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

林語堂算不算對“儒家思想有基本了解的人”？其實我那篇文章裏說了是一個猜想，我沒有理論根據證明這一點。由此判斷我“了解不深”的邏輯何在？

反思儒學還要分清前儒後儒？那是不是反思共產黨也要在馬恩列斯毛鄧之間劃個道道？也許你是對的：）

嗯， 孔孟老爺子反對選舉製度（中國有真正的選舉製度嗎？朝鮮也有吧？）幹部終身製度——老爺子反對嗎？儒家提出過天子任期製了嗎？腐敗機製的根源在哪裏？這個問題不爭了，還是給你看一篇網文，標題嚇人了一點，但不是沒有一篇道理。

狼兄，我們爭論，最好就事論事，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先給對方蓋一個“了解不深”“頑固獨霸”的帽子，最好避開各自的個人觀點，從邏輯推理和事實上分析，比如我對“敬其父”和“民為重”的質疑，您看有問題嗎？

 

中國人反腐敗就是反儒教反孔子

作者：秦番

我們知道，任何有機物都有腐敗變質的可能——隻要條件具備。一般說，品質優良的物質在同一外部環境下不易變質腐敗——僅僅是不易但不是不會；品質惡劣的物質即使在人們認為清潔安全的環境裏也會變質腐敗。物質的腐敗取決於兩個條件：外部環境和物質本身的品質。

人們不會去懲治已經腐敗了的蘋果，但可以扔掉。這完全是無奈——沒有想到改善環境或者根本無力去改善環境。扔掉其實也是一種自罰性質的懲治，至少它表達了 人們的憤怒。但是，在環境依舊的情況下，憤怒與事無補；因為腐敗的程度這時候往往叫你目瞪口呆，想扔也無處下手。有竅門的果農很少憤怒，也很少手忙腳亂。 果農是沉默的，一旦他信誓旦旦，大放厥詞的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合格的果農了。

人的腐敗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但誨人不倦的儒教文化卻是世界上獨有的教人們如何去腐敗的獨特文化。文化既決定人的品質同時又影響社會環境。中國目前的種種腐 敗現象，就其性質而言，其實也“老早就有”，隻不過在物質匱乏，信息閉塞的時代，形不成象今天這樣的巨大的反差而已。中國的老百姓曆來並不十分看重社會的 腐敗問題，或者說他們對社會的腐敗現象總是習焉不察的。“官”與“民”的日常享用曆來總是有別的，這是中國老百姓已經認同了的事實；而儒教則直接了當地認 為那種差別是天經地義、不容置喙的。現在人們敢於公開站出來反腐敗，這首先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同時還說明中國目前的腐敗現象比曆史上幾個特殊時期的還要嚴 重。若不然，我們的老百姓能忍則忍，不會象今天這樣，反應如此激烈。

中國人的腐敗不是旁的，它是儒教價值體係生動活潑的體現；孔子功利觀一旦實現後的必然產物。趨利乃人之天性，獲利的手段也不止一種，但在儒教那裏卻隻有一種——“學而優則仕”。仕則若何？仕則獲利；而且“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

孔子雖然嘴上從不言“利”，其實一門心思想獲“大利”——“經營天下”之利。這個好夢後來由呂不韋替孔子完成了。年輕時呂不韋曾問其父：“耕田之利幾 倍？”答曰：“十倍。”（這是類比的說法，中國的耕田者從沒獲過十倍之利——筆者）又問：“販買珠玉之利幾倍？”答曰：“百倍。”再問：“若挾立一國之 主，借以掌握河山，經營天下，其利幾倍？”答曰：“不可勝計矣。”

