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憧憬的小學生活不像我想像的那麽有意思。
班主任姓馬，四十來歲。發卡把頭發別在耳後，表情裏有著媽媽般的慈祥，老師般的威嚴。上學第一天班裏的孩子們小聲傳著“馬老師是回民”的話。大概都是通過哥哥姐姐知道的。中國有眾多民族，生活習慣不一樣，需要互相尊重。但為什麽沒有自我介紹或學校發介紹通知的習慣，隻靠人們的傳言呢。
第二節課，老師教我們排隊的時候，就聽見誰在喊“豬尾巴根沾白糖，先讓回民嚐一嚐”。
石家莊的老市區住著很多回民，當地居民都很有常識，懂得尊重回民的習慣，彼此相處得很融洽。我們從小就聽家裏人講，在回民麵前不可以說的話，不可以作的事情，回民朋友來家裏我們也不用讓茶什麽的。喊這種順口溜的人挨頓揍也不會有人去管。
隻見馬老師的臉抽搐了一下，裝作沒有聽見似地繼續給我們排隊。聽說大孩子們把老師轟下講台了，也許這點兒壞話是可以容忍的了。
老師不管壞孩子讓人失望，上課隻學語錄、隻喊口號更讓人煩。我們那屆入小學的都沒有學過漢語拚音。一開始就是“毛主席萬歲”然後就是一段接一段地背誦毛主席語錄，唱語錄歌曲。雖說沒學拚音，跟著節奏念語錄，也記住了不少難寫難念的字。
1967年初夏的一天，上課鈴響了以後仍不見老師進教室來。過了一會兒七、八個六年級的女生進來了，她們臉上帶著要革命一番的表情。
學校裏一定發生了什麽大事，我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興奮和不安地盯著她們。上學快一年了，全班這麽注意地盯著講台大概是第一次。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學生可以不聽課，可以在課上睡覺，也可以不交作業，老師不能敵視學生`。從今天起，我們就是這個班的班主任了，就叫我們`姐姐`吧”一個小頭目姐姐說。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人們要講什麽之前先要引用一段毛語錄，大概是為了表現自己能夠“活學活用”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人們準能找到合適的語錄。
毛主席什麽時候說了這樣的話呀？毛主席怎麽這麽理解孩子們的心情呀？我半信半疑地看著姐姐們。那天的一幕我至今不能忘記，至今我也沒有找到這條語錄的出處，那以後再沒有聽別人引用過。
自古以來，中國人讀書學習不隻是為了學習生活本領，更主要的是為了出人頭地。解放後，教育及受教育的方針表麵上發生了變化，但“長出息”、“作人上人”的基本思想沒有變。任何社會、任何朝代都不能保證讓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能“出人頭地”，但是，文化大革命讓所有學生都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並縮短了學生們“出人頭地”的行程。
打倒了至尊的教師，自己走上講台，算不算“出人頭地”？戴上紅衛兵袖章就可以任意闖進以前不敢進的人家，抄家並沒收其財產，甚至掌握了生殺予奪的大權，算不算“出人頭地”？毛主席太了解中國學生的心情，太會利用這種心情了。
六年級的學生終於也分得一點兒機會，走上了講台。但是，她們沒有街上看到的紅衛兵那種戰鬥氣氛，個個都是和善的大姐姐形象。
當時中學和高中的紅衛兵流行上街演出，即把毛語錄或短詩譜上曲去演奏，或是編一些批判劉少奇及資產階級的諷刺劇。在街上搞演出的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六年級的姐姐們也效仿中學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帶我們到操場去排練節目。她們雖有革命熱情，但畢竟還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排練的內容就是把文革初期必讀的毛著《老三篇》中的《為人民服務》全部串下來，已經譜曲的部分唱，沒有譜曲的部分朗誦，加上適當的動作。
上學不用學習，而且還有陪玩兒的大姐姐們，學校變得即新鮮又有吸引力。
一天，六年級姐姐發給我們每人一張表，要求讓家長填寫後交來。
家庭調查表的大致內容如下：(如有不全，請各位補充)
姓名： 性別: | 家庭出身： | 民族： 籍貫: | |||||
出生年月日： | 家庭住址： | ||||||
父母姓名 | 年齡 | 工作單位 | 政治麵貌 | 職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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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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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關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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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調查表，以後每到一個新地方都要填寫一次。
“家庭出身”也寫作“家庭成份”是政府根據解放時每個人從事的職業或家庭財產狀況所定的一種身份標誌，傳及子孫。一直到文革結束它都是判斷一個人的階級屬性，是不是可以作為無產階級接班人的基本標準。
“政治麵貌”即加入的黨派，政治身份。一般有“黨員”和“群眾”，還有人寫“超團”(超齡團員)，如果是黨員身份，雖不世襲,但也光陰子孫。
“職務”即在單位是幹什麽的，如果是主任、書記，孩子當班長的機率就高。
“親屬關係”一般指直係親屬，上下左右寫幾代我不太清楚，要是親戚中有有政治問題的，你沒有寫上，算你隱瞞組織，以後就別指望好了。
午休的時候，我把表交給媽，媽和姐商量了一下說“如實寫吧”。
六年級姐姐就住在中山路小學後麵的軍區宿舍，孩子們上學時常常像約同齡人上學一樣到姐姐家去等她們。那天中午我在快到學校的地方碰到她們，我把表拿出來高興地說“我媽給我寫好了”然後交給了一個姐姐。
那姐姐順手打開表一看呆住了“這怎麽可能？這麽好的孩子怎麽會是資本家出身!?”
