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上帝的存在
玄野
上帝存在與否，很難去天堂裏求獲信據，也無法到地獄中帶回證明。我們切實可做的就是，探究人類價值是主觀的概念還是客觀的存在。人類社會存在明確的價值取向，自然界是否也存在明確的價值取向？在這個層次上看上帝的旨意，儒教基督教本無分歧，甚至佛教伊斯蘭教也與此不悖，隻是角度不同，表象各異而已。
人類價值體係的真理是客觀的，古今中外的曆史展示了綜合方法上的證據。當人類找到了正確的價值體係並遵循祂的時候，就會繁榮興旺；當人類私欲膨脹，幻想僭越價值真理，不遵循正確的價值體係行事的時候，就會崩潰衰落，甚至於滅亡。這些價值體係的真理與自然世界的數理規律一樣，客觀而不可猜度臆造。祂於人類的文化知識應該屬於發現的範疇。二十世紀中某些政治哲學派別將價值體係視作雕像一樣可塑，輕者不了了之，重者以潰敗告終。儒教稱敬畏天道，明明德以至善；基督教講服務上帝，榮耀上帝。從價值真理的客觀性上講，雖然聖人後繼者有神化僵化聖人的缺憾，與當代流行的價值觀念相比，其方向是遠遠正確的。
人類活動所基於的哲學根基應該有價值目的，現在流行的哲學否定這一屬性，其價值體係與其哲學基礎構成了自毀悖論。科學是研究客觀存在的學問，客觀的規律不因為人的價值傾向而改變，所以結論說物質本身是無價值取向的。因為對科學的推崇，時人對此深信不疑。另一方麵，現代化以來人類對物質的要求卻具有著越來越強烈甚至登峰造極的價值取向。這導致我們的主觀願望與我們主張的世界本源機理背道而馳。同時，從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出發，自然的存在沒有價值目的。進一步，人類社會的存在有價值目的嗎？沒有人敢於否定。從這個哲學生發出來的主義否定了神的存在，精神追求便煙消雲散，人類社會的價值目的全部投射到了物質需求上。這導致了我們的哲學基礎與我們倡導的社會正義背道而馳。豈非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客觀規律不會因為人類的好惡而改變，但是由此否定其價值目的卻過於草率。我們無法確定這些規律在設定或者演化形成過程中不是為了某種價值取向而來的。古典的熱力學定律認為宇宙一如既往地走向熱寂狀態，這與世界的無價值目的是相符的，但是與現實世界是相悖的。而新三論揭示了開放係統的自組織原理，告訴我們自然界是有價值取向的，就現在的理解而言，其指向就是秩序。而我們更傾向於有價值目的的區域在於社會規律。社會規律不會因為時人的好惡而改變，但是祂的演化形成過程卻體現了強烈的價值目的。我們得出客觀世界無價值目的的結論在於人類的放縱，為私欲而枉顧世界的價值規則。這如同浪子受到父母懲戒而認為父母沒有愛一樣。
所以說，人類社會所遵循的價值規律是客觀的，但是這些規律的形成卻指向著一個有價值目的的方向，它體現著上帝或者天道的意誌。這一客觀屬性並非否定人類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導出任何貶低意識在哲學中地位的結論，這反而告訴我們，人類應該遵循這些價值體係，人類可以在自己的實踐與思維中發現新的價值領域，卻不可以根據物質生活的需求去按照時下的價值訴求去創造某個價值體係，以便讓社會規律更好的為人類需求服務。處在人類前方的價值體係可能如同相對論一樣客觀存在著，也可能正在與我們的社會發展同步地演化著。無論哪種情形，人類的價值體係都不可以根據我們的物質需求或者精神需求而決定，我們唯一的途徑是虔誠地敬拜祂發現祂。
最極端的錯誤是以前所倡導的戰天鬥地，其主要目的還是要讓自然為人類服務。既然大自然為人類服務了，那麽價值體係，或者說上帝也要為人類服務了。要滿足人類的什麽需求呢？溫飽，感情，安全，社會地位等欲望。我們深入探討一下這些欲望的自然屬性是什麽。這些都是為了人自身的生存與種族繁衍所設定在人類機體內的。如饑渴感，是為了讓個體的人及時地為自己補充營養，健康不至於受到損傷。這些欲望在普通動物中也以不同形式存在，這是人與動物共有的屬性。而價值體係則不同，這是人之所以區別於普通動物的根本。如果讓價值體係服務於人的各種需求，豈非用人的本質來服務於動物的本質？滿足這些需求並沒有錯誤，錯誤在於這些需求的滿足並沒有一個限度，在滿足以後會被無限嬌慣，直到耗盡所有的資源，瀕臨世界毀滅為止。
