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占領
小時候,家人老說我傻。姐說我傻是恨妹不頂用,因為她要作晚飯,帶我玩兒。一句話:我是她的累贅。
媽幹脆叫我“傻大”。因為我個子比同齡的孩子高,說話辦事跟身高不成比例。記得一天同院的賈波來找我一起去幼稚班上學,媽囑咐我倆說:“出了門要靠牆走啊”。
過了一會兒,媽也出來去上班。看到我倆背靠著牆,腳跟蹭著牆,像螃蟹似地橫著往前挪步,驚訝地說:“你們倆幹嘛呢?衣服都蹭髒了。怎麽才走到這兒啊?”
“你讓我倆靠牆走的嘛”我不滿地說。
媽笑壞了,並當作經典見人就講。我不覺得那是傻,是聽話。
長大成人回憶過去的時候,常常感到自己不是一般地傻。
我家就姊妹兩個,姐隨媽姓金,我隨爸姓張。爸從不在我媽這裏過夜。星期日過來一起包餃子;要是我白天去奶奶家玩兒了,爸晚上把我送回來後再回奶奶家;爸常帶我們全家去吃夜宵,但飯後各回各家。
我居然沒有從這些跡象中發現爸媽已經離婚了,隻覺得那是我家天然自然的生態。
媽工作單位的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很多是點著媽的名:“××、你家為什麽老吃肉?”“××、你跟右派藕斷絲連”。還有很多,我不敢在那裏多看趕緊跑了。小學一年級的水平還不知道“藕斷絲連”的寓意。
我出生後不久,媽提出離婚,孩子一人一個。雙方都想要大女兒,爭執不下,法庭建議讓大女兒挑選喜歡跟誰,剩下的一個給另一方。爸當時在勞動教養所改造,沒有人身自由,由祖母代替出庭。判決前一天,奶奶、姑姑給姐買了很多她喜歡的東西,教給她第二天見到法官說什麽。
法庭上,法官問我姐:你父母要分開了,你希望跟誰一起生活?
“跟我媽。”
姐這一句話,決定了我的命運!
當時我還太小,法院要求由祖父母出生活費,由我媽撫養幾年。
我至今覺得法院判得太簡單,爸都沒有自由了,孩子很久沒有見到他了,怎麽能用那種方法問;忽略了我的人權,起碼應該到我懂事時再開一次庭,給我一個選擇的機會,哪怕讓我們姐倆“石頭剪子布”的原始方法抉擇一次也好。
也不能怨我傻,爸和媽總是有說有笑,對我們孩子的事也是一起商量,媽要給姐買自行車也得讓爸去把關。這和一般的家庭有什麽兩樣。前幾天用QQ跟當時住一個院的孩子聊天,他還說“你爸在咱院住的時候……”。看來他也沒有看出我父母離婚的事。如果64—65年那種平穩的日子再延長一個時期,他們也就複婚了,也就沒有我人生中奇特的經曆了。
問及媽離婚時為什麽沒有要我時,媽說:“你那時還在吃奶,我要不要你,你都離不開我。要你姐,就等於兩個我都要了,還能找你奶奶家要來撫養費”。
女人永遠是會算計的。
1967年暑假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家。突然進來五、六個大人,打頭的是前院住的範叔叔。
“啊、範叔叔”我吃了一驚。
範叔叔身高不到一米六,他的兩個女兒跟我們姐倆差不多大。他夫人常來我家問媽毛衣的織法。兩家有來往,但範叔叔沒有來過我家,我媽上班去了,他們現在來幹嘛?
範叔叔站在我麵前一時找不出合適的話,搓著手說:“這個家,我們占領了”。
“占領?”
我越發不明白,從電影上知道攻陷敵人陣地叫占領。這兒是國營企業的家屬宿舍,總不會大人也來玩兒遊戲吧。
“別裝傻了,趕快滾出去!”一起進來的中年婦女霍慧芝衝我嚷。她滿臉橫肉一顫嚇得我再不敢多話。
我終於明白發生了什麽。
“抄家”是封建社會沒收罪犯財產的一種方法。雖然已經破了“四舊”,但封建社會的懲罰手段卻得到了發揚光大。文革初,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家,後來,一部分地區擴大到黑五類的親屬。抄家從紅衛兵開始,後來各單位的積極分子也效仿紅衛兵對本單位的“黑”戶進行抄家。
各單位的走資派被打倒以後,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員會。範叔叔當上了革命委員會主任,抄家自然他打頭陣。
不知他們要找什麽,抽屜的信紙、衣服箱子、床底下、犄角旮旯都翻。
院子裏的孩子們聽到這裏的聲響都跑來了,我家是這個大院第一家挨抄的。他們興奮地等待裏麵拿出什麽出奇的東西來。等了一會兒見還沒有什麽就自己動起手來。
陳誌軍比我大兩歲,幼兒園時就是個愛欺負人的孩子。他舉起我家和煤泥的木箱說:“你們沒見過這樣的箱子吧。這是什麽?這是升,地主剝削農民收租用的升”。當時做飯取暖燒煤球,不用的時候要用煤泥(黃土和無煙煤攪拌在一起)封住火,以便延長燃燒時間。我家煤泥箱的形狀底小口大,很像升。
圍觀的孩子有議論的,有笑的。
看人們有了反應,陳誌軍更來勁兒了,跑到公用廚房拿來我家的擀麵棍說:“你們看,這是什麽?這是地主用來打農民的棍棒”。
陳誌軍還隻是個小學三年級的孩子,他怎麽知道那麽多歪理,怎麽學會了那麽多當時給人定罪的言辭。
我從家裏出來後,一直在家門右側站著。看著孩子們激昂地說著的時候,有人在我腦頂上小聲說“快往你奶奶家跑”。是欣姐姐。她是我姐的好朋友,跟我家住同一個小院。我的身高正好到她下巴的位置,她夾在看熱鬧的孩子裏給我下指示。
奶奶家離我家走路十分鍾就到。我跑到奶奶家,大奶奶不在,隻有小奶奶一人在家。我告訴她來抄家的了,她說“快回去,看看拿走了你家什麽”。
聽了她的話,我又趕緊往回跑。
那種時候,最能看出人性:欣姐姐怕我遇到危險,讓我快跑;小奶奶怕引火燒身,把我支走。
到家時,姐已經回來了。看到姐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姐晃著我的肩膀說:“別哭,不許哭!”
