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女兒說家事》第五章 弱勢群體（56）四個冤死的“輪奸犯 2009-11-25 12:47:49
58/四個冤死的“輪奸犯”
還有四個倒在刑場上的北京知青，獲刑的罪名是“反革命輪奸犯”。首犯名叫王金洪，已經結婚，案發時他的妻子正懷孕在身。
事件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季的一天，十幾個北京知青乘坐一輛大卡車，前往同心縣去。在坑坑窪窪的河溝中顛簸行進時，遇見一個鄉下老頭帶著女兒徒步趕路。這對父女攔住這輛車，要他們將自己捎帶一段路。本來這夥北京知青不願帶他們，但經不住這父女倆人的纏磨，便讓他們上了車。走到同心縣馬家河彎時，汽車因故停了下來。有個知青便惡作劇地對那位姑娘開起了玩笑，大意是說你跟我走，給我當老婆之類的。同車的其他知青也跟著瞎起哄，當時便嚇哭了那姑娘。
回到連隊後，這夥青年又利用這次不同尋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傳了出去。誰知，過了些日子有人揭發說這十幾個北京知青將那姑娘輪奸了。於是很快就成立了專案組，在長一年多的時間裏，這個案子反反複複調查了多次，然而“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承認。但專案組對“加害者”進行了刑訊逼供，對“ 受害者”進行了“思想工作”，最後認定這輪奸案是“證據確鑿”。
結案時將五個“主犯”中的四個判處了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緩。而那四個被處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可“被輪奸”的女方卻是貧農出身，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黑五類出身的男子強奸了紅五類出身的女子，便被認定是“階級報複”，這無疑也影響著定案和量刑。
記得這四個人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時，大街上到處貼著被紅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固原老百姓們站在布告前都義憤填膺，人人皆曰這種無恥的“反革命輪奸犯”確實“該殺”。人們還罵罵咧咧說，這都是些什麽知識青年啊？北京怎麽淨打發這種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社會垃圾來支援我們西北？
當時我也挺納悶，怎麽來寧知青中有這麽多的黑五類子女？數年後我才知道，他們當年正因為出身不好才在升學中落榜的，落榜後報名參加邊疆的建設兵團自然是他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徑了。
但一段時間後，這一“反革命輪奸案”卻被平反了。原來那所謂的輪奸純粹是舉報人的推想或者是杜撰出來的。而當時在“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聲中，公安機構都癱瘓了，辦此案的人員大多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外行。而這一冤案最終能平反，主要是因為涉案的幾個“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們的家長借住在黨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條件，堅持不懈地申訴和上告，才促成了對案件的複查和平反。
我天生愛探究曆史和現實。記得我在楊郎時，我隊有一個姓張的人在林建三師一團工作，我曾就此案與張某詳談過。當時他說：“那幾個輪奸犯很頑固，在專案組強大的“攻勢”下，他們才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認後又反複翻供。而那個受害的女方剛開始有思想顧慮，不敢承認自己曾被輪奸。後來組織上再三給她作“思想工作”……”
此案平反後，我再次與他談起這個案子。針對同一個事實，他的口吻和說法卻顯然不同了。他說：“當初那些北京青年時而承認，時而推翻，人家那個女的也一直不承認有這回事，後來專案組反複把人家叫來做工作，施加壓力……唉，多虧了那幾個知青的家長住在北京，到中央去告狀比較便利。這案子要擱到普通人身上……你想告狀連門也找不到啊……”張某的言談中充滿了對此冤案的遺憾。
我問：“那麽平反後給錯殺的那幾個人有沒有經濟賠償？”
他搖搖頭說：“不知道。”接著他又補充說：“賠多少錢都沒意思，反正人死了。”
另一個原在林建三師工作過的朋友對我說，當時對這幾個犯人還上了肩背銬，並加了楔子。有一個人熬不過去了，便下了軟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這 “肩背銬”和“加楔子”是這樣的：將犯人的一隻手從肩膀上拉過去，另一隻手從後背上拉過去，在後麵銬起來，這種銬法本來就超過人體的耐受極限了，還要在後背與銬著的雙臂之間插進酒瓶之類的東西。這種肩背銬和加楔子的刑法是非常殘忍的，它會給受刑者造成生不如死的痛苦。凡是受過這種刑法的，肩膀即便不殘廢也會喪失一定的功能。
僅管對這案子的定案經過有多種不同的說法，但此案已經作為錯案平反了，並且還將平反文件在林建三師進行了傳達，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平反時那首犯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都來到了固原，住在當時的固原第一旅社。該旅社一個姓馬的女服務員告訴我，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也算堅強，平時出來進去都滿臉冷靜不聲不響。有一天，她娘倆照樣平靜地走進房間，關上門後卻從房間裏爆發出一陣痛徹心扉的嚎啕哭聲，那哭聲讓前台上的服務員們聽得清清楚楚……唉！看樣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問題時受了啥刺激。
我問小馬：“你怎麽不進去勸慰一下？”
“唉，可憐！可憐呀……我想進去勸解，又覺得不合適。”小馬邊說邊搖頭。
我想，如果那個案子放到今天，相關的科學檢測不就能解決疑惑了嗎？可當時定案全靠有關方麵的證詞，而證詞的獲得手段有時又是那麽的不合法。退一步說，即便是存在著輪奸的事實，那也跟“反革命”挨不上邊，為什麽要定為“反革命輪奸案”呢？僅僅因為出身不好的“輪奸”了出身好的嗎？
嗚呼，四個來建設邊疆的北京知青啊！無論他們出身多麽不好，他們都是四個活生生的人啊！哪能憑空被人奪去生命？以後，每當在楊郎走夜路時，我都會想起那幾個飲彈而亡的年輕生命，我在心裏呼喊著：“你們的陰魂此時還在大西北的曠野中遊蕩嗎？”
