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大師----讀嶽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By 為人父
在網上讀過汪修榮的《民國教授往事》，對民國那個戰亂頻仍的年代能產生出如此多的大師級人物頗感意外，也不明就裏。待我讀完《陳寅恪與傅斯年》後，才對那個時代和那些人有了更清晰的、更深入的了解。嶽南先生的這本傳記稱得上史料豐厚，旁征博引，至少從治學態度上對的起他所寫的這兩位大師級的人物。因此，我讀這本書不僅讀正文，而是連每章後麵的注釋也一並讀過。我估計，注釋的字數不比正文少多少。我從那些注釋中了解了此書的更多背景資料，也豐厚了我對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認知。
一
嶽南的這本書的基調是沉鬱和凝重的，但也有很多妙趣橫生的故事讓人忍俊不禁。
民國時期的文人教授們的個性都十分張揚，而且早年大都是憤青。其文人之相輕、好鬥品行一點不遜於今天網上的好鬥之士。與今天相比，昔日的文人則更勝一籌，他們不僅文鬥，而且往往一言不和還拳腳相加，大打出手。
有一次，陳寅恪在柏林一家中餐館與周恩來和曹公冰等人相遇，打過招呼後大家在同一張桌子吃飯。大家一邊吃飯一邊辯論，周恩來極善雄辯，曹公冰辯不過，便惱羞成怒，揮拳便打，順便還將隻是傾聽，並沒參與辯論的陳寅恪揍了幾拳。周和陳自感不敵，則落荒而逃，情急之中，二人暈頭轉向竟躲進餐館老板娘的房間，用房內桌椅將門頂死，任憑門外拍門叫罵，二人就是不出。
魯迅也曾主張暴力革命，甚至還計劃過暗殺，但都遭到失敗。魯迅也是一生不改其風，始終是個暴脾氣。他與顧頡剛的恩恩怨怨凸顯出他的刻薄和不妥協性格。
曾做過孫中山秘書，且被蔣介石捧為國寶的劉文典更是生猛。在他於安徽大學校長位時，因為學生運動之事當麵頂撞蔣介石，並罵蔣介石是新軍閥，被盛怒的蔣介石當眾扇了一個耳光，而劉文典並不示弱，馬上回敬蔣介石一個飛腳，踢中蔣的蛋蛋，痛的蔣介石差點沒趴地下。但劉文典因此隻被刑拘一個星期，從這點看，蔣介石對文人還是十分客氣的。
劉文典自稱是莊子的知音，認為這世上隻有兩個半人真懂莊子，一個是莊子本人，另一個就是他自己，剩下半個是誰，他沒說，我也不知道。如此狂傲的劉文典，對陳寅恪卻另眼相看，敬重有加。曾對人說他對陳寅恪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萬分的敬佩。
劉看不起搞文學的，認為文學不算學問。在重慶跑空襲時，有一次劉文典看見沈從文從身邊跑過，頓時火起，衝著沈從文大嚷：“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為學生講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存文化火種，可你這個該死的，跟著跑什麽啊？”而且還聲稱 “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應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 四十塊錢，沈從文該拿四塊錢。可我不會給他四毛錢。沈從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麽？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嗎？”
傅斯年這個五四時期抗大旗的學運領頭人，更是嫉惡如仇、目空一切，桀驁不羈，一生不改其風。盡管他持正統思想，對蔣介石可謂衷心耿耿，但對國民黨政府高官的貪汙腐敗卻深惡痛絕，對貪贓枉法的大老虎蔣的大姨子和大舅哥毫不留情。因此而被人稱為傅大炮。雖然蔣介石對他主導和親自上陣發起倒孔（孔祥熙）和倒宋（宋子文）兩次反腐敗運動並不支持，可架不住傅斯年的死諫和公開叫罵，最後不得不撤了孔和宋的職。傅斯年在《論豪門資本必須鏟除》一文中（載《觀察》周刊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周刊主筆為至今未被平反的大右派儲安平），痛心疾首地道出心中的激憤和憂慮：“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革命的勢力，而是由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唯恐其不亂，…….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院要孔祥熙在法院見麵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正是他的一係列反腐檄文徹底斷絕了宋子文的官運。不過，孔家和宋家並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帶著貪來的錢躲到美國做了寓公，這都是托了老蔣的福。
