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的《歲末雜感致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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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友人來鴻與常青人分享。藉貼問候各位，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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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資中筠老人的雜感，心頭為之顫抖。這是一位耄耋老嫗，是著名的研究國際政治與美國問題的專家。長期作為體製內的學者，沒有泯滅清醒的理性，更沒有泯滅充滿憂患意識的良知和憑真知、良知發表感言的勇氣。這裏轉載的是資中筠老人最近的一篇“歲末雜感”。2011年新年的鍾聲，應該有這樣的聲音在震蕩和傳播！

歲末雜感致友人

作者：資中筠

來源：經濟觀察報

（資中筠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著名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見寒鴉繞枯枝。前些時發表了一篇關於讀書人與道統的文章，承蒙諸好友關注。本想歇息一陣，躲進鬥室，效古人“如今但欲關門睡，一任梅花做雪飛”。但是本性難移，仍免不了憂思不斷。所憂何來？年來腦中常浮起賈誼《治安策》開頭的一段話：

“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製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我對“才調更無倫”的賈生並非特別崇拜，《治安策》所談到的具體內容與今天也關係不大。但是這段話就其抽象意義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適用於今天。賈誼所處的是漢文帝時，正當“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說“形勢一片大好”。那麽他憂的是什麽呢？從皇朝的角度來說，西漢初期最大的問題是宗室諸王的坐大與爭權，對大一統的帝國造成威脅。所以賈誼以及後來的晁錯之輩都是力主削藩的。這是賈誼為漢室中央集權著想，為之痛哭的最大的隱患。但是當時朝臣或看不到這一點，或不敢說，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斷地采取措施。賈誼提出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發生了有名的“七國之亂”，相隔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錯作為犧牲品，“衣朝衣，斬東市”，也未能起安撫作用，終於免不了一場流血殺戮，平定之後還是用他們的意見而維持穩定。而此時，賈誼已經英年早逝，事實證明他的擔憂有很大的預見性。

今天中國所麵臨的問題與劉氏一姓的天下當然完全不同，隻是表麵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頌不絕於耳，在不少國家掙紮於經濟低迷的陰影中時，似乎“風景這邊獨好”，連洋人都豔羨。倚仗“舉國體製”無節製地耗國庫，奧運之後是“60大慶”，“大慶”之後是世博，世博之後是亞運。身處京、滬、穗這些大城市，隻見一片流光溢彩，真個是“烈火烹油之勢，錦繡繁華之鄉”。然而在主流媒體一片頌歌之外，長歎息之聲絕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傳與民間的感觸反差之大，似乎說的不是一個社會。那麽，是宣稱“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則諛，還是我輩杞人憂天，危言聳聽？

賈誼年少氣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樣斥他人為“愚”或“諛”，特別是外國某些評論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無理由討好我們。我隻能說，認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麵和當下，而憂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質和長遠。這長遠有多遠？賈誼所擔憂的亂局在他上書之後20年發作。當前“盛世”之下的憂患能等20年才發作嗎？

所憂何來？

首先是改革形勢的倒退。改革開放30年取得成績有目共睹。同時已經到了社會轉型的拐點，進一步製度的改革已經滯後，刻不容緩，也是普遍的認知。然而在經濟上隻見國進民退，國家壟斷日益加強，權錢勾結日益加劇。在體製上，前一陣朝野皆言“政改”，公眾翹首以待，不但沒有盼到，卻忽見權威喉舌重彈“姓資”、“姓社”的老調，甚至有現行製度是“核心利益”之說，實際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當年因決策者明智地摒棄“姓資、姓社”之說而邁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從某些主流言論來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論調。言論不但沒有放寬，反而“敏感”話題越來越多，難道這是“盛世”的氣度？

然則，堅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國模式”是否可恃？

經濟發展模式之不可持續，早已有多位專家從理論到實踐予以充分論證，不必贅言。一般人隻從常識觀察：資源浪費、環境破壞、低工資、低人權、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極高；社會財富總量越增而貧富懸殊、社會不公越嚴重……凡此種種，何以為繼？還有為求城市表麵光鮮而野蠻拆遷中之各種家破人亡悲劇。在人命關天麵前，執政官竟發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駭人之論。如此“新中國”是誰的中國？

