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花落入人們的眼中，可以變幻出許多結果。有人看出美，有人聞出香，有人嚐出毒，有人做成美食，有人製成奇藥，有人喜歡它純潔，有人厭惡它淫邪，有人打噴嚏過敏，避之唯恐不及；有人歎時光短暫，熬夜點燈觀賞，更有人聯想起深奧的哲學命題：認知的本源。
陽明先生的思索能讓許多人更加困惑：“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按照王氏理論，物不在心外，心中有香花，你才能看到香花；假若心中是毒草，那麽看到的便是纏繞的毒藤。這種理論用到人類社會，結果會怎樣？如果是別人看你，那麽你的存亡真假都是由別人決定的。想到此，你發抖了嗎？
一篇文章、一幅畫、一支曲比一朵花複雜多了，人們會如何觀賞評價？一般的褒貶，無害人之心，有切磋之益。惡意審讀，專門找茬兒、挑刺兒，扣上讓作者無法承受、身敗名裂的帽子，就是令中國人聞之色變的文字獄了。
文字獄是專製社會的產物。專製體製限製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久而久之，便扭曲了人們的思想意識、習慣風氣乃至性格脾氣。人們常說東方人含蓄，而西方人外露。然而，若追問這種差別是怎樣形成的，就不能不說是拜社會製度所賜。東方人或者說中國人的含蓄是長期專製製度下的奴仆心態固化成遺傳基因的結果。如果把這作為美德，我不敢苟同。
古代東方的先民們並不含蓄，不僅帝王不含蓄，早年間一般人也是如此，這可以從先秦時期國人、士等平民階層殘存的參政議政權與規諫義務以及戰國百家爭鳴得知。他們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一切順遂自然的狀態，轉為首領（堯）“戰戰栗栗，日謹一日”，再淪為普通民眾“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概經曆了二千多年。其間有夏桀、商紂、周厲王等暴力推動，周公“治禮作樂”加以捆綁束縛，直至商鞅、韓非以法固定。秦漢以後，人們如果不謹慎不含蓄，則小命不保，可越是“謙虛謹慎”，越招致猜忌懷疑。因此裝傻、賣呆、售奸之人被煉出來了，擁有說話作文能力的文人便分為助紂為虐與謹小慎微兩大中國文化界的主流。前者精研雞蛋裏挑骨頭、捕風捉影、吹毛求疵、上綱上線的功夫，以求一劍封喉，邀功請賞，用別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後者則遺留無數刻骨銘心的家訓弟子規，培養一代又一代謹言慎行、畏首畏尾、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庸才。
即使如此，中國古代仍然有無數文人難逃文網，因文因言因畫獲罪者，不計其數。 誠然，在文網密織、鷹犬遍地的環境裏，有些文人使用春秋筆法、借寓言笑話文字遊戲暗諷影射。雖說往往因為過於隱晦難懂而影響不了較大人群，但不能否認曆史上確實總有一些被迫曲折委婉表達獨立意誌的人，總有些人還利用藏頭露尾半明半暗的讖語、歌謠煽動民眾造反起義。
於是文網愈密，搜檢的技術水準愈高，何況望文生義、望氣而定、指鹿為馬原本就是主要手段。
古代的文字獄，我從文獻記載中了解過，它讓我啼笑皆非。現代的，論規模論深度，遠超古代。我耳濡目染，曾興奮駭異得驚心動魄。
批《武訓傳》、破胡風一夥、反右、從小說《劉誌丹》挖出習仲勳集團時，我還小，都是以後聽說和看來的。
上小學三年級時，一位同學有意炫耀，講了某個大人物的一點逸事，結果讓老師抓住，硬說他誣蔑革命前輩，居心不良，嚇得那位同學痛哭流涕反複哀求解釋。幸虧他家有些背景，老師才沒有繼續深究。這件事可以說是我接受的“慎言”教育的第一課。我當然相信同學毫無惡意，可是他犯了某些忌諱，觸碰到不成文的界限，雖然隻有十歲左右，但教訓深刻，讓旁聽的孩子麵麵相覷，毛骨悚然。
