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女兒說家事》第二章,另類教化（25）鬥地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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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女兒說家事》第二章,另類教化（25）鬥地主等等 2009-10-29 11:18:13
25,鬥地主及其它

在加緊備戰的同時，對“四類分子”的鬥爭也同樣加緊了。

那時，我們生產隊晚上的活動安排是比較規律的，通常是每三天一個循壞，即一天休息，一天記工分，一天政治活動。

輪到記工分這天，會計將記工員們交來的幹活記錄核實後寫在每家的工分本上。那麽多的勞動力，大家每天幹的活兒又各不相同，而且每記一次就是三天的。這些都要一天一天，一筆一筆登記清楚。所以記工分的會場比政治學習要安靜多了，男人為了集中注意力，連抽煙也暫時停止了，女人們手中的針線也停下了，人人都朝會計那裏伸頸側目，那裏摞著高高的一遝工分本，等候給它們填充新的內容，給它的主人們填充新的希望。會計口裏報著數，筆下記著賬。人人都專注地聽著會計的報數，隻怕將自己的工分少記一星半點。不管是會計還是社員，任何人如果發現不大對頭的數字，就可要求停止記賬，現場進行有關的查核，待查核清楚後，再接著記工分。

而輪到政治活動那天，屋子裏有所少個男性，就會有多少根煙槍，包括未成年男性都是如此。那數十根旱煙棒子悠然噴著嗆人的煙霧，不一會兒，煙霧的密度就越來越大，與煤油燈裏飄出來的黑煙混合在一起，絲絲縷縷地在人們頭頂上漂浮著，在人群中間充斥著，引起會場上此起彼伏的咳嗽聲。男人們好像是專門到這裏品煙的，女人似乎是專門到這裏進行納鞋底比賽的。至於隊長或者是會計讀的是報紙上的什麽內容，大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不曾留心。

我想，輪到頭等重要的階級鬥爭項目——評審四類分子時，應該比較激烈和熱鬧吧？
那時“評審四類分子”的標準是：看“四類分子”是否擁護黨的領導，是否遵紀守法，是否服從生產隊指揮，是否接受貧下中農監督改。評審的方式是：召開全體社員會議，讓四類分子們站在會場中間，由社員們根據被評審對象的現實表現談看法，提意見，最後由生產隊作出評審結論。

我第一次參加評審四類分子大會是在下鄉第二年的冬季，那時我父親已經被“群專”了，正和我隊的四類分子一樣，在革命群眾的批鬥中煎熬著。在這一年中，除了有時開大會領呼一下口號還能喚起我的一點政治熱情外，其他所有時間我都不得不麵對那苦不堪言的“生產鬥爭”。生產鬥爭當然不是我的長項，所以我總有一種失落感。

我想其他紅衛兵們可能也會有這樣的失落感。因為自從各省的造反派們勝利地“奪取了政權”後，已經是“祖國山河一片紅”了。然而奪權後除了個別的學生領袖被結合進領導班子外，其他的這個派那個派們，不論你曾寫過多麽精彩的鬥爭快板，不論你曾編演過多麽感人的造反歌舞，不論你曾舌懸利劍在辯論場上贏過多少掌聲，也不論你曾像一個天才的軍事家一樣，指揮著紅衛兵們成功地搶來了多少槍支彈藥，取得了多少“文攻武衛”的政績，總之這些曾經的“革命小將”們，最後都落寂地打起背包下鄉插隊去了。

往日的革命戰鬥生活雖遠去了，但留在腦海裏的記憶卻依然使人不平靜，“革命”和“鬥爭” 已經成為我的思維定式了。所以當聽說要評審四類分子的消息後，我不禁感到有點興奮，有點躍躍欲試，也有點緊張。興奮的是我可能要重新看到那火熱的階級鬥爭場景了，緊張的是我現在也是“黑五類子女”了，由我隊地主的被審聯想到我父親的被鬥，我的心裏猶如打翻了五味瓶。

我設想不出我會在評審會上看到什麽樣的鬥爭場麵。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看到什麽樣的鬥爭場麵。總之我猜測著，也許會像我看到過的有些單位批鬥反革命一樣，群眾義憤填膺地用手指著批鬥對象，大聲叫罵訓斥，還對被批鬥對象拳打腳踢抽嘴巴。被批鬥的人往往滿臉流著緊張的汗水，或者流著悔恨的淚水，盡可能地給自己上綱上線，末了再來一通自我咒罵，比如說：“我罪該萬死！我死有餘辜”。

也許就像文革初期學生們批判自己的老師一樣，給老師們掛上寫著各人罪名的大木牌子，勒令老師們站在凳子上，要他們交待是如何利用社會主義講台用修正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毒害自己的學生的；而老師們麵對自己往日的教育對象，痛心疾首地解剖著自己的靈魂，悔恨自己對學生有意或無意的思想毒害。

