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跟幾個好友一起包餃子，其中一人開玩笑說另一個“看你的手笨得跟豬似的”，那朋友不慌不忙地申辯說“科學家研究證明豬比狗聰明”。
人們形容誰的屋子又髒又亂時常說“像豬圈似的”， 最近又聽一個農學院畢業的人說“豬非常愛幹淨”。豬圈又髒又臭，但是豬睡覺的地方很幹爽。
就是說豬又聰明又幹淨。豬圈又髒又臭是人懶的過。
養豬方麵，東北與河北方法有所不同。東北人在很多方麵羨慕關裏人，但在養豬上絕對自豪。剛到錦州的時候一個親戚說“咱這疙瘩的豬肉比關裏香。關裏的豬圈通著廁所，那叫啥玩意兒”。後來不止一次聽人說“關裏的豬圈叫啥玩意兒”的話。那以後，我每到一個村子，都先跑去看豬圈的結構。
1967年夏第一次去媽的老家保定時，在那裏領教過通廁豬圈，更領教了豬的聰明。長方形的豬圈，豬炕和廁所在對角線上至少也有5米，不管你多麽輕手輕腳去廁所，豬都能聞風而動，迅速跑來，伸著嘴巴、瞪著眼睛渴望地等在坑底。我要拿好多紙蓋住廁所才敢去。因為浪費了草紙，挨了姥姥罵。
媽和姐借住在一戶沒有孩子的中年夫婦家的廂房裏。主人夫婦幹淨利索，待人也非常好。院子不太大，有豬圈還有連著豬圈的廁所，但是沒有令人討厭的氣味。至今還常常琢磨是豬“收拾”的及時呢，還是主人勤快的結果。
主人家養了十來隻母雞，媽也養了7—8隻母雞，不管誰家喂食，雞都蜂擁過來，兩家人也都不排斥對方的雞過來吃食。不知怎麽訓練的，下蛋的時候，各上各的產床，從沒有走錯過。晚上各回各的窩，也沒有走錯過。雖然隻有十幾米之隔。
姥姥聽說我自去年過生日後就再也沒有吃到過雞蛋，特別心疼，每天作飯前給我煮一個吃。
南柏舍的農民沒有自留地，家裏也沒有足夠種菜的院子。生產隊有一小塊菜地，偶爾會分一小把韭菜。夏天也很少見到新鮮蔬菜，就著鹹菜或大蔥吃饅頭、窩頭的時候多。村裏常有推著自行車來賣大蔥的，秋天還來過賣梨的。聽到吆喝聲，人們拿著雞蛋出來。村裏的買賣基本是用雞蛋作貨幣進行交換，一個雞蛋定價為5分錢，不管大小都當5分錢用。所以人們盡量拿小的來換。賣東西的人把換來的雞蛋拿到供銷社，按國家規定的價格賣了以後才能完成“蔬菜—雞蛋—現金”這一過程。要想換多一點錢的話，就拿到集市上坐在那裏等城裏來的買主。不光蔬菜這樣換，香油、芝麻醬、豆腐等，凡是個人的小買賣都用這種方法。雞蛋的貨幣作用產生了“雞屁股銀行”的說法。
媽每月有47元的工資寄來，可以說是村裏的大財主。可是一年後工資停發了。媽連自己的口糧都掙不出來，靠兄弟姐妹給姥姥寄來的生活費接濟。
姐跟隊裏的年輕姑娘一樣，一天三出工(早飯前一次)。媽體力跟不上，有時隻出半天工，我跟媽在一起的時間比在石家莊上班時多了。
能勞動的人下地，不能勞動的老人在家做飯帶孩子。我沒有上學，跟在姥姥身邊轉來轉去，每天下午用半導體收音機聽“紅小兵”節目是生活中的唯一樂趣。文革前的“小喇叭”節目改為“紅小兵”節目，播音員的聲音也不再是“小叮當”那麽甜，內容也多了有“實踐”意義的東西。
記得聽了這樣一個故事：兩個農村孩子打了一瓶油，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碎了瓶子，油全灑了。他倆急中生智想到在學校學的比重原理，把地麵上的土收到一個盆裏，盆裏放進水讓油漂起來，這樣把油又收回來了。
油有多貴重，我比誰都清楚。要是我灑了一瓶油一定會急哭了。從那個故事裏我知道了油比水輕，甚至有過以後自己也試試的想法。不過現在想想有點兒不可能。(突然腦子裏閃現了地溝油)。
家裏沒有書，隻有一本我讓媽從城裏買來的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劇本。也許是因為沒書看，也許是受錦州京劇團子弟們的影響，我特別喜歡那本書。段落分行、標點符號都不放過。腦子裏老也忘不了的是括號裏的關於唱法的注釋“西皮流水轉跺板”這個詞。就那一本書陪我過了半年多的時間。
南柏舍距石家莊僅50公裏，生活水平卻有天淵之別。村裏人幾乎都穿自家織的布，供銷社買來的棉布叫“洋布”，大姑娘定親的彩禮多是花洋布，結婚那天才穿洋布衣服。我穿了件小碎花的人造棉短袖襯衫，走到哪裏不管認識不認識的，大姑娘小媳婦都來用手撚一下，一邊撚一邊說“這麽好看，這麽軟”。洋布已經是舶來品了，人造棉就像是外星來的東西一樣。
南柏舍是公社所在地，村頭有農具修理廠、合作社、糧食收購站、小學和中學。能看到電線杆子，也架著電線，但是沒有電流通過。天黑以後圍小煤油燈那一點兒亮光幹事。
