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記者按：陳郢客妹妹發給阿原，說：涉及經濟，請一閱並指正。
阿原大略讀過，隻是喜愛。很慚愧地無能力“指正”。
摘一段與走廊文化君子共享，盼有高人教我如何指正一二，也好完成陳妹妹交給俺的任務_:$
先行謝過！
摘錄原文如下：
至於“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胡適更有奇談悍論。他在《國際的中國》（見於1922年10月《努力周報》）一文中指摘共產黨所言直奉大戰幕後各有英美、日方角力——“這種觀察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上的根據。”“至於說美國現在轉過頭來與日本攜手，企圖共同利用曹錕、張作霖和安福係、交通係等，這更是笑話了。現在中國想利用“曹錕、張作霖、安福、交通”這個奇怪大聯合的，恐怕確有人在！但我們稍知道美國的曆史和國情的，可以斷定美國決不會有這種奇怪的政策。”
胡適的主要論據如下：
“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統一。”
“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和統一的。……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優勢的投資國家要想這些弱國與亂國有和平與治安，隻有兩條路子：一是征服統治他們，一是讓本國人民早日做到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十年以前，列強對中國自然是想走第一條路的，所以又勢力範圍的劃分，瓜分地圖的擬議。但日俄戰爭以後，因日本的勝利而遠東局麵一變；辛亥革命以後，因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麵再變；歐戰期內，因日本的獨霸而運動局麵幾乎大變；歐戰結局以後，又因中國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麵又經一次大變。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近來因為有幾筆外債到期，中國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們偶然聽見什麽“共同管理”的論調。但這種論調其實同近日中國銀行家要求安格聯在十一年八厘公債票上簽字，是同樣的心理，我們隻得由他們唱去，事實上我們自己若能整頓國事，理出一個頭緒來，造出一個新國家來，把這一點比較很輕微的國債（比英國每人擔負少一百倍，比法國少二百倍）擔負下來，這種論調也就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到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家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不再軌道上進行了。
我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們在上海出版的《向導》周報，標出兩個大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第一項，我們自然是讚成的。對於第二項，我們覺得這也應該包括在第一項之內。因為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胡適以為，陳獨秀所言的帝國主義七項壓迫“都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政治紛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裏的時候，人民隻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至於關稅製度，國內無數的商人小百姓困壓在那萬惡的厘金製度之下，眼看一隻江西瓷碗運到北京時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遠從歐洲、日本來的瓷碗；他們埋怨的對象自然不是什麽國際帝國主義而是那些卡員扡子手了。所以我們很懇摯的奉勸我們的朋友們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麽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注：粗體部分，胡適原文均為著重號。西河難用著重號，唯有如此替代了。）
胡適的論調，使家人律己自虐，對別國保持幻想，百餘年來，甚至今日，亦不新鮮。不屑本土派，視之為“土包子”，“鄉下人”，“你們”哪裏懂，隻會過分的“陰謀論”，“我們”才熟知國外國情，還是老老實實“接軌”為佳。隻恨自家人不爭氣，鼓吹隻要學生學習好了，“老師們”自然和顏悅色，還諸我們權力的。說一千道一萬，還不是我們自己不好？我們自己不思上進，一心懷疑“老師們”用心，這是什麽道理？中國百姓向來明眼，所以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名言；胡適怪責“厘金”製度隻怪責到“卡員”級別，卻視“總稅務司是神人”，甚至還有“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如此豪言，如此相悖，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乍舌。
阿原大略讀過，隻是喜愛。很慚愧地無能力“指正”。
摘一段與走廊文化君子共享，盼有高人教我如何指正一二，也好完成陳妹妹交給俺的任務_:$
先行謝過！
摘錄原文如下：
至於“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胡適更有奇談悍論。他在《國際的中國》（見於1922年10月《努力周報》）一文中指摘共產黨所言直奉大戰幕後各有英美、日方角力——“這種觀察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上的根據。”“至於說美國現在轉過頭來與日本攜手，企圖共同利用曹錕、張作霖和安福係、交通係等，這更是笑話了。現在中國想利用“曹錕、張作霖、安福、交通”這個奇怪大聯合的，恐怕確有人在！但我們稍知道美國的曆史和國情的，可以斷定美國決不會有這種奇怪的政策。”
胡適的主要論據如下：
“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統一。”
“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和統一的。……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優勢的投資國家要想這些弱國與亂國有和平與治安，隻有兩條路子：一是征服統治他們，一是讓本國人民早日做到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十年以前，列強對中國自然是想走第一條路的，所以又勢力範圍的劃分，瓜分地圖的擬議。但日俄戰爭以後，因日本的勝利而遠東局麵一變；辛亥革命以後，因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麵再變；歐戰期內，因日本的獨霸而運動局麵幾乎大變；歐戰結局以後，又因中國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麵又經一次大變。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近來因為有幾筆外債到期，中國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們偶然聽見什麽“共同管理”的論調。但這種論調其實同近日中國銀行家要求安格聯在十一年八厘公債票上簽字，是同樣的心理，我們隻得由他們唱去，事實上我們自己若能整頓國事，理出一個頭緒來，造出一個新國家來，把這一點比較很輕微的國債（比英國每人擔負少一百倍，比法國少二百倍）擔負下來，這種論調也就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到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家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不再軌道上進行了。
我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們在上海出版的《向導》周報，標出兩個大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第一項，我們自然是讚成的。對於第二項，我們覺得這也應該包括在第一項之內。因為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胡適以為，陳獨秀所言的帝國主義七項壓迫“都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政治紛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裏的時候，人民隻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至於關稅製度，國內無數的商人小百姓困壓在那萬惡的厘金製度之下，眼看一隻江西瓷碗運到北京時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遠從歐洲、日本來的瓷碗；他們埋怨的對象自然不是什麽國際帝國主義而是那些卡員扡子手了。所以我們很懇摯的奉勸我們的朋友們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麽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注：粗體部分，胡適原文均為著重號。西河難用著重號，唯有如此替代了。）
胡適的論調，使家人律己自虐，對別國保持幻想，百餘年來，甚至今日，亦不新鮮。不屑本土派，視之為“土包子”，“鄉下人”，“你們”哪裏懂，隻會過分的“陰謀論”，“我們”才熟知國外國情，還是老老實實“接軌”為佳。隻恨自家人不爭氣，鼓吹隻要學生學習好了，“老師們”自然和顏悅色，還諸我們權力的。說一千道一萬，還不是我們自己不好？我們自己不思上進，一心懷疑“老師們”用心，這是什麽道理？中國百姓向來明眼，所以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名言；胡適怪責“厘金”製度隻怪責到“卡員”級別，卻視“總稅務司是神人”，甚至還有“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如此豪言，如此相悖，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乍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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