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站四小學上學後不久的一天，爸跟爺爺不知為什麽發生了爭執。第二天早上爸說：今天放學直接回這邊來，以後爸給你做飯吃。
父女倆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我主動請纓承擔作晚飯的任務，其他一切家務都是爸幹。爸非常非常愛幹淨，晚飯後的時間幾乎都在搞衛生。每天晚飯後，爸洗碗整理房間，然後燒很多熱水給我洗澡。說是洗澡，其實是擦澡。估計是嚴冬長，熱炕暖著屋子，加上洗澡不便，很多人家有虱子。爸怕我長虱子，堅持每天擦澡，勤換衣服。爸還特別注意我的外表，那個年齡的孩子自己綁不好辮子又特別喜歡留長辮子，弄不好腦袋像個雞窩似的。爸幹脆不讓我綁辮子，每隔一段時間到理發店的女部去剪一次頭。每天都必須是衣著幹淨，頭發整齊。
跟爸兩個人的生活開始以後，我的活動範圍也從以前賣糖稀、踩高蹺的夥伴那裏轉到了第3條街。同院有十幾戶人家，隻有兩家農民，剩下的都是市民。細長的院子，我家在門洞左側，楊家在門洞右側。楊家三世同堂，老夫婦和女兒女婿、學齡前的外孫、外孫女。人們都稱楊家老太太“楊大媽”，我也就跟著叫她楊大媽。她是我生火做飯的啟蒙老師，也是我為人的啟蒙老師。
前五裏營子的村幹部很聰明，夏季種完生產隊的地種自留地，搞“革命”也是形式上的，冬閑期搞正格的文化大革命，搞階級鬥爭。
那天白天爸像往常一樣出工，在生產隊的豬圈起糞（挖出豬圈裏積的肥）。晚飯後，爸說出去一下就回來。白天聽說晚上村裏要開批鬥會，所以我沒敢說“帶上我”。
爸出去後，我一個人開始想像批鬥會的樣子，我見過多次別人的批鬥會，爸一定也是戴著寫有罪名的牌子站在前麵，被人按著低下頭，兩手扭到背後。會不會挨打，爸今晚能回來嗎？剩我一個人怎麽辦？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往下想……。
我和爸住的房子曾是生產隊的小倉庫，比較大。白天我叫小朋友們來家裏踢毽子、跳繩。但是到了晚上光線昏暗，四個犄角黑黢黢得瘮人。躲在房梁裏的磕頭蟲不知冬眠，“哢哢哢”地刻著木頭，外麵北風“嗖～嗖～”地颵著電線，像怪獸的哀鳴。真希望誰來陪陪我，真想喊“媽～”。在與階級敵人劃清界線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全國哪裏都一樣。村裏遠親近親都有，不會有人來陪我，我比誰都清楚。
“新力”，突然聽見外麵小茹喊我。她家與我家一壁之隔，她是四兄妹的老大，她的大妹妹跟我同歲，可是我喜歡跟她一起玩兒。
“你一個人在家呢？不害怕嗎？我陪你一會兒吧”。小茹的出現把我從恐懼的深淵打撈上來。她是市民的孩子，不知道生產隊的事情，也不知到現在正在開批鬥我爸的大會。
那天我們聊了學校，聊兄弟姐妹，聊做飯，聊吃飯時喜歡的東西先吃還是後吃。我真怕她走。但她還是說“9點了，我得回家了”。
她走以後，我一直盯著鬧鍾，希望它轉得快一些，希望社員們累了困了，快點兒放我爸回來。可是鬧鍾還是那麽不緊不慢地噠噠噠地走。
我精神恍惚地洗了洗，躺在炕上側著耳朵聽外邊的動靜。終於聽到了嘈雜的腳步聲和人們的說話聲。
爸終於回來了，是一個人走回來的。知道爸沒有受傷，我的心終於放下了。爸像往常一樣在外間屋把身子擦了一遍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人們還在熟睡的時候，爸和村裏的其他三個“四類分子”戴上白袖章開始掃街。
文革時期，侮辱人的手法各式各樣。紅衛兵、工人糾察隊戴紅袖章，那是油印的，組織統一發的。紅袖章是一種榮耀、一種權利。黑袖章是出於對死者的悼念，是傳統、是修養、是自發的心情。見過白袖章嗎？讓你自己扯塊白布，用較小的字寫上你的罪名，在罪名下用大一些的字寫上你自己的姓名。戴上這樣的袖章拿著大掃帚在別人熟睡的時候去掃街，等別人都起來了，你還得跟別人一樣去地裏幹活。這就等於逼你爬在地上生存。
再說前五裏營子本來是農村土路，晴天一街土，雨天一街泥。泥濘時馬車軋出的車軲轆溝，坑坑窪窪。街道上絕對不會有紙屑----孩子的課本卷煙了，上廁所用秫秸棍刮。掃什麽？不折磨這些人就顯不出革命性來？
村裏一共有4個要改造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右派分子”。朱姓地主，孩子還小，看上去年紀也不大，不像電影上看到的老地主。他好像根本不在乎這一切不公道，象征性地揮著掃帚，把街心的塵土掃到街邊，再把街邊的掃到街心。這樣給塵土搬完家後笑嘻嘻地往回走。他誇我是村裏最仁義的孩子。錦州人說孩子“乖、聽話”用“仁義”。想想也對，國君仁義，國泰民安；孩子仁義，父母舒心，家庭平安。被“四類分子”誇為最仁義，可能是真仁義吧。
高姓地主是這4個人的欽定組長。他家始終住獨門獨院，他話不多，看上去很穩重，一看就是當領導的。他有手藝，會敲豬。城裏人多是吃過豬肉，沒見過豬走，不知道什麽是敲豬。敲豬就是不管公豬母豬，出生20多天後都要閹一刀。為的是讓它們斬斷情根丟掉邪念，一心一意為人民長肉。生產隊、個人都少不了要找他。所以人們對他更客氣一些。