當年孔宋這些豪門也真是腐敗狂妄到極點。傅斯年說的要與孔祥熙在法院對薄公堂，起因就是孔家一起令人發指的惡行。抗戰時，香港被日軍占領前夕，國民政府組織撤退滯留香港的政府重要官員和文化名人。可最後的一家飛機竟被宋靄齡及孔家二小姐孔令偉霸占，這個狂妄的二小姐把自己的寵物狗帶到飛機上，強占了本來留給號稱南天王的國民黨大佬陳濟棠的。在陳濟棠與其理論時，惱羞成怒的孔二小姐竟然拔出手槍，把英雄一世的南天王硬逼下飛機。這架飛機最後拋下了包括陳寅恪在內的眾多名人，如：蔡元培的夫人周俊、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監察院副院長許崇智，文化名人郭沫若、矛盾等，滿載著孔家的眾多保姆和保鏢及金銀財寶加寵物揚長而去。這就是著名的倒孔事件的起因。國民黨當年之所以不得人心，蓋因這種令人發指的事做的太多了。
雖然傅斯年將孔祥熙和宋子文轟下了台，可是當年國民黨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無可救藥，傅斯年為國除害的最後一搏並沒能挽救國民黨在大陸上的失敗。在傅斯年隨蔣介石逃離大陸之前，曾說過這樣一席話：
“國民黨固曾為民國之明星者若幹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於是，一切殘餘的舊勢力蠢蠢欲動，以為彼可以取代之也。平情而論，果然共產黨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為階級的原故，喪其性命，有何不可。我們雖不曾榨取勞苦大眾，而隻是盡心竭力忠其職守者，一旦火燒昆崗，玉石俱焚，自然當與壞東西們同歸於盡，猶之乎宋明亡國時，若幹好的人士，彼貪官汙吏死的還快些一樣子。一從大處著想，即知此種命運真乃天公地道，毫無可惜之處。”這段話聽起來有心涼之感，可也道出一個士者的心胸和識見。
被稱為教授之教授的陳寅恪則是那種雖有蓋世之才，卻謙恭隨和的人。他從不參與各種名目的爭鬥，大概是那些大師中唯一一個與任何人沒有個人恩怨的人。但陳寅恪的隨和並不意味著八麵玲瓏、圓滑世故，而是外圓內剛。他的堅持和執著不僅表現在對學問的研究上，也表現在對學問的態度上。他一生所堅持的信念就是他在為王國維寫的悼詞裏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王國維是滿清遺老，儒學大師，其真才實學和治學精神為陳寅恪敬佩，兩個新舊學人成為成為知己和至交。王維國平白無故投湖之後，陳寅恪沉痛無比，因此寫出如下悼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以俗諦之桎捁，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之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不愧為王國維的知己，對他的沉湖自盡有著與世俗看法完全不同的理解：“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俞宏，則其受之苦痛俞甚，殆非出於自殺無一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身為儒學大師的王國維在生命的壯年，大概已經預感到中國文化將被破壞殆盡。於他，活在沒有中國文化的世界裏，就如同魚兒離開了水，活著比死了還難受。
無疑，在眾多的大師中，陳寅恪的聲望最高，也最名至實歸。的確，被其譽為三百年才有的稀世之才的陳寅恪並不是浪得虛名。不說他在中國中古史學方麵的造詣，僅其所掌握語言一項就無人能與之比肩。據說他掌握的各種語言有二十多種，其中包括已經滅絕和行將滅絕的如：突厥文、西夏文、梵文和巴利文等，成為真正的繼絕學的大師。因此，被吳宓讚為“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陳寅恪遊學歐、美、日，卻沒拿一個文憑。如果是放到現在，估計沒有那個大學會聘他為教授，更別提什麽教授之教授的美譽了。
而被譽為一代儒宗的錢穆先生則是自學成才，從未受過大學教育。可他卻憑著真才實學，成為大學教授，成為中國著名的史學家和教育家，成為香港新亞學院的創辦者和校長。其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影響著中國。
