決這種悖論當然不是在主權意義上自甘弱小。但要避免走向“野蠻”的可能趨勢，是要擺脫以野蠻抗拒野蠻的悖論。

從世界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文化的多樣性，警惕同質性的全球化，都是值得稱道的文化努力。中國學術主體性的確立，首先需要麵對如何終結思想界對西方理論的依附狀態。套用西方的範式來理解中國的傳統和現實，不僅無法對中國經驗提供有效的解釋，反而遮蔽與扭曲了我們的經驗。將多種異質文明轉換為（貌似普世的）同質文明，在倫理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由此將中國文明置於西方文明進程的低級階段。

從此種意義來說，“六四”已經是一個過去的概念，對於“六四”的平反言論隻能是一種後退的信號。

因為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市場化”不夠充分（政治體製改革“不配套”）。相反，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受製於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陷阱。就未來的發展方向而論，不是要進一步地加入全球化的“世界主流文明”，還是要扭轉這個片麵發展導向，尋求中國獨創的健康發展模式。

中國應該尋找中國自己的方式來理解自身的曆史與現實。“中國範式”是一個呼之欲出的目標。將天下思想轉化為一種具有現代活力的道德精神力量，來重新發現與建構中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