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的精心安排和周密策劃下，我們的印度之旅終於能夠成行。
坐在飛機上我便琢磨這樣一個問題：即將看到的印度是不是意象之中的印度？其實，意象中的印度又何嚐不是非常模糊的呢？印度是難以描述的，更是無法概括的，任何給這個國家定性的努力都有可能陷入瞎子摸象的窘境。因此，這次到印度沒帶著任何成見，就是隨便看看，感受一下真實的印度。
感受真實的印度是我早就該做的功課。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南亞所讀研究生以來，我和印度便有了斷斷續續的聯係。當年在國內接觸過的幾個印度教授都曾建議我畢業後去印度繼續上學，可我沒有唐僧那種覺悟，沒把做學問當回事，便去了美國。87年在芝大讀書時，劉國楠老師到印度講學，來信說在印度講學期滿後想來芝大，囑我代為聯係，並要我在他講學期間到印度一遊。在事情還沒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劉國楠老師在印度不幸病逝。寫論文時，我的老師RUDOLPH正幫忙管理麥克阿瑟獎學金，叫我申請點兒錢去趟印度。我卻以早點兒完成論文早點兒畢業為借口，把去印度的事又給推了。每每和人聊起印度，總會為沒去過印度感到遺憾。
終於，當朋友提議去印度旅遊的時候，就有了正中下懷的感覺。
我們到達新德裏機場時，已近午夜。新德裏國際機場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城市的機場並無區別。因為正趕上印度主辦英聯邦運動會，在機場大廳裏見到不少體形高大的各國運動員。取出托運行李，換些印度貨幣後，步出機場，但見出口處圍著一圈人，一個個舉著寫有人名的牌子，伸著脖子搜尋要接的人。這場景，和首都機場一模一樣。
出了機場大廳，一股熱浪撲麵而來。十月的德裏，氣溫依然很高，午夜尚不涼爽。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特有的沸騰的噪音被德裏上空混濁的氣體罩在地麵，無處逃遁，隻好鑽進人們的耳朵。和首都機場不同的是，機場門前接送旅客的出租車有很多三輪摩托，黃色的帆布車篷使我想起多年前北京滿大街上跑的號稱蝗蟲的“麵的”。
來接我們的是旅行社派來的兩個印度小夥子，個子不高，全都濃眉大眼，頭發梳得一絲不苟。像八十年代初中國的導遊一樣，他們對工作認真負責，一路上絮絮叨叨地給我們介紹沿途景觀。出了機場，沒什麽轉折和過渡，就直接進入了新德裏市區。
午夜的德裏街道顯得有些昏暗，除了車燈路燈，沿途很少見到大城市中常見的霓虹燈和廣告牌子。車行大約半個多小時，抵達下榻的旅館。大廳裏正在值班的員工幾乎是全部出動，給我們每人脖子上套個花環。花是真花，掛在脖子上有種微涼的感覺。喝著他們端來的飲料，一路旅行的疲憊，竟被他們這種熱情的態度驅趕到不知何處去了。
第二天在德裏的行程頗為緊湊，可謂馬不停蹄，大有“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架勢。遊覽項目有德裏大清真寺（Jamia Masjid），紅堡（Red Fort），比爾拉廟（Birla Temple）， 以及印度門和周圍的標誌性建築。然而，我對甘地墓情有獨鍾。
拜謁甘地墓正值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宣布的日子，聽到劉曉波獲獎的消息，同行的朋友都歡呼雀躍。令人欣慰的是，甘地主張的非暴力政治鬥爭方式得到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人們的認同。二戰期間，甘地數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這無疑使印度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精神受到鼓舞，也給英國殖民當局施加了輿論壓力。甘地遇刺身亡的當年，諾獎評委會當年未發獎，以此向甘地表達敬意。然而，甘地的經濟和社會主張至今尚未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
當年甘地之所以登上印度的政治舞台，是那些西化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們在麵對英國殖民主義重壓而感到一籌莫展的時候做出的無奈選擇，而甘地借著這個舞台，從發掘印度民族文化著手，重新解釋了非暴力，使宗教同政治鬥爭緊密聯係起來，最大限度地發動起印度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政治鬥爭，使印度的獨立運動進入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因此，甘地被印度人民尊稱為“聖雄”和“國父”。
甘地的非暴力鬥爭方式是其在南非領導印度人反對殖民當局實行種族歧視的鬥爭中形成的。起初，人們把甘地領導的以和平方式抵製政府的不合理法令的反抗運動稱為“消極抵抗”運動（Passive Resistance），當時的傳媒也以此稱呼該運動。然而，甘地對這種說法特別不滿意，這不是貶低我們嘛，我們啥時候消極啦？於是，他發明了“堅持真理”（Satyagraha）一詞，把他所領導的非暴力鬥爭定義為“堅持真理”運動。
甘地把“堅持真理”的非暴力鬥爭同消極抵抗作了嚴格區分。 他認為消極抵抗是弱者的武器，其特征是這種形式的鬥爭起源於仇恨，最終將導致暴力的發生。他否認印度民族主義鬥爭采取非暴力鬥爭形式是一種被壓迫民族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在政治上，非暴力鬥爭總是以不合法的形式出現，即不同實施錯誤政策的統治者合作。如果被統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態度，統治者的任何政策都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個野蠻政府的統治下，不做順民，必然會付出坐牢，殺頭等巨大代價。所以，甘地認為非暴力鬥爭是以自己忍受痛苦和犧牲的行為製止做惡者繼續做惡。這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是一種真正的革命精神，才是精神上強大的表現。
甘地的非暴力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策略和鬥爭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理念。他從來不簡單地把非暴力作為一種手段，在這個問題上，他認為手段就是目的。所以說，甘地的非暴力同當今世界流行的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同氣勢磅礴，巍峨壯觀的中山陵相比，坐落於新德裏朱木拿河畔的甘地墓地樸實簡約，平易近人。墓地周圍開闊的綠地屏蔽了城市的喧囂，線條古樸的黃砂岩矮牆圍成的庭院肅穆莊嚴。在此盤桓，我不由得又想起毛主席紀念堂，位居鬧市，缺少的就是這份寧靜。是不是我們中國人好熱鬧非把陰宅放到市中心不可呢？躺在那裏實際上是很不利於長眠的。
庭院正中的祭壇是1948年1月31日甘地遺體的火化之處，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鐫刻著甘地中彈時發出的最後聲音：“嗨，羅摩”！墓碑上的燈座裏聖火長明不熄。
甘地雖然被供奉起來，但印度人對甘地采取了一種口是心非的態度。這是因為甘地的目標不僅僅是印度政治上的獨立，他認為，以暴力為後盾的英國殖民統治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象征。印度之所以淪為英國殖民地是因為印度人接受了西方現代文明，把印度拱手送給了英國。要擺脫英國的統治獲得獨立，就要拒絕現代文明，首先以非暴力的方式獲得精神上的獨立。
獨立後的印度基本上放棄了甘地主義。以鼓勵競爭，刺激消費，滿足私欲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無疑更迎合人類貪婪的本性，因而席卷全球。跟著甘地轉了一大圈兒的西方化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們（如尼赫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麵對現代文明的誘惑而坐懷不亂。把甘地的政治經濟主張束之高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盡管如此，甘地的主張作為後工業化社會的一種選擇，依然是不容忽視的。愛因斯坦在甘地遇刺後發表了對甘地的高度評價，並且預言：“在未來的時代，可能極少有人相信，這樣一個血肉之軀曾經在地球上匆匆走過”。
追求現代化的人們無法理解甘地的思想，但是，現代化帶來的危機和潛在災難，又強迫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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