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女兒說家事》第三章、草根之交（31）我是右派分子的粉絲
我是右派分子的粉絲
我的女兒大約想不到吧，來楊郎後第一個被我視為朋友的人居然是一個“右派分子”，他就是收購站惟一的職工劉錫林，前文中我已經幾次提到他的名字。在楊郎的幾年中，是他這個“右派”給我這個一心當“左派”的人幫助最多，沒有他一家人的幫助，我什麽派也當不成，也許早已赴九泉陪伴我的媽媽去了。
我下鄉那年劉錫林才三十來歲，但楊郎不分老少都尊稱他為“老劉”，我便也稱他為“老劉”，他的孩子卻稱我為“阿姨”。其實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從內心裏一直將他當父輩一樣看待。在我的印象中，這個老劉始終都在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經典語錄來論證問題，對他來說是信手拈來。毫不誇張地說，他是楊郎公社最受人們崇拜的人，用今天的語言說，這個右派分子在楊郎擁有眾多的“粉絲”，而我就是其中最堅挺的一根。
不論是在農民中還是在商店、學校、衛生院的職工中，包括在公社機關的領導中，不論人們爭論的是思想問題或理論問題，隻要爭論的一方說，老劉是這麽說的，另外一方就休戰了。或者人們在爭論不出高低時，就會異口同聲說：“走！問老劉去，讓他說到底誰是正確的。”到了老劉那裏，經過老劉的先傾聽，後分析，爭論的雙方最後都心服口服無話可說了。可以這樣說，即使是老劉的“敵人”也無法有效地駁斥他。
寧夏回族自治區歌舞團來楊郎鍛煉僅三個月時間，就有幾個人慕劉錫林之名，冒著結交右派分子的危險，到老劉的收購站去，與老劉探討一些思想理論問題，向老劉傾訴自己的生活方麵的諸多問題，思想方麵的諸多困惑與現實麵前的諸多認識，充滿敬意地聽取老劉的看法和建議。
看了上麵的介紹後，你不要想象著他一定是個戴眼鏡的，文質彬彬的讀書人模樣，或者是一個言辭鋒利，口若懸河，揮手甩臂的雄辯家形象。其實他是一個身材高大而橫眉立眼的人，也是一個多思而慎言的人。他常年穿一身舊舊的，並不怎麽幹淨的麻灰色中山裝，嘴裏幾乎時時刻刻含著一根旱煙鍋。除了那挺直的身板、高昂的頭和眼角眉梢彰顯著的一腔正氣有點特別外，從所穿的衣服和所抽的旱煙鍋上，你看不出他是什麽階層，什麽身份。大約是家庭出身比較過硬吧，也許是自認為當年被定罪的“言論”並不是真“右”吧？總之在他身上你絕對看不到一般右派的那種小心謹慎和畏畏縮縮。
我曾驚訝他那沒有什麽家具的家裏，卻收藏著不少大部頭馬列著作，我陸續借來一部分，半懂不懂地啃著。我也曾像一塊海綿一樣，通過無數次的交談，從他那裏汲取著一些思想精髓，那是我當時非常強烈的想要汲取的東西，而且他在這方麵的儲存量也使我覺得取之不盡，汲之不竭。
我原來隻知道老劉是從北京來的支邊青年，又操著一口純正的普通話，還以為他是生在首都長在首都的幸運兒。聽老劉自己講，他原籍是河北唐山，父親是產業工人，這是當時非常吃香的一種身份。劉錫林上學雖晚，但跳過級，小學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北京的一所中學，享受著國家的獎學金，寄宿在北京的叔叔家。盡管嬸嬸對他這個大飯量的男孩不甚歡迎，常甩臉子給他看，但首都的宏偉壯麗吸引著他，國家的照顧感動著他。當時他想，隻要能在這裏上學，即使不讓我吃飯也行…… 在以後的很長時間內，他都是抱著對黨和國家感恩的思想學習和工作的。中學期間由於各方麵都很優秀，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團，還曾作為共青團員代表受到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一九五五年，十八歲的劉錫林初中畢業了。上級號召畢業生到西北去支援建設，劉錫林覺得自己報效國家的時機來了，就自作主張報名支邊。學校要家長蓋章同意，他拿回申請表格，偷偷用自己的大拇指代替父親在表格上按了手印。最後如願來到了大西北，並且被分配到重要部門（固原縣委辦公室）工作，還承擔了固原地委組織部的部分保密工作（暗中調查敵偽留用人員的思想行為言論等）。
當時我們偉大的祖國正處於百廢俱興的時期，上級的信任和重用使劉錫林覺得國家的未來和個人的前程都比錦繡還要燦爛。可惜，曆史與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僅僅兩年後，他這個出身於無產階級家庭的，提起共產黨就感激涕零的，懷著報恩思想前來支援邊疆建設的，並且酷愛鑽研馬列主義，力求實踐馬列主義的青年，卻被那些根本就不讀馬列的人打成了“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後劉錫林被發配到固原炭山煤礦挖煤和背煤。他勞動中虔誠地進行著思想改造，妄圖將自己這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重新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左派分子”。勞改期滿後被安置在楊郎供銷社收購站，從此便在這個崗位上扮演了二十年“摘帽右派”的社會角色，在苦難中安置了自己本該另行安置的一生，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徹底平反。
