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年輕時候俠氣的確厲害：）

將他刺殺攝政王的事ZT一下：


上世紀20世紀初，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內外交困。軟弱無能的光緒皇帝和垂簾聽政40餘年的慈禧太後於1908年先後撒手奔黃泉而去。3歲的溥儀即位，其父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換湯不換藥的皇朝盡管完成了政權轉移，但絲毫沒改變它行將滅亡的命運。

　　哪裏有專製哪裏就有義舉。暗殺是義舉的一種輔助手段，這也是孫中山所領導的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中的一種手段。從1904年起至武昌起義爆發前後，共發生10次革命黨人起義，其間，有6次暗殺活動也在悄悄地進行。

　　1908年年底，麵對武裝起義屢遭失敗，同盟會內部以汪精衛為首提出了“中央革命”的主張。他們計劃到北京對權貴進行謀殺，以此打擊清政府，推進革命的成功。

　　翌年年初，汪精衛秘密離開新加坡赴香港，實行暗殺計劃。孫中山知道後，與剛到新加坡的黃興聯係勸阻，並致電香港馮自由，告知汪已乘來港，令馮堵截，並阻其暗殺計劃。馮即於碼頭守候，將汪接到住處。汪見為同誌所知，暫停進行暗殺活動。但血氣方剛的汪，暗殺之心不死，後到了東京，仍籌劃此事。

　　在東京，汪又與黃複生、黎仲實、喻培倫、曾醒、方君瑛、陳璧君等組成一個暗殺團體，共7人。黃複生、喻培倫專製炸藥，因在日本試驗不方便，汪乃與黎、陳、黃、方等又回香港，設秘密機關於黃泥甬道。經李紀堂介紹，於鄧三伯農場進行諸種發火試驗，如電氣發火法、化學法、鍾表法等。汪忽聞得清大吏端方將於京漢路南下，黃複生、喻培倫等便到漢口守候，欲於車站狙擊之，但因錯過機會，即將炸彈殼和炸藥留於同誌孫武處保存。

　　汪精衛又從日本到香港購置炸藥，正在香港的黃興極力勸阻，但汪無論如何聽不進去。汪臨行前，於1910年1月11日留書中山先生，說明暗殺的目的與意義。 　　汪精衛於1910年1月11日留書中山先生後，即行返國。1月13日左右先抵奉天（現沈陽）。陳璧君來奉接頭。次日晚，轉抵山海關，汪於旅店料理發辮。第三天，乘汽車赴北京。到北京時，已是晚上7時許。車站略作檢查，因炸藥均裝於身上未被查出。在北京，為遮人耳目，汪、陳兩人扮成夫婦，從事謀刺的準備工作。他們在和平門外琉璃廠東門內火神廟西夾道（即太平橋）開設守真照相館作掩護，又在東北園租賃一間房子作為活動場所。這些青年革命黨人熱情有餘，似乎忘了這是清政府統治中心地———北京。他們在裝束上也未改變，幾個沒辮發的青年在這裏出入，有時還聚會暢飲，“歡聲且達戶外”，引起了當地巡警和居民的注意。因沒有事發，未予追究。

行刺　　汪等人在北京住10餘天，到1月30日，汪、陳即至車站守候，欲以手榴彈實行暗殺。但因車站戴紅頂花翎者遍地皆是，無從下手，二人悵然而歸。又待10餘日，查清攝政王狀貌和上朝必由之路，並遷居東北園。1910年2月28日，汪、陳二人又至地安門守候，欲待攝政王上朝時以手榴彈炸之，但候至10時許，仍未見人，汪、陳重返寓所。後知攝政王所經之路，均有警察、禁衛軍布滿大街兩旁，到時各店均要關門，行人盡驅之於小胡同之中，不準出來，且每店門外均有一人把守。某日，才覓得一處可埋地雷，又因恰逢修路，攝政王又改道而行，此計又落空。

　　3月30日，黃複生尋得一石橋、一古渠，離攝政王府很近。橋為什刹海側之銀錠橋，為攝政王必經之路，橋下無水，汪和黃即於石橋下掘坑。當下埋好地雷，但引火電線不夠長，遂於4月2日又購電線再到橋下掩埋，並準備當晚隱匿於橋畔古渠內，待次晨攝政王上朝時引爆。

　　汪自告奮勇引爆。因是烈性炸彈，威力頗巨，一旦爆炸，汪定無生還的可能，實在是一個同歸於盡的謀刺。一切就緒，隻待天明。此時，濃雲重重，狂風怒號。汪與同夥正暗自叫好：老天助我成功。忽然有一男子行至橋邊，而且四處尋覓，尋到橋下發現了電線等物，旋即報告了警察。警察從橋下查獲了炸彈，此事遂告敗露。　原來，那男子是個車夫。其妻頗不安分，離家已3日未歸。車夫當夜查訪發現橋下有人影，以為抓住了奸夫淫婦，結果卻使汪精衛的搏浪一擊付之東流了。

　此時，原同盟會外務幹事、後變節賣身投靠肅親王善耆的程家，曾到守真照相館勸黃逃走，黃則矢口否認與此事有關，也不逃走。清吏從地雷鐵殼上發現為北京騾馬市大街鴻泰永所製，即拘訊場主事人，因而審出係守真照相館所定製。4月16日，汪精衛和黃複生、羅世勳（守真照相館司事）均遭逮捕。當時，按律當斬，但因清廷已非昔日之強大，懾於革命黨人之聲威，未敢論律處刑。

　　汪深知此罪必死無疑，但被捕之時頗為從容、凜然，且口占一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被人傳誦一時。

　　當臨近斬首的時候，程家受中山先生指示，出來為汪、黃說情。“他們昔日都是我的同誌，就留他們一條命吧。”內務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訊時，對汪、黃說：“你們有什麽想說的就全寫出來吧。”筆墨疾書《供詞》一份。宣傳三民主義，慷慨陳詞，氣勢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