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常提到“人格”，你認為中國人在人格、人性素質方麵，甚至在人種方麵，同西方民族有什麽差異?
劉曉波：我隻能說一點，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以哲學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辯哲學家、宗教哲學家、非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樣全非理性的學說；要邏輯，有亞裏士多德的邏輯，有羅素的數理邏輯，有笛卡兒、萊布尼茲的邏輯，精細嚴密到你毫無辦法!中國人有什麽?中國隻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
問：為什麽會這樣呢?中國人智能不低啊。
劉曉波：那我回答不了。從製度、文化推到人種上去找?我無力去天空幾十萬年前的曆史。中國人一直傲稱古代四大發明，西方古代以來幾百大發明都有了，有什麽值得驕傲的?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
對孔孟之道的批判
問：你曾宣稱要徹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廢墟上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基礎，如何建設一個新文化?
劉曉波：傳統文化隻是提供了一個否定的基礎和起點，不是繼承和承襲的基礎。我認為孔子是個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認的天才是莊子，從哲學上說，孔子什麽都不是，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入世的為政治服務的學說，漢代把它變為統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漢代就該死亡了，奇怪的是這麽多年還沒有死亡!不過，它麵對新世界已經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歡孔子，不奇怪，因為是多元社會，但是在一元化的社會中，最好的東西也沒用。所以孔子在東西方的意義不一樣，如果中國是個多元化的政體，我不反對別人信仰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當前的中國，你信仰馬克思就等於信仰一種思想獨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論意義。
問：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成功是儒學的勝利，證明儒學還有現代價值。
劉曉波：這是胡說八道!也是忘恩負義。台灣、南韓、新加坡都有美國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沒有美國的人權觀念的約束，這些國家可能什麽都沒有!這是東方人的醜惡，東方人麵臨著人的解放的問題，中國是一架政治機器，日本是一架經濟機器，每個人都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台灣、日本的人權問題表示解決，香港解決了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功利化的，它爭取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權利，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追求的則是生命意義上的個性解入，這是一種“純哲學”。
問：哲學問題我們隻能點到輒止了。不如你說說，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
劉曉波：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製、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隻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製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隻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麽是“中國特色”。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曆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問：那怎麽辦呢?豈不太令人悲觀?
劉曉波：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紮，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
(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