因此，民國時期的大師們也是幸運的，他們那個時代沒有文憑門檻，不需為了混個好工作而非要買個文憑不可。
二
民國在大陸的壽命是短暫的，而且這短暫的時光又被戰亂充滿著，可在這短暫而不幸的時間裏卻產生出一大批文化名人，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翹首，無人能望其項背。是什麽神奇的力量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爆發出這樣巨大的能量，產生如此多的人物呢？我想，大概是西學東進和辛亥革命成功後思想和言論自由共同激發的結果，還有一點就是中國儒家的士大夫精神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完全泯滅。所謂的士大夫精神可以用孟子的一句話來概括：“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而當時的那些前清儒者（如王國維）仍然以身以言在影響著周圍的人。正是這樣的機緣際會才使那個時代的文化名人變得分外耀眼。
陳寅恪和傅斯年那代人知識分子大都出身富貴人家和書香門第，皆有家學淵源，其治學精神及思想品質也受家庭的影響很大。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音：zhen)曾官至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是著名的【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是名震文壇的顯赫人士。
傅也是名門之後，其祖先為清朝開科取士的首屆狀元。皇上賜與的先祖陵地直到文革時才為紅衛兵所毀。
與陳寅恪沾親帶故並一起留學德國的俞大維，其家族與曾國藩是姻親。俞大維後官至民國政府兵工署署長，他的一個侄子成了著名的共產黨，即原天津市市長黃敬（後改的名），而黃敬的兒子現在也是中國的高官，即上海現任市委書記俞正聲。
也許出身富貴人家的關係，民國時期的這些文人們，鮮有為稻糧謀的。他們做學問的精神也非常令人敬佩。學術上的成就不隻是來自聰明的腦袋，很重要的是要有一種做學問的精神。如果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成為大師的一個必要條件；那持之以恒，不受環境之影響，不被名利所誘惑則是成為大師的充分條件。
民國的大師們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可以說沒過上幾天好日子，最為困苦的是八年抗日撤退大西南的時期。赫赫有名的西南聯大的校門現在看起來還不如一個破敗的鄉村小學。不願生活在敵占區做亡國奴的他們，即使在顛簸流離的逃亡路上，也不忘做學問，寧肯扔掉生活用品，也不拋棄曆史文獻。這種身居亂世而心如止水的精神是他們之所以成為大師的重要原因之一。
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完成於抗戰時期，是用一隻眼睛撰寫的。《柳如是別傳》則是雙目失明後開始寫作的，他依靠口述完成了這本八十萬字的巨著。這本書我在網上訂購多次未果，讓我沒想到一本本來屬於隱學的曆史著作竟然熱到如此程度。記得梁思成與林微因合著的《中國建築史》也是完成在李莊那個荒涼的山村裏。每天為衣食發愁，缺醫少藥，還要天天跑空襲，可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生活境況中，這些大師們還是完成了一部部讓我們今天仍然無法超越的著作。他們的物質生活是貧乏的，可精神生活卻是富足的。而生活在衣食無憂時代的我們，卻隻有靠回望那些民國的前輩們來補充我們精神的貧乏了。
陳寅恪的研究領域是中國中古史，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至宋明曆史。據說聽陳寅恪的課很過癮。沒有調侃和噱頭，沒有離題萬裏的高談闊論，他是靠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征服聽課者的。比如：講到楊貴妃，他會考證出楊貴妃的體重是135磅，怎樣歌舞《霓裳舞》等。講《元白詩箋證稿》，他會考證出元稹是如何見鶯鶯的。如果能聽這樣的教授講課一定是非常愜意的事！
雖然我無幸親耳聆聽大師的課程，可從他的學生整理的曆史課筆記中也能夠略窺大師的風采一二。手頭有一本陳寅恪學生萬繩南記錄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以前一直未看。讀了《陳寅恪和傅斯年》後，我翻閱讀此書，竟然一發而不可收。我不是學曆史的，不知道陳寅恪對南北朝時期五胡來曆和種族的考證在史學界的位置，但我看他慎密的推導和旁征博引的課程內容，也很開眼界。
