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貼出後，有朋友提出了很好的一個問題。即國內近年校訂刊印的脂硯齋評本中，“虎兔相逢大夢歸”這句話是“虎兕相逢大夢歸”(兕，Si 4聲，犀牛類動物)，是程偉元高鶚後來給改成“虎兔”的。我的論證應該是基於曹雪芹的原文，而不是程高改篡後的文字。質疑得好，但是，是一個誤解。真實的情況是，在十一個脂評本中，除了[己卯本]和[夢稿本]用“虎兕”之外，其餘全用“虎兔”；特別是研究價值最高的[甲戌本]和[庚辰本]，均用“虎兔”。我查閱過這兩本的影印本，都是“虎兔”，所以不是到[程甲本][程乙本]才改的。
國內新版的脂本，用“虎兕”替代“虎兔”，隻反映了紅學界幾位主要人物的意願，是不尊重古籍的一種做法。我個人感覺是：一，“虎兕”是錯的。但講起來話很多，可以另寫一篇車軲轆話了，也太枯燥，放下不講。二是甲戌本和庚辰本是脂評的主幹，如果這兩本和其它的七本都用“虎兔”，為什麽要改成“虎兕”呢？其實這改動正顯示了幹擾紅學研究的門戶之見，而這種門戶之見對以後的紅學發展隻能起到負麵影響。好了，書歸正傳。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在孝賢皇後的兩個兒子先後病逝後，孝賢皇後本人也在隨乾隆巡幸山東德州時，突然身亡，年僅三十七歲。死後諡號“孝賢”。對於她的死，民間傳聞甚多，有說是被乾隆逼死的，也有說是投水自盡的。從她死後乾隆的表現來看(如寫感情深沉的悼亡詩賦，舉行極隆重的葬儀，多年不再立皇後等) ，乾隆逼死或下令殺害的可能性極微。但若依據官方的文獻，說是重病身亡，也很難解釋清楚。因為她剛三十七歲，也沒有患什麽重病的記載，前一天還隨皇太後去了幾個地方，怎麽會突然死掉呢？而且，乾隆的這次出遊，目的是為了讓孝賢皇後散心，遠離親子喪生的環境。孝賢皇後能出遊，就必定不會有致命的重病。所以，民間傳聞的投水自盡，很可能就是事實的真相。
她為什麽會跳河自殺呢？幾個月前，繼她的大兒子永璉在幾年前病逝後，年方兩歲的小兒子永琮的喪生，對孝賢皇後無疑是最大的打擊。精神處於極度憂鬱、甚至是發瘋的狀態，應該說是任何人都會出現的症狀。母親失去兒子的刻骨傷痛，絕對是人倫情感上最致命的創傷。這是感情因素，再看政治因素。在激烈傾軋、你死我活的後宮奪嫡之爭中，失去了親子，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孝賢皇後晚年的榮華富貴，應全部寄希望在自己兒子的身上。因此，我寧可相信傳說中她和乾隆皇帝激烈爭吵後，一怒投河自盡的說法。從乾隆寫追思賦中自責的口氣看，乾隆對她的死是有責任的。但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和皇後賢淑的形像，官方一定會掩蓋死因的真相，這也是在考慮之中的。
曹雪芹的爺爺曹寅，受恩於康熙皇帝多年。曹寅死後，他的兒子們繼續得到康熙的恩眷，一直到雍正上台。是雍正把曹家懲治到衰敗的境地，到乾隆初年，乾隆皇帝又給與曹家另外一次沉重打擊，以至徹底破敗。從衣錦繁華的童年落魄到 “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現狀，曹雪芹不可能對雍正、乾隆兩朝有任何好感。創作《紅樓夢》，給了他一個極好的機會：用元春這個藝術形像，把被皇家掩蓋的事實用隱晦的方式揭露出來，也算是替自己和父輩的遭遇，出了一口惡氣。盡管他在書中口口聲聲地表白，“此書不敢幹涉朝廷，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但對當朝統治者的諷刺和鞭笞，卻一直貫穿在《紅樓夢》之中。所以，用賈元春的死，去影射孝賢皇後的遭遇，既是對乾隆皇帝的虛偽的揭露，也是對至高無上的皇權的報複。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紅樓夢的政治和曆史意義顯得格外醒目。
孝賢皇後死於1748年。六年以後(1754年，甲戌年)，第一個《石頭記》[甲戌本]（指[甲戌本]的底本，以後不再強調。嚴格地說，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本) 問世。在這個早期的本子中，曹雪芹提到了 《紅樓夢 》的創作過程是“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也就是寫了十年，自然包括了六年前孝賢皇後猝死的時候。所以，從時間上看，曹雪芹是有機會把孝賢皇後之死寫進《紅樓夢》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曹雪芹是否有可能詳細了解孝賢皇後死因的第一手資料，而不是取材於街頭巷尾的無稽之談。
孝賢皇後的弟弟傅恒，在乾隆朝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是乾隆的心腹寵臣。他的兩個侄子，其實也是孝賢皇後的侄子，明義、明琳，都是曹雪芹的朋友。在曹雪芹朋友們的詩文中，記載了曹雪芹曾多次去明琳的養石軒飲酒、賦詩、作畫，和明琳的交情是很深厚的。從明琳處，曹雪芹能聽到有關孝賢皇後和乾隆皇帝的逸聞逸事，當在情理之中。往更深處考量，如果孝賢皇後真是死於非命，作為最親近的娘家侄子，既不會不知道真相，也不會旁若無事、泰然處之的。他們在感情上，言語中對孝賢皇後的懷念和對乾隆的不滿，不正是曹雪芹寫作的素材嗎？
