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劍鋒
3個月前，當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決定將“第六屆中國戲劇文學金獎特別獎”授予劇本《幸遇先生蔡》的時候，沙葉新予以拒絕。他的理由如下：我是名譽會長，作品又得獎，等於是自己選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額空出來，給別的創作者。那些人可能比我更需要這個獎，他們需要支持。
這樣一來，沙葉新失去了一項榮譽，以及一筆1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
“有些人是爭著擠著進來。沙葉新倒說他不需要，這個人的可貴之處就是這一點，他的獨立性，不被任何東西左右。”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會長曾獻平說，“但他的劇作又是夠水平的，不參評，我們認為不合適，還是要給他一個獎……”
此後，評委會別出心裁地為他量身訂做了一個“評委會獎”。頒獎那天，沙葉新的一出話劇《江青》正在香港公演。首演結束，曾獻平上台為他頒了獎，獎額1萬元。
“我認為這是對我的鼓勵，對我的期望，”沙葉新說，“但我不認為這是應該的。”
2009年，在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沙葉新發表了一篇題為《不為權力寫作》的演講，反思了自己的創作，公開亮明了“不當奴才，不做工具，心靈自由，不為權力”的立場，引起一批創作者的激烈響應，有人提議將此當作一項藝術“宣言”。曾獻平亦是讚同者，認為沙葉新“說出了大家的心聲。我們的作家，做奴才的太多了，人才很少”。
40年以來，紛紛擾擾，人生如戲，一切盡歸塵芥。對於沙葉新而言，在行將老去的時候，他終於可以如願抵達這樣一種自在境界。
“從心所欲，不逾矩，正好70歲，”他說，“現在身不由己的時候不多了。身不由己那我就不幹嘛，又不愁吃不愁穿，以前還有個生活問題，稿費問題，工作責任問題，現在完全不同了。”
當年吹鼓手
《不為權力寫作》的演講發表後，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理事會集體討論是否將此文收入他們的會刊，這引發了一次辯論。有理事認為文章標題欠妥，宜加上相應的定語作修飾，“怎麽能不為權力寫作呢”？但是在壓倒性多數意見的支持下，會刊最後全文刊登了這篇文章。
“好像已經到了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口號的時候，是真理，就要傳出去。我不強迫大家接受，但我希望讓大家知道。”沙葉新說，“80年代開始，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被公開提出來了的。”
1980年代，沙葉新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就呼籲拋棄文藝創作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評當時的戲劇創作僵化、保守和陳舊，“仍然習慣於配合形勢，急功近利”，“某些戲劇界領導總是好心地希望舞台要為觀眾樹立可以學習的高大的英雄形象，從而使觀眾看戲之後受到教育，提高覺悟。”
在此之前，沙葉新是從來不敢這樣想的。在那個樣板戲和批判文章盛行的年代，人人均以能為權力意誌服務而自我滿足。沙葉新也不諱言，若那時候有機會，他也一定會非常盡心盡力地去寫樣板戲，參加各種禦用寫作班子。由於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時，發表文章去與姚文元商榷一個西方音樂的審美問題，開罪了人，故而一直坐著“冷板凳”。
“文革”期間，沙葉新曾參加過《解放日報》一個專事批判文章寫作的五人小組，這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往往是上麵拋出來一些材料，作者接受報社組稿，幹的就是指哪兒打那兒的活。
沙葉新那時還隻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個普通編劇，也屬於“要跟著江青同誌鬧一輩子革命”的隊伍裏的一員。當時的他，內心陽光，單純，被潮流裹挾著，酷愛樣板戲，甚至還匠心獨運，將剛出生的女兒也起名作“沙智紅”，小小一個名字，就囊括了三出樣板戲。
“那時候我們是很快樂的，他經常是一邊走路一邊哼樣板戲，”沙葉新的朋友程繼堯說，“我們覺得，喲，他唱得不錯啊。”
1969年，在黑龍江插隊的上海模範知青金訓華，於一次特大山洪中為了搶救兩根電線杆而送了命。正在幹校勞動的沙葉新終於得到了一個“奉命寫作”、一展襟抱的機會。市裏點名要求他以金訓華事件為素材創作一出話劇。