批判地富反壞右的文章中常出現“階級敵人像冬天的大蔥，葉黃根枯心不死”這句話，是說階級敵人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野心不死。這句話沒說錯，高姓地主後來真的“顛覆”了前五裏營子的政權，把叱詫風雲的女支書送進了大獄。80年代中期，發電廠占了前五裏營子的土地，按年齡給村民加上一定工齡，一並轉為發電廠的正式工人。圓了那裏農民當市民當工人的夢，皆大歡喜。但是村支書在這過程中，損了村民的利益，肥了私囊。高姓地主組織大家上訪，印了統一T恤衫，舉著上訪旗，那壯觀、那曲折、那開心，得另開一篇才能敘述清楚。
別人受了屈辱，回來後有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安慰，爸不行，爸有我這個負擔。 越是政治迫害厲害的時期，爸對我越是格外細心。每天悄悄起來，回來後把白袖章藏好，熱好早飯叫我起來，還特意說些開心的話。也許是為了讓我離他的“黑影”遠一些，讓我多些快活，爸才那麽執著地讓我到城裏上學的吧。在這個“貧民窟”裏誰都知道大個子右派有個可愛的小姑娘。我時常感覺到人們異樣的眼光。
批鬥會後不久的一個深夜，熟睡中聽到野蠻的敲門聲伴著“查戶口！”的喊聲。爸開門後進來幾個壯漢，有榴花街道派出所的，也有村裏的年輕人。
“拿出戶口本來！你家幾口人？”
“兩口，我和我母親。”爺爺讓我爸撫養大奶奶，所以戶口上是兩口人。
“炕上躺的是誰？”
“我女兒，戶口在古塔區。我母親在前街我父親那裏住。”
“在這兒沒有戶口，得去報臨時戶口！”
“我這就去。”爸謙卑地說。
“不行，得本人去。”
爸幫我穿好大衣說：“你一個人去，爸就站在路口看著你，別怕。”爸把所有的無奈都化作慈愛，我可憐，爸更可憐。
查戶口的指揮部設在大隊部，我進去時，大隊幹部正圍著爐子烤火。聽我說要報臨時戶口，負責人連頭都沒有回就說“知道了，回去吧。”
“不用寫什麽嗎？”我問。
“叫你回去你就快回去！”負責人生氣地說，聽得出來，他的氣憤不是衝我，而是對查戶口的“同夥”的不滿。
那時全國各地常常夜裏查戶口，不知給多少人留下了恐怖的回憶。
那之後不久，又是一個夜晚，我高燒過了40度。爸背著我到8裏開外的市中心醫院---錦州市立醫院。
急診大夫說是扁桃腺炎引起的，要打青黴素退燒。文革耽誤了生產，所以有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但是中國總是這樣“提倡什麽沒有什麽，沒有什麽提倡什麽”，說是要“促生產”，人們還是以“抓革命”為主。藥品已經到了極度缺乏的地步。
大夫說“用青黴素，要請示工宣隊，上麵指示要緊著貧下中農出身的人先用，帶戶口本來了嗎？”(戶口本上寫著出身)
昏迷中看到護士叫來工宣隊的人，爸上去求情。工宣隊的人走到急診室的床前看看我，然後對醫生說：“趕快打針”。
“你真是命大呀，碰到貴人了”，回來的路上，爸背著我一個人自言自語。長大才知道高燒有多可怕，同學的妹妹就是那時缺藥燒聾了。
走到一半(錦州市體育場)的時候，我清醒了一些，怕爸太累要求下來自己走。爸說根本不累。
“長大你想幹什麽呀？”爸是在挑我的精神，也是第一次問我這樣的問題。
“我長大以後不工作，每天待在家裏跟孩子玩兒”。我一直認為我的不幸都源於媽要工作，所以那樣回答爸。
“那你就得學會作飯，主婦會做飯家庭才能幸福”爸符合著我，囑咐我。
我自幼胸無大誌。
1968年終於要過去了，12月22日下午，生產隊的高音喇叭反複通知“今晚有重要廣播，請注意收聽”。
晚飯後爸洗碗的時候，喇叭裏傳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男播音員那高昂渾厚的聲音：下麵播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爸停下手中的活一動不動地聽著。聽完，爸手中的碗落到鍋裏，“完了，全完了”爸沮喪地說。我還不能理解“最新指示”的內容，爸的語氣讓我感到了毛爺爺的威懾力。
最新指示發表時，姐正在紡織廠上中班，再有兩個月就初中畢業成為這個廠的正式職工了。姐每天都興致勃勃地上班，盼望著早日拿到自己掙的工資。那天夜裏回到家後發現媽躺在床上嘴邊有血跡，便驚慌地喊“媽～、怎麽啦！”媽用手指著空中說：“毛、毛主席……”
錦州紡織廠的工人宣傳隊冒著零下十幾度的寒氣敲鑼打鼓地出發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以後，各工廠都爭先恐後地出來慶祝。
“咚咚鏘、咚咚鏘……”的聲音伴著寒風傳來，深夜的慶祝聲讓人感到有些不由衷，有些淒涼。
1968年12月22日發表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給全國的父母的心靈蒙上了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