也許會像固原的某個中學一樣，強令那些教師們彎著腰在學校院子的花壇周圍跪成一圈，每人後背上都有一個紅衛兵用腳踩著，這叫做“踏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我們四隊評審四類分子的會場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為它一點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火藥味兒十足。會議一開始，男人女人們就都盡量躲在燈影照不到的暗處，女人們照樣分秒必爭地做著自家的針線，臉上沒有絲毫的衝動；男人們照樣慢條斯理地卷著旱煙，眼中沒有絲毫的激憤。隻有地主保占英的侄子保XX評審時態度最嚴厲，他高聲叫著自己親叔父的名字說：“保占英：你必須老實交代！”

其他人對站在中間的被評審對象，不外乎是提一些不著邊際的意見，再進行一番不痛不癢的所謂政治教育和訓導，比如說：“保占英：你的剝削思想還沒有改造好，你今後要進一步改造你的剝削思想，好好勞動，聽下（清）了嗎？”

保占英恭順地地答應著：“聽下（清）了。”

評審會就這樣平平淡淡地結束了，真是令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失望，也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僥幸。

楊朗三隊和楊郎一隊都和我們是近鄰，但都比我們生產隊窮得多。他們的評審情況我們時常聽說，那火候與我們四隊相比可就大不相同了。

楊郎三隊有個地主分子叫鄧培勤，白天在隊裏勞動，幹得比別人多，比別人苦，回到家還常常吃不上飯，晚上又被社員們施加車輪戰，一會兒觸及靈魂，一會兒觸及肉體，他終於活不下去而上吊自殺了。他死後貧下中農們就揪來他的老婆作替代，繼續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

楊郎三隊還有個叫萬耀宗的地主，每次評審時，他夫妻倆雙雙站在會場中間的凳子上。地主婆一雙小腳站立不穩，時常從凳子上掉下來，就遭到拳打腳踢，打完後喝令她再站上去，接著鬥爭，再掉下來，就再打……

楊郎一隊的地主曹漢武死得早，隻有老婆被鬥爭。貧下中農們從外邊搬來一大塊冰，逼她脫光鞋襪，光著一雙小腳站在冰塊上接受大家的批鬥。等批鬥結束時，地主婆的兩隻腳將冰塊融化了兩個腳窩。下一次評審時，貧下中農代表又變換花樣，搬來一大塊冰讓她坐在上麵，到評審結束時，屁股底下也融化了一個大窩窩。第三天評審時再換一個花樣，讓她跪在冰塊上，評審結束後，她的膝下也化了兩個窩窩。第四天評審時又將冰塊放到她的胸部，冰塊被體溫融化了，水從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楊郎一隊的曹漢英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場的大石滾子上，兩肩上還放著小威力的雨炮。腳下稍一動，石滾子就滑動了。她不是摔下來被石滾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雨炮弄炸了，被整得當場昏死過去。

還有一個地主叫張道方。此人在舊社會時比較吝嗇，人們借糧他大多不肯。評審他時，那火藥味兒就更濃了，動不動就拳打腳踢摑耳光。

那時候，看著我們楊郎四隊評審四類分子的方式，聽著另外生產隊的評審狀況，我糊塗了，我納悶了。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可我們隊的貧下中農為何對地主階級那麽溫良恭儉讓？而別的生產隊怎麽那樣立場鑒定，那樣愛憎分明？
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我們隊裏一些年紀較大的人。他們告訴我：“咱們隊的人都不壞，不欺負地主富農；再（別）的隊都窮得很，壞得很，把地主和富農往死裏欺負呢。”甚至我們的隊幹部關國棟都說：“那些貧下中農代表都是八成兒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辦事。”

我不解地問：“那麽又為啥要選“二百五”當貧下中農代表呢？”

關國棟說：“嗨，你沒有聽過這樣的話嗎？犁地要用爬山虎，搞運動整人要用二百五。”
我問：“爬山虎是什麽？”

關國棟不好意思地一笑說：“那是罵人的話。”

我猜想這話可能涉及到兩性關係，便不再追問了。

但我還是不理解，鬥爭地主怎麽算是欺負地主呢？對地主仇恨怎麽能算是壞得很呢？那滿懷對地主階級的強烈仇恨，積極衝殺在階級鬥爭第一線的貧下中農代表們，即便有一些做法是不符合黨的政策的，那也不能被人看作“二百五”啊？這一連串疑問難倒了我。沒有人給我解惑答疑，我隻能在心裏驚呼著“怪乎哉！”

然而幾十年後的今天，我看到《聯眾世界》裏有“鬥地主”這樣的網絡遊戲的名稱時，便會覺得有點不自在，因為它總讓我想起當年那個雙膝跪在冰塊上的地主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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