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定格在了38歲

媽媽定格在了38歲

媽媽在我的心裏，永遠那麽年輕，永遠那麽美麗。她的頭上永遠不會出現白發，她的臉上永遠不會出現皺紋，她的身材永遠不會失去苗條，因為她已經被永遠地定格在了38歲。

我和媽媽在一起的生活，總是跟挨餓有關。而我後來我已經有很多很多年不挨餓了，所以，媽媽以及和媽媽在一起的那些歲月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淡出了我的生活。

在我自己為人母快三十年的時候，我依然沒有挨餓，而且想來我此生挨餓的可能已經沒有了，雖說沒有什麽類似的生活觸發我對往事的記憶，但我卻莫名其妙的越來越多的想起我的媽媽。那往事的碎片也漸漸地在我的腦海中連成一個整體，並且這整體越來越完整，越來越清晰的浮現在我的眼前。我頓時醒悟，原來女兒對媽媽的記憶，並不隻是與吃飯有關。

媽媽像她那個時代的所有女孩一樣，從出生起就沒有被賦予上學讀書的權利，並且也沒有被賦予自己找丈夫的權利。所以媽媽在四歲時就因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與一個隻有一歲的男孩訂婚了，這一歲的男孩就是後來我的父親。

我的外祖父家解放後被定為上中農，推算下來他們在解放前大約是不經常餓肚子的吧。但我外祖父家接受我父親家的訂婚聘禮時，我的曾祖父卻是當地著名的紳士，我祖父本人又是出身黃埔軍校的軍官，所以，我外祖父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我父親，好歹也算是高攀了。

少女時代的我媽媽，從沒有機會見到自己的未婚夫是什麽樣子。隻在媽媽十八歲的那一年，有一天走在街上，與我媽媽同行的一個小媳婦偷偷指著前麵一個背著書包的十四五歲的男孩說，那就是你的男人。

而很想看未婚夫一樣的我媽媽，卻口是心非地急忙低頭跑開了。

當時，走在前麵的我父親也被身邊的同學悄悄告知，你看，那個跑開的大姑娘就是你的媳婦。而據我爸爸事後說，他隻來得及看見我媽媽身後的一根大辮子。

媽媽年輕時沒有照片，我不知道她那時到底有多麽漂亮。而等我有真正記憶的時候，她已經三十多歲了，在當時已經被計算在中年婦女的群體中了。但中年的媽媽依然很漂亮。苗條的身材，瓜子臉，挺直的鼻梁，一雙淡淡的眉毛下閃動著兩隻柔美的眼睛，薄薄的雙眼皮輕輕地忽閃著，什麽時候都透著慈愛與深情。走起路來款款碎步，體態輕盈。僅從這一點來推測，媽媽年輕時應該是一個大美人，小時候也應該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否則身為當地大紳士的我曾祖父，也不會把她聘給自己的長孫做媳婦。

按常理來說，我媽媽形貌美麗，又能嫁入富家，應該是一生衣食無憂的了。

然而，也許是命運向來愛捉弄人，也許是紅顏從來都薄命。我祖父在不到滿三十歲時，卻因一場意外嘩變而橫死軍中，我祖母受不了打擊而精神失常，繼而癱瘓在床。後來，土匪又對我家的兩代嫡傳男丁們實施了數次綁票，每次都需家裏拿出相當於全部家產的幾分之一的錢財去贖人。幾次以後，我家的土地變賣殆盡，家道便迅速衰落，漸漸地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為繼了，我的祖母也去世了。

這時候，我媽媽已經二十歲了，我父親也十七歲了。我的曾祖父張羅著給我父親完婚，我的外祖父家也壓根兒沒有因為我父親的家道衰落而產生悔婚的念頭。於是兩個年輕人就因陋就簡地完婚了。