三
清末民初讀書人並不像魏晉南北朝時的文人那樣在政治黑暗、國破家亡時談玄論道，避世保身，而是積極入世，憂國憂民的。其中激進之人則身體力行，或積極宣楊變革，或舍身投身革命，如戊戌七君子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正所謂“莫言書生空議論，頭顱擲出血斑斑。”
從民國的那些讀書人身上，我們能看出中國知識分子在性格和精神上的變化。民國的文人既有傳統的文化血脈，又有自由的精神理念，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的抱負。總之，那一代人是以天下為己任的非常有曆史使命感的一代。
從民國時期的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毛澤東時代的噤若寒蟬、戰戰兢兢，最終演化為鄧時代的犬儒化，這大概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百年來性格變遷的概括。
民國時期的政治雖然也是獨裁專製，但還是有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在對待學校和知識分子上也是比較寬鬆的。那時的國立大學沒有黨委，也沒有政府官員，政府隻負責給錢，其它一切事務皆歸校方負責。大學內部則是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教授的工資也能保證其生活無憂（不包括抗戰時期）。這大概都是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個性比較張揚、思想銳利、精神獨立的原因。
那時的大學生經常上街遊行示威，政府也逮捕、鎮壓，但校方卻總是站在學生的立場上，從不和政府合作。甚至到了台灣，首任台大校長傅斯年也因袒護鬧事的學生而不惜與政府對抗。從民國傳至共和國的這個傳統一直到六四之後才被最後終結。如今的大學成了政府部門，校長和書記則是完全與黨保持一致的黨內官員。指望這樣的大學培養出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學生無異於緣木求魚。也難怪活躍在中國的80後公共知識分子是沒上過大學的韓寒，而不是畢業於名校的那些高材生。
政府在某些方麵是很聰明的，也很會總結國民黨失敗的經驗。他們認為國民黨失敗是沒在大學設黨委，允許不與政府合作的知識分子占領輿論陣地並享有言論自由。因此，在中國大陸，這些一律被逆轉。可他們卻不知道，國民黨的失敗不是這些事造成的，而是他們不得人心。共產黨是高喊著打到專製、反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打到國民黨的。而今天，自由民主卻成了他們最害怕的東西。
傅斯年對共產黨的預測基本都沒實現，卻唯有一件事說的非常準。這就是他在北大建校五十周年的講話中說的：“以北大五十年曆史創造自由主義成新的精神基礎，過去雖未能獲得現政府的扶助，但未來共產主義如有所成就，對自由主義將更摧殘。”今天北大的現狀非常準確地印證了傅斯年的這句預言。
建國後的頭三十年是對知識分子整肅的三十年，其中尤以文革為最。文革時的北大未名湖成了鬼湖，投湖人多時，每天晚上都能聽到噗通噗通的跳水聲。因未名湖水太淺，無法速溺，後來自殺未成的人還傳授經驗，說最好的辦法是頭朝下紮入湖中，最好是用水草將脖子纏住。那時的北大，對教授們來說真可謂人間地獄！
本來遠在廣州的陳寅恪因華南局書記陶鑄的關照，躲過了曆次政治運動，可文革時，陶鑄自己也成了革命對象。其時，陳寅恪已垂垂老矣，目盲臏足，可紅衛兵並沒放過他，每天在他家門口用高音喇叭高呼革命口號。鬧的陳寅恪夜不能寐，天天提心吊膽，終於不堪折磨，被驚嚇致死。一代大師，曆經憂患，最後仍是死在恐懼當中。
建國後的後三十年，是知識分子被犬儒化的三十年，嚴格說是二十年的犬儒化。這個犬儒化的過程就是從六四之後開始的。
我們時常感歎中國今日沒有大師，卻不知道今日沒有大師不是今日的因，而是建國六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製造讓大師們遠去的因，隻是今天我們才品嚐沒有大師，學術腐敗，教育衰敗，文化衰敗澀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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