六三年開始的學雷鋒運動，因為領導人傾巢出動，都寫了題詞，所以影響深遠。人們在爭先恐後“做好事”的同時，印在腦子中最清晰的則是無條件服從毛的領導，和“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的意識，為文革的開展打下了基礎。幾年後，許多人就是念叨著“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投入運動，參加各種批判會的。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揭開了文革序幕，66年初，北京中學生都要學習這篇文章，把握領會來自高層的精神。那時，我雖然還不清楚內幕背景，但是實在佩服秀才的眼光如炬，從一出戲裏能辨別許多常人毫無認知的毒草。我覺得這是魯迅一級大師的本事，一眼看出幾千年的典籍字縫中隱藏的全是“吃人”二字。我自慚水平低下，左看右看，瞧不出眉目。真想盡快掌握這種本領，也能為保證中國革命勝利揪出偽裝成美女的毒蛇。大概像我這種想法的人不少，自動翻檢書籍報刊，準備批判材料的人很多，正當千裏眼、順風耳。那時並不認為行為卑劣，反而覺得十分有覺悟。突然有一天爆出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線》某期的封底畫裏竟然隱藏著反動標語，這大大刺激了人們的神經。一時四處搜尋蛛絲馬跡，以便建功立業的人們又出動了。很快幾乎天天都能聽到一些爆炸性新聞。被稱為毒草的書籍、電影、戲劇越來越多，被揭露汙點滿身的人也越來越多，一會兒有人報告，某首詩是所謂“藏頭詩”，把每一句的頭一字連起來就是一句反動口號；一會兒有人發現某部小說裏的某個人物原形竟是著名的反黨分子；一會兒風傳某幅畫從一個匪夷所思的角度看去，顯出了蔣介石的形象。就在有關各種知識分子和一般人的命運已經讓人麻木了後，我所在的中學也傳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丁香院”下麵的一道石牆上砌著一幅國民黨的黨徽。等我聞訊趕到，那裏已經聚集了不少同學。說老實話，我從未注意過那麵牆，即使看到，也不過是用石塊拚出的菊花形，怎麽都不會想到國民黨黨徽上去。現在聽人揭露，越看越像。不由再次為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差、政治覺悟低而羞愧不已，感到周圍潛伏的敵人和反動勢力確實不容輕視，文革發動的太及時了。因為緊張、興奮和自責，腦子光想著牆上的圖案，竟然沒有注意這事是如何處理的。
從這件事後，我看周圍的人和事似乎都有問題，無一清白。無論揪出什麽人，批判什麽事，都不再驚奇。
隨著運動對象的不斷擴大化，幾乎沒有可以幸免的家庭，也幾乎沒有可以幸免的人。昨天戴著花環，今天則換成被批鬥的掛牌。命運無常，神鬼莫測。終於，我家被橫掃出來，母親由於在日本人和國民黨監獄蹲過，受過酷刑，偏偏挺過來了沒死，便理所當然地有了被打入共產黨監獄的理由，我也成了黑孩子。落馬的人越多，人們的認識也就越快地從熱狂迷茫轉入清醒。我也終於開始有點明白革命者的眼光和嗅覺是怎麽回事了，再沒心情跟著起哄架秧子。從這一點說文革是“觸及每人靈魂深處”的大革命，確實如此。
後來上大學選擇專業，我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遠離當代敏感政治，以免日後重蹈文字獄覆轍，給自己和家人帶來不幸。我相信有類似想法的同時代人不在少數，這一方麵宣示專製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麵也暴露了怯懦者的自卑。
49年後，名義上把唯物主義抬得極高，實際卻又特別推崇精神作用。在認識論上，暗中都在玩弄王氏“心學”。心中先有某物，然後眼中才現某物。心中光明，你看到陽光；心中陰暗，你眼裏隻有黑夜。但是，無論是我看別人，還是別人看我，都應該從心所欲嗎？心又從何而來？你所認為的明白是否真正明白？是否準確無誤？仲裁者是本心嗎？誰有資格評判？思索是讓人更加明白，還是更加糊塗？沒有閱曆時，覺得問題十分簡單；有了年紀，才倍感複雜玄妙。曆史如畫，但是映在人們眼底後，卻結成千姿百態的影像，若再經描述，真讓人會懷疑眼睛耳朵都有毛病。“心學”“精神汙染”法已經沒有市場了，但是翻版呢？