新婚沒幾天，我父親就出門學手藝謀生路去了。媽媽獨自守候在那已經落敗貧苦的婆家，常常餓著肚子。媽媽後來多次對我說，她夜裏經常偷偷地哭，歎息自己的命如此之苦。

好在媽媽的性格溫和寬厚，做人謙卑謹慎，出嫁前與娘家嫂子關係不錯，每次回娘家返回婆家時，她的大嫂子——我的大舅媽總給她烙兩張餅子讓她帶回婆家，好填充她那轆轆饑腸；當然媽媽也盡心回報我的大舅媽，那就是施展自己的一手好女紅，給我的大舅媽紡線、織布、做鞋襪。

我的老家曾被日本鬼子占領，媽媽對我說，曾有一個日本軍官看中了一戶人家的年輕妻子，竟然在每天傍晚時派一隊日本兵強行接走那女人，留宿一夜後再讓日本兵列 隊將那女人送回自己的家。為此媽媽和所有年輕女人們總是耽驚受怕。從不敢輕易出門，萬一要出門，就用鍋底的黑灰將自己的臉抹得髒裏吧唧，以躲避禽獸不如的日本兵。

媽媽說，那時她最大的夢想就是盼丈夫將她帶離老家。然而在戰亂的年代裏，這一夢想總難如願。直到一九五○年，媽媽終於被父親接到身邊，這已經是她結婚的第六年了。
夫妻團聚後，日子比老家時強多了。但後來的數年中，由於多子女，疲憊的媽媽一直沒有機會休息養生，不久又趕上了舉世聞名的“低標準”年代。

“低標準”時，父親所在的單位曾一度停工關門，到離縣城25華裏的一個叫做“後磨河”的地方開荒種地去了。開荒期間，父親單位有一位姓王的青年職工突然發生劇烈的腹痛，我父親拉著架子車走了近三個小時，才將他送到縣醫院。醫生診斷為腸梗阻，說必須盡快做手術解救病人的生命。可醫院血庫中卻空空如 也，動員本單位職工獻血吧，大家都還在幾十裏之外的開荒工地上，派人去叫往返也得六個小時，再說人人都餓得麵黃肌瘦，誰能忍心動員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獻血。結果父親便眼睜睜看著那位職工死在急診室裏，死者妻子抱著幼子哭得死去活來。

發生了這事後，媽媽更操心父親的健康了，她經常從我們娘兒幾個的嘴裏克扣下一點糧食烙成餅子，補貼我父親的生活，因為父親畢竟在從事著強體力勞動。

而父親便常在深夜時偷偷溜回家，拿到餅子之後再連夜返回，要在天亮上工之前趕回工地。可歎父親拿到的餅子不知能否抵消這一整夜步行的體力消耗？

有時不見父親回來，媽媽放心不下，就趕幾十裏路將餅子給父親送去。托別人帶嗎？據媽媽說，誰也靠不住，因為人們已經饑餓到顧不得禮義廉恥的地步了。

由於經常接濟父親，家裏的糧食就更不夠吃了。每到吃飯時，媽媽用勺子給每個孩子分兩勺野菜糊糊，幾個孩子趴在鍋邊，眼巴巴地瞅著不走，等待有可能的第二輪分配。媽媽於心不忍，隻好一邊給每個孩子再添一點，一邊歎息著說：“我就是吃一個虱子，也得給你們每人撕一條腿啊。”

年幼無知的我們，“滿足”地端著自己的碗離開了鍋台，卻從沒有想過媽媽給自己留了多少菜糊糊。那些年，我們就是這樣吃著媽媽的生命，致使媽媽數次餓昏在大街上，被人發現才扶回家來。為了喂養她可憐的幾個孩子，夏收後她就帶著我大弟去田裏撿麥穗。有一次不幸被農民發現了，他們就拿著棍子打了過來……

那時我常跟媽媽去居委會開會，聽領導在會上講：“最近階級敵人又造謠生事，說什麽我們的糧食不夠吃。大家說，我們的糧食夠不夠吃？”

會場上那些饑餓的人們便有氣無力地呼應說：“夠吃。”

主持會的人看見還有人不表態，就指明了問：“你們那個角落，怎麽不說話？”

於是被逼得無可回避的人們便隻好也說：“夠吃。”