接到任務後，沙葉新就像一個新戰士拿到槍一樣激動。跑到黑龍江去深入生活，當地的文化部門親切地把他稱作是“江青同誌身邊來的文藝戰士”。這種經曆可謂刻骨銘心，讓他自己也不由為之感到巨大榮耀。
“在思想受到牢籠限製的階段，比如當時個人崇拜風氣非常濃烈，他也不可能跳出這種崇拜，‘文革’中如果你讓他拿筆抨擊知青‘上山下鄉’，那這還做不到，”曾與沙葉新在上海人藝劇院共事的李守成說，“但在那種局限性下，他也覺得要把自己的看法寫出來。”
1970年，以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主旨的六場話劇《邊疆新苗》進行公演。雖然隻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嶄露出創作者與眾不同的個性，這出話劇以幽默風格見長，沒有將主人公不著邊際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還不錯。
公演階段，沙葉新邀請了一些朋友去觀摩。程繼堯也是一位。他還當真了，帶著一個小本子，一邊看戲一邊不時記下幾句詞兒。看到劇中有知青偷老鄉的雞，並大張旗鼓地殺雞撥毛等情節，程繼堯感覺戲裏有不少自由化成分，回頭極鄭重地給沙葉新去信，提醒他注意不要醜化貧下中農形象。
這提醒就如一根引信。之後關於這出劇花花草草太多的批評日益增多。很快，時任文化部長於會泳點名要向這出話劇開炮，從上到下便一齊行動起來。沙葉新原本準備在全市批判會上為自己的藝術觀點申辯，但權衡一番，還是放棄了這種書呆子的做法，撕毀申辯稿，乖乖檢討，並繼續去黑龍江“深入生活”，修改劇本。此種委屈相從的經曆給他造成不小的傷害。
1983年，沙葉新已經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劇作家，憶及此事，他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個人做違心的事最為痛苦，這種內心的巨大痛苦，使我當時幾乎精神失常。”
時隔27年後的今天，沙葉新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毫不猶豫就將《邊》劇歸入“尊命文學”。他這種看法，在“文革”結束後越來越強烈，以致認為這種作品比幫閑之作還要厲害，是幫凶了。
“我歌頌的是什麽？就是生命還沒有一根木頭珍貴。你隻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別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險，這怎麽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四人幫”垮台了，樣板戲等基於權力意誌而建立起來的一應華美藝術幻象瞬間坍塌，這種強烈的衝擊動搖了沙葉新那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權力意誌神聖至上性，雖然此後沙葉新並不曾擺脫奉命寫作的束縛，但他在扮演一個吹鼓手的同時，依然在尋找獨立藝術個性複萌的空隙。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頭5年，是我最活躍的時候。即使是奉命寫作，我在拿到題材時，也不會像以前那樣了，腦袋已經長在我的肩上。”
禁戲風波
沙葉新第一個未奉命的自選動作，發生在1979年夏天。上海當時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詐騙案，一個試圖返城的知青求告無門，冒充北京的高幹子弟招搖撞騙，引發一連串官場醜聞，連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都墜入彀中，為他提供便利。
這個名叫《假如我是真的》話劇劇本寫出來，一直找不到地方發表，後來投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思想前沿雜誌《未定稿》，才得以麵世。排演後，反響熱烈。此事驚動了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部長看完排演後，建議隻進行內部演出，不要公演。
內部演出也是盛況空前，一時之間，全國幾十個劇團都在演這出戲。上海一名意識形態旗手隨即通過《未定稿》發表文章，將此劇斥為敗壞幹部隊伍形象的毒草。
與沙葉新合作此劇的李守成向本刊記者介紹，當時有人勸誡，不應該寫到市委書記那一級，寫到處級幹部就差不多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民間意識當中反特權是比較強烈的一種聲音，有些幹部有權了，就為自己幹事兒了，相互有所求，就這麽寫了，不是說這個戲是為了把誰搞臭。”