幾千年養成的毛病，改也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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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先生的思索能讓許多人更加困惑：“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按照王氏理論，物不在心外，心中有香花，你才能看到香花；假若心中是毒草，那麽看到的便是纏繞的毒藤。這種理論用到人類社會，結果會怎樣？如果是別人看你，那麽你的存亡真假都是由別人決定的。想到此，你發抖了嗎？
一篇文章、一幅畫、一支曲比一朵花複雜多了，人們會如何觀賞評價？一般的褒貶，無害人之心，有切磋之益。惡意審讀，專門找茬兒、挑刺兒，扣上讓作者無法承受、身敗名裂的帽子，就是令中國人聞之色變的文字獄了。
文字獄是專製社會的產物。專製體製限製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久而久之，便扭曲了人們的思想意識、習慣風氣乃至性格脾氣。人們常說東方人含蓄，而西方人外露。然而，若追問這種差別是怎樣形成的，就不能不說是拜社會製度所賜。東方人或者說中國人的含蓄是長期專製製度下的奴仆心態固化成遺傳基因的結果。如果把這作為美德，我不敢苟同。
古代東方的先民們並不含蓄，不僅帝王不含蓄，早年間一般人也是如此，這可以從先秦時期國人、士等平民階層殘存的參政議政權與規諫義務以及戰國百家爭鳴得知。他們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一切順遂自然的狀態，轉為首領（堯）“戰戰栗栗，日謹一日”，再淪為普通民眾“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概經曆了二千多年。其間有夏桀、商紂、周厲王等暴力推動，周公“治禮作樂”加以捆綁束縛，直至商鞅、韓非以法固定。秦漢以後，人們如果不謹慎不含蓄，則小命不保，可越是“謙虛謹慎”，越招致猜忌懷疑。因此裝傻、賣呆、售奸之人被煉出來了，擁有說話作文能力的文人便分為助紂為虐與謹小慎微兩大中國文化界的主流。前者精研雞蛋裏挑骨頭、捕風捉影、吹毛求疵、上綱上線的功夫，以求一劍封喉，邀功請賞，用別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後者則遺留無數刻骨銘心的家訓弟子規，培養一代又一代謹言慎行、畏首畏尾、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庸才。
即使如此，中國古代仍然有無數文人難逃文網，因文因言因畫獲罪者，不計其數。 誠然，在文網密織、鷹犬遍地的環境裏，有些文人使用春秋筆法、借寓言笑話文字遊戲暗諷影射。雖說往往因為過於隱晦難懂而影響不了較大人群，但不能否認曆史上確實總有一些被迫曲折委婉表達獨立意誌的人，總有些人還利用藏頭露尾半明半暗的讖語、歌謠煽動民眾造反起義。
於是文網愈密，搜檢的技術水準愈高，何況望文生義、望氣而定、指鹿為馬原本就是主要手段。
古代的文字獄，我從文獻記載中了解過，它讓我啼笑皆非。現代的，論規模論深度，遠超古代。我耳濡目染，曾興奮駭異得驚心動魄。
批《武訓傳》、破胡風一夥、反右、從小說《劉誌丹》挖出習仲勳集團時，我還小，都是以後聽說和看來的。
上小學三年級時，一位同學有意炫耀，講了某個大人物的一點逸事，結果讓老師抓住，硬說他誣蔑革命前輩，居心不良，嚇得那位同學痛哭流涕反複哀求解釋。幸虧他家有些背景，老師才沒有繼續深究。這件事可以說是我接受的“慎言”教育的第一課。我當然相信同學毫無惡意，可是他犯了某些忌諱，觸碰到不成文的界限，雖然隻有十歲左右，但教訓深刻，讓旁聽的孩子麵麵相覷，毛骨悚然。