這時主持會的人就說：“那好，下麵我們給大家介紹一種增量法，如何用一斤米做出八斤米飯來……”

唉，既然糧食夠吃，誰還有必要去研究和推廣什麽增量法呢？

在我的記憶中，媽媽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她一天學也沒上過，隻是解放後進過幾天掃盲班，但卻能大段的唱出那些古戲的唱詞，包括那些押韻的有點文縐縐的詞句。晚上在煤油燈下，媽媽常常一邊做著針線，一邊指導我女孩子家處人為事的原則和方法，有時就對我輕聲吟唱著豫劇《陳三兩》、《穆桂英掛帥》、《花木蘭》、《楊八姐拒婚》等戲文裏麵的唱詞：

陳三兩邁步上宮廷，
舉目抬頭看分明。
衙門好比閻羅殿，
大堂好比剝皮廳。
可憐我青樓苦命女，
今日落入虎口中。
放大膽我把公堂上，
問一言我應一聲……

這是豫劇《陳三兩》中的唱詞。媽媽唱到這裏，往往淚光盈盈。我不大懂這出戲的情節，但看媽媽那樣動情，我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

非是我臨國難袖手不問，
見帥印又勾起多少前情。
楊家將舍身忘家把社稷定，
凱歌還人受恩寵我添新墳。
慶升平朝堂裏群小爭拚，
風煙起卻又把帥印送到家門。
宋王爺平日裏寵信奸佞，
桂英我多年來早已寒心。
誓不為宋天子領兵上陣，
今日裏掛帥出征叫他另選能人……

劉大哥你說話理太偏，
誰說那女子不如男？
男子漢打仗到邊關，
女子們紡織在家園。
白天去種地，夜晚來紡棉，
不分晝夜，辛勤把活幹……

這分別是《穆桂英掛帥》和《花木蘭》中的唱詞。母親唱到這裏，往往又會情不自禁地表現出一種激情。有時她沉浸在其中，便停下了手中的針線，癡癡地注視著眼前的煤油燈。看到我目不轉睛看著她，就不好思地低下頭繼續飛針引線。這些情景是我終生都喜歡回憶和咀嚼的。在她的吟唱中，我既羨慕那征戰殺敵的女中豪傑穆桂 英和花木蘭，也同情那供養親弟和義弟讀書的青樓才女陳三兩……

改革開放後，河南豫劇《花木蘭》等劇目被解禁了，我坐在電影院裏耳聽那熟悉的唱腔，恍惚中似乎覺得耳邊回旋著的仍然是我媽媽的吟唱。

最饑餓的年代過去了，媽媽的體質還是沒有緩過來，她得了嚴重的貧血症，身體極度虛弱。後來一個小小的卵巢囊腫扭轉就成了壓倒媽媽的最後一根稻草。

媽媽的忌日是五月三十一號，它和孩子們最快樂的“六、一兒童節”緊連在一起。那天，我們興奮的等著過自己的節日，但媽媽卻被抬進了縣醫院。被抬走時正是中午放學時間，我剛進家門就見父親送出診的大夫走出去。沒等我放下書包，媽媽就將我叫到身邊叮嚀我說：“媽有病了，要去醫院。你請幾天假在家看著弟弟，要聽話，不要惹你老子生氣，你知道你老子脾氣不好，小心他打你。”

媽媽滿臉的虛汗和痛苦的神情以及那喘息的語調都使我異常驚愕，我傻呆呆的，沒有問 一句媽媽的痛苦，也沒有說一句安慰媽媽的話，隻是驚恐而機械地答應著媽媽的叮嚀。但心裏卻有一種莫名其妙而又非常可怕的預感，我的媽媽此一去將不會再回來 了。這預感像一隻巨手緊緊攥緊了我的心房，讓我恐懼得發抖，這預感讓我這從來就自詡唯物主義者的人，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媽媽住進醫院的當天晚上，我一歲的小弟在我的懷裏聲嘶力竭地哭鬧著，他拚命舞紮著小手向外掙紮，想讓我把他抱到屋外去找媽媽。我抱著他滿地轉來轉去，百般哄慰也哄不住，最後我自己也哭了起來。小弟直哭到滿身是汗精疲力竭才沉沉睡去，而我卻在恐懼中祈禱那可怕的預感不要被證實。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下午，我約了媽媽的一個要好姐妹鄭娘娘一起去醫院。剛走到城關二小門前，看見父親的同事劉懷義叔叔迎麵走來。他攔住我們說：“不要去了……人已經……待會兒你爹領你們一起去吧……”劉叔叔邊說邊搖頭。