58/四個冤死的“輪奸犯”
還有四個倒在刑場上的北京知青，獲刑的罪名是“反革命輪奸犯”。首犯名叫王金洪，已經結婚，案發時他的妻子正懷孕在身。
事件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季的一天，十幾個北京知青乘坐一輛大卡車，前往同心縣去。在坑坑窪窪的河溝中顛簸行進時，遇見一個鄉下老頭帶著女兒徒步趕路。這對父女攔住這輛車，要他們將自己捎帶一段路。本來這夥北京知青不願帶他們，但經不住這父女倆人的纏磨，便讓他們上了車。走到同心縣馬家河彎時，汽車因故停了下來。有個知青便惡作劇地對那位姑娘開起了玩笑，大意是說你跟我走，給我當老婆之類的。同車的其他知青也跟著瞎起哄，當時便嚇哭了那姑娘。
回到連隊後，這夥青年又利用這次不同尋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傳了出去。誰知，過了些日子有人揭發說這十幾個北京知青將那姑娘輪奸了。於是很快就成立了專案組，在長一年多的時間裏，這個案子反反複複調查了多次，然而“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承認。但專案組對“加害者”進行了刑訊逼供，對“ 受害者”進行了“思想工作”，最後認定這輪奸案是“證據確鑿”。
結案時將五個“主犯”中的四個判處了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緩。而那四個被處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可“被輪奸”的女方卻是貧農出身，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黑五類出身的男子強奸了紅五類出身的女子，便被認定是“階級報複”，這無疑也影響著定案和量刑。
記得這四個人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時，大街上到處貼著被紅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固原老百姓們站在布告前都義憤填膺，人人皆曰這種無恥的“反革命輪奸犯”確實“該殺”。人們還罵罵咧咧說，這都是些什麽知識青年啊？北京怎麽淨打發這種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社會垃圾來支援我們西北？
當時我也挺納悶，怎麽來寧知青中有這麽多的黑五類子女？數年後我才知道，他們當年正因為出身不好才在升學中落榜的，落榜後報名參加邊疆的建設兵團自然是他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徑了。
但一段時間後，這一“反革命輪奸案”卻被平反了。原來那所謂的輪奸純粹是舉報人的推想或者是杜撰出來的。而當時在“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聲中，公安機構都癱瘓了，辦此案的人員大多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外行。而這一冤案最終能平反，主要是因為涉案的幾個“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們的家長借住在黨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條件，堅持不懈地申訴和上告，才促成了對案件的複查和平反。
我天生愛探究曆史和現實。記得我在楊郎時，我隊有一個姓張的人在林建三師一團工作，我曾就此案與張某詳談過。當時他說：“那幾個輪奸犯很頑固，在專案組強大的“攻勢”下，他們才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認後又反複翻供。而那個受害的女方剛開始有思想顧慮，不敢承認自己曾被輪奸。後來組織上再三給她作“思想工作”……”
此案平反後，我再次與他談起這個案子。針對同一個事實，他的口吻和說法卻顯然不同了。他說：“當初那些北京青年時而承認，時而推翻，人家那個女的也一直不承認有這回事，後來專案組反複把人家叫來做工作，施加壓力……唉，多虧了那幾個知青的家長住在北京，到中央去告狀比較便利。這案子要擱到普通人身上……你想告狀連門也找不到啊……”張某的言談中充滿了對此冤案的遺憾。
我問：“那麽平反後給錯殺的那幾個人有沒有經濟賠償？”
他搖搖頭說：“不知道。”接著他又補充說：“賠多少錢都沒意思，反正人死了。”
另一個原在林建三師工作過的朋友對我說，當時對這幾個犯人還上了肩背銬，並加了楔子。有一個人熬不過去了，便下了軟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這 “肩背銬”和“加楔子”是這樣的：將犯人的一隻手從肩膀上拉過去，另一隻手從後背上拉過去，在後麵銬起來，這種銬法本來就超過人體的耐受極限了，還要在後背與銬著的雙臂之間插進酒瓶之類的東西。這種肩背銬和加楔子的刑法是非常殘忍的，它會給受刑者造成生不如死的痛苦。凡是受過這種刑法的，肩膀即便不殘廢也會喪失一定的功能。
僅管對這案子的定案經過有多種不同的說法，但此案已經作為錯案平反了，並且還將平反文件在林建三師進行了傳達，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平反時那首犯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都來到了固原，住在當時的固原第一旅社。該旅社一個姓馬的女服務員告訴我，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也算堅強，平時出來進去都滿臉冷靜不聲不響。有一天，她娘倆照樣平靜地走進房間，關上門後卻從房間裏爆發出一陣痛徹心扉的嚎啕哭聲，那哭聲讓前台上的服務員們聽得清清楚楚……唉！看樣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問題時受了啥刺激。
我問小馬：“你怎麽不進去勸慰一下？”
“唉，可憐！可憐呀……我想進去勸解，又覺得不合適。”小馬邊說邊搖頭。
我想，如果那個案子放到今天，相關的科學檢測不就能解決疑惑了嗎？可當時定案全靠有關方麵的證詞，而證詞的獲得手段有時又是那麽的不合法。退一步說，即便是存在著輪奸的事實，那也跟“反革命”挨不上邊，為什麽要定為“反革命輪奸案”呢？僅僅因為出身不好的“輪奸”了出身好的嗎？
嗚呼，四個來建設邊疆的北京知青啊！無論他們出身多麽不好，他們都是四個活生生的人啊！哪能憑空被人奪去生命？以後，每當在楊郎走夜路時，我都會想起那幾個飲彈而亡的年輕生命，我在心裏呼喊著：“你們的陰魂此時還在大西北的曠野中遊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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