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約和契約出現之前，古人以人言--為“信”，說話就算數。誠信，最初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對話中。
我的畫展比較小型，再說，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主辦，都有朋友牽線結緣。20年來，基本上沒有展覽合約，也許運氣好，也許是朋友們好，至今還沒有特別不愉快的事發生。
畫展規模不論大小，展前準備的瑣事基本差不多：請柬、郵寄、廣告、酒會、嘉賓、貴賓--尤其是國內流行剪彩和彩虹圓拱及紅地毯--涉及的人越來越多。
前不久，我在成都武侯祠的《三國》主體畫展，從應邀到展出的大半年間，才通了兩三封電子郵件，就基本決定了展出的時間與合作的方式。
到達武侯祠，拜訪館長，他遞給我一份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麵列清了這次畫展的全部日程和接待工作的安排以及具體負責人員的名單--由剪彩的領導嘉賓，到守夜的護衛以及陪我參觀訪問的司機，還有公關、宣傳、聯絡、接送。。。好幾十人！看得我目瞪口呆，五體投地！----連上海辦了幾次名家大型個人畫展覽的朋友都讚歎：上海美術館都沒有這樣專業！
而之前，館長隻是輕描淡寫地說：我們一切盡力而為吧。
我德國的畫家朋友，應邀到國內某藝術學院開畫展，早幾個月就約好了時間，他準時抵達，可是，有關方麵好像啥都沒準備，連展場的大字廣告都要我連夜幫忙手製，宣傳印刷要我日夜監督----原來，校方正準備接待一位更出名的德國名人！於是，沒有傳媒，沒有名家，也沒有氣氛，更重要的是沒有交流的誠意了。想當年，這位國內的藝術家到德國去開展覽，受到何等良好的接待？全市的主要藝術家、好多朋友、電視采訪、市長道賀--藝術家本來無需在乎這些，德國朋友也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上海方麵也沒作出特別具體的承諾----可是，作為禮尚往來--還是需要點的吧？
德國朋友和我說，如果他們沒時間可以先通知我的呀---德國大師來訪不會是突然的吧？-----我的父親，倒是兩天前突然去世了。太太叫我改期，可是我想，已經答應這裏了。。。
我突然怔住了，無言以對，惟有苦笑。
德國朋友並沒放在心上，可是作為介紹人的我，倒有點過意不去了。
沒多久，國內那位朋友再次被邀請到德國訪問、展出，邀請信由對方市長親筆簽名。他收到邀請信之後，突然提出要加上太太的名字。德國朋友問我：我們談了幾個月了，為何不早說呢？進市長辦公室不是太難，重寫、再加個名字--市長想我在幹嘛？-----這次泡湯了。。。
過了一年，按國內那位朋友的要求，德國市長正式寫出了另一封邀請信，連同他太太的名字。可是，臨出發前，他又改變了主意，說是九十歲的老嶽父住院了。。。從人性角度來說，當然可以理解，可是，老嶽父不是突然一下子九十歲的吧？老嶽父不一定馬上就死的吧？連續兩次失約，連續兩次要一個著名的藝術家當跑腿又作廢----以後還敢和你談合作嗎？他留在市長腦裏的印象將是怎樣的奇怪？民主國家的市長雖然沒啥官架子，也不至於像自己老娘舅吧？
所謂“一諾千金”--就是說承諾，是極可貴的，千金---即是承諾的價值無法用金錢來估量。
我為何不指責這次《錢江晚報》即報導慘案、又沒有改動彩色廣告？表麵上看，好像報館隻注重金錢，忽視了人性和良心的價值。其實，以我淺見，《錢江晚報》堅持的就是對消費者的承諾，同時，又無傷基本職業操守--正視民間痛苦。
數年前，上海報業高層領導曾透露，基本上，政府不成文規定，晚報頭版報道，無需像日報那樣政治化，可以當地民間生活為主題。《新民晚報》如此，《羊城晚報》如此，相信《錢江晚報》也不列外。
一個大型企業的開幕，前前後後所涉及的人員必定遠遠超過我的小小的個人畫展，我相信，涉及到的有關人員不會少過500---甚至過千、過萬，金錢方麵就更難以計算了。
已經造成事實的悲劇，當然值得同情，對於災難元凶的憤慨，也可以理解----可是，活生生過日子的市民沒必要放棄正常的生活，更不必犧牲客戶的利益，以致作出違反職業操守的改變承諾---否則的話，這份報紙的消費公信力將會下降----當然，一旦處理不當引起的社會抵製，報館本身也必須承擔了。
然而，從“人性”、“良心”角度出發的具體影響力和市場經濟的關係，還難以斷定。
以目前為止，作為消費者，今後我會比以前更相信《錢江晚報》，《錢江晚報》將是我做頭版廣告考慮的第一個對象----因為他們重視對消費者的承諾。
至於其它價值觀，如良心，如人性----請各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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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回我今年5月在成都武侯祠的畫展，開幕禮儀結束之後，館長笑著問我：你為何定為今天開幕呀？要不然，可以有更多首長、更多記者。。。
我說：已經不少拉，你看，我都來不及接受訪問，梅主任在幫忙啦。。。
館長接著說：可是，你知道今天？。。。
我說：知道呀，不過，耿兄和他的朋友們隻有今天有空呀，（耿是我們的介紹人，與朋友從上海趕來）
館長抬了下眉毛：奧--這樣啊！
