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女兒同成長》59/圓滑是成熟的標誌

《我與女兒同成長》59/圓滑是成熟的標誌

我此處所說的成熟不是生理上的，因為生理上的成熟是水到渠自成的。

我所說的這種“成熟”是心理上和思維上的，這種成熟是每一個有思維的高級動物都追求的，但卻是很多人都很難於達到的一種思想高度。

要想達到這個高度，僅通過讀幾本書或是聽幾席話是難於奏效的，我的經曆告訴了我這個道理，我現在看女兒的成長又一次讓我認識到了這個道理。

記得媽媽去世之前，在燈下做針線時，總是告誡我要多長兩個心眼，不要太傻。因為我當時還太小，也因為媽媽說得太含蓄太抽象了，所以我一點都搞不明白，我為什麽還要多長兩個心眼，我為什麽被媽媽認為是太傻？我自認為一點都不傻啊，最難的數學題我一學就會啊，考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我要屬於傻人，那別人家的孩子不是更傻了嗎？

媽媽說：“我是說你想事情和做事情都太傻，還有跟人打交道也太傻，少兩個心眼兒……”十年後，我才知道，媽媽說的少兩個心眼，其實就是說我不成熟。

文革開始後，原本失學的我，已經輾轉進了林業中學。帶著紅袖章的我，被傳統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理論”激蕩得熱血沸騰，又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理論感動得一塌糊塗。所以決心按毛主席的教導，關心國家大事，將大革文化命的運動進行到底，使得將來得以永保的無產階級紅色江山中有我的一份貢獻。

我整日在大街上看兩派的辯論，看那永遠也看不完的大字報，還常常跟觀點相同的同學和朋友高談闊論，語不驚人死不休；又常常跟觀點不同的人們激烈辯論，字字含刀鋒，句句露崢嶸，不來個刺刀見紅就不肯罷嘴不肯罷筆。

父親看我這樣，就對我說：“你太不成熟，言談不謹慎會惹禍的，你不懂這個道理……人隻有學會了圓滑，並修煉到中庸，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

我心想，凡是對的一定要堅持，你不堅持他不堅持，誰來為我們的革命事業堅持真理？凡是錯誤的，我一定要批判，你不批判，他不批判，誰來為我們的革命事業做不懈的鬥爭呢？所以，為了黨和國家的命運，我不要這中庸，也不學這圓滑，要永遠保持我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強烈的正義感

父親看我執迷不悟，又說：“老子比你經曆的運動多多了，你懂什麽，運動後期都是要算帳的，比如反右鬥爭中，開始先動員人們大鳴放，還發簡報表揚那些鳴放的人，後來，鳴放過的人都被帶上右派帽子了。這就是引蛇出洞，你懂嗎？”

我心裏反駁父親，你那是反右的經驗，不能用到文化大革命中，這文化大革命可是一場全新的無產階級革命，它不同於以往的任何運動，這是我們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誰敢對我們秋後算賬。

父親還說：“太露鋒芒，即使上麵不整你，周圍的人也會容不得你。這種容不得是深藏在人家心裏的，人家表麵還會表揚你，實際上到關鍵時刻，這種“容不得你”的心理都會給你起反作用的，到時候，你後悔都來不及的。”

我心想，我做事說話都是出於公心而不是出於私利，為什麽會不見容於他人？父親見我還是不願接受這些勸告，隻好搖頭歎息不再說話了。

後來的五六年中，我被投進火裏燒煉了三次，又被扔到堿水裏浸了三次，我終於懂了。從此開始將孔孟文化中的圓滑和中庸當作自己追求的高度了。再過若幹年，我終於修煉得可以悠然地看著其他不圓滑不中庸的人是如何的吃虧了……

這時，我的女兒也上學讀書正式開始成長了，我將當年父親對我的擔憂又完全轉到了女兒身上。隻想讓她早日成熟（圓滑和中庸）起來，順順當當的過自己的生活。

好在女兒沒有遇到那種造就政治瘋子的時代。也生性不是個愛高談闊論的人。但是這並不等於我就可以對她完全放心。因為女兒性格中的過於真誠讓我感到擔憂。根據經驗，凡過於真誠的人，都容易坦率，容易冒傻氣，容易缺心眼，容易得罪人。

女兒從小做事都不懂得迂回，隻懂得垂直向前；在言談上，她隻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卻不懂“知可不言，言可不必盡”。

當老師向她了解班級裏的學習和紀律情況時，作為班幹部的她，會將真實狀況一五一十的全盤端給老師，全然不考慮上下有別，應該替同學們遮擋一部分不關大局的小問題和小毛病。當同學們就什麽事情征求她的批評意見時，她會掏心窩子把所有想法都說給對方。根本不考慮對方也許隻是隨便客氣一句，其實根本就不想聽到反對的意見。

我有時候將自己的擔憂告訴她她爸爸，她爸爸說：“你應該提醒她，不要說話太誠實太直率。這會得罪人的。”