六三年開始的學雷鋒運動，因為領導人傾巢出動，都寫了題詞，所以影響深遠。人們在爭先恐後“做好事”的同時，印在腦子中最清晰的則是無條件服從毛的領導，和“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的意識，為文革的開展打下了基礎。幾年後，許多人就是念叨著“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投入運動，參加各種批判會的。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揭開了文革序幕，66年初，北京中學生都要學習這篇文章，把握領會來自高層的精神。那時，我雖然還不清楚內幕背景，但是實在佩服秀才的眼光如炬，從一出戲裏能辨別許多常人毫無認知的毒草。我覺得這是魯迅一級大師的本事，一眼看出幾千年的典籍字縫中隱藏的全是“吃人”二字。我自慚水平低下，左看右看，瞧不出眉目。真想盡快掌握這種本領，也能為保證中國革命勝利揪出偽裝成美女的毒蛇。大概像我這種想法的人不少，自動翻檢書籍報刊，準備批判材料的人很多，正當千裏眼、順風耳。那時並不認為行為卑劣，反而覺得十分有覺悟。突然有一天爆出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線》某期的封底畫裏竟然隱藏著反動標語，這大大刺激了人們的神經。一時四處搜尋蛛絲馬跡，以便建功立業的人們又出動了。很快幾乎天天都能聽到一些爆炸性新聞。被稱為毒草的書籍、電影、戲劇越來越多，被揭露汙點滿身的人也越來越多，一會兒有人報告，某首詩是所謂“藏頭詩”，把每一句的頭一字連起來就是一句反動口號；一會兒有人發現某部小說裏的某個人物原形竟是著名的反黨分子；一會兒風傳某幅畫從一個匪夷所思的角度看去，顯出了蔣介石的形象。就在有關各種知識分子和一般人的命運已經讓人麻木了後，我所在的中學也傳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丁香院”下麵的一道石牆上砌著一幅國民黨的黨徽。等我聞訊趕到，那裏已經聚集了不少同學。說老實話，我從未注意過那麵牆，即使看到，也不過是用石塊拚出的菊花形，怎麽都不會想到國民黨黨徽上去。現在聽人揭露，越看越像。不由再次為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差、政治覺悟低而羞愧不已，感到周圍潛伏的敵人和反動勢力確實不容輕視，文革發動的太及時了。因為緊張、興奮和自責，腦子光想著牆上的圖案，竟然沒有注意這事是如何處理的。
從這件事後，我看周圍的人和事似乎都有問題，無一清白。無論揪出什麽人，批判什麽事，都不再驚奇。
隨著運動對象的不斷擴大化，幾乎沒有可以幸免的家庭，也幾乎沒有可以幸免的人。昨天戴著花環，今天則換成被批鬥的掛牌。命運無常，神鬼莫測。終於，我家被橫掃出來，母親由於在日本人和國民黨監獄蹲過，受過酷刑，偏偏挺過來了沒死，便理所當然地有了被打入共產黨監獄的理由，我也成了黑孩子。落馬的人越多，人們的認識也就越快地從熱狂迷茫轉入清醒。我也終於開始有點明白革命者的眼光和嗅覺是怎麽回事了，再沒心情跟著起哄架秧子。從這一點說文革是“觸及每人靈魂深處”的大革命，確實如此。
後來上大學選擇專業，我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遠離當代敏感政治，以免日後重蹈文字獄覆轍，給自己和家人帶來不幸。我相信有類似想法的同時代人不在少數，這一方麵宣示專製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麵也暴露了怯懦者的自卑。
49年後，名義上把唯物主義抬得極高，實際卻又特別推崇精神作用。在認識論上，暗中都在玩弄王氏“心學”。心中先有某物，然後眼中才現某物。心中光明，你看到陽光；心中陰暗，你眼裏隻有黑夜。但是，無論是我看別人，還是別人看我，都應該從心所欲嗎？心又從何而來？你所認為的明白是否真正明白？是否準確無誤？仲裁者是本心嗎？誰有資格評判？思索是讓人更加明白，還是更加糊塗？沒有閱曆時，覺得問題十分簡單；有了年紀，才倍感複雜玄妙。曆史如畫，但是映在人們眼底後，卻結成千姿百態的影像，若再經描述，真讓人會懷疑眼睛耳朵都有毛病。“心學”“精神汙染”法已經沒有市場了，但是翻版呢？幾千年養成的毛病，改也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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