程繼堯對這出話劇也有自己的觀感，覺得在藝術表現形式上還是過於粗糙，有點像活報劇。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沙葉新及這出戲的支持，認為很有戰鬥力，反映的問題很現實。他看到批評文章後，提筆撰文為《假如》一劇鳴不平，表示如果要批判，自己願意陪綁。
事情鬧到了北京。時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建議召開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1980年初，這個座談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主持。會上有人指斥《假如》一劇的幾個作者都是“文革”時期的造反派，對於劇本的分歧意見很大，會議不得不為此延期數天。據李守成回憶，會議後半段，賀敬之告訴上海人藝代表團，意見越來越一致了，你們放心，回去後是可以演的。
最後一天會議，胡耀邦親臨講話。談到這出戲，他說：“我覺得作者是有才華、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確對待青年作家的問題上，我們大家不能再犯過去的錯誤，不能嘲笑他們，更不應打擊他們。”
但胡耀邦最終沒能為《假如》一劇網開一麵。因為上海有人打電話到北京施壓，表示如果同意此劇繼續演下去，就請中央下一個文件。
最後出現這樣奇怪的一個局麵，讓上海人藝的人感到既意外又失望，帶隊的一位老藝術工作者表態，“服從中央，顧全大局，不是毒草，不演為好”。彼時臨近春節，散會前還舉行了迎春聯歡，上海人藝的人都缺席了。李守成說，“沒有什麽情緒聯歡了。”
從北京敗陣而歸，適逢《假如》一劇的最後一場內部演出，沙葉新心裏明白這是最後一次了。他堅持劇終時要上台向全場觀眾道別，“我脾氣很梗的，我非要上台，說什麽呢？我說‘我要向遺體告別’。”
對於《假如》一劇的不幸折戟，沙葉新本人是態度鮮明的。同年他還發表了一篇題為《扯“淡”》的文章，認為這一年的話劇舞台麵臨淡季，與該次會議之後的風氣不無關係，是那種“不了了之”的“變相禁戲”做法，致使帶有火辣辣味道的幹預生活的“劇目幾乎全都銷聲匿跡，無影無蹤”。
適逢撥亂反正時期，這次風波一開始並沒有給沙葉新造成顯見的不利影響。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生態中，這是極罕見的。不僅如此，當沙葉新的話劇《陳毅市長》演出引起轟動，劇作者本人瞬間就被推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光環之中，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接納。《陳毅市長》係沙葉新奉命為迎接上海解放30周年而作，整出戲通過一係列零碎片斷串成，刻畫了一個較有個性的共產黨幹部形象。此出話劇在北京演了30場，還被搬進中南海演出。
李守成說，“當時我們還沒有感覺到什麽。一些老同誌跟我們說，這是真不容易……掌權的人自己也經曆過因言獲罪、因戲獲罪的慘痛經曆，不可能自己一解放後就又重新掄起棒子打人。”
禁戲風波，使沙葉新對胡耀邦生出不少好感。《陳毅市長》在北京演出期間，胡耀邦來看戲。當時沙正奉命創作另一出戲，已經離京前去安徽，失之交臂，頗覺抱憾。
“他到舞台上找我，問‘葉新沙呢？葉新沙呢’？幸虧不是古代。要是放在古代我就要改名字了。”沙葉新打趣說，“他比較尊重知識分子，比較懂知識分子，沒有歹心。”
1985年，上海人藝老院長黃佐臨退休在即，選舉新院長。在黃等人的支持下，沙葉新高票當選。這一年他還不是黨員，黃佐臨寫信勸他入黨。經過一番慎重考慮，“一般群眾”出身的沙向院裏遞交了入黨申請。院裏雖然批了，但卻在市裏卡住了。這時候沙葉新知道，禁戲風波還沒有完全平息。
人藝的幾位院領導隨後將此情況寫信向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處反映，信件很快被轉到了胡耀邦處，胡耀邦認為沙葉新符合入黨條件，進行了批示。入黨第二年，沙葉新就成了上海市的模範黨員。
趕鴨子難上架
當選院長，沙葉新一開始不大想幹，擔心糾纏於行政事務再無機會寫作。黃佐臨開導他，不妨將此當作一種生活體驗。就這樣，他硬著頭皮擔任了一屆院長職務，就向市文化局和院裏打報告，準備掛冠而去。但局裏、院裏均不同意。
沙氏的院長當得比較有“特色”。自己隻管劇目業務，人事和財務等行政性事務概不插手。盡量少去局裏開會，少主動找上級官員。凡有這方麵公務，大都委托其他領導代勞。