子曰：信而好古。有儒者曰：好古育德，惡古禍民。古人以虔敬之心所發現的價值，當代人是應當尊崇的。存在新的價值體係嗎？應該沒有，因為價值體係不是可以塑造的。但是存在新的價值屬性。樹的葉子和新芽從舊的枝幹上生長出來，葉子可以緩緩生出，樹木卻不能憑空而造。這個新的價值屬性不是由人規定的，而是由天道，神，或者大自然規定的。我們隻有老老實實的去發現，而不能按自己的需要去發明。其客觀性與物理法則毫無二致。一度震驚世界的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展示了數理層次的相關機理。
在二十世紀所發現的科學原理中，相對論盡人皆知，而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卻不為非數理專業人士所了解。實際上，二者在科學界的地位不相伯仲。而且，就其對人類的重要性而言，專業人士更傾向於將哥德爾不完備定理放在相對論的前麵。此定理是由哥德爾於1931年公布於世的。大意為：一個形式體係，如果是一致的，它必然是不完備的。就是說這個體係中可以構造某種閉式判斷，此形式體係本身不能判定其真假。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發現，因為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和數學的發展告訴人們，數學原理體現了自然界最深層的奧秘。這樣的一個定理隱含的意思是，大自然自身是自相矛盾的體係。這完全超出了人類的想象。此原理在數理領域的首次發現是如此情形，而其在文史領域中的首次發現卻要追溯到兩千二百多年前的中國。當時的發現與直躬攘羊的典故有關。
直躬攘羊是春秋時期的一件小事，所導致的波瀾卻貫穿了中國的思想界幾百年而未能止息。論語，莊子，韓非子，淮南子對此都有敘述與思辯，而思考最深入的卻是呂不韋的門客。《呂氏春秋·當務》：“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
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和直躬攘羊是同一原理在數理和文史兩個領域的分別表述。在前者的證明過程中，存在兩級的自反替代和一次自我否定。而呂氏春秋版直躬攘羊中在仁義忠孝的前提下同樣有兩級的自反替代和一次自我否定。二者的各要素間有確切的一一對應。直躬攘羊表麵上是時代的宗教法律價值體係的矛盾，本質上悖論的存在是邏輯的自然屬性。直躬攘羊的悖論是可以通過更改社會規範來解決的，其中的幾個關鍵道德規則為孝道，忠信，對偷盜的懲戒，兒子對父親的從屬，法律的尊嚴。但是，對其中任何一條的更改都將動搖社會的基礎。以最輕的說，去掉兒子對父親的從屬，在如今看來是正當的，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大逆不道的。這一原則顯然不可動搖，所以呂不韋的門客在威嚴的宗教信仰孝與信麵前選擇了犧牲法律的尊嚴。
社會規則的定義是複雜而崇高的，最精細的考慮也會有邏輯上的悖論出現。傳統的宗教信仰道德規範是度過了數千年血與火的磨煉，經曆了諸多朝代的抉擇，得益於無數先哲孜孜求索的增補，由難以曆數的生命與財富換得的成熟體係。鴉片戰爭以來的民窮國弱是文化衝突與比較的必然景象，而非傳統宗教文化的弊端和自身矛盾所致。從發展上考慮，其他文化的元素是應當汲取的，但必須在真實的通曉了自己的和別人的以後才能做好。但是，近代以來國人總是從現時的表現出發，因為別人的堅船利炮，璀璨都市，用紅眼病的心態引入其他文化，徹底拋棄傳統，以至於傳統文化後繼無人。對比近現代中國，中世紀後期的歐洲則完全不同。文藝複興以前土耳其文明冠蓋地中海，氣淩全歐。君士坦丁堡人心中，羅馬巴黎盡為荒蠻之地，遑論倫敦柏林。如果在土耳其兵臨維也納時，歐洲人就俯首帖耳，何來今天的科學民主盛況？先進文化應該引進，傳統文化也必須堅守。人不單應該有對本民族利益前途的擔當，同樣應該有對人類對天道上帝的擔當。