當年那個意氣奮發的有誌青年，早已成了一個全麵內行的收購人員。什麽各種動物皮張呀，各種毛發呀，各種金屬呀，經他一過目，種類等級就都定出來了，沒有人能與他爭執，誰也不比他懂得更多。
我到楊郎時，文革中的各派戰鬥隊已經解散了。據我房東家大孫子八石說，文革時，別人都將自己的戰鬥隊袖章戴在胳膊上，老劉卻將自己的袖章戴在額頭上，這種舉動也真夠出格的。因為他是右派，不便於參加什麽革命群眾的派別，但他認為自己有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力和責任，於是便成立了隻有一個人的戰鬥隊。他這個戰鬥隊不攻擊哪個具體的人，也不批鬥哪個“走資派”，隻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宣傳如何正確進行文化大革命，宣傳如何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你可別說，他在文革中又是頭戴紅袖章又是成立戰鬥隊，表現得這麽狂熱，還能算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要知道，文革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頭腦清醒者，人們或多或少都有些犯糊塗。我想，劉錫林之所以在文革中那麽虔誠地按自己的認識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可能是他自以為應該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改造自己。這些都從側麵證明，老劉那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心，雖經九死而無一悔。
以後，每當我遭遇不公正對待時，我都以老劉為榜樣，加固自己對毛主席的信念，“正確”對待個人的委屈。同時，每當與老劉對坐探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種種議題時，我便連饑餓都感覺不到了，這大概是“精神”變成“物質”了吧。
我是右派分子的粉絲
我的女兒大約想不到吧，來楊郎後第一個被我視為朋友的人居然是一個“右派分子”，他就是收購站惟一的職工劉錫林，前文中我已經幾次提到他的名字。在楊郎的幾年中，是他這個“右派”給我這個一心當“左派”的人幫助最多，沒有他一家人的幫助，我什麽派也當不成，也許早已赴九泉陪伴我的媽媽去了。
我下鄉那年劉錫林才三十來歲，但楊郎不分老少都尊稱他為“老劉”，我便也稱他為“老劉”，他的孩子卻稱我為“阿姨”。其實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從內心裏一直將他當父輩一樣看待。在我的印象中，這個老劉始終都在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經典語錄來論證問題，對他來說是信手拈來。毫不誇張地說，他是楊郎公社最受人們崇拜的人，用今天的語言說，這個右派分子在楊郎擁有眾多的“粉絲”，而我就是其中最堅挺的一根。
不論是在農民中還是在商店、學校、衛生院的職工中，包括在公社機關的領導中，不論人們爭論的是思想問題或理論問題，隻要爭論的一方說，老劉是這麽說的，另外一方就休戰了。或者人們在爭論不出高低時，就會異口同聲說：“走！問老劉去，讓他說到底誰是正確的。”到了老劉那裏，經過老劉的先傾聽，後分析，爭論的雙方最後都心服口服無話可說了。可以這樣說，即使是老劉的“敵人”也無法有效地駁斥他。
寧夏回族自治區歌舞團來楊郎鍛煉僅三個月時間，就有幾個人慕劉錫林之名，冒著結交右派分子的危險，到老劉的收購站去，與老劉探討一些思想理論問題，向老劉傾訴自己的生活方麵的諸多問題，思想方麵的諸多困惑與現實麵前的諸多認識，充滿敬意地聽取老劉的看法和建議。
看了上麵的介紹後，你不要想象著他一定是個戴眼鏡的，文質彬彬的讀書人模樣，或者是一個言辭鋒利，口若懸河，揮手甩臂的雄辯家形象。其實他是一個身材高大而橫眉立眼的人，也是一個多思而慎言的人。他常年穿一身舊舊的，並不怎麽幹淨的麻灰色中山裝，嘴裏幾乎時時刻刻含著一根旱煙鍋。除了那挺直的身板、高昂的頭和眼角眉梢彰顯著的一腔正氣有點特別外，從所穿的衣服和所抽的旱煙鍋上，你看不出他是什麽階層，什麽身份。大約是家庭出身比較過硬吧，也許是自認為當年被定罪的“言論”並不是真“右”吧？總之在他身上你絕對看不到一般右派的那種小心謹慎和畏畏縮縮。
我曾驚訝他那沒有什麽家具的家裏，卻收藏著不少大部頭馬列著作，我陸續借來一部分，半懂不懂地啃著。我也曾像一塊海綿一樣，通過無數次的交談，從他那裏汲取著一些思想精髓，那是我當時非常強烈的想要汲取的東西，而且他在這方麵的儲存量也使我覺得取之不盡，汲之不竭。