“偶有閑情寫小品，絕無俗氣見高官”。從前一心鑽在筆墨間，沙葉新對官場的基本常識一竅不通。當上院長後，有人請教他官居哪一級。他不假思索就回答，“我是院級幹部”，出了洋相，回頭深究一番，才明白自己是個“區區處級小吏，享受局級待遇”。
一次辭職不成，勉為其難又幹了4年，此時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已經發生變化。所謂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背後的議論也漸漸多起來。有人到局裏反映沙葉新公款出國、搞小宗派。1993年，在還沒有被一攤俗務搞得狼狽不堪的時候，他再次請辭。這一次再無人挽留，悉聽尊便了。
“我不是個複雜的人，沒有太大的城府。人要活得有尊嚴，老是低三下四看人眼色，哪有尊嚴？”
這種性格，早為他的離開埋下伏筆。
1984年，22年未換屆的上海市文聯改選。傳聞當時年已80的文壇巨擘巴金年事過高，不適宜再擔任主席一職。看到候選人名單，文聯委員沙葉新覺得頭都大了。主席候選人正是那位被《假如我是真的》著墨刻畫過的為騙子提供用車便利的原市委副書記，此公年歲比巴金還大。
換屆大會現場有高官壓陣，大家能做的無非就是鼓鼓掌、吃吃冷飲。然而沙葉新不幹，當著候選人及一幹領導的麵發表反對意見，稱中央號召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巴金同誌80歲，候選人比巴金同誌還大一歲，不符合號召。此外，文聯主席要在文學藝術的某一方麵有很高造詣，候選人並非如此……
這一發言在會場上炸開了鍋。沙葉新之後，陸續有13個委員上台發言，建議要麽候選人改任顧問，要麽對主席名單再醞釀。換屆大會由此無法當場投票，隻好延期。到投票那天，沙葉新發現主席候選人仍是他反對的那個人，感覺無話可說了。
“中國的作家被馴化得基本上差不多了。沒有是非觀，上海就是這樣，明哲保身的人多，仗義執言的人寥寥無幾。”沙葉新說，“我覺得不公平，既然規則是那樣的，我作為被會員們選出來的委員，當然要講話。我不說話，不是等於欺騙人嘛。”
最後他還是投了反對票。
同樣是因為“規則”問題，1992年，還沒有卸任院長的沙葉新又踢了人家的場子。當年6月，“中華首屆廣告模特大賽”在北京舉行，各界高官皆來捧場。沙葉新是名流雲集的評委會評委之一，賽到尾聲，讚助人以“撤資”威脅改變了規則，將自己圈定的選手重新塞進總決賽。
評委們都不吭聲，唯獨沙某人長有一根直腸子，自作主張地跑到台上去宣布，“未經公證，比賽結果不作數。”規模空前的一屆比賽就這樣黃了。事後有人找來，警告他到此為止，否則當心小命不保。
在不同的環境和對象那裏，“規則”的麵孔以及適用尺度是不大一樣的。這一點沙葉新似乎從來就沒有搞明白過，也不願意去搞明白。
“他那樣做，我覺得首先在於他不改變自己。留下這樣一個不改變自己的人，至少他還能改變像我這樣的人，”程繼堯說，“我至少不受世俗社會的影響。”
現已退休的程繼堯，半生均為主流話語貢獻筆力，是個老社論工作者。他不大認同以前的工作，自愧不如沙葉新那樣有社會責任感。每次與沙坐在一起，總覺得矮人三分，“幹著簡直不是人幹的事情，有時候我也是牢騷滿腹，但我們不是一個量級的。”
年方54歲即卸任的沙葉新，從引退那天開始，便跳出了一介文藝鼓手的方寸天地，投身到更為現實的觀察、反思和書寫之中。人老的時候，淚腺大約也會發達起來，每逢看到山西黑煤窯、窮人家的學生撿剩飯吃、代課老師貧困無著等不平事，他就抱著電腦黯然垂淚。
“他覺得簡直痛恨至極，受不了，”李守成說，“有兩個過去的同學勸他，不要那麽激憤，好多事情就不要在乎了，應該怎麽怎麽樣，他臉色馬上不好。我感到讓他換一種觀念生活，他接受不了。”
去年11月，沙葉新去歐洲演講，到了巴黎和波恩等8個城市參觀。在盧浮宮，他瞻仰了世界三寶：維納斯雕像、蒙娜麗莎油畫和勝利女神石像。後又參觀貝多芬故居。每遇一個作品，他就鞠上一躬。這一路上，就像一個朝拜者。麵對這些真正不朽的巔峰之作，他領悟到了堪以永恒的所在，於是下定決心要重拾創作計劃，以此表達自己對這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切。
“隻要我的情感是這樣，我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就更能表現我內心深處所想的，歐洲之行，更加促使我堅持。”
正是春寒未消時節。埋首書齋的沙葉新，麵色略顯枯槁。雖然說不上風燭殘年，但也不是什麽風華正茂了。癌症的戕害，讓這個小老頭有點兒變了形，身上一襲皮衣空蕩蕩的，一副眼鏡就框住了半張臉。早年的意氣風發模樣，如今都已成了被鎖定在相框裏的影像。
“人到了衰竭期，心理上是有反應的，我認為我還有創作能力。”他拉開書櫃給記者看，“書這麽多，一直可以看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計劃外還想寫一個話劇，一部10多年一直想寫的長篇，寫不完也可以寫一半。”
