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由於是“在”而存在著：正如因為我作為個體仍然是“在”中而成為自我意義。由於這種洞見，我比較喜歡從生命的形勢來領會生命自身的奧秘。然而所謂的“自身”，作為一種哲學用語，顯然並不是自身的意義，乃是建構中的反映。也就是說，“自身”是透過建構而生產出來的價值聯係－－說“聯係”乃是表明“自身”的空洞性。由此看來，我們作為“自身”已經不是在“在”中，而是在“社會建構”的聯係當中。這種聯係顯然與自我建構相對應。然而由於我不想談論生命中的現實意義，所以我放棄了“建構”的正當性。－－生命的現實意義已經從不同學科意義而得到了某種高層次的建構過程及其意義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我建構的過程不論是從皮亞傑或從哲學意義而言，這些都是一種心理折射。因為沒有人能夠脫離自身的“人性”來得到完全意義上的本真形式。由此看來，不論是皮亞傑所說的“烙印”，還是哲學上所談論的“建構方法論”；它們隻不過是作為一種思想形式而得到某種“係統”內之意義上的確立。也就是說，兩者都隻不過是成為了某種“係統”的符號宣告了。正如任何時代的“獨立宣言”，都是由於人性與自由的曆史理念才會推崇的一種“符號宣告”，並且成為那個時代的社會建構的特殊意義。－－於是，我們不能期望從現實的角度來指示出生命的本真意義。我們不能因為建構本身的形式意義而區分為“本我的自我建構”以及“堅持的自我建構”等意義；那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隻不過是借用社會的特殊話語來建立自己的“自身”－－但是，真正的“自身”並不是用來建立的，乃是用來“觀照”的。
我很喜歡用“觀照”這一詞形來表明我對“生命的形勢”的洞察以及領會。總感覺上生命恍如以一種看不見的“勢力”來表明自己，啟示自己。也就是說，從我所說的“在，作為一種‘誰問題’的領域”而言，生命中的“在”本身就是自我啟示的。這種啟示性，是為了對抗“如何”以及“什麽”的問題而發的。正如我們在吃喝玩樂中如此一般地自然反抗著社會所謂自由的狹隘意義。但是由於吃喝玩樂本身就已經是製度化，生產化了，所以這種“反抗”，其中所顯明的意義就是，生命從來不是由於建構而得到某種價值聯係意義上的確立。
所以我們必須小心“領會”自我建構與生命建構－－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差別。這種差別不僅僅是曆史性的，也是形勢意義上的－－所以我才說“生命的形勢”；所以我才說，生命從來就是自我啟示性的，而不是建構性的：不論是作為皮亞傑意義上的“烙印說”，乃是作為哲學意義上的“建構方法論”。由此看來，如果我們要領會生命中的“在”，從哲學方法論來說，就是必須“解構”。但是說它是解構也不對，因為這種“話語”總感覺上好像要顛覆一切。我並不是要顛覆，乃是要尋找－－所以當我們在尋找一種生命的“在”時，就不能僅僅從方法論來處理生命問題了。因為當我們以為談論任何東西必然牽涉到方法論問題時，必然會涉及到“解構”的邏輯悖論；而這種悖論是以生命的形勢來說明來反映的。
那麽如何在尋找生命意義的同時，不陷入方法論悖論呢？這是一個漫長的領會過程。不過我基本上是從解構社會中去發掘生命的意義。也許是因為信仰的關係，所以我對社會上的不公正以及“異化”現象會比一般人來的敏銳。這種敏銳並不是一種心理學意義上的神經質，乃是我對生命的一種洞見。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人類能夠發現生命是一種恩典，也是一種邏格斯時，我們就不會積極地尋找自己的本真意義了。因為生命中的“在”，並不是作為曆史或現實意義來顯明的；生命中的“在”，其本身就是一切文化與宗教的深淵。文化與宗教，是兩種詞匯，兩種話語；但是這些話語就是建立在生命中的“在”而能夠向外建構出各種各樣的社會意義或現實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哲學以及社會學上所說的外在與內在之分，從生命中的“在”而言，都隻不過是一種外在。隻有生命中的“在”對生命而言才是真正的“內在”。於是，外之所在，就是內之在所引言以及演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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