我原來隻知道老劉是從北京來的支邊青年，又操著一口純正的普通話，還以為他是生在首都長在首都的幸運兒。聽老劉自己講，他原籍是河北唐山，父親是產業工人，這是當時非常吃香的一種身份。劉錫林上學雖晚，但跳過級，小學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北京的一所中學，享受著國家的獎學金，寄宿在北京的叔叔家。盡管嬸嬸對他這個大飯量的男孩不甚歡迎，常甩臉子給他看，但首都的宏偉壯麗吸引著他，國家的照顧感動著他。當時他想，隻要能在這裏上學，即使不讓我吃飯也行…… 在以後的很長時間內，他都是抱著對黨和國家感恩的思想學習和工作的。中學期間由於各方麵都很優秀，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團，還曾作為共青團員代表受到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一九五五年，十八歲的劉錫林初中畢業了。上級號召畢業生到西北去支援建設，劉錫林覺得自己報效國家的時機來了，就自作主張報名支邊。學校要家長蓋章同意，他拿回申請表格，偷偷用自己的大拇指代替父親在表格上按了手印。最後如願來到了大西北，並且被分配到重要部門（固原縣委辦公室）工作，還承擔了固原地委組織部的部分保密工作（暗中調查敵偽留用人員的思想行為言論等）。
當時我們偉大的祖國正處於百廢俱興的時期，上級的信任和重用使劉錫林覺得國家的未來和個人的前程都比錦繡還要燦爛。可惜，曆史與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僅僅兩年後，他這個出身於無產階級家庭的，提起共產黨就感激涕零的，懷著報恩思想前來支援邊疆建設的，並且酷愛鑽研馬列主義，力求實踐馬列主義的青年，卻被那些根本就不讀馬列的人打成了“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後劉錫林被發配到固原炭山煤礦挖煤和背煤。他勞動中虔誠地進行著思想改造，妄圖將自己這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重新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左派分子”。勞改期滿後被安置在楊郎供銷社收購站，從此便在這個崗位上扮演了二十年“摘帽右派”的社會角色，在苦難中安置了自己本該另行安置的一生，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徹底平反。
當年那個意氣奮發的有誌青年，早已成了一個全麵內行的收購人員。什麽各種動物皮張呀，各種毛發呀，各種金屬呀，經他一過目，種類等級就都定出來了，沒有人能與他爭執，誰也不比他懂得更多。
我到楊郎時，文革中的各派戰鬥隊已經解散了。據我房東家大孫子八石說，文革時，別人都將自己的戰鬥隊袖章戴在胳膊上，老劉卻將自己的袖章戴在額頭上，這種舉動也真夠出格的。因為他是右派，不便於參加什麽革命群眾的派別，但他認為自己有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力和責任，於是便成立了隻有一個人的戰鬥隊。他這個戰鬥隊不攻擊哪個具體的人，也不批鬥哪個“走資派”，隻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宣傳如何正確進行文化大革命，宣傳如何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你可別說，他在文革中又是頭戴紅袖章又是成立戰鬥隊，表現得這麽狂熱，還能算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要知道，文革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頭腦清醒者，人們或多或少都有些犯糊塗。我想，劉錫林之所以在文革中那麽虔誠地按自己的認識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可能是他自以為應該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改造自己。這些都從側麵證明，老劉那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心，雖經九死而無一悔。
以後，每當我遭遇不公正對待時，我都以老劉為榜樣，加固自己對毛主席的信念，“正確”對待個人的委屈。同時，每當與老劉對坐探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種種議題時，我便連饑餓都感覺不到了，這大概是“精神”變成“物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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