學而優則仕的人當然有，但學而優則“死”的人則更多——孔子當屬此列。假如孔子實現了他的“經營天下”之夢，那麽他就沒有時間和精力囉裏囉唆，那麽詳盡地 去區分官吏和庶民日常享用的差異，更沒有興趣去規定他們走路、上台階的步子應該有何不同。孔子的良苦用心並不是為了什麽無關緊要的禮節，他的真正目的在於 從根本上劃分人的等級差別。正如他自己表白的是為了“貴賤有等”。翻開《禮記》，事無巨細的繁文縟節首先讓人感到胸悶氣短，但在現實中，人們卻把它演繹得 絲絲入扣。今天我們各級官員的享用（“待遇”）是有依據的，不信就去翻翻《禮記》。不管你的政績如何，也不管當地經濟發展的水平如何，隻要你的級別放在 那，車子、房子、票子以及名目繁多的“補貼”就不會少一樣，而且是以比法律更神聖的形式年年改進頒布的。

孔子並沒有創立什麽宗教，但後人卻借題發揮出了儒教。孔子活著的時候人們並不買他的賬，他死後很長一個時期也是如此；他的思想僅僅是一種純學術思想——儒 家思想而已。但是到了後來，“種種權勢者便用各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所以，“孔夫子之在中國，是 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同上）如果沒有漢代的“獨尊儒術”，宋代的“儒學複興”，（一般認為中國的落後始於近代，但從人類曆史發展的一般趨勢 上講，中國的落後始於宋代。或者說宋代的“儒學複興”後，中國注定要落後下去。）孔子的思想不會成為我們每個中國人自覺地修養和行為規範，更不會成為世界 上獨一無二的宗教。

孔子強調“仁、義、禮”起初的目的隻是為了人們自身道德的提高，以便實現個人理想。我們一直說儒家思想中還有點進取意識，指的正是這一點。但是到了後來， 這種本來隻屬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範疇的倫理發展成了涵蓋一切的規律，它和宇宙規律、國家製度相重疊，又與法律製度、人生哲理、宗教迷信相聯姻，形成了一個既 有強製性法律，又有自覺性修養，還有恐嚇性鬼神報應來保證實施的行為規範。把人一個個教化成無欲無向的神，因而便於統治，這就是儒學禮法名教成為宇宙規 律，成為中國人宗教的根本原因。

孟德斯鳩在探討儒教對中國人的重要性時指出：“中國人把整個青年時代用在學習這種禮教上，並把一生用在實踐這種禮教上。”（《論法的精神》）至於中國人為 何那般執著，他沒有進一步說明。但作為中國人，我們還需要別人說明嗎？我們都清楚，要想實現人生的價值，如果不如此那般，我們幾乎無路可走。魯迅也指出： “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愚民”尚且如此，就不用說手捧經書的人們了。

人人都想仕途通達，人人都想升官而後發財，至少通過升官發財，活得比普通百姓舒服一些——這是一般中國人的生存心態。沒有必要羞於承認這一點。中國人也是 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再說儒教的“正修齊治平”也有其光明磊落的一麵。指責中國人的生存心態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在指責的同時你必須指給人們一條別一樣 的陽關大道來，但你卻不能。

儒教之外的任何宗教隻不過是人們的某種精神依托，充其量涉及到了政治和哲學，而儒教則具有包容一切的功能。它既是中國人的人生、自然哲學，又是政治理論依 據，常常又和國家形態、法律製度、封建迷信相聯姻，（儒教中的“國”就是“家”的放大，“君臣”關係就是“父子”關係的投影；儒教的“禮製”中就有“禮入 於法”之說，所謂“刑不上大夫”便是例證。現實中，尤其是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禮”和“法”常常混淆不清。）這才使它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不信還由不得 你的宗教。

中國人青年時代學習儒教是一種不自覺地行為，後來畢一生精力去實踐儒教，帶有自覺和不自覺的兩重性。不如此這般行嗎？不如此這般也就意味著你放棄了一切。也就是說在儒教的現實裏你無立錐之地。