我隻覺得大腦中轟的一聲，當即在街上放聲大哭。等我與鄭娘娘一同哭著走進家門時，見我家已經擠了一屋子人，父親木然地坐在凳子上不住地歎氣，屋裏滿地都是父親扔下的煙頭。據父親說，媽媽斷氣前已經不能正常說話，但她還含糊不清地說著，天哪！可不能讓我死啊，我就是到了閻羅殿，我的六個孩子也會把我哭回來 的……

在縣醫院後麵那舊城牆上挖出來的，權且作太平間的窯洞裏，我撫摸著媽媽冰涼的身體，預感到我的求學希望，將會做了媽媽的陪葬。我的所有在課外閱讀中建立起來的美麗理想，我的不做平凡女孩的高遠目標，一切的一切，都將被無情的狂風吹得無影無蹤。這是與失去母親一樣讓我痛斷肝腸的事啊，我的淚無聲地流著，流著……媽媽呀，我還要繼續用優秀的成績為你增添驕傲，讓你與鄰居說話時底氣更足呢，我還要給你講秦香蓮自學武藝自己報仇的故事呢，我還準備長 大掙錢讓你過好日子呢，可你怎麽什麽都不等了，就這樣一去不複返了？

我悲憤地問蒼天：不應有恨啊，你為何偏在兒童節前夕，讓死神帶走六個兒童的共同母親？
六月一日那天，全世界的兒童都在歡慶自己的節日，我們卻在給媽媽下葬。那是一個沉沉的陰天，媽媽的靈車順著東關街向東門外的“冀魯豫墳地”行進，沿途看見不 少孩子帶著鮮豔的紅領巾。而我本該也和他們一樣穿著新衣服戴著紅領巾，但此時作為媽媽長女的我卻穿著白孝衣，帶著白孝帽，連鞋上都蒙著白布。與作為長子的 大弟用肩膀套著媽媽靈車上的拉繩，向著墓地沉重地走著。我哭得淚眼模糊，早已不辨方向，隻是機械地走著，走著……
老天不知道什麽時候又下起了蒙蒙細雨，好 像是為我們六個可憐的孩子灑一掬同情的眼淚。
到墓地時雨更大了，並且沒有停的跡象，父親的同事和朋友們冒雨揮動著鐵鍬為媽媽打墓坑，雨水和濕土使他們兩腿上都是泥漿。實在不能再深挖了，媽媽的棺木便被草草埋進墓坑中，當一鍁鍁濕溜溜的黃土帶著砰砰的響聲蓋在棺木上並且逐漸將它埋沒時，雨卻神使鬼差地漸下漸停了。

父親拿出買來的大餅，將它們掰成碎塊。打墓的叔叔們每人象征性地吃了一塊，算是招待過他們了，在糧票極為缺乏的年代，父親隻能這樣了。

環視周圍的墳墓大多都沒有墓碑，而媽媽的墓碑也隻是一塊從舊城牆上拆下來的大磚。
當所有的人都轉身往回走時，我慟哭著朝那座新墳淒厲地叫了一聲：“媽——”