比起明琳隻是曹雪芹的詩朋酒友來說，他的弟弟明義，則是曹雪芹著述紅樓的首批讀者，甚至可能是創作的知情人。現存於北京圖書館的海內孤本 《綠煙鎖窗集》，是明義自編的詩集。其中有[題紅樓夢]七絕詩二十首；在這二十首詩之前，明義寫了一段小序，文史價值極為珍貴。全文抄錄如下：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餘見其鈔本焉。”
這是最早的有關曹雪芹著《紅樓夢》的直接論述。我在拙文[明義] 中，對這個序言和詩做過一般性介紹，所以不擬在此重複。隻就與這個考證有關的要點，談些感想。
首先讓我們看“曹子雪芹出所撰”的“出”字。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寫”出，一是“拿”出。第一個，寫出，句子為“曹子雪芹寫出所撰”，明顯是不通的。第二個，拿出，句子為“曹子雪芹拿出所撰”，句子通順，意思明確 ---- 曹雪芹拿出所寫的《紅樓夢》。這是唯一的一個人從曹雪芹本人那裏得觀《紅樓夢》！我們知道敦誠提到過“不如著書黃葉村”，建議雪芹專心寫書；我們也知道脂硯齋在《紅樓夢》上留下了大量的批語，顯示他是早期讀者之一。但都沒有文字證明他們直接從曹雪芹那裏看到過《紅樓夢》，隻有明義的序，記下了他和曹雪芹通過《紅樓夢》而接觸的證據。那麽，他是在什麽時候看到曹雪芹的《紅樓夢》呢？
“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這句話雖沒有明確很地交待明義看到《紅樓夢》的時間，但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書還沒有傳世，知道這本書的人是很少的，因此隻在非常接近的朋友中間傳閱，明義就是其中的一員。專家們的考證顯示，《紅樓夢》不是一次性完成後發表的；是在很小的範圍內，曹雪芹一邊寫，好友們一邊評，分期創作的。因此，上麵的一段話，也可做為明義是曹雪芹早期創作知情人來解釋。我甚至懷疑他看到的比大名鼎鼎的脂硯齋還要早。有一個證明。[甲戌本]是人們所知道最早的《紅樓夢》，其書名是《石頭記》。在[甲戌本] 第一回中，有一段講《紅樓夢》書名的變化過程。從《石頭記》到《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再從《風月寶鑒》到《金陵 十二衩》。然後，出現了一句隻存於甲戌本的話，“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甲戌本]以後的抄本，如[庚辰本]、[己卯本]等，多以《石頭記》為名，一直到程偉元刊印出《紅樓夢》。明義序中提到的是《紅樓夢》，而不是《石頭記》。這個《紅樓夢》顯然不是程偉元的刊本《紅樓夢》，那麽，隻能是那個“仍用《石頭記》”之前，甚至早於《風月寶鑒》，由吳玉峰所題的那個《紅樓夢》了。
明義所寫的二十首讀紅詩，有些相關的內容是現在的《紅樓夢》所沒有的，有些甚至在最完整的脂評本----庚辰本上也沒有。這說明他讀的是很早期的一個鈔本。。“餘見其鈔本焉”， 這個鈔本，不是人們平常所說的抄本，即手抄本；這個鈔本應是作者在稿本上做完修改後的謄清本。具體到《紅樓夢》，由於寫作時間長，鈔本不一定是最後定本(我相信根本就沒有最後定本)，在鈔本上還有繼續的改動。能看到早期鈔本的人，一定有機會把自己對小說的評論寫下來，回傳給曹雪芹，就像脂硯齋，畸笏叟一樣。所以，明義才不無自豪地說，“餘見其鈔本焉”。
寫了這麽多，就是想證實曹雪芹是有條件得到孝賢皇後身前故事和死因的。最後要談的問題是，將孝賢皇後、傅恒家事與紅樓聯係在一起的，並非起始於今天的探討。其實早在清末民初，索隱派“統治”紅樓研究時，已被人津津樂道了多年。其它的，還有順治皇帝和董小婉，大學士納蘭明珠家事等附會。但由於當時沒有確切的史料，或離曹雪芹寫紅樓的時代太遠，所談及的不外乎隻是酒餘飯後的八卦。第一次與傅恒家事有關的文字出現在[庚辰本] 中：在準備元春省親的第十六回，趙嬤嬤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旁，有一句批語“文忠公之嬤”。文忠公是孝賢皇後弟弟傅恒的諡號；在這裏，如果把賈璉乳母趙嬤嬤指為“文忠公之嬤”，就說明，在批者的心中，賈家是文忠公傅恒的家。所以，元春就是文忠公的姐姐孝賢皇後。
《綠煙鎖窗集》的發現，為明義和曹雪芹的關係，提供了新的佐證；也證明元春形像中藏有孝賢皇後的影子，非無稽之談。隻是紅學研究的主流陷入“自傳說”太深，不願展開更深的研討和考證。 在這一點上，我十分欽佩我的父親，雖然他隻是紅學的業餘愛好者。早在七十年代，當他讀了明義的材料後，就明確地告訴我應該從明義的研究中重新定位“自傳說”。《紅樓夢》不僅僅是衍生於曹家的故事，她有更廣泛的故事來源，也必定包含更深刻的曆史意義。隻可惜他因病過早地放棄了紅學研究，而我的水平相差太遠，無力承擔這大任，一晃三十過去了。寫這文章，對父親是個紀念；對我自己，就算是濫竽充數，聊以自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