□ 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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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沙葉新失去了一項榮譽，以及一筆1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
“有些人是爭著擠著進來。沙葉新倒說他不需要，這個人的可貴之處就是這一點，他的獨立性，不被任何東西左右。”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會長曾獻平說，“但他的劇作又是夠水平的，不參評，我們認為不合適，還是要給他一個獎……”
此後，評委會別出心裁地為他量身訂做了一個“評委會獎”。頒獎那天，沙葉新的一出話劇《江青》正在香港公演。首演結束，曾獻平上台為他頒了獎，獎額1萬元。
“我認為這是對我的鼓勵，對我的期望，”沙葉新說，“但我不認為這是應該的。”
2009年，在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沙葉新發表了一篇題為《不為權力寫作》的演講，反思了自己的創作，公開亮明了“不當奴才，不做工具，心靈自由，不為權力”的立場，引起一批創作者的激烈響應，有人提議將此當作一項藝術“宣言”。曾獻平亦是讚同者，認為沙葉新“說出了大家的心聲。我們的作家，做奴才的太多了，人才很少”。
40年以來，紛紛擾擾，人生如戲，一切盡歸塵芥。對於沙葉新而言，在行將老去的時候，他終於可以如願抵達這樣一種自在境界。
“從心所欲，不逾矩，正好70歲，”他說，“現在身不由己的時候不多了。身不由己那我就不幹嘛，又不愁吃不愁穿，以前還有個生活問題，稿費問題，工作責任問題，現在完全不同了。”
當年吹鼓手
《不為權力寫作》的演講發表後，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理事會集體討論是否將此文收入他們的會刊，這引發了一次辯論。有理事認為文章標題欠妥，宜加上相應的定語作修飾，“怎麽能不為權力寫作呢”？但是在壓倒性多數意見的支持下，會刊最後全文刊登了這篇文章。
“好像已經到了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口號的時候，是真理，就要傳出去。我不強迫大家接受，但我希望讓大家知道。”沙葉新說，“80年代開始，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被公開提出來了的。”
1980年代，沙葉新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就呼籲拋棄文藝創作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評當時的戲劇創作僵化、保守和陳舊，“仍然習慣於配合形勢，急功近利”，“某些戲劇界領導總是好心地希望舞台要為觀眾樹立可以學習的高大的英雄形象，從而使觀眾看戲之後受到教育，提高覺悟。”
在此之前，沙葉新是從來不敢這樣想的。在那個樣板戲和批判文章盛行的年代，人人均以能為權力意誌服務而自我滿足。沙葉新也不諱言，若那時候有機會，他也一定會非常盡心盡力地去寫樣板戲，參加各種禦用寫作班子。由於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時，發表文章去與姚文元商榷一個西方音樂的審美問題，開罪了人，故而一直坐著“冷板凳”。
“文革”期間，沙葉新曾參加過《解放日報》一個專事批判文章寫作的五人小組，這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往往是上麵拋出來一些材料，作者接受報社組稿，幹的就是指哪兒打那兒的活。
沙葉新那時還隻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個普通編劇，也屬於“要跟著江青同誌鬧一輩子革命”的隊伍裏的一員。當時的他，內心陽光，單純，被潮流裹挾著，酷愛樣板戲，甚至還匠心獨運，將剛出生的女兒也起名作“沙智紅”，小小一個名字，就囊括了三出樣板戲。
“那時候我們是很快樂的，他經常是一邊走路一邊哼樣板戲，”沙葉新的朋友程繼堯說，“我們覺得，喲，他唱得不錯啊。”
1969年，在黑龍江插隊的上海模範知青金訓華，於一次特大山洪中為了搶救兩根電線杆而送了命。正在幹校勞動的沙葉新終於得到了一個“奉命寫作”、一展襟抱的機會。市裏點名要求他以金訓華事件為素材創作一出話劇。
接到任務後，沙葉新就像一個新戰士拿到槍一樣激動。跑到黑龍江去深入生活，當地的文化部門親切地把他稱作是“江青同誌身邊來的文藝戰士”。這種經曆可謂刻骨銘心，讓他自己也不由為之感到巨大榮耀。