我說：“要她不說的，必須是現實中不存在的，或者是她頭腦中沒有認識到的，如果現實中存在的，或者是她頭腦中已經認識到的，她是做不到刻意隱瞞的。”所以，對我女兒的人生指導，將是很費一番腦力的。

我當然不能直接告訴女兒，人應該圓滑，應該中庸（或者說應該虛偽，應該狡猾），我隻能對她說：“你向老師反映班級的問題時，應該看到班級中還有很多好現象，要想全麵準確的反映問題，就必須將正反兩麵的情況都說出來，這才不至於誤導老師對班級的整體看法。同時，你在說出對一個同學的意見時，應該看到他還有很多優點，所以應該在優先肯定對方優點的前提下，輕描淡寫的說說缺點，這樣有利於達到你幫助同學的目的，否則，會事與願違的。”

這種話女兒還是能聽得進去的。

那還是她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有記者來調查學生對自己學校的感覺和看法。這次，學校沒有來得及事先安排。記者們就拿著話筒到學校的操場上去了，那裏正要召開全校大會。各班的學生都整整齊齊坐在下麵。記者恰好走到我女兒的班級隊伍跟前，問同學們，誰的學習成績最好，學生們齊刷刷的目光朝我女兒投了過去。於是，我女兒被推推搡搡擁到記者麵前……

這時候，我站在主席台的旁邊，遠遠看見女兒對記者侃侃而談，但不知道她在說什麽。我當時真的很擔心，擔心我那傻女兒會竹筒倒豆子一樣，把學校存在的問題和有些不理想的狀況都告訴記者，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學校勢必會把怨恨折射到我的身上。

散會後，他們馬上就上課了，我不方便及時向女兒了解她都說了些什麽。

剛好她的數學老師來到我們辦公室。他對我說：“你女兒的思維確實不錯，你看她對記者說的那一席話，客觀全麵，又很得體。”

我鬆了一口氣說：“啊，我正在擔心呢，隻怕她說出什麽太直率的話來。”

這數學老師說：“你怎麽擔心她會這樣，不會的，她平時在班級裏說話，從來都是客觀得體的啊。”

我心想，你有所不知啊，她有時是很冒傻氣的。不過我沒吭聲，隻是笑了笑。

晚上回到家，仔細問過女兒，她便將全部談話重現了一遍，我發現確實如我平時的“教導”，是在充分肯定學校優點的基礎上，輕輕地點到了一些不足。

但是，這個時候的她，總體上還是談不上圓滑和中庸的。

她高考那年，是中國擴大招生的一年。記者不知怎麽又找到了我女兒，將我女兒堵到寧夏大學的校園涼亭裏。采訪中問她對沒有考上大學的同學怎麽想，對當年的擴招怎麽想。

我很擔心，怕女兒直率地說出，沒有考上的同學們主要因為個人努力不夠，今後應該更加努力如何如何的。如果真這樣說了，那麽，爛磚頭爛瓦片還不紛紛向她砸來啊？

回來一問，還好，她並沒有這麽說，隻是說大學擴大招生很好，這樣自己的同學們就能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大學了。

直到她大學畢業出國留學，我覺得她總體上還是凡事凡人都往好處想的多，對人性醜惡的一麵估計不足，對社會險惡的一麵估計不足，而做事也依然是太過於真誠。

一次次的電話交談中，我總是叮囑她，凡事都要有壞的思想準備，不可盲目樂觀。也叮囑她，與任何人相處，都盡量不要說對方不愛聽的話，要多讚揚別人。我引用羊皮卷上的話說：“多讚揚別人，那麽敵人可以變成朋友，朋友可以成為弟兄……”

後來當我終於有機會跟她長時間的廝守時。她對我說了一些她與單位同事相處的故事，我知道，她的確比過去靈活（圓滑和中庸）多了。她說，對同事和老板的失誤，一定不能太敏銳，能假裝不知道就盡量假裝，實在無法假裝不知道的，要從善意出發替對方遮掩，而且要不著痕跡地替對方遮掩。讓對方不要感到自責和尷尬……”
我說，對呀，這才是練達人情的好做法，怪不得你能有那麽好的人緣呢……

可是，一味地替對方著想，替對方遮掩，如果你遇到一個不識好歹的人呢？像她的前房東一樣，連你的碗盤都要偷，連你的押金都要賴，你還要替她遮掩過錯麽？

這真是人生的矛盾。

最後再對女兒說幾句：

誠懇和真誠在某種程度上，某些情況下，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優點”；圓滑和中庸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多情況下，都是很有實用價值的“缺點”。

君不見，某人不是過於真誠和誠懇地向上進言，才招致滅頂之災的麽？某人不是不懂得圓滑和中庸才招致革命老人們的嫉恨的麽？某人不是很懂中庸和圓滑，才成為不倒翁的麽？某人不是緊跟上麵了一輩子，卻沒有緊跟到底，最終露出了自己不中庸不圓滑的一麵，結果臨死時連擁有自己真名的權力都沒有了。某人不是懂得權謀和機變，以某種承諾贏得了重新出山的機會，最終大展了一番宏圖麽？

中庸和圓滑啊，值得我和我的女兒繼續鑽研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