當前出現新的一輪財富與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沒有安全感，用腳投票。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富、權貴們在高歌形勢一片大好的同時，有幾人不汲汲於把財富與子女送到國外？甚至孕婦出國生產以使後代取得外國國籍，以至於促成一種利潤豐厚的畸形產業。人之趨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風景這邊獨好？”唱頌歌者自己相信嗎？

更有一種悖論：當提到政治改革，則搬出“社會主義”，以拒斥普世價值，拒斥所謂“資本主義民主”，理由是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廣泛的權利（從理論上講，本該如此）；但是麵對嚴酷的現實——彌漫性的腐敗、貧富差距（基尼係數）擴大、社會保障大麵積缺失、生產安全條件惡劣造成災難頻發，黨政機關的豪華辦公樓和大小官員的豪宅與百姓的陋室成鮮明對比，以及其他種種眾所周知的嚴重不公，在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也實屬罕見。有人卻又搬出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剝削作辯護，說是‘初級階段’不可避免。麵對國內人權狀況遭外人批評，熟讀外國文學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說中描述的社會來應對。社會主義乎？資本主義乎？身處19世紀，還是21世紀？需要不需要改？

至於對外關係，話題更為“敏感”。不宜多言。隻是我記憶猶新，上個世紀曾經有一度我國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隻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剩下的“友邦”隻有兩三個喂不飽本國人民、賴我國“無私援助”而維持“戰鬥友誼”的小國。賴中美解凍以及隨之而來的30年開放改革之力，我國打開了融入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的大好局麵。即使在89年之後，當時在位的國家領導人也一再公開表示，我們不以意識形態為國際關係的基礎，國家關係不受社會製度的影響（大意）。這一明智的決策，在當時情況下沒有使我們的國際處境進一步惡化。我隻能衷心希望，當前的對外關係理念至少能從中華民族利益的現實出發，守住這條線，而不倒退到上世紀60年代。

老夫（婦）耄矣，無能為矣。不論人們怎樣津津樂道今日中國出現耄耋老人勇於直言的風景線，一個民族的希望隻能寄托於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見到好學深思的年輕人，讀到有見地的文章著作，特別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堅守，不計利害、安危，執著地為百姓的權益鼓與呼，破謊言、求真理，為社會正義、民族振興腳踏實地、見縫插針地做著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肅然起敬。而這樣的人卻往往不見容於權勢，屢遭橫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個好的國家，好的社會應該做好事易，做壞事難；好人得好報與惡人得惡報的概率高。如此則人心向善，正義公平得以發揚。從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強，社會得以穩定；從遠期看，足以振興民族精神，優化民族素質，這才是長治久安之道，特別是在當前矛盾迭出的轉型期可望避免大動亂，實現和平過渡。

而現實情況正好相反：做好事難，做壞事易。即便當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業”，有善心做善事為弱勢群體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肅。青年人入社會，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線，不但難以生存，且須隨時準備作出犧牲。而與貪腐同流合汙、向黑暗勢力低頭妥協則順風順水。以這樣的社會矛盾和“被和諧”的民怨，一旦經濟發生動蕩，恐怕難有今日我們所譏笑的他國民眾的承受力。則我輩衷心企盼的和平過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機會。比之於厝積薪而臥其上，豈不恰當？

何況，今日之中國已非昔日封閉的老大帝國，而是身處21世紀，不可能自外於浩浩蕩蕩之世界潮流。現在流行的最簡便的說辭是一切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我想借用一句論語：“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嗚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個人溫飽無慮，別無他求。所求者惟國泰民安，善用百年來國力最強盛的時機，力求以和平方式越過這一不可避免的門檻。正因為如此，每見種種悖理傷道之事，憂思難解，悲憤不已。我寧願不做賈誼式的預言家，我寧願落杞憂之譏。

天寒望善自珍攝，幸勿為風露所欺！

資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