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個屋頂下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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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屋頂下長大

我的哥哥姐姐

周末到金山商店買大米豆腐和白菜，油鹽醬醋一大車東西，收款員結完賬送了我一本帶著燙金福字的中國日曆。

下一年農曆春節是在2月4日，是兔年了！誰屬兔誰就是本命年了，交關得很。我們家我哥屬兔，他明年該60了！嚇一跳。哇，60 ，了不得。

就想念他---我60歲了的哥哥。我晚上一查自己的郵件正看見哥給我的新年的問候，問我為什麽沒打電話，雲雲。

哥比我年長好多，我們在一個鍋裏攪和飯吃時他從來都讓著我。小時候他總是帶著我南征北戰在胡同裏，每一個院子裏都有他的同學和朋友，不光認識他的同學，也認識了他們的家長和兄弟姐妹，哥的朋友遍胡同。我們小時候一點都不悶得慌。後來他上了中學，我也上了小學有了自己的小朋友和同學就結束了給我哥當跟屁蟲的生涯。

我哥小時候不喜歡念書，記得經常讓老師把我母親叫到學校，說他上課不聽講之類的事情，然後聽我媽回來數道他，並且告訴很晚才下班回家的父親。父親很威嚴地訓他，我在一邊很替我哥擔心，也在一邊明白了一個家裏的規矩，我們都必須好好念書不可以在學校調皮搗蛋。

我希望我哥都得5分不得3分和2分；有時也希望媽媽不要對父親說我哥的劣跡，我不願意看見父親鐵青的臉和低頭搭腦的挨詞兒的哥哥。每當這些時候我們小小的屋頂就顯得更低，壓在我們的頭上好幾天，大家都小心不敢打鬧，大聲說笑。我哥也肯定放學以後花好多時間做作業，不能帶我出去玩兒。一直到了小學六年級，他一下子就會學習了，歪打正著給蒙進了一個很不錯的隻有男生的中學。我父母那時候認定他六年級的老師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專家！

又過了幾年就文革了，剛開始我覺得他肯定挺高興的，因為不用考試了，他始終不是一個學習考試很拿手的人。一天哥哥回來跟我媽媽說，體育老師從學校的大煙囪上跳下來自殺了，他們都在圍觀。又一天他回來說，他們的班主任是曆史反革命給轟回老家了。
那時我們都不怎麽上街上玩兒了。我大姐和哥哥都不是紅衛兵，雖然66年文革開始時他們都在中學裏，我隱隱約約的知道我們家孩子不能成為紅衛兵因為我們不是紅五類出身。

孩子的眼睛是敏感的，雖然我不知究裏，但很小就感覺到那些壓抑的氣氛在父母的身上彌漫。我們都學習很出色，但我的哥哥姐姐沒有一個人上中學時能入團。沒有人問為什麽，是我們不夠好的出身吧？很長時間我不知道父母究竟有什麽曆史問題使我們一直不能被黨信任而作為另類。我因為是家裏的老小，這些問題我是沒有資格去問的。一直懵懂地過著。

母親很擔心我大姐造了家裏的反，因為看出她對我父親很不滿。文革剛開始時，大姐所在的女中的革幹出身的女紅衛兵們很厲害，她們把自己的老革命的校長生生打死，震驚了北京市。暴利的火氣把那中學的所在的大廟攪得烏煙瘴氣，大姐雖然不是紅衛兵但也是一個頭腦很簡單，受著革命氣氛鼓舞偏激的女孩子。

有一天，她突然剪了一個‘造反頭’回到家，那之前她一直留著到腰的長辮子，回家後說也應該把我的兩根小辮子剪掉，我媽媽氣得直罵她。
幾天後大姐從學校裏拿回一張粉藍色的紙，上邊用毛筆書寫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的語錄貼在床頭的牆上。我們都很興奮地讀著，晚上很晚，父親回來一眼看見了牆上的紙臉色很難看說：‘誰讓你們貼這個在家裏的？摘下來。’我們幾個孩子麵麵相覷沒動，也沒敢吱聲，看著母親，母親和稀泥似地說，‘這有什麽，孩子從學校裏拿回來貼就貼了吧，現在誰家不都是掛著語錄？’我父親沒有表情地說：‘掛語錄也不能掛這條語錄，我明天請王工寫了別的再貼上。’大姐正要爭辯，我哥卻說，‘那好，我幫姐姐先摘了吧。’然後就去摘了，我父親就不再理我們任何人了，我大姐委屈得兩眼噙滿了淚。
我們家沒有小孩子跟大人頂嘴的習慣，更不可能撒潑打滾，我父母對我們子女也從來不動一個手指頭，但是沒人嬌慣我們，父親更是一向嚴厲，不容分辯。我們家裏從來沒有體現過任何民主，即便是在文革期間。父與子的關係和我說你服從的關係一向沒動搖過。

一直到我們都成年了我們依然有點怕老人家瞪眼。習慣吧。

哥哥是大姐的最好的朋友加兄弟，他不論何時都是大姐的粉絲。記得揭了造反有理的帖子後的幾天，父親拿回家兩張比較厚點兒的藍灰色的畫畫的紙，上麵寫著‘老三條’的頭兩條。毛筆隸書還夾了一圈框子，挺正式的貼在牆上替代了原來掛著照片的地方。從此牆的左側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右側是‘我們應該相信群眾，相信···’一直掛在那裏直到上麵落滿了灰塵。