五月，在四川，在成都，我的個人畫展布滿了紅布、紅花、紅紙---還是來了好幾百人捧場---也太平無事----雖然，那天是“5-12” 紀念日。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我的畫展比較小型，再說，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主辦，都有朋友牽線結緣。20年來，基本上沒有展覽合約，也許運氣好，也許是朋友們好，至今還沒有特別不愉快的事發生。
畫展規模不論大小，展前準備的瑣事基本差不多：請柬、郵寄、廣告、酒會、嘉賓、貴賓--尤其是國內流行剪彩和彩虹圓拱及紅地毯--涉及的人越來越多。
前不久，我在成都武侯祠的《三國》主體畫展，從應邀到展出的大半年間，才通了兩三封電子郵件，就基本決定了展出的時間與合作的方式。
到達武侯祠，拜訪館長，他遞給我一份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麵列清了這次畫展的全部日程和接待工作的安排以及具體負責人員的名單--由剪彩的領導嘉賓，到守夜的護衛以及陪我參觀訪問的司機，還有公關、宣傳、聯絡、接送。。。好幾十人！看得我目瞪口呆，五體投地！----連上海辦了幾次名家大型個人畫展覽的朋友都讚歎：上海美術館都沒有這樣專業！
而之前，館長隻是輕描淡寫地說：我們一切盡力而為吧。
我德國的畫家朋友，應邀到國內某藝術學院開畫展，早幾個月就約好了時間，他準時抵達，可是，有關方麵好像啥都沒準備，連展場的大字廣告都要我連夜幫忙手製，宣傳印刷要我日夜監督----原來，校方正準備接待一位更出名的德國名人！於是，沒有傳媒，沒有名家，也沒有氣氛，更重要的是沒有交流的誠意了。想當年，這位國內的藝術家到德國去開展覽，受到何等良好的接待？全市的主要藝術家、好多朋友、電視采訪、市長道賀--藝術家本來無需在乎這些，德國朋友也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上海方麵也沒作出特別具體的承諾----可是，作為禮尚往來--還是需要點的吧？
德國朋友和我說，如果他們沒時間可以先通知我的呀---德國大師來訪不會是突然的吧？-----我的父親，倒是兩天前突然去世了。太太叫我改期，可是我想，已經答應這裏了。。。
我突然怔住了，無言以對，惟有苦笑。
德國朋友並沒放在心上，可是作為介紹人的我，倒有點過意不去了。
沒多久，國內那位朋友再次被邀請到德國訪問、展出，邀請信由對方市長親筆簽名。他收到邀請信之後，突然提出要加上太太的名字。德國朋友問我：我們談了幾個月了，為何不早說呢？進市長辦公室不是太難，重寫、再加個名字--市長想我在幹嘛？-----這次泡湯了。。。
過了一年，按國內那位朋友的要求，德國市長正式寫出了另一封邀請信，連同他太太的名字。可是，臨出發前，他又改變了主意，說是九十歲的老嶽父住院了。。。從人性角度來說，當然可以理解，可是，老嶽父不是突然一下子九十歲的吧？老嶽父不一定馬上就死的吧？連續兩次失約，連續兩次要一個著名的藝術家當跑腿又作廢----以後還敢和你談合作嗎？他留在市長腦裏的印象將是怎樣的奇怪？民主國家的市長雖然沒啥官架子，也不至於像自己老娘舅吧？
所謂“一諾千金”--就是說承諾，是極可貴的，千金---即是承諾的價值無法用金錢來估量。
我為何不指責這次《錢江晚報》即報導慘案、又沒有改動彩色廣告？表麵上看，好像報館隻注重金錢，忽視了人性和良心的價值。其實，以我淺見，《錢江晚報》堅持的就是對消費者的承諾，同時，又無傷基本職業操守--正視民間痛苦。
數年前，上海報業高層領導曾透露，基本上，政府不成文規定，晚報頭版報道，無需像日報那樣政治化，可以當地民間生活為主題。《新民晚報》如此，《羊城晚報》如此，相信《錢江晚報》也不列外。
一個大型企業的開幕，前前後後所涉及的人員必定遠遠超過我的小小的個人畫展，我相信，涉及到的有關人員不會少過500---甚至過千、過萬，金錢方麵就更難以計算了。
已經造成事實的悲劇，當然值得同情，對於災難元凶的憤慨，也可以理解----可是，活生生過日子的市民沒必要放棄正常的生活，更不必犧牲客戶的利益，以致作出違反職業操守的改變承諾---否則的話，這份報紙的消費公信力將會下降----當然，一旦處理不當引起的社會抵製，報館本身也必須承擔了。
然而，從“人性”、“良心”角度出發的具體影響力和市場經濟的關係，還難以斷定。
以目前為止，作為消費者，今後我會比以前更相信《錢江晚報》，《錢江晚報》將是我做頭版廣告考慮的第一個對象----因為他們重視對消費者的承諾。
至於其它價值觀，如良心，如人性----請各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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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回我今年5月在成都武侯祠的畫展，開幕禮儀結束之後，館長笑著問我：你為何定為今天開幕呀？要不然，可以有更多首長、更多記者。。。
我說：已經不少拉，你看，我都來不及接受訪問，梅主任在幫忙啦。。。
館長接著說：可是，你知道今天？。。。
我說：知道呀，不過，耿兄和他的朋友們隻有今天有空呀，（耿是我們的介紹人，與朋友從上海趕來）
館長抬了下眉毛：奧--這樣啊！
五月，在四川，在成都，我的個人畫展布滿了紅布、紅花、紅紙---還是來了好幾百人捧場---也太平無事----雖然，那天是“5-12” 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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