打墳的叔叔們當即將我拉住並扯著我轉向回家的方向。

那時，我相信今生麵對任何人的死亡都不會讓我如此撕心裂肺了。

媽媽感到自己不行了時，對我父親說出，她偷偷存下的十斤糧票放在我家房梁上邊……
要知道，那不是吃不完剩餘下來的，那是從我們全家的嘴裏克扣下來的，是準備 留到萬不得已時候用的，那也是媽媽的主心骨。有了它，媽媽感到安全，感到踏實，所以臨終的媽媽，什麽都可以不囑托，但這幾斤糧票她可不能不囑托。其實，媽 媽做什麽事情都沒有瞞過她的長女，那糧票的事情，她也是告訴過我的。如果她不對父親交待這一後事，我也會對父親說的。半生挨餓的媽媽啊，臨死給我們全家留 下了最寶貴的遺產——十斤糧票。可憐的媽媽啊，你怎麽會想到？你去世十多年後，中國推行了拯救國家命運的改革開放，又過了幾年，我們就不再使用那可惡的糧 票了……

母親下葬的第二天，父親果然對我宣布說：“你別上學了，回來做飯看弟弟吧。”

幾十年過去了，我始終不知道父親當年說出這個決定時 心裏有沒有產生過波瀾。可我聽到這個決定時可就像天塌地陷了一樣，渾身上下都發懵了。父親的每一個字都說得那麽清楚，整個句子沒有任何歧義，但我還是像沒 聽懂一樣傻楞楞地站著，等候著父親的進一步解釋，其實是盼望父親糾正他的決定，或是就這個決定安慰我一番。可是父親說完這話卻沒等我作出反應就徑自出去 了。父親走後我大睜著一雙淚眼說不出一句話，也哭不出一聲。幾分鍾後我才如夢初醒，突然雙腳跺地放聲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頭皮發麻，直哭得胸腔阻塞渾身抽 搐，那種痛苦猶如被別人把心撕成了碎片，再踩在腳下用力地揉搓。同院的鄰居王大媽和田大媽聞聲前來勸解，勸著勸著她們也哭得抽抽噎噎。

哭夠了，我也清醒了，知道這是不可逆轉的。

上學時家務有媽媽全盤包幹，有時她讓我請假幫她排隊買糧，我就眼淚汪汪地不情願耽誤功課。媽媽見狀也就放我一馬，她自己抱著我小弟弟買糧去了。等媽媽去世後我又要學著做飯又要看小弟，手忙腳亂還是顧了東顧不了西，這才知道媽媽平日裏是多麽辛苦。

兩月後父親又宣布了另一決定，讓正讀四年級的大妹也停學回家幫著我搞家務。父親宣布這一決定時剛好是秋季開學的第三天。和我同樣酷愛讀書又和我同樣成績優異的大妹，一聽說不讓她上學了，當場就發瘋般的背起書包嚎哭著朝學校跑去，院子裏的大媽大嬸們拉都拉不住。那情形我任何時候想起來都曆曆在目，我至今都認為那是人世間最淒慘的場景之一。

後來我又輾轉迂回到師範學校上學，還函授進修大學課程，但大妹卻由於起點太低，終生未再踏進過學校的大門……

當然也正因為如此，大妹後來才幸免於下鄉插隊。

從我們家庭來說，厄運從母親的去世即開始了。父親中年喪妻，將要獨自養育六個子女；我們是幼年喪母，像一群失去母親溫暖翅膀遮護的雛雞。先是我的四妹和三妹 被二叔接走，送到我們的原籍河南農村，由我的嬸嬸養育。後來又把我的小弟送回老家，將三妹和四妹換了回來，再後來，我下鄉插隊，我大妹小小年歲卻被迫遠走他鄉打零工，我們一家人總是痛分幾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以莫須有的罪名群專了我那獨自撫養六個孩子的父親，對我一家更是雪上加霜。父親失去了自由，無法得知咫尺之外自己的子女有沒有飯吃；我們姐妹們漂泊在社會上，不知該到何處去尋求庇護。

幾十年後，當我與我的女兒說起這些往事時，她：“文革中的這些做法都是不人道的！”然而那時我們怎敢想自己還有要求人道的權力。

但對於我的媽媽來講，從某種角度上說，她好運氣，沒活到文革也就沒有了受辱的機會，也就不會因丈夫被群專而痛苦，也就不會因女兒在鄉下餓肚子而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