拋棄本民族根深蒂固的道德傳統，試圖基於幾個抽象概念而構建某某主義新道德新價值體係，是當代中國的最荒謬處。無論是中國的孝道與仁義，還是西方的民主與人權，都不是可以一言蔽之的概念。這些理念都深深地印在社會的每個層次與角落，同時社會生活中的點滴又解釋了這些理念的確切內涵，它們即有演繹性，又有綜合性。成功的社會規則，不是象歐幾裏德通過五條公設建構經典幾何一樣，可以通過幾個頂層的核心理念推演出來。民主科學的引進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大事。而現狀如何？雖然書本上可以找到很精準的敘述，但是作為深入到社會和人心的角角落落的根本概念，民眾理解有偏，書本的正確便毫無意義。民主在國人手中，或空化為冠冕堂皇的口號，或偏執為崇拜供奉的迷信。科學因為有技術這一支係，其應用成果堪稱卓著，而基礎科學卻難如人意。如今中國，民主之詞，科學之用，可謂鋪天蓋地。而民主實質，科學精髓，卻未得要領，貌似神離。
所以，自數理分析的比對出發，從民族個體和世界整體兩個方向看，社會價值體係的訂立不應該與傳統截然斷裂，必須是以繼承為主體，改革與引進建立在解決實際困難的原則上的審慎漸進體係。第一，任何社會必須建構在原有的宗教與道德體係上。橫空出世的一套新道德體係是不可行的，非但不會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平生淆亂。對任何成熟的道德規範的摧毀都將是災難性的。傳統中腐朽僵化的成份是有的，但這不是宗教哲學所固有的，而是因為曆史的演進中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所造就的。不破不立的說法是短視的。追本溯源，將傳統教條裏深藏在曆史社會環境中的宗教根本還原出來，切合當代，構築恰當的價值體係，當是可行的方法。第二，在社會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會出現新的矛盾，而這些矛盾，正是上天啟示我們價值體係新原理的媒介。借鑒外來文化或者根據新發現對原有法律和宗教道德體係予以慎重修正是必須的，抱殘守缺難有出路。世界曆史尤其證明了這一點。人類文明實際上集中在歐亞大陸。這裏即有北亞至中歐的廣袤草原的互相影響通道，又有天然屏障將這塊陸地分割為東亞，南亞，中東及歐洲幾個可以交流又相對獨立難以相互征服的區域。而與此中心失去聯係的孤立文明區域則遠遠落後了。
通過這一原理的啟示，並追溯宗教哲學的曆程，我們可以對人類精神做如下刻畫：人類精神是生存於某個相對封閉而有時限的空間的群體。這個空間隻在極其稀少的位置上與外界有溝通。當人的活動逐漸充滿了這個空間的時候，自然就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展示給我們一些在此空間內自相矛盾的事例，這些矛盾是邏輯自身的，而非某種錯誤。人類找到某個矛盾的時候，企圖解決它，就發現了自身封閉空間中可以和外界溝通的那些點。當找到並衝破這個封閉空間時，人類精神就進入第二個相對廣闊的空間。在邏輯矛盾方麵，第二空間與第一空間相似。由於進入初期，人類的活動沒有把祂充滿，大自然給人類展示矛盾及第二空間與第三空間溝通點的機會很少，所以人類可以盡力發揮，完善新空間中的精神體係。在第二空間中的精神體係是以第一空間的精神體係為基礎的，同時會有新的發現。應明確的是，是發現，而不是創造。人類精神在第二空間中所應遵循的異於第一空間的法則，是由自然或者天道和神規定的。
在追述先賢對正確價值體係的貢獻和堅守時，我們常用與天地同在，與日月同光作為最高讚譽。宋人言，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些用語似乎是拔高的比喻，其實不然，這些是最恰當的表述。人類價值體係是客觀存在的，其相對於人類的意義與日月相對於地球生物的意義是完全相同的。對這些真理的發現與堅持是人類得以良性發展的最根本條件，以之比作日月恰如其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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