造反是需要勇氣的，我大姐受到挫折後很長時間不跟父親說話以示不滿，但父親好像不在乎這些。哥哥總是怕大姐與父親鬧翻，替姐姐承擔了很多詰難。而母親總是擔心大姐把紅衛兵引進我們的家門。

因為這些摩擦我對那三條語錄記得特清楚。大姐畢竟不是紅衛兵，也沒有那麽二百五。她也越來越逍遙地在運動的外邊連外圍也混不上。我母親這期間就教會姐姐怎們打毛衣，做鞋子。姐姐是個極其聰明的有點倔強的女孩子。她因為學習特別好一直受父親偏愛，直到文革開始她躍躍欲試要反對我那保守一腦子陳舊觀念的父親，父親才對她嚴厲起來。

我們一家人在文革的忽悠裏上下起伏顛簸著，大人們惶惶然孩子們自己在生活裏察言觀色摸打滾爬中長大。姐妹兄妹姐弟之間建立一種很深的親情。

大串聯開始的時候，大姐的要求被父母堅決地拒絕了，她隻好委屈地在家呆著，我哥卻被放行了，他跟著一幫同學去了韶山，他那時大概也就是16歲吧或17，一個月後像乞丐一樣回到家，我所以記住是因為他回來時我第一次看見人身上長的虱子是什麽樣子。我母親讓他在外屋把衣服全脫在地下，然後用開水燙那些衣服，而他洗完澡興致勃勃地給我講怎麽樣在武漢和長沙遇險，打架，擠火車回到北京。我那時覺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也一下子就成了大人。那些曆練肯定在他一生都留下影響。

他串聯回來後就在學校裏和幾個當不了正式紅衛兵的人成立了‘井岡山戰鬥隊’，他拿給我看他們的紅袖箍上用黑毛筆寫的井岡山三個字，他們印傳單，刻蠟板，用石頭刻毛的頭像然後印在紙上像是印圖章一樣。小孩子看大孩子總是充滿了羨慕的，我相信我那時候就是這麽想的。

他們的那些同學在串聯後都成了特別鐵的哥們，一天到晚在一起討論‘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極傻的問題，其實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要到那裏去。然後傳閱不知從那裏偷來的各種書籍。我也是從他那裏偷偷地念了一些不讓念的，念不懂的書。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從他那得到油印的紅樓夢詩詞解釋，我剛剛偷讀過一本帶畫的紅樓夢80%不懂加上生字，我那時初小文化不懂詩句，也不敢亂問大人。哥哥拿回來得像個本子似的都是白話解釋。我似乎明白了不少，特別印象深刻，當然也可以問他是怎麽回事，但我不覺得他比我對詩詞更有興趣。

哥哥是個手巧的人，中學的物理課外小組活動時學裝半導體收音機，他像著了迷似地，我的第一個礦石收音機就是他用一個木頭盒子弄成的，隻有兩個台，我們擠在被窩裏一起聽那裏傳出的聲音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心中地太陽····’的歌兒。以後哥的半導體手藝越來越好，裝成四極管收音機也用朔料盒子做外殼了。學校停課後，他經常帶著我到西四口上，缸瓦市的無線電器材料門市上，那裏有好多業餘愛好者從交換毛主席紀念章改成交換各種半導體元件，互通有無。我們擠在那些人堆裏，換回他缺的東西，他用電烙鐵，錫條焊接那些細細的二極管，三極管，整流器，變壓器到電路板上。我們總是抱著一些希望。他在家玩這些東西也減少了到街上找麻煩的機會，我父母似乎沒什麽意見。

哥哥是個好脾氣，人緣特好，有不少同學朋友，我也跟著認識了比我大好多的男生，那時同學都是互相到家裏玩的。當然沒人跟我當真，我隻是一個小屁孩兒瞎混，大孩子看小孩子吧。後來我知道他們一撥一撥地去了內蒙，陝西插隊，臨行前都來和我哥告別，我哥也在準備要去陝西，我記得他買了一隻木頭箱子，一個帆布皮箱。不過我真不希望他去老遠的地方，希望有一點好運氣落在他頭上，我覺得有他在家裏什麽都好一些。

69年或者68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特別晚了他還沒有回家，記得母親有點著急嘮叨了很多次，一直到十點多哥哥才回來，母親劈頭問他這一天到哪去了，這麽晚才回來？哥哥穿著一件我父親穿過的藍製服棉襖，帶著一頂棕色燈芯絨栽絨帽子，他個子已經過了一米八三，可是很瘦，就顯得那個藍棉襖的領口很大，裏邊晃蕩著一個瘦瘦的臉。他總是慢悠悠的，看見媽媽著急，就從破棉襖的兜裏掏出一部毛選四卷合訂本說：‘媽，您別急，好事兒，我今天被分配到某工廠了，然後工廠的卡車就把我們拉到廠子裏去了一天，這是廠裏發的毛選。’

我媽睜大了雙眼：‘真的？’

‘真的。’哥說，臉上有點激動，而我已經竄過去：‘你成了工人階級了？’他臉上這回淨剩下得意。媽媽開始用手背擦眼睛。

我們家有了工人階級了。我們誰都有點沒想到，有點激動。我高興的上躥下跳哥哥不用去插隊了！我哥哥不知為什麽這一次能如此幸運，我看著他心裏充滿了莫名的感恩，雖然我也不知道該感謝誰。

哥哥從此開始了他工人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