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在香港我見到了華僑大哥
故事要從半個世紀前講起。 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大批年輕的東南亞華僑回到中國，其中以印度尼西亞華僑的人數為最多。我認識的這位華僑大哥 H 就是那個時期回國的。 H 在我居住的城市裏的高中裏學習兩年後考上了北京的醫學院。不過在入學前又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被轉到本市的師範大學學習俄語。我升入初中的那年，剛剛大學畢業的 H 恰好分到我們學校教俄語，於是便成了我認識的第一位華僑大哥。
年輕的 H 老師一點師道尊嚴的架子都沒有，很快就和我們這個男生班 的五十多個“禿小子”們混得很哥們兒。華僑身份讓我們這些小孩子對他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所以課餘經常找機會圍著他問許多關於國外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事情，其中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
一件是 1963 年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訪問印尼的事情。那可是當時中國外交上的一件大事。 雖然當時 H 老師隻是一名在中國讀大學印尼華僑學生，但和我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他的興奮和自豪讓我們覺得好像他也是這一外交事件的重要參與者一樣。
第二件事是 1965 年的九 . 三十事件，蘇哈托 - 納蘇蒂安發動了軍事政變，推翻了親中親共的蘇加諾總統，殺死了大約二十萬印尼 GCD 人，並開始了大規模和長期的反華排華。 H 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工人家庭，他的一位在中學做校長的叔叔是當地印尼共產 黨的骨幹成員。他是在叔叔任職的學校中上中學時受到叔叔的影響才決定歸國的。因為他叔叔的公開身份，所以很快就被軍人政權抓到殺害了。那段時間 H 老師心情非常不好，他非常擔心他父母的境遇。不過沒有想到一年後，惡運又落到了 H 老師自己的頭上。
文革開始後，本來 H 的工人出身在中學老師中應該是最紅的。可是因為他是從印尼回來的華僑，於是有人就說他是美國 CIA 派來的特務，盡管他歸國時還隻是一名高中生。一天晚上學校的紅衛兵們把 H 老師揪到教學樓的大門口，逼他承認是美國特務。 我還能清楚地記得 H 老師那投向同學們的驚慌，迷茫和無助的目光。幾個紅衛兵見他不回答，上去把他的襯衫和內衣撕了下來，幾條皮帶劈頭蓋臉地抽了過去。我也是第一次注意到赤膊的 H 老師那油黑健壯的身材，粗粗的胳膊和發達的胸肌。論體力那幾個十六七的紅衛兵可能也不是他的對手，但那種政治氣候裏，還手的念頭在他腦海裏恐怕連百分之一秒都沒有出現過。從那天起 H 老師正式成為“牛鬼蛇神”的一員，牛棚，批鬥，勞改，至於是否還受過其他的皮肉之苦，就不得而知了。。。。
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去年 H 老師也借“懷舊”之風回訪了我們的中學。當時我恰好剛剛回美國沒有機會相見，不過當我知道他住在香港後便和他通了電話，告訴他我如果有機會去香港，一定會去看望他的。
周五晚上從澳門來到香港，周六一早便接通了 H 老師的電話。我說要去他家看望他，他卻說我人生地不熟怕我走丟，一定要來酒店看我。因為幾十年不見了也不知道 H 老師狀況，心想人家可能有所不便，所以沒有堅持去他家拜訪，就在酒店裏安心等待。 半個多小時後 H 老師告訴我他已經在尖沙嘴下了地鐵，正朝“香格裏拉”這邊走來，我連忙下樓在大堂迎候。
四十多年沒有見可 H 老師似乎沒有怎麽變。到我的房間裏坐了沒有幾分鍾，他就說要帶我去他家，看來老師剛才說怕我走丟了還是真話，我當然非常願意去看看他的家和他的家人了。從尖沙嘴乘地鐵向北走了十來站，我們在一個叫做“荔景”的地方下了車。這裏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蓋著許多高層住宅，三拐五拐才來到 H 老師家。我想如果讓我找可能真得費一番工夫呢！ 師母和他們的一對兒女都在家裏等候我，雖然他們一會兒還都有其他事情，讓我感到十分感動。
H 住的是政府為低收入老年人蓋的福利性公寓，十分狹小。廳裏擺著的那個方桌和幾把椅子就把廳的一大半占去了。一大一小的臥室我沒有進去看，不過兄妹講他們兩個住的那間小屋隻能放下一個上下鋪的雙人床。難怪計算機都要擠在這小小的廳裏了。
H 老師講文革結束後他就來到了香港。師母也是印尼歸國華僑，她的年齡比我還小幾歲，她是很小時跟父母一起回國被安排在南方的一個華僑農場。文革中她的父母也受了很多苦，所以她高中畢業後就來到香港。由於 H 老師原來的專業是俄語沒有什麽用處，而師母也沒有讀過大學，所以他們在經濟上一直不寬裕。好在現在兒子大學畢業有了份不錯的工作，正準備買房結婚。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他們把這幾十年的喜怒哀樂都一一講給我聽，就好像我是他們的家人一樣。 H 老師一家人都是那樣的直爽和真誠。他們一點也沒有因為自己經濟上不寬裕的境遇而感到窘迫和沒有麵子。我覺得如果我哪一天也要住在那樣的房子裏，我可能沒有勇氣把幾十年不見的學生毫不猶豫地從五星級酒店裏拉到家裏來的。沒有想到幾十年不見，老師又默默地給我上了一課。
我說好晚上請老師一家人在香格裏拉吃晚飯。師母和她兒子還有事情就先走了， H 老師則堅持要送我回酒店，我想也好，正可以單獨和 H 老師談些往事。因為我看到過 H 老師去年回國時和一些同學及老師的合影，所以就問他那幾個打他的同學和誣陷他的那位老師是否對他表示了歉意。 H 老師歎了口氣說，過去的就過去了吧。因為這次會麵的組織者之一就是當年帶頭打人的紅衛兵，他在會麵前明確通知到會者，打人的和被打的都是文革的受害人，所以大家一律不可以提及以前不愉快的事情。 許多人並不是沒有道歉的勇氣，而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曾經錯過。我對 H 老師說幸虧我當時不在，否則我會讓那些人感到很難堪的，因為我可是不會聽從他們的“規定”的。
晚飯前，師母和兩個孩子也來到酒店。看了酒店的房間後感歎到，酒店的一套房間可能比她家的麵積還大。我突然感到了命運的不公。 如果當年這位華僑大哥沒有相應號召轉去師範大學而是去了醫學院，如今即便沒有南加海邊的豪宅，應該也比現在的處境好許多吧？
王光美這張訪問印尼時挽著蘇加諾的照片讓她在文革中沒少吃苦頭。
香格裏拉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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