現實裏，儒教不象其他一些宗教那麽抽象；儒教信仰也和那些不可捉摸的超自然神秘事物無關；它相當具體，具體到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日常消費、衣食住行和男女情 愛當中。“仕”與不“仕”就有天壤之別，“官商”與一般的商人也不可同日而語。其實在儒教的現實裏，純粹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商人無法生存。

儒教是不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但這並不說明它比其他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合理些。在中國，根本不需要什麽超自然神秘事物供人們去信仰，因為儒教 的倫理關係本身就是一種強製性的信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 仆，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假如你隻是一個“台”，不必灰心，通過學習，通過實踐，你也可以升至“仆”升至“隸”……

由此，我們看到，在儒教的現實裏，人們自下至上互相信仰反過來又互相踐踏。雖然今天“下”和“上”的稱謂變了，但中國社會金字塔式的信仰和社會結構並沒有 變。人人即神人人都有特權。“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魯迅《燈下漫筆》）我們已經習慣了淩虐和被淩虐，吃與被 吃，拿與被拿，卡與被卡，總之已經習慣了特權的無處不在。

說起今天的廉政建設，有識之士指出：不可忽視基層幹部的腐敗現象。此言極是。因為在中國，腐敗不光是某一階層的專利，它普遍存在於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甚至最低層。這不單單是體製上的問題，而是儒教文化生動活潑的體現。

其他宗教和儒教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要求人們老老實實按人的法則做人，後者則要求人們變成非人——互相信仰的神。

學而優則仕。在儒教這種功利觀的誘導驅使下，天下人心不旁騖，拚命往一條獨木橋上擠；為了獲得更大的利，拚命往更“上層”爬。範進中舉時的麵孔告訴人們， 利的誘惑是多麽的不可抗拒。雖然我們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中學生們還沒有想過“仕”與不“仕”的人生命題，但社會、家庭、學校、書本乃至空氣當中隨時都能聽 到孔夫子健康的咳嗽——“學也，祿在其中。”那些嚇壞了的孩子們僅僅因為學習成績不好或考試不及格而離家出走，甚至自殺的事也時有發生。奇怪嗎？既然有宗 教，就必然有它的殉道者。“儒教吃人，並且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在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魯迅《燈下漫筆》）

今天不是又有人扛著“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的大旗，提出要“振興儒學”嗎？不是又有人多次唱出“傳統文化與人本思想”這樣的獻辭了嗎？

人們痛恨腐敗，但是仔細想想，在儒教的功利觀、等級觀、“禮法”觀不僅沒有淡化而且更趨天經地義的今天，我們怎麽能指望人的公正廉明？你我在痛恨腐敗的同時是不是自覺不自覺地跟著一些儒生在瞎吆喝？

近幾年，人們使用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以權謀私”，但是在儒教的現實裏，說“以權謀私”和說“以嘴吃飯”一樣，是廢話一句。儒教的價值觀裏，“仕”和謀權都 是手段，獲利才是最終目的。這其中的道理就是中國的“愚民”也無師自通，更何況教育空前“發達”，儒生們為“儒”搖旗呐喊的今天。

還有一個動賓詞叫做“升官發財”。這個詞卻不是人們憑空編造出來的。從行為上說，“升官發財”和諸如“上山打獵”、“下海捕魚”之類的人類有目的的活動一 樣，沒有任何區別。本來，不管上山還是下海，不管耕田還是販賣珠玉，隻要肯幹實幹，都是有利可圖的；但是在儒教及儒教的現實裏，唯有升官才能獲得比幹其他 任何行當都要多的“大利”並且光宗耀祖。為了生存，人們固然還在上山、下海、耕田、販賣、唱歌、跳舞、救死、扶傷……但心裏都清楚，還有一種更好的行當叫 做：升官。

在市場經濟的最初幾年裏，人們天真地認為隻要苦幹、實幹就可獲利。於是在90年代初，一大批抱著鐵飯碗的“幹部”也“下海”了。下了才知道，在中國，隻要想獲大利，離開了官就無從談起。活生生的現實在戲弄人們同時也告誡人們：還是走孔夫子指給你們的路吧……