別的姐姐也都驚呆得說不出話來。
什麽？我是資本家的孩子？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怪不得媽和姐看到要添的表時那麽為難。
我不知道“資本家”是幹什麽的，但我知道是壞人中最壞的，是上街遊街、站在台上挨鬥的，是要被紅衛兵押送走的，還知道一旦沾上這個成份不管你自己怎麽努力也擺脫不掉的。嚇得我眼淚一下湧了出來。
突然一個姐姐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張新力表現從行動到態度哪都沒有問題，是好孩子、好學生。”
緊接著又一個姐姐補充說：“再說張新力才7歲，和我們一樣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
你還能找出比這更有說服力的話來嗎？太佩服她們了，能及時找出那麽貼切的語錄來。到現在，我一直在心裏向六年級姐姐們敬禮！我資本家出身的問題當場就解決了,下午又接著排練了。
上小學後，老師一直把我當作骨幹，六年級姐姐們也是一樣。我不是那種張羅著管人的人，因為在幼兒園長大，又上了一年學前班，知道聽老師的話，老師說“排隊”，我就知道往後站。我個子最高，我站好了,就有了參照點，老師省了好多事。
那天到吃晚飯的時候，我早把“資本家出身”的事忘得一幹二淨了。
沒有人對我講過祖父是資本家，我出生的時候張家已經沒有資本家的風光。隻有過年時祖父給我3元壓歲錢，是當時一般孩子的好幾倍。我一直沒有勇氣問祖父是怎樣的資本家。直到讀了石家莊市政府1988年編寫的《石家莊工商史料》以後才略知一斑。
祖父出生在遼寧省錦州市郊外的大地主家庭，“9·18”事件爆發前在錦州當高中語文教員。日本人占領東北後，學校被強製學日語，祖父隻好離開了學校。之後祖父到天津投奔當時作天津市長的姑父米春林。米春林夫婦膝下無子，對祖父格外關愛。經米春林介紹，祖父到井陘礦務局天津支局工作，一年後調到井陘礦務局石家莊煉焦廠。
石家莊煉焦廠是中德合資企業。德國人發現井陘煤礦的煤炭適合煉焦後，中德以7:3的比率建立了股份公司。這個工廠每天除生產100頓焦炭以外，還生產很多副產品，收益很大。祖父是作為材料科科長赴任的。
1939年，祖父掌握了當時的社會需求，與朋友成立了股份公司“聚興永五金商行”。經營範圍及規模《石家莊工商史料》是這樣介紹的：聚興永商行經營400種以上商品，經銷範圍延伸到北京、天津。聚興永商行成立時的資金為1萬元，到1947年增至600萬元，在擴大經營範圍的同時投資金融業，投資額占石家莊集享銀行總資本的45%。……1955年聚興永五金商行國有化, 職員也都被安置到國營企業的各個部門，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聚興永五金商行”改為“國營石家莊五金公司”。我記事的時候祖父是五金公司的一個普通職員。
共產黨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取得政權以後，自知缺少管理工商業的經驗，采取了與黨外人士合作的政治協商路線。在風雲變幻的年代，祖父即沒有為日本人幹過事，又沒有被國民黨染指，在他那個層次裏簡直清白得難找，因此受到了共產黨的賞識，當上了石家莊市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主席。因為有這段經曆，紅衛兵下手時還是有些忌憚。
那之後不久，紅衛兵把以前的資本家、商人，總之凡是賺過錢的通通當作無產階級的敵人趕出了城市。祖父也不例外。
我沒有見過祖父當資本家的風光，但祖父家裏一直有兩個太太。我們背地裏稱“大奶奶”、“小奶奶”。當然大奶奶是正房，我父親是大奶奶的長子。
我今生最最不能理解的愛情是小奶奶對祖父的愛情。她本來是小學教員，那時的女教員多風光啊，據說不乏追求者。解放初偏房夫人都紛紛離開丈夫，棄暗投明了，她卻為祖父生了兩個兒子。別說社會上的白眼，大奶奶的兩對兒女都是進步青年，看不慣她的做法，給過她很多壓力。要是她跟祖父的愛情止於“山楂樹”的話，她的人生就是另一個樣了。
家裏有兩個奶奶，想隱瞞成份都隱瞞不了。一天中午我到前院找亞軍玩兒，她見我來了挺高興，她姐姐馬上過來說：“來、咱們玩兒比出身吧。我家是貧農，你呢？”知道她是要羞辱我，馬上跑開了。
聽六年級姐姐說“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時，我感到了安慰，忘了自己的成份，後來我知道那句語錄隻不過是畫在紙上的餅，救不了我。
事實上，那以後再也沒有人用那句語錄對待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