在這樣的環境下迎來了1970年。新的十年開始了，想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央電台慷慨激昂地朗誦了。南柏舍村一點兒也感覺不到時間的推移，農民們按照原始的耕作方法、原始的生活方式迎來一次次太陽的升起，又送它一次次地躲進地平線底下。
沒有電、沒有書、連洗臉都不敢多用水。但是，有媽有姐有姥姥就沒有不安和不滿。我不用惦記做晚飯，也不用吃那紅高粱米和熬白菜鍋邊上貼的餅子。更不用聽人叫我“右派的閨女”。
那是文革中我生活得最平靜的半年。
錦州站四小學的同學們送走了寒假，迎來了新學期，我在的班換了新班主任。新班主任聽說我一個學期沒有來上學，斷定我在錦州沒有戶口，帶著班長到三姑奶家查我的戶口。說來也巧，正趕上年初發布票，戶口本被街道主人收去了。看三姑奶拿不出戶口本，班主任更確信不疑了，她擺出不弄個水落石出不走人的架勢，三姑奶被難住了。
“糧食本上也有名字”，班長的這句話救了三姑奶。三姑奶以後每當想起那天的事情時就誇班長機靈。可那班長知道老師懷疑我，一直暗中欺負我，是我的克星。
再在南柏舍呆下去會給三姑奶帶來麻煩。我又抹著眼淚離開了媽的家。
然而，真正讓我抹眼淚的事，發生在返途中。
媽又托親戚幫我在北京辦中轉簽字手續，臨上車時親戚很禮貌地說：“謝謝你爸給我們帶來錦州特產，轉告他好好學習黨的文件，好好改造。”
也許她說“好好改造”時沒有任何惡意，隻是當時的一句“應該”說的話，但我覺得那是莫大侮辱，至今消化不了，更沒有轉告給爸。來自親屬的欺辱性語言比來自生人的刺人更疼。
但是，上了去錦州的火車時我眼睛一下亮了，一車廂全是解放軍。我真懷疑自己是不是上錯了車廂，再看看票上的號，也是一進門的這個座位，已經坐在那兒的軍人也告訴我沒有錯。跟親人解放軍坐在一起不用擔心“上壞人的當”了。
車廂裏三人坐那列坐位的最後一排的對麵，也就是靠門的座位隻能坐兩個人。其中一人是這一車廂士兵的最高上司 — 連長，旁邊坐的是她的媳婦，像是從農村來的新媳婦。我的座兒在三人座靠通道的位子上，靠窗的戰士把他的坐位讓給我，自己坐到邊上。對孩子來講坐火車能遇到靠窗的坐兒，就等於買彩票中了獎。那戰士把他中的“彩”讓給了我，“人民軍隊愛人民”是真的！
開車後不久乘務員來賣書 —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5毛錢一本。集體行動的時候，來賣黨的文獻，誰敢不買！連長買了一本，戰士們每人買了一本，我也買了一本。半年多了，除了《紅燈記》以外，我好久沒有看到過別的書了。還真打開在那兒看了一會兒。前麵的幾頁都是照片，有大會期間毛主席的照片，還有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研究問題的照片，主席台上的照片……。講話內容看不懂，就看後麵長長的名單。車廂裏沒有人看，都是買了就收起來了。我的，連長的都沒有收起來，放在小桌上了。
年輕戰士說說笑笑，連長夫婦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對麵坐的兩個戰士識時務，到車廂另一頭“玩兒”去了。車廂這一角隻有連長夫婦和我，我要是再稍微大一點兒的話，也就識時務地走開了，那時實在太小，看人家小兩口打鬧還跟著笑。
兩人打鬧時弄翻了桌上的一杯水，把毛主席像、林副主席像泡到了“汪洋大海”裏，這在當時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罪”。兩人非常驚慌地收拾，好在書皮沒有濕，不太引人注意。
車廂的另一頭兒，戰士們掰手腕、叫歌，熱鬧起來。連長對我說“那麽熱鬧，你還不過去看看”。
等我看回來的時候，桌子上的文件匯編就剩一本了，放在靠我坐位這邊，是那本泡了茶水的。紙幹了，開始發翹。我看看連長夫婦，連長表情極其不自然，新媳婦不以為然。我想找他們討回自己那本，又怕他們反過來栽贓給我。看那媳婦滿不在乎的表情，能感到她已經預備好了對付我的話。不得已，我把水泡的匯編裝進了自己的書包。後來的時間一直都很尷尬，他們也不再打鬧了。
下車後，見周圍沒有人，我迅速把那本匯編扔進了站台上的垃圾箱。
至今我都覺得那天作得對，但至今都覺得窩囊。因為太窩囊，至今都沒有對任何人講過。
以後一定要囑咐孩子：“千萬別上好人的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