一年勝過一年的報考公務員熱僅僅是因為就業壓力嗎？今天的公務員為何不象前幾年那樣輕言“下海”？因為人們渴望的“市場經濟”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新儒家 們的再一次粉墨登場從另一個側麵說明：在儒教文化下建設“市場經濟”要比當初人們想象的艱難得多；同時還說明，如果忽略了文化重建，單純的經濟建設就會變 樣、走形。

按理說，今天是權貴者和權貴者豢養的新儒家們該知足閉嘴的時候了，因為在市場經濟的建設過程中，他們並沒有象他們當初擔心的那樣失去什麽，相反，他們得到 了以往他們不敢想象的物質財富。那麽，他們為什麽還不閉嘴？答案隻有一個：這樣的市場經濟不正常。要維持這樣的不正常，也隻有靠儒教。這一點他們比 “民”、“眾”清楚。那些想做權貴者而不得的儒生們當然更清楚這一點，而且他們還清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一直這樣不正常下去。有了危機感的人就不 會沉默，新儒家們也不例外。於是，就有了拉大旗作虎皮的“弘揚”；於是就有了子虛烏有的“人本思想”、“傳統美德”這樣囈語的般獻詞。

中國的耕田者是清白的，悻悻學子們是清白的，是儒教教他們腐敗與墮落；一旦他們手捧經書，奔向“仕”的時候，他已經墮落了；當他們告別田野、教室的時候腐敗也尾隨而至。有些時候，中國人的腐敗還叫人感到同病相憐。

為什麽說中國人的腐敗叫人感到同病相憐呢？因為在儒教的現實裏，“下”總是要事“上”的。中國人要事的“上”可不是燒燒香、磕磕頭或者在胸前劃劃十字就能 打發的虛幻事物，中國人要事的“上”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大活人。很顯然，兩袖清風者事不了這樣的“上”，所以他才兩袖清風；廉潔者沒有資本事這 樣的上，所以他才廉潔得自身難保。

事“上”的方式因時代的不同而不同。今天， 它就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事“上”也是一種投資行為，本質上和商人的投資沒有區別。既然是投資，收回成本在情理之中，獲取更大的利益才是當初投資的真正動 力。“投資——收回成本——獲利”這一過程，在商人那裏叫經商；在官員那裏叫貪汙、腐敗。問題是經商可以為社會創造財富，貪汙、腐敗正好相反，聽之任之， 它會亡國、亡黨。

法製不健全，體製不完善，（法製在儒教的現實裏很難健全，就是健全了也很難健全地執行；體製的不完善正好和儒教的“禮法”觀不謀而合。）固然可使腐敗者有 機可乘，但是如果沒有儒教的“理”和“大人言”對廣大民眾的愚弄和恫嚇，腐敗者斷不至於於那麽目中無人：眾目睽睽之下信手拿走國家財產輕巧得如同自己囊中 探物，自然得如同打了一個哈欠。民眾算什麽？在儒教的等級觀裏，“民”從來就是“盲”的代名詞。因此，中國“老早就有”現在愈演愈烈的種種腐敗現象不僅有 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而且還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

不要指望通過“懲治”就能解決腐敗問題，因為“懲治”腐敗者和扔掉爛了的蘋果一樣，是憤怒而不是辦法。可以斷言，隻要儒教的功利觀還行之有效，中國式的腐 敗還會水漲船高。不管采取怎麽樣的“懲治”措施，人們逐利的天性不會改變。逐利是合理的，隻不過中國人逐利的方式有些獨特罷了。

既然逐利是合理的，我們又沒有一個除了“以權謀私”和“升官發財”之外更好的獲利渠道，那麽我們有何理由去反腐敗？

反腐敗實際上是在反儒教反孔子，反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指望中國人不腐敗，那你必須指給中國人一條別一樣的陽關大道來，但你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