“哭、哭、哭死你!”出來放東西的霍慧芝衝我喊。
滿身肥肉隨著她的野蠻動作晃動,臉上的橫肉隨著她粗暴的語言顫動,真可以用“魑魅魍魎”來形容。她不住在我們院,跟媽也不是一個科的。也許正因為沒有任何私人關係才能這麽不顧情麵的吧。
看了她的麵孔,我明白了姐說“不許哭”的意思。
抄家結束了,被沒收的幾樣東西有:真絲被麵的被子、一把像古董的椅子、五個四方陶瓷盤子。那套陶瓷盤是從床底下抄出來的,磚紅色四方形,是日本產餐具。
從這麽普通的人家翻出日本盤子來,孩子們一下興奮起來,把他們知道的話都用上了:“看,這就是當特務的證據。”
“當特務的報酬!”
孩子被喻為“花蕾”,正因為是沒有經過風雨的花蕾才那麽殘忍吧。
範叔叔帶著抄家的人走了以後,孩子們餘興未絕地說著當時流行的政治上屈辱人的話走了。
姐衝著那些孩子的背影,攥著拳頭說:“太陽不會停在一個地方不動!”意思是說:太陽在運轉,今天我家在背陰處,總有一天太陽會轉到我家頭上的。文革中,孩子們都變得政治了、哲學了。
看著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家,姐倆終於忍不住抱在一起大哭起來。哭,是孩子緩解不安,衝洗心中淤積的悲憤的唯一方法。真想就那麽哭下去。可是姐說“別哭了,媽快回來了”。
最難受的不是我倆,是被當成革命對象挨批鬥的媽。明白姐不要再給媽增加負擔的意思,我停止了哭泣。
我們開始擔心媽,不知她今天能否按時回來。為了不讓媽知道我們哭過,姐倆洗了臉,一心盼著哭紅的眼快點恢複。
沒想到,媽那天回來得比往常早。
媽被剃了陰陽頭。“陰陽頭”就是從頭頂將一半頭發剃光,留下另一半。讓你不光在單位沒有麵子,即使走到街上也讓人知道你是專政對象。“陰陽頭”是侮辱人的頂級行為。
抄家的時候,媽正在受難,幾個人給媽剃了頭。好像他們手下還留了一絲人性,沒有給媽剃真正的陰陽頭,隻是坑坑窪窪地亂剪了幾剪子,幾個月後就可以長齊。
媽看我們姐倆都在,放心了許多,說:“愛怎麽樣怎麽樣吧。走,今天出去吃去。”
平時要是媽說“出去吃”的話,我會高興得蹦起來,可是今天這副樣子,我不願意出屋。
媽被革命委員會宣判:開除公職,遣送原籍。
我家沒有在這座城市居住的資格了,第二天就得離開。
第二天中午,我們在這個住慣了的家吃最後一頓午飯。媽作了我們姐倆最愛吃的燉冬瓜:海米、薄肉片、冬瓜片、粉皮,就這麽簡單的四樣,燉在一起好吃極了。(有興趣的,可以試作一下,千萬不要放醬油。)
媽在這種時候這麽下功夫給我們做飯,大概是想安慰受驚的女兒吧。細想一下,媽好久沒有給我們做過飯了。媽白天上班,晚上不是政治學習就是批判會,回來得很晚。家務幾乎都是姐幹的。
坐在抄得亂七八糟的家中,大敞著門吃的這頓午飯是我一生想忘都忘不了的。
我所知道的媽的罪狀是出身富農,跟右派丈夫藕斷絲連。其他沒有什麽,所以下放那天沒有革命委員會的押送。
上車前,媽讓姐看著我和行李,一個人去買東西了。車站比以前更亂,到處都是“牛鬼蛇神”。
過了一會兒,媽手裏捧著一串葡萄回來,那葡萄還是在哪兒洗過的。
“這個,上了車吃”媽把葡萄遞給我。
我跟媽出過幾次差,最喜歡坐在車上慢慢地吃東西。媽到這時都沒有忘記。可是今天坐火車哪有以往的悠閑啊。
我們好不容易擠上火車,在車廂接縫處再也擠不動了。
媽讓我坐在一個包裹上,我手裏始終捧著那串葡萄。我喜歡葡萄,特別喜歡剝皮後露出裏麵那顆光滑水靈的翡翠球的瞬間。
我們就這樣離開了自己生長的地方,狼狽地投奔媽媽的故鄉---保定。
媽、姐、爸的三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