“在思想受到牢籠限製的階段，比如當時個人崇拜風氣非常濃烈，他也不可能跳出這種崇拜，‘文革’中如果你讓他拿筆抨擊知青‘上山下鄉’，那這還做不到，”曾與沙葉新在上海人藝劇院共事的李守成說，“但在那種局限性下，他也覺得要把自己的看法寫出來。”
1970年，以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主旨的六場話劇《邊疆新苗》進行公演。雖然隻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嶄露出創作者與眾不同的個性，這出話劇以幽默風格見長，沒有將主人公不著邊際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還不錯。
公演階段，沙葉新邀請了一些朋友去觀摩。程繼堯也是一位。他還當真了，帶著一個小本子，一邊看戲一邊不時記下幾句詞兒。看到劇中有知青偷老鄉的雞，並大張旗鼓地殺雞撥毛等情節，程繼堯感覺戲裏有不少自由化成分，回頭極鄭重地給沙葉新去信，提醒他注意不要醜化貧下中農形象。
這提醒就如一根引信。之後關於這出劇花花草草太多的批評日益增多。很快，時任文化部長於會泳點名要向這出話劇開炮，從上到下便一齊行動起來。沙葉新原本準備在全市批判會上為自己的藝術觀點申辯，但權衡一番，還是放棄了這種書呆子的做法，撕毀申辯稿，乖乖檢討，並繼續去黑龍江“深入生活”，修改劇本。此種委屈相從的經曆給他造成不小的傷害。
1983年，沙葉新已經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劇作家，憶及此事，他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個人做違心的事最為痛苦，這種內心的巨大痛苦，使我當時幾乎精神失常。”
時隔27年後的今天，沙葉新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毫不猶豫就將《邊》劇歸入“尊命文學”。他這種看法，在“文革”結束後越來越強烈，以致認為這種作品比幫閑之作還要厲害，是幫凶了。
“我歌頌的是什麽？就是生命還沒有一根木頭珍貴。你隻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別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險，這怎麽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四人幫”垮台了，樣板戲等基於權力意誌而建立起來的一應華美藝術幻象瞬間坍塌，這種強烈的衝擊動搖了沙葉新那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權力意誌神聖至上性，雖然此後沙葉新並不曾擺脫奉命寫作的束縛，但他在扮演一個吹鼓手的同時，依然在尋找獨立藝術個性複萌的空隙。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頭5年，是我最活躍的時候。即使是奉命寫作，我在拿到題材時，也不會像以前那樣了，腦袋已經長在我的肩上。”
禁戲風波
沙葉新第一個未奉命的自選動作，發生在1979年夏天。上海當時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詐騙案，一個試圖返城的知青求告無門，冒充北京的高幹子弟招搖撞騙，引發一連串官場醜聞，連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都墜入彀中，為他提供便利。
這個名叫《假如我是真的》話劇劇本寫出來，一直找不到地方發表，後來投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思想前沿雜誌《未定稿》，才得以麵世。排演後，反響熱烈。此事驚動了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部長看完排演後，建議隻進行內部演出，不要公演。
內部演出也是盛況空前，一時之間，全國幾十個劇團都在演這出戲。上海一名意識形態旗手隨即通過《未定稿》發表文章，將此劇斥為敗壞幹部隊伍形象的毒草。
與沙葉新合作此劇的李守成向本刊記者介紹，當時有人勸誡，不應該寫到市委書記那一級，寫到處級幹部就差不多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民間意識當中反特權是比較強烈的一種聲音，有些幹部有權了，就為自己幹事兒了，相互有所求，就這麽寫了，不是說這個戲是為了把誰搞臭。”
程繼堯對這出話劇也有自己的觀感，覺得在藝術表現形式上還是過於粗糙，有點像活報劇。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沙葉新及這出戲的支持，認為很有戰鬥力，反映的問題很現實。他看到批評文章後，提筆撰文為《假如》一劇鳴不平，表示如果要批判，自己願意陪綁。
事情鬧到了北京。時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建議召開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1980年初，這個座談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主持。會上有人指斥《假如》一劇的幾個作者都是“文革”時期的造反派，對於劇本的分歧意見很大，會議不得不為此延期數天。據李守成回憶，會議後半段，賀敬之告訴上海人藝代表團，意見越來越一致了，你們放心，回去後是可以演的。
最後一天會議，胡耀邦親臨講話。談到這出戲，他說：“我覺得作者是有才華、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確對待青年作家的問題上，我們大家不能再犯過去的錯誤，不能嘲笑他們，更不應打擊他們。”
但胡耀邦最終沒能為《假如》一劇網開一麵。因為上海有人打電話到北京施壓，表示如果同意此劇繼續演下去，就請中央下一個文件。
最後出現這樣奇怪的一個局麵，讓上海人藝的人感到既意外又失望，帶隊的一位老藝術工作者表態，“服從中央，顧全大局，不是毒草，不演為好”。彼時臨近春節，散會前還舉行了迎春聯歡，上海人藝的人都缺席了。李守成說，“沒有什麽情緒聯歡了。”
從北京敗陣而歸，適逢《假如》一劇的最後一場內部演出，沙葉新心裏明白這是最後一次了。他堅持劇終時要上台向全場觀眾道別，“我脾氣很梗的，我非要上台，說什麽呢？我說‘我要向遺體告別’。”
對於《假如》一劇的不幸折戟，沙葉新本人是態度鮮明的。同年他還發表了一篇題為《扯“淡”》的文章，認為這一年的話劇舞台麵臨淡季，與該次會議之後的風氣不無關係，是那種“不了了之”的“變相禁戲”做法，致使帶有火辣辣味道的幹預生活的“劇目幾乎全都銷聲匿跡，無影無蹤”。
適逢撥亂反正時期，這次風波一開始並沒有給沙葉新造成顯見的不利影響。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生態中，這是極罕見的。不僅如此，當沙葉新的話劇《陳毅市長》演出引起轟動，劇作者本人瞬間就被推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光環之中，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接納。《陳毅市長》係沙葉新奉命為迎接上海解放30周年而作，整出戲通過一係列零碎片斷串成，刻畫了一個較有個性的共產黨幹部形象。此出話劇在北京演了30場，還被搬進中南海演出。
李守成說，“當時我們還沒有感覺到什麽。一些老同誌跟我們說，這是真不容易……掌權的人自己也經曆過因言獲罪、因戲獲罪的慘痛經曆，不可能自己一解放後就又重新掄起棒子打人。”
禁戲風波，使沙葉新對胡耀邦生出不少好感。《陳毅市長》在北京演出期間，胡耀邦來看戲。當時沙正奉命創作另一出戲，已經離京前去安徽，失之交臂，頗覺抱憾。
“他到舞台上找我，問‘葉新沙呢？葉新沙呢’？幸虧不是古代。要是放在古代我就要改名字了。”沙葉新打趣說，“他比較尊重知識分子，比較懂知識分子，沒有歹心。”
1985年，上海人藝老院長黃佐臨退休在即，選舉新院長。在黃等人的支持下，沙葉新高票當選。這一年他還不是黨員，黃佐臨寫信勸他入黨。經過一番慎重考慮，“一般群眾”出身的沙向院裏遞交了入黨申請。院裏雖然批了，但卻在市裏卡住了。這時候沙葉新知道，禁戲風波還沒有完全平息。
人藝的幾位院領導隨後將此情況寫信向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處反映，信件很快被轉到了胡耀邦處，胡耀邦認為沙葉新符合入黨條件，進行了批示。入黨第二年，沙葉新就成了上海市的模範黨員。
趕鴨子難上架
當選院長，沙葉新一開始不大想幹，擔心糾纏於行政事務再無機會寫作。黃佐臨開導他，不妨將此當作一種生活體驗。就這樣，他硬著頭皮擔任了一屆院長職務，就向市文化局和院裏打報告，準備掛冠而去。但局裏、院裏均不同意。
沙氏的院長當得比較有“特色”。自己隻管劇目業務，人事和財務等行政性事務概不插手。盡量少去局裏開會，少主動找上級官員。凡有這方麵公務，大都委托其他領導代勞。
“偶有閑情寫小品，絕無俗氣見高官”。從前一心鑽在筆墨間，沙葉新對官場的基本常識一竅不通。當上院長後，有人請教他官居哪一級。他不假思索就回答，“我是院級幹部”，出了洋相，回頭深究一番，才明白自己是個“區區處級小吏，享受局級待遇”。
一次辭職不成，勉為其難又幹了4年，此時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已經發生變化。所謂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背後的議論也漸漸多起來。有人到局裏反映沙葉新公款出國、搞小宗派。1993年，在還沒有被一攤俗務搞得狼狽不堪的時候，他再次請辭。這一次再無人挽留，悉聽尊便了。
“我不是個複雜的人，沒有太大的城府。人要活得有尊嚴，老是低三下四看人眼色，哪有尊嚴？”
這種性格，早為他的離開埋下伏筆。
1984年，22年未換屆的上海市文聯改選。傳聞當時年已80的文壇巨擘巴金年事過高，不適宜再擔任主席一職。看到候選人名單，文聯委員沙葉新覺得頭都大了。主席候選人正是那位被《假如我是真的》著墨刻畫過的為騙子提供用車便利的原市委副書記，此公年歲比巴金還大。
換屆大會現場有高官壓陣，大家能做的無非就是鼓鼓掌、吃吃冷飲。然而沙葉新不幹，當著候選人及一幹領導的麵發表反對意見，稱中央號召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巴金同誌80歲，候選人比巴金同誌還大一歲，不符合號召。此外，文聯主席要在文學藝術的某一方麵有很高造詣，候選人並非如此……
這一發言在會場上炸開了鍋。沙葉新之後，陸續有13個委員上台發言，建議要麽候選人改任顧問，要麽對主席名單再醞釀。換屆大會由此無法當場投票，隻好延期。到投票那天，沙葉新發現主席候選人仍是他反對的那個人，感覺無話可說了。
“中國的作家被馴化得基本上差不多了。沒有是非觀，上海就是這樣，明哲保身的人多，仗義執言的人寥寥無幾。”沙葉新說，“我覺得不公平，既然規則是那樣的，我作為被會員們選出來的委員，當然要講話。我不說話，不是等於欺騙人嘛。”
最後他還是投了反對票。
同樣是因為“規則”問題，1992年，還沒有卸任院長的沙葉新又踢了人家的場子。當年6月，“中華首屆廣告模特大賽”在北京舉行，各界高官皆來捧場。沙葉新是名流雲集的評委會評委之一，賽到尾聲，讚助人以“撤資”威脅改變了規則，將自己圈定的選手重新塞進總決賽。
評委們都不吭聲，唯獨沙某人長有一根直腸子，自作主張地跑到台上去宣布，“未經公證，比賽結果不作數。”規模空前的一屆比賽就這樣黃了。事後有人找來，警告他到此為止，否則當心小命不保。
在不同的環境和對象那裏，“規則”的麵孔以及適用尺度是不大一樣的。這一點沙葉新似乎從來就沒有搞明白過，也不願意去搞明白。
“他那樣做，我覺得首先在於他不改變自己。留下這樣一個不改變自己的人，至少他還能改變像我這樣的人，”程繼堯說，“我至少不受世俗社會的影響。”
現已退休的程繼堯，半生均為主流話語貢獻筆力，是個老社論工作者。他不大認同以前的工作，自愧不如沙葉新那樣有社會責任感。每次與沙坐在一起，總覺得矮人三分，“幹著簡直不是人幹的事情，有時候我也是牢騷滿腹，但我們不是一個量級的。”
年方54歲即卸任的沙葉新，從引退那天開始，便跳出了一介文藝鼓手的方寸天地，投身到更為現實的觀察、反思和書寫之中。人老的時候，淚腺大約也會發達起來，每逢看到山西黑煤窯、窮人家的學生撿剩飯吃、代課老師貧困無著等不平事，他就抱著電腦黯然垂淚。
“他覺得簡直痛恨至極，受不了，”李守成說，“有兩個過去的同學勸他，不要那麽激憤，好多事情就不要在乎了，應該怎麽怎麽樣，他臉色馬上不好。我感到讓他換一種觀念生活，他接受不了。”
去年11月，沙葉新去歐洲演講，到了巴黎和波恩等8個城市參觀。在盧浮宮，他瞻仰了世界三寶：維納斯雕像、蒙娜麗莎油畫和勝利女神石像。後又參觀貝多芬故居。每遇一個作品，他就鞠上一躬。這一路上，就像一個朝拜者。麵對這些真正不朽的巔峰之作，他領悟到了堪以永恒的所在，於是下定決心要重拾創作計劃，以此表達自己對這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切。
“隻要我的情感是這樣，我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就更能表現我內心深處所想的，歐洲之行，更加促使我堅持。”
正是春寒未消時節。埋首書齋的沙葉新，麵色略顯枯槁。雖然說不上風燭殘年，但也不是什麽風華正茂了。癌症的戕害，讓這個小老頭有點兒變了形，身上一襲皮衣空蕩蕩的，一副眼鏡就框住了半張臉。早年的意氣風發模樣，如今都已成了被鎖定在相框裏的影像。
“人到了衰竭期，心理上是有反應的，我認為我還有創作能力。”他拉開書櫃給記者看，“書這麽多，一直可以看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計劃外還想寫一個話劇，一部10多年一直想寫的長篇，寫